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危机之中电影行业者们的辞职故事_风闻

你辞职了吗？

辞了。

在过去的特殊半年里，电影行业挣扎于疫情危机之中，不乏听闻有的公司裁员了、有的企业降薪了，甚至有人永远消失了，并且随着市场全面复工之日的遥遥无期，行业内的低气压也在持续加剧。该离开还是要留下？也成为这段时间内许多人的迷茫所在。

阴霾之中，“求稳”也成为更多人心照不宣的选择，除了被迫裁员外，多数人也更愿意留守在原本的岗位上等待这场危机的结束，也等待市场春暖花开后有更好的机遇出现。

但也正在这场疫情之下，有许多人选择了辞职，他们中有的人曾经是影视公司的部门负责人，有的人是一个小型公司的中层管理者，也有的人是在传统媒体待了多年的记者，或者营销公司的宣传策划，而在他们的辞职故事中，这场疫情危机也更多扮演着“催化剂”的作用，正如受访者森喜刚所说“没有疫情我也会辞职，只是或许没有这么快”。由此可以看出，疫情危机的爆发背后，也直接暴露出从业者状态以及他们对于行业和未来的思考，所以，一起拍电影（ID：yiqipaidianying）也采访了一些选择辞职的人，通过他们的故事来看一看那些“被催化的问题”。

薪资问题成为“导火索”

“在家哭了三天，最后决定说走了吧，”谈起自己三个月前的辞职，电话那边的小雨还是很感慨的。

在一家传统媒体待了五年的小雨在今年3月份离开了这份“自己喜欢的、也比较适合的”工作，大学一毕业小雨就进入这家业内资深的传统媒体工作，从实习生一路做到资深记者，尽管传统媒体早已江河日下，去年公司也发生过拖欠工资的情况，但是小雨也没有离开——“之前有想过辞职，但是是考虑职业转型，真的没有想过会这么快。”

今年年初疫情危机全面爆发，席卷电影行业，公司也从1月份开始就没再发工资了。公司层面给出的说法是延迟发放工资，市场环境不好再加上此前就有过类似情况发生，所以再次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也在小雨和同事们的意料之中。

但随着拖欠的日子越来越长，领导的意思也表明了上半年情况都不会好转，并且对于被拖欠的工资是否能够补齐小雨也越来越心存怀疑，她其实认为“后面的工资不会补了”。与此同时，家里恰好也出了事更加影响小雨的情绪和状态，辞职的念头也在这段时间里变得非常强烈。

“整个人状态很不好，觉得自己再不辞职就要憋疯了，”但说起要离开，小雨也还是舍不得，所以在家里哭了三天，征求了身边朋友们的意见，最后小雨向公司提出了辞职。辞职之后小雨经历了短暂的休整期，但生活压力让人无法停滞不前，所以她又进入一家营销公司成为一名文案策划，开始学习新的职业技能，回看这半年来，她说道“今年这个情况属于被迫转型了”。

同样因为公司拖欠工资而愤然选择离职的还有森喜刚，比小雨情况好一点的是森喜刚所在的媒体生存境遇不算太差，但是在疫情笼罩的复工阶段中，老板延迟发放工资的决定直接刺激到了他“出事了一般都是下层员工先被减工资，公司并没有替员工顶住压力，而且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北漂两年半的森喜刚陆续经历过两三家影视公司，从项目策划筹备、制作宣传等各个环节也深深浅浅都有过参与，而这次疫情期间，他选择了直接辞职并离开北京，结束了这段以电影为名的北漂生活。

“我还是必须要承认，北漂失败了，”接受采访时的森喜刚已经回到成都老家，他说在他离开北京之前用一个月时间当了一次游客，把北京能去的景点全走了一趟，最后“身无分文”地回到了家乡。而回到家乡之后，他也开始转行学习做城市工程规划建设等，待遇嘛，比在北京的工作好一点。

此外，在这场疫情危机中开始对于自己的身份与未来感到迷茫的人也存在，之前在一家电影公司担任宣传策划的辰星眼下正面对这样的情况，今年以来市场停滞、项目搁置也让辰星的工作瞬间“清闲”许多，收入自然也少了许多，但闲的久了她也对自身的职业规划及行业未来充满疑惑，她说：“我越来越觉得把喜爱的电影当主业，现在这个时候太难了，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方向。”迷茫之中，她也辞掉了工作，目前依然是待业状态。不过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她也开始做兼职，比如帮人写影评600字30块，或者写写视频文案等，但同时她也说“我还在考虑离开这个行业。”

当然，有迷茫者也有目标清晰的人存在，例如小熙和王琳也都是从前东家主动辞职的，但一个人是因为看到了现有业务发展的短板而决定转型去互联网公司，另一个人则是从疫情爆发之前就开始了创业计划，恰在疫情期间顺势推行了计划的进行，不过与上面受访者相似的是，其中一人在离职前也遭遇了公司克扣项目奖金的情况。

回看以上几个辞职故事，基本都是“减薪”或“拖欠工资”引发的。疫情危机的爆发将整个行业拖入泥潭并且至今也深陷其中，而在行业生态链发生剧烈震动之中，每一个行业个体都受到影响，尤其是基层员工，而类似“减薪”这样的问题也往往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迫使他们“主动”选择离开。

疫情“迷雾”遮盖的行业真相

了解一些电影行业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除了镜头里凝聚出来的那120分钟之外没啥光鲜亮丽的，并且在许多时候需要的是从业者用爱发电，尤其在前两年资本退潮之后，连热钱也不甚看好这个行业了，所以在那些选择转型或者离开的人内心里，真正让他们发生改变的是什么呢？

大势所趋下的转型是必然，例如从传统媒体辞职的小雨、和进入互联网公司的小熙。一方面，传统媒体式微叠加疫情危机，让小雨原本所在的领域产生更加严重的生存危机，据小雨听前同事们讲，公司整个上半年只发过两三千左右的生活费给员工，由此可见员工们的出走和职业转型既是趋势也是生计所需。而在投身互联网公司的小熙看来，疫情期间网生内容的爆发让她更进一步看到了未来内容形式的发展方向，相比传统影视公司势能，互联网大浪无疑是未来的更广阔前景，所以她选择了辞职转型。

行业体系及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在某种层面上行业的脆弱性，也让一些人感到迷茫甚至寒心。已经离开北京的森喜刚说“客观地说，没有疫情我也会走，是疫情把这件事加速了，因为疫情影响的是我的收入，不是我的心态，我早就寒心了。”怀揣着电影理想来到北京进入电影行业，森喜刚最初的梦想也像许多人一样单纯而美好——当导演拍电影，但是摸爬滚打两年多见惯了行业形形色色的“常规”“习俗”“圈子”等，他说：“我对北京的电影环境失望了”，带着这样的感悟他辞职并选择永远离开北京，至于电影他说没放弃，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在家乡继续完成理想。

而对于处于迷茫中的辰星来说，疫情危机的打击让她更清醒地看到了行业的脆弱性，例如影视热潮中发展起来的许多中小影视公司不具备抗风险能力，并且行业内也没有防范风险的体系设置，上没有明确的规划指示，下没有充足的资金备案，面对危机从业者要么忍着要么离开，越来越多的案例发生也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更多人的心态，辰星也直言“心态积极不起来”，而这也是许多从业者目前普遍处于的一种状态。

此外，对于选择在这个档口创业的王琳来说，她也知道此刻创业风险更大、前程更辛苦，但是相比原岗位的发展瓶颈，王琳认为向前走比停在原地更重要，所以她也说“跟疫情没多大关系，决定辞职的时候已经有疫情了。”

诚然，这些故事以及故事中的采访对象是半年来行业动荡中的一个侧面，但综合这些侧面，实质上也呈现了疫情危机之下行业暴露出来的问题。疫情的爆发是一次对于行业的洗礼，这场洗礼中既有涤清泥沙的过程，例如Q1超5000家注销的影视公司中多为空壳公司，一些被时代和市场所淘汰的影城也在危机中倒闭，但同时这段洗礼的过程也加速呈现出行业原本就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人员流动和变迁背后，正是行业发展的清晰轨迹，而每一位从业者发出的声音，也是行业完善和发展需要注重的意见。

疫情之下，当更多人选择求稳而延缓了工作变动的计划时，这些依然选择辞职的人背后，或许也更为真实地体现着从业者面临的问题，正如这些案例中有的人对行业环境失望，有的人对公司体制的寒心，还有的人对职业前途感到迷茫，在他们身上，“辞职”的念头往往不是因为疫情而引发，却是因为疫情而催化，许多矛盾或者问题其实早已存在，是这场疫情的出现间接“助推”了结果的产生。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行业会更好吗？

或许会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