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 | 秦统一进程的间谍史考察_风闻

摘要：关东六国为了遏制秦国崛起并延阻其东进战略,曾采取多种方式以求“弱秦”和“间秦”。“间秦”行为达到了部分预期目的,但也促使秦人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并逐渐认识到“用间”在统一进程中的战略重要性。秦人“用间”不惜耗费巨资,往往能够以此奠定胜利于战场之外。“离其君臣之计”的成功为秦人“卒兼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应忽视“间”者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上智为间”和“用间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早期间谍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

作者简介： 李斯(1983—),男,湖南长沙人,历史学博士,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历史系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史与早期出土文献研究。文章原刊：《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秦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秦统一的成功原因,学界较多关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察,“武力”之外的某些因素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马非白先生在《秦集史·尉缭传》按语中指出:“世但知始皇帝以武力征经营天下。而岂知武力之外,尚有其最毒辣之间谍政策哉![1]“间谍政策”可以成为“武力之外”辅助统一的重要手段,应当是值得重视的历史认识。近年亦有学者从情报战和间谍战等角度予以探讨,部分论断可能仍有进一步斟酌和讨论的空间。(1)探讨“秦”与“六国”之间的间谍活动及其特征,或许能够丰富和增进关于秦统一进程的具体细节以及早期间谍史的认识。

一、“阴通间使”与“弱秦”“间秦”活动

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在巡游途中刻石记功,其中特别提到:“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2]261所谓“阴通间使”“内饰诈谋”等语,可以理解为秦人总结统一事业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的历史记忆。战国后期,由于秦的实力增长迅速,关东六国针对秦的间谍活动也日趋频繁。派往秦国的使者,其目的并不仅止于完成礼节性的外交任务。“间使”之得名,主要与其身负“间秦”使命有关。《史记·河渠书》记载: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2]1408

郑国以“水工”身份“间说秦”,即秦史上著名的“郑国渠”事件,《史记·李斯列传》又作:“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史记正义》有对于“间秦”的具体解说:“郑国渠首起雍州云阳县西南二十五里,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傍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以溉田。又曰韩苦秦兵,而使水工郑国间秦作注溉渠,令费人工,不东伐也。”[2]2541可见郑国“间说秦”“间秦”的主要动机实为通过修建大型水利设施以消耗秦的国力,进而达到使秦国“不东伐”的战略目的。绵延三百余里的郑国渠确属浩大工程,可以想见所“费”之“人工”数量之巨大。然而,在郑国“为间”的真实意图暴露后,秦人的反应耐人寻味。有学者以为:“秦人对经济的重视、对水利的重视、对实用技术的重视,超越了政治偏见,这体现了秦人具有很强的科学精神、开放意识和宽阔的胸襟。”[3]这一论断具有历史合理性,值得相关研究者重视。

如果联系“渠就”实际造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客观效果,可以看到秦文化中注重实际效用的功利主义倾向,这一实用理念也体现在对待别国“间”的处理上。《史记·李斯列传》也提到郑国渠事件:“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2]2541韩人“间秦”事件引发秦国上层统治集团对于“客”的真实身份及其意图的空前争论,竟然导致“一切逐客”的激烈后果。《资治通鉴》将“逐客”之议系于始皇十年(前237):“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4]216所谓“游间”,胡三省注:“谓游说以间秦之君臣。”可以推想,类似韩人郑国以“间说秦”“间秦”为使命的“间”者活动在秦国可能是较为普遍的存在。尽管将“诸侯人来事秦者”一律视为“为其主游间于秦”而实行无差别的“逐客”措施固然可能有些反应过激,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在秦活动的“间”者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

关东六国为了达成合纵反秦之目的,不仅在军事、外交上结为联盟,而且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大量的侦察与间谍活动。特别是与秦为近邻的韩、赵、魏三国,采取了多种方式以求“弱秦”和“间秦”。

赵国之所以能在战国后期与其抗衡一时,也与一批善用间谍的名将有关。例如,赵奢巧妙利用“秦间”传递假情报,“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2]2445又如,李牧“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故能屡次“击破秦军,南距韩、魏”。[2]2451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将白起趁势进击,韩、赵两国危在旦夕。于是赵国派苏代离间白起与范雎的关系,不仅成功地使秦国暂时罢兵,还使两人互生嫌隙,甚至间接导致了后来白起被赐死。

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擒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郉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2]2335—2336

苏代能够成功说动秦相应侯范雎,“厚币”是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点明“武安君必为三公”并反问“君能为之下乎”则体现以言辞离间的巧妙。故范雎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秦因此撤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此后,白起因与秦王意见不合,对多次征召都以病推辞。秦王与应侯范雎等商议,决定令其“自裁”。有论者以为白起之死固然有其复杂性,但赵国间谍的离间活动确曾起到重要作用。(2)征诸史实,应当承认这一观点具备一定历史合理性。

魏国本有“用间”的传统,以“善间”闻名的信陵君曾在边境部署大量军情人员: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2]2377

这里虽然只提到信陵君之“客”能够“探得赵王阴事”,但以其门客数千人的规模推想,秦国内部很有可能也存在其间谍网络。清人朱逢甲《间书》也注意到信陵君“长于用间”:“信陵用客为间,能先知赵猎非寇,倘赵寇非猎,信陵亦必先知也。信陵长于用间,与《孙子》之言英雄所见略同。考《史记》,信陵所著有《魏公子兵法》。其书言用间必精,今《孙子》十三篇传,而《魏公子兵法》不传,可惜也。且信陵善间,而后魏王中秦间,信陵竟以间废,亦可慨也。”[5]15所谓“魏王中秦间,信陵竟以间废”,应当可以理解为秦人仿效其用间方式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之一。

二、“离其君臣之计”与秦人“卒兼天下”

关东六国“间秦”行为达到了部分预期目的,但也促使秦人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并逐渐认识到“用间”在统一进程中的战略重要性。面对六国“相聚约从”的强大实力,从《史记·李斯列传》中可以看到秦人不仅限于军事征服的“天下一统”“急就”构想: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幷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斯为客卿。[2]2540—2541

所谓“阴遣谋士”体现了“用间”的隐秘性,“厚遗结之”与“利剑刺之”反映了“用间”方式因具体对象和面临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阴谋和暴力竟然也成为竞胜的重要手段之一。《资治通鉴》在引述这段记载之后又总结道:“数年之中,卒兼天下。”[4]218对于秦统一的军事成功,梁启超也写道:“其将王翦王贲蒙骜蒙武蒙恬,皆一时之杰也。行此策十余年,六国尽灭。”[6]45肯定“行此策”与“六国尽灭”的密切联系。

秦人“用间”不惜耗费巨资,往往能够以此奠定胜利于战场之外。由于秦“间言”的成功,赵王不顾重臣反对,执意派缺乏实战经验的赵括取代廉颇为将,导致后来长平之战的惨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对此记载较为详细:

七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王不听,遂将之。[2]2446

不仅如此,赵国最后的名将李牧也因秦国间谍散布流言而被杀,赵旋即为秦所灭:“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2]2451《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记载秦以“间金”贿赂齐国重臣之事:“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2]1902《战国策·秦策四》亦载秦王派遣顿弱携重金从事间谍活动:“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毕从,顿子说也。”类似的例子还有信陵君“窃符救赵”后,因秦国间谍散布谣言而被魏王罢黜之事:

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其岁,魏安釐王亦薨。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2]2384

所谓“多予金”“资万金”“行金万斤”等语,体现出间谍活动的具体资金耗费,而这也是离间活动得以顺利实行并获得成功的重要经济基础。从上述史实不难发现,“离其君臣之计”的顺利实施确实为秦以军事方式促成“天下一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幕幕看似波澜不惊、鲜见血雨腥风的较量中,不应忽视“秦间”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秦人以“用间”这一特殊方式取得的巨大成功,受到时人及后世的肯定。但也可以看到,许多人对此有所批评和贬抑。郭嵩焘的意见堪称典型:

案《田完世家》:“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李牧传》:“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皆李斯相秦时事也。然《赵奢传》云:“赵王信秦之间言。”则犹在昭襄王之世。《信陵君传》:“魏安厘王三十年,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河外。秦王乃行万金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则犹在庄襄王之世。《范雎传》云:“昭王用范雎谋,纵反间,买赵。”盖秦君臣专务以诈欺诸侯,尤善以反间离其君臣,其由来久矣。

所谓“秦君臣专务以诈欺诸侯”的论断,或许不免受到后世儒学正统学者“过秦”观念的影响,甚至隐约透露出某种“后见之明”的道德优越感。但郭嵩焘敏锐地注意到秦人“尤善以反间离其君臣”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其由来久矣”,却是值得重视的历史认识。[7]214—215

三、“上智为间”与“不战而屈人之兵”

如果追溯早期间谍史,可以看到“用间”的主要意图是收集情报和伺机破坏。情报与信息并不完全等同,广义的情报基本上可以定义为经过处理的信息。[8]3收集情报的侦察间谍可能起源很早,无论是出于侦察兽群动向的狩猎需要(3),还是为了原始部落之间的生存战争,都依赖于情报的准确获取。

清人朱逢甲《间书》概述中国历史上的“用间”活动,认为“用间始于夏之少康,使女艾间浇”[5]1。先秦时已出现专门的间谍机构与职官。《周礼·秋官》:“士师之职,……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郑玄注:“汋读如酌”,因上古“邦”即“国”,故“国汋者,斟酌盗取国家密事”。而郑玄又注“邦谍”云:“为异国反间。”孙诒让释曰:“为异国反间者,谓以邦谍之密谋输入异国。”可见“邦汋”与“邦谍”在具体分工上又有侦察情报和反间破坏的不同侧重。《六韬》也提到军中“用间”之职:“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9]73所谓“耳目”“羽翼”“游士”等名称,体现出间谍活动独有的隐秘性与灵活性。

“上智”与“谋臣”是先秦时“为间”人选的主要来源。《孙子·用间篇》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门论述“用间”理论的兵家著作,也是世界间谍史上最早的专门文献,对古今中外的间谍思想及其实践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孙子·用间篇》云:“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10]301《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其狱中上书云:“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2]2561所谓“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等应是间谍活动的具体内容,而“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等语则反映出间谍活动的巨大成效。《孙子·用间篇》这样总结“用间”原则及其重要性:“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可细分为“五间”:“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其中尤以“反间”最为关键:“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10]290—300“反间”指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有将计就计的意味,但尚未上升到主动防御的高度,可视为早期反间谍的一种手段。但史籍中对于“反间”概念的界定不如《孙子》的界定明晰,往往将用间都说成反间,专指用计使敌人内部产生矛盾与分化。在尚无专门间谍训练的古代,如何选拔和招募间谍是一大难题。《孙子》未言其详,后世注家则多有发挥。例如,生间“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壮、矫捷劲勇、闲于鄙事、能忍饥寒垢耻者为之”,还应“有贤材智谋,能自开通于敌之亲贵,察其动静,知其事计,彼所为己知其实”[10]296。复杂多样的“用间”任务,客观上要求执行者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

由于间谍工作的隐秘性,用间过程中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泄密。《孙子·用间篇》特别强调:“故三军之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10]296—297有学者回顾中国古代间谍史,将其总结为十五种:“窃听、通讯、密码、代号、秘语、暗器、毒药、摹迹、密写、化装、查验、伪造、判析、拆封、密藏。”[11]414—457秦汉典籍所见较多的是窃听技术。例如,范雎初见秦王,“左右多窃听者”,其中可能就潜伏有敌国间谍,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2]2409《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写道,主要活跃于秦惠王时期的政治家甘茂(一说樗里疾)曾运用“凿穴于王之所常隐语者”的特殊方式刺探国君与大臣之谈话内容,“凿穴”“道穴听之”等窃听手段使其能够探知政敌与秦王的“隐语”,并最终以此除去竞争对手。[12]319—320《墨子·备穴》记载“凿穴”人员选拔与设备情况:“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幎之以薄皮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所谓“穴听”的具体设置:“戒持罂,容三十斗以上,狸穴中,丈一,以听穴者声。”[13]561—562类似技术可能在秦统一过程的“用间”活动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秦统一的历史进程,主要是通过大规模军事征服活动完成的,由此造成的战争成本也十分惊人。《孙子·用间篇》首先便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孙子·作战篇》又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所谓“内外之费”“日费千金”等战争相关费用,恐怕主要还得由民众来承担。因此,《孙子》提出“用间”是确保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如果仅仅因为“爱爵禄百金”而不愿派出间谍,不仅决策者要背负“不仁”之名,从军事动员成本的角度考量也是得不偿失。历代《孙子》注解者对于所谓“不仁”有具体解说。

李筌曰:惜爵赏,不与间谍,令窥敌之动静,是为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间也。梅尧臣曰:相守数年,则七十万家所费多矣;而乃惜爵禄百金之微,不以遗间钓情取胜,是不仁之极也。王晳曰:惜财赏,不用间也。张预曰:相持且久,七十万家财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赏之细,不以间求索知敌情者,不仁之甚也。[10]289—290

出于“惜爵赏”“惜财赏”等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主动选择“不用间”,却发动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七十万家财力一困”,可以认为是战争主导者因小失大的决策失误。

如果从经济角度考虑,战争并非解决纷争的最优选择。朱逢甲《间书》提出:“夫主战斗力也,用间斗智也。斗力何如斗智?战胜仅能杀贼党,用间可以擒贼王。……用间可不战而屈人之兵”。[5]187尉缭当时向秦王建议设立专门用间机构,其花费“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若以《孙子》中“兴师十万”需要“日费千金”来计算,“三十万金”仅仅相当于十万人的部队出征三百天的花费,但省却了至少七十万民众的休耕备战之劳。战国后期的战争规模,不仅常常超过十万人,而且持续时间也较长。例如,秦赵长平之战,仅仅赵国就被坑杀四十余万人,而秦获胜的代价也并不轻松,竟至于“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通过计算不难发现,“用间”活动显著地减少了士卒伤亡和民众负担。能够认识到“斗力”不如“斗智”与“用间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体现出关注民众疾苦、注重改善民生的“人本”倾向与人文关怀。

四、结语

秦人通过“用间”成功地瓦解了敌国合纵联盟,减少了统一过程中的阻力。尽管六国军事实力总和要远强于秦国,但最终却被秦国各个击破。宋代学者已经认识到,秦人“以其间”取三晋,又“伐楚”“伐燕”,进而灭齐等一系列军事成功,都得到“用间”战略与间谍行动的有力支持。[14]142“用间”的成功为秦人“卒兼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应忽视“间”者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上智为间”和“用间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早期间谍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用间”比较显著地减少了士卒伤亡和民众负担,其积极意义应当予以肯定。而有关此时期的“间”者往来与“用间”方式等问题,不仅是早期间谍史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后世间谍理论及其实践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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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4]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注释

1参见:郑玲童《论秦国统一过程中的间谍战》,《秦汉研究》2008年第1期;熊剑平《浅析战国时期纵横家的间谍活动》,《军事历史》2010年第3期;付金才《论战国时期秦国的间谍战》,《石家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吉家友《间谍战在秦统一中的应用及效果》,《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孙家洲《“反间”:秦统一进程中的成功策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2参见黄富成:《中国古代间谍史》,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3在法国旧石器晚期的岩洞笔画中,还画有戴着兽面的假面具的猎人,以更有效地“侦察”和伏击野兽。参见刘家和《世界上古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