郑永年：中美之争，我最担心这件事发生_风闻

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的“一号议题”。

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自1500年以来，全球一共发生了16次权力转移，其中有12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

中美关系是否将不可避免地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又是否会发生一场冷战乃至热战？

正和岛近日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就中美关系展开了一段讨论。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口 述：**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采 访：**徐悦邦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转移内部矛盾

就能实现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吗？

过往以欧美为绝对中心的世界秩序，坍塌了。

这才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大变局。

《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今年1月6日发文，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的说法称，中美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

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何止是自由落体所能形容的。

这个落体不仅没有任何阻力，反而得到了来自两边的巨大推力，以最快速度掉向这些年来中美都不想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今天人们把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界定为“贸易战”或“经济战”，就表明了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经济竞争”的范围，而进入“战争”状态。

什么叫贸易战？就是政府通过非市场的方式、行政的方式、政策的方式甚至军事的方式来解决贸易问题。我们就说叫贸易战。

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发动贸易战了。以前他对他的盟友日本、德国等经济体，也曾发起过贸易战。

但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贸易战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这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技术冷战”，降低贸易依存度的下一步，自然就是技术脱钩——技术冷战——全面冷战。

说穿了，西方的“反华”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他们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然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

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

美国期望通过这场“技术冷战”，让中国无法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甚至终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因为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免受任何崛起中大国的挑战。

可以说，促成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回到“贫穷社会主义”阶段，是美国所需要的。

只要中国停留在“内部贫穷”状态，就不会有外在影响力，也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

所以实际上贸易战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

人们既不能低估美国对他国崛起的恐惧，以及这种恐惧感所带来的非理性行为，也不能低估美国为了维持霸权而遏制他国崛起的决心。

而美国这种“技术冷战”的心态，根本上还是西方内部问题的外部化反映——内部社会出现矛盾、经济乏力，就把这些问题外部化、政治化。

我们知道，这一波经济全球化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的蛋糕在这轮全球化中越做越大，获得了巨量财富，得到的好处比谁都要多。

但是，美国的问题并非是利益获得的问题，**而是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它没分好蛋糕，也分不好。这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

以前美国可以说自己是“中产社会”，二战后美国中产阶层比例最高时达到70%；但现在则是“富豪社会”了，今天美国中产阶层连50%都不到。奥巴马当政8年，美国中产阶层规模每年减少1%。

这放在哪个国家受得了？底层得不到好处，中产越来越少，连白人都越来越穷，不造反，可能吗？

而民主国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实际上是很弱的，因为他们控制不了社会，就很容易把这个矛盾向外转移，外化成国际问题。贸易战只是其中一种“外化”行为。

所以民主国家的麻烦就在这里，一人一票，不能得罪老百姓。老百姓是选票、是上帝，那就只能得罪外国人了。自己的上帝不得罪，去得罪别人的上帝，“文明冲突”就产生了嘛。

这些都是民粹主义在全世界崛起的经济根源，也是特朗普能上台的最主要社会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了。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要去妖魔化特朗普，实际上他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正确的。

客观地看，在国内问题的判断上，特朗普还是比较理性的。用他竞选时的话说，就是要“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

他把重点转移到美国国内建设，要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重振美国经济，他通过大规模减税等政策促使跨国企业回归本土，提振美国中小企业发展动力。

这些措施对美国是管用的。只是他用的方式，大家不容易接受。但是要看到他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的。

以前西方用意识形态处理问题没有解决好问题，所以特朗普就想寻找另外一种方式——放弃从前基于强权之上、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国际秩序，而想建立一个基于利益之上的国际秩序。

这个秩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间赤裸裸的经济竞争，不讲道德也不讲规则，什么都可以交易。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战之所以不可避免，就是因为中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不可持续。

人们甚至可以说，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是贸易战，也会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但我认为，中美贸易冲突，解决不了美国的内部结构问题。

西方的问题，美国的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这种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打多久贸易战都解决不了。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把国内矛盾转移出去就能完全解决国内问题的。但美国还是这样去做了，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不就是这样吗？最后结果如何？欧洲还是通过社会改造、社会运动改变的。

所以只要美国的精英阶层利益没有被撼动，甚至更富裕、更稳固，美国的国内问题就很难有解决的可能。

“美国第一”没问题，但前提是“解决问题第一”。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只要中国是持续开放的，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中美两国就不可能完全“脱钩”。只是说以前中美贸易依存度那么高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要再梦想回到那个时代了。

我们应有的理性反思

这些年来，不少中国人的心态越来越内向，即“向内看”。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义的崛起。

因为国家的快速崛起，人们对国家的崛起感到无比自豪。同时，经过那么多年的开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体制原来远非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不过如此”。

这无疑是积极正面的。

但是，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并不十分了解这成果是如何得来的，国家是如何崛起的。

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国家的崛起，是中国人民辛苦劳动得来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互动的成果。如果没有西方，中国尽管最终也会崛起，但会困难得多。

没有这个认知，越来越多的人就骄傲起来。

很多人认为，中国了不起了，美帝国主义根本不在话下。这就是非理性的表现。

于是，在一段时间里，“超越西方”的声音盛行，人们相信西方已经衰弱，中国已经全面超越西方。还有很多人开始当西方的“老师”了。

不少人不是把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视为目标，而是把超越美国视为目标。给国际社会的一种强烈感觉就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超越美国。

这种过度的宣传更是强化了美国、西方对中国的忧虑或者“威胁感”。这主要表现在3个领域，即“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和“中国模式”。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方面“过度宣传”，结果大大超越了政策设计者的初衷。

比如，习近平主席亲自讲我们不输入模式、也不输出模式，“中国模式”不是说要取代西方，只是提供另外一种选择。我们的宣传部门没有说清楚这一点。而且学术界有人到处讲，中国模式是最好的，已经超越西方。

我们总是批判人家的冷战思维方式，但我们脑袋里的冷战思维方式也很强大。

我们有些地方确实需要反思。中国富得太快，就要避免暴发户心态。现在中国有些人唱得太高调了。

我觉得国内极左、极右还是要少一些。“高级黑”和“低级红”都太多了，这些东西害了自己的国家。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中国也需要民族主义，但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不是义和团主义。

民族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德国解决了没有，日本解决了没有？反倒是二战后民族主义被遏制下去后，他们的问题解决了。

所以民族主义虽然能排解一部分情绪，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反而是恶化问题的方式。

我们决策还是需要理性，制订政策的时候还是要实事求是，不能被意识形态左右决策，不能让情绪左右决策。

而尽管社会和中下层官僚机构中间，经历着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但中国毕竟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对时局保持清醒头脑的领导集团。

领导层是非常清醒的。**中国的基本问题还是贫穷问题。**像李克强总理说，中国还有6亿人一个月可用的收入是1000元。

我还记得以前温家宝总理，他非常谦虚，说“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

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这是理性的判断。我们国家真正要通向一个富裕社会还早着呢。社会的底端还是那么大。邓小平在1992年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变”。我们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所以在大变革时期，政府部门、精英阶层应当头脑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人收入不高、称不上富裕，这个定位要准确。

我们的人均GDP还很低，刚超过1万美元，而美国、新加坡人均都已经超过6.5万美元了。

我们的中产阶层现在才30%，还低着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经济起飞后，20、30年时间就把中产阶层做到了70%。

我们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速度不比这些经济体低，但我们的中产阶层还那么小，哪有什么骄傲的余地。

但现在我们有些人头脑发昏了，好像我们强大得不得了。一些知识分子、智库，整天吹嘘、过度吹嘘。这是虚胖。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要冷静、要清醒，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邓小平还在世，他肯定会谦虚地说，中国还没有解决好“发展”和“公平”这两个主要问题，即既没有解决好做大蛋糕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分配蛋糕的问题。

现在，改革已经再出发。我们离一个富裕公平社会的路途依然遥远。基于贫穷人口依然占多数这一国情，人们只能诉诸行动，而没有任何骄傲懈怠的空间。

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相信“国霸必衰”。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霸气要少一点，很明显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格霸气。

其实，国家和个人是一样的。低调和谦虚总是促成进步，而自我膨胀、夸大意识会最终导向失败。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这就需要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

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应当花大力气纠正目前日渐盛行的民粹性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浪潮。文明的进步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

同时，既然现在美国向中国发起了经济战，中国即使想回避也很难，只有迎战。

但迎战的过程应当是理性展现的过程，而不是情绪表达的过程。情绪很容易表达，而理性则是少有的。

中美两个大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打败对方的，只要不打败自己就行。

两个国家如果是理性的，天下就太平；一个国家理性、一个国家闹情绪，就可能吵吵闹闹；若两个国家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我一直在呼吁，今天的世界要回归三样东西：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

我的三点建议

在这个大动荡时代，中国应当创造自己的战略机遇期，我有3点建议：

1. 做大中产阶层

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是如何做大中产阶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强调了很多年。

一个社会，当中产阶层很强大的时候，就容易达成共识。

理性怎么来，就来自中产。《孟子》里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恒产，人肯定就会理性考虑。

如果中产阶层不壮大，社会就很难稳定；中产阶层不壮大，消费社会就很难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很难持续发展；中产阶层不壮大，法治社会就无从谈起，因为中产阶层最需要法治；同样，只有中产阶层壮大才能发展民主。

任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要先发展起中产阶层来。

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占到70%时，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这70%的中产阶层的利益，这样就不会走向极端。

历史上，西方治理的成功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民主自由，而在于做大了中产阶层。

德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法》，但并不是在“一人一票制”之下搞的，而是俾斯麦当政时代政治精英为了社会稳定主动去做的，福利制度也是。

西方这些年出现了许多问题，走向极端化的民粹主义，也是因为整个中产阶层的生存环境恶化了。

美国如果中产阶层仍然占到70%的话，绝不会发生特朗普当选这样的事情；欧洲如果不是中产阶层面临困境，也不大会有英国脱欧公投。

今天中国社会的底层仍然庞大，中产阶层还太弱小。社会依然脆弱，经不起危机折腾；而本来就不太大的中产阶层，又缺失足够的制度基础。

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多豪言壮语，一个指标就是把中产阶层做大。

2. 中国应该发力“软基建”

尽管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技术层面，基本上还是西方技术的应用，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经济起飞，的确是建立在“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上，但中国不是，中国只是“中国加工”和“中国组装”。

借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的话来说，“人家（美国）一断芯片，你就休克了”。中国工业体系的脆弱性是显见的。

现在，工业已经到了4.0版，那是什么概念呢？工业1.0版，就是机械化；2.0版，自动化；3.0版，信息化；4.0版，智能化。

我到广东各地调研时问地方领导：你们的企业到底在哪一个版本？我得到的答案是：大部分企业还处于1.0版到2.0版之间。

中国工业体系确实很全面，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有，3.0版、4.0版有很多，但不是原创，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

而一个东西哪怕99%国产化了，但只要剩下1%的核心技术还掌握在人家手里，人家把梯子抽走，你就会摔下去。

一个组装大国永远成不了所谓的强国，原创性技术的大国才是强国。我们只是虚胖，我们人数多，但是很虚的，肌肉不够的。

所以下面我们就是要练肌肉，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的发展。怎么做？根本在于发力“软基建”。

什么是“软基建”？就是社会建设，例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养老院等等。

要是不解决掉医疗、教育、住房这“新三座大山”的话，首先是穷人很难真正脱离贫困，哪怕是一时脱贫了，依然很容易返贫；中产阶层没有制度保障。这样的话，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是会很低。

二战后，西方创新能力强，就在于搞好了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制度保障。福利资本主义就是“软基建”建设的结果。

赤贫的人虽然也可以创新，但还是少。有质量的创新主要还是靠中产阶层。

就像美国硅谷，有一批受教育的中产阶层，他就可以冒一定风险去创新了。你想想如果马斯克连饭都吃不饱，我不认为他能够做成特斯拉。

日本、亚洲“四小龙”更聪明，政府主动地去搞“软基建”，像日本实行“工资倍增”计划、终身雇佣制，全民薪水提高；中国台湾跟香港辅助中小型企业发展；新加坡搞公共住房。

政府主动作为，搞软基建使得这些经济体都避免了类似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把自己的中产阶层做大做强了。

我以前说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现在到了社会改革。

所以社会建设的“软基建”可以说已经不是一种选择了，而是中国通向未来的唯一道路。

3. 开放，开放，更加开放

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说，中国要防止陷入“明朝陷阱”。

明朝时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国家能力是世界上最强的。海洋时代还没开始，明朝的倭寇骚扰中国的沿海一带。

实际上中国的海上力量当时是世界一流，葡萄牙、西班牙的船没法跟中国相比。

如果明朝没有保守的意识形态，海洋时代还是属于中国的。但明清选择“闭关锁国”，后来鸦片战争被西方用枪炮打开大门。

我们因此失去了一个海洋时代。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英美两个国家。当年大英帝国称霸世界为什么能持续长达200多年的时间，而美国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独霸全球，至今才不过20多年的时间，就显出了衰老的迹象。

这里的因素有很多。但我觉得当时的英国之所以能持续那么多年，就在于它采取“单边开放”的政策。

所谓“单边开放”，就是你不向我开放没关系，我向你开放。这才使得英国会强势那么长时间。

所以中国如果要真正实现强大，就应当学习早期的英国，实行“单边开放”。

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你黑暗，我更光明；你保守，我更开放。

如果简单地以牙还牙、针锋相对，那世界可能就遭殃了。

具体来说，包括这3方面的开放：

1）经济上要真的开放

第一个就是经济方面的真开放。

贸易战实际上就是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再分配。所以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美国政府利益和资本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

美国行政当局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发动贸易战，但这必然使得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受损。

现在主张美国打贸易战的主要是白宫而不是华尔街。虽然美国现在企业界支持特朗普搞贸易战的也不少，但他们思维是不一样的。

这些既得利益的目标是要迫使中国更加开放，而不是让中国更加封闭。但白宫冷战派希望中国封闭起来。

从美国的历史上看，最终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

因此，中国必须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减少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甚至遏制贸易战。

资本的逻辑就是扩张，不扩张资本就会死亡。

中国拥有一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美国的商品需要市场，美国的技术需要市场，没有人乐意放弃中国市场。

即使美国的资本因为政治压力而不得不放弃，那么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呢？美国是否有能力施压所有西方国家放弃中国市场呢？

所以在开放状态下，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变成中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和西方要把中国孤立起来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所以第一经济上要真正地开放，开放的计划有很多，但要尽快地实施下去，包括《香港国安法》通过后要继续维持香港的开放，甚至是更开放。

因为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后，香港在经济上、商业上可以变得更加开放了。

更重要的是加快建设中国国内内部的开放平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都应该是重点建设对象。

在这些内部平台上一定要有有力度的、有深度的改革政策，由中央政府来统筹。

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需要时间，并且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但这些内部自由贸易平台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下。

一定要使得这几个内部开放平台对国际优质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打贸易战，不能别人一拳打过来，你就一拳打回去，更不能走封闭的路子，那会完全走上了美国冷战派所期待的道路。

2）思想上要解放

第二个开放就是邓小平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意识形态化。

上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跟美国相比，无论是核武器、太空技术，还是地缘政治，都是旗鼓相当的。

我们现在比当时的苏联强大吗？那还远着呢。把什么都意识形态化，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不能光是具体的物质方面开放，思想、精神方面也应该开放。

像上世纪80年代，我们说“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明清以后的历史经验总结。

所以我们当时非常谦虚地学习，向美国、日本等大经济体学，也向新加坡那么小的国家学习。

但现在的人太骄傲了，不向世界学习了，已经是天下观念，认为“我就是世界”，抱着这种心态肯定就会封闭起来。

我们应该显示出包容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跟爱国主义并不矛盾。理性的、帮助国家成长进步，而非阻碍国家、甚至使国家倒退的，才叫爱国主义。

3）更应精准开放

从中国角度来看，现在面临新一波的开放，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下一步要“精准开放”，缺什么补什么。

比如你要拉住华尔街，就要看到美国的优势在哪里。华尔街对实体经济不感兴趣，他的优势和兴趣点在金融、互联网，关注技术领域。

对日本和欧洲呢？可能就是开放制造业的部分。从中国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要吸取美国的教训，就要在精准开放中弥补自身短板。各方面要平衡。

从历史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结论就是，开放就成功，封闭就会被打败。

所以贸易战打到后面，不是比谁更民族主义、比谁更封闭，而是比谁更开放。谁最开放，谁就是赢家。

最后，还是那句话，大国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此我们要有信心，走自己的路。

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

中国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