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一个情报让中共死里逃生——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四）_风闻

6   一个情报让中共死里逃生

由于顾顺章叛变，造成中共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从城市转向农村，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一下子凸显出来。

中共在城市遭受惨重失败的同时，农村的革命斗争搞得风生水起。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后，赣南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被称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之后，中央苏区达到鼎盛，横跨江西、福建、浙江、广东4省60县，全盛时总面积8.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435万。

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毛泽东为主席。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地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颁布了第一部宪法，正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中国的情报工作，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共情报机构也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名称：国家政治保卫局。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中华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是苏维埃特别组织之特别机关。这个机关是在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公开的、秘密的与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反革命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机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一切反革命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

保卫局的侦察部门有专职侦察员，检查出入苏区的人员和物品，还派遣情报人员深入敌区。“工作网”，即由保卫局在党政军群各组织中设立的耳目。保卫局的执行部门负责逮捕、关押、预审工作。保卫局还有一支直辖的武装力量“政治保卫队”，负责保卫党政军机关与首长的安全,党中央、政府、军队首长的警卫人员都由保卫局安排“特务员”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身边配备的人、马匹、短枪、马刀，统由保卫局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原则，是“完全集权的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上下级关系，除特别障碍外，是一贯的垂直系统，下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地方政府、红军部队，都有派出机构或特派员，地方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

中央苏区表面繁荣的光景之下，也蕴藏着深深的危机。被李克农好不容易救出来的王明，去莫斯科转了一圈后，来到中央苏区，借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连同博古等人展开夺权行动，先是架空了项英，然后针对威望最高的毛泽东展开政治攻击，毛泽东也被架空并边缘化，王明彻底掌握了最高权力。

王明

王明就相当于是纸上谈兵的赵括，他在莫斯科学了一整套苏俄的理论。掌握权力之后，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被扔到一边，王明将苏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照抄到国内。军事上主张进攻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和敌人对垒时，主张硬碰硬，“先发制人”。王明还将斯大林“肃反”的那一套照搬到国内，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从1933年9月25日开始，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在德国顾问汉斯·冯·塞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瑞金为目标，各部队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国民党军队每天进攻5公里就修筑碉堡工事，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断绝交通，封锁红军，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进行决战。为防止红军突围，该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

蒋介石对这份“铁桶计划”抱有极大期望，他非常自信地发表讲话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该计划内容繁多，文件加起来有几斤重。

内有中央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时限安排以及作战图表和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等。每份文件上都打有“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必须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

然而，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会议结束当晚，“铁桶计划”就被地下党全部掌握。送出这一“天”字号机密的人，是蒋介石任命不久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

莫雄是国民党的资深元老。16岁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接受指示，设法加入新军，积极进行策反工作。从中发展同盟会组织。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转战宁、泸、赣、闽、滇、黔、粤各地，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从士兵到将军，历任连、营、团、旅、保安司令、师长等职。在中国国民党中有“莫大哥”之称。

北伐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以少将参议的虚衔剥夺军权，部队遭到缴械遣散。廖仲恺被刺后，莫雄产生强烈的反蒋情绪。1927年莫雄投奔张发奎，任少将团长，驻守广州，10月任张部第四师“别动军”指挥官，配合张发奎反对蒋介石。1930年7月，张发奎反蒋失败后宣布下野。莫雄闲居上海，这年年底，莫雄到上海找到宋子文，被宋委任为财政部视察。

莫雄从1930年闲居上海时，巧遇原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刘哑佛，经刘的介绍，莫雄认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等人，并与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他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但经党组织的说服继续留在党外工作。莫雄曾向李克农提出加入中共，但李克农没有接受。李克农说：“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莫雄深表理解，曾暗中多次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帮助。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莫雄任税警总团团长，指挥所属部队与十九路军抗击日军。上海停战后，莫雄率部进驻海州，此处是有名的淮盐产地，但盐枭为患多年，破坏盐税，作恶多端，势力较大，莫雄出兵清除盐枭，盐枭匪首及有关官员一大批被问斩。从此税收大增，莫雄受到嘉奖，百姓欢喜，立碑称颂。不久宋子文将税警总团交给心腹，莫雄再次赋闲。

1933年在上海闲居的莫雄碰到蒋介石侍从秘书长杨永泰，他们是旧交好友，杨永泰约莫雄去他家住下，向蒋介石推荐莫雄为剿共司令，任江西德安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和保安司令。1934年1月，蒋介石任命莫雄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对严希纯说：“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偏要剿蒋，要用他的拳头打他的嘴巴”，并说“请你们派些共产党员来与我一齐干吧！”因此，上海中共特科派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等多名共产党员安排在莫雄身边，担任要职。

卢志英等人到来后，起先颇引起了特务头子康泽、“剿总”副司令陈诚等人的注意和猜疑。当时，赣北山里有股悍匪，首领叫于作龙，他原为国民党军连副，红军势盛时投到了陈毅麾下，一俟国民党军队主力入赣，他又率领一干人马叛逃。陈诚又拒绝“招安”于作龙，于作龙乃率喽啰打家劫舍，涂炭百姓，也袭击“剿共”国民党军的后勤兵站。因此，康泽和陈诚都急于擒拿于作龙以消除后顾之忧，只因于作龙诡计多端，不好缉拿。

一日，国民党赣北专署贴出布告：为戡乱保安，本署以建特别侦察队，特招持枪械之乡勇，凡武装头领，均委重职，既往不咎。布告发出的第四天，于作龙的副官便来专署试探虚实，卢志英不仅设宴接待了他，还冒险随那副官进山和于作龙晤谈。狡诈的于作龙与卢志英谈了一昼夜，没有发现任何破绽，便率众随卢志英下了山。

接风宴上，卢志英一声喝令，伏兵冲入一阵乱枪，打碎了于作龙和他的“八大金刚”的脑壳。从此，卢志英成了康泽、陈诚的座上客。卢志英趁机将6名同志分别安插进敌人的特务机关和机要部门。1948年秋，将傅作义的五十四军偷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密电透露出去的那位国民党国防部机要参谋，就是卢志英当时安排的6名同志之一。

据莫雄在《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央》的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9月底，他奉蒋介石命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获得了一两公斤关于第五次“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文件。

莫雄带着一大包文件从庐山开了六天会回来，心情忐忑不安。卢志英看出迹象，马上和项与年、刘哑佛等商量，决定晚上找莫雄长谈，弄清会议内容。

月到中秋分外明。正是中秋时节，司令部里灯火交辉。卢志英等邀请莫雄赏月，分析形势，畅叙友情。他们从庐山开会谈到五次围剿，谈到国民党的用心，谈到共产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及目前处境；又从抗日爱国民族大义谈到朋友道义，还给他分析个人得失前途……真是晓之以真理，动之以真情。

最后，莫雄坐不住了，他下定决心冒着杀身毁家之险帮助共产党。他站起身来，指着那包绝密文件说：“‘铁桶计划’全在这里了，你们处理吧！”

卢志英等三人启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国民党“铁桶计划”的要点。然而，对于苏区反“围剿”，光有要点远远不够。三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计划中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备、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4本学生字典上，将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决定由项与年负责送出情报，因为项会讲客家话，容易通过封锁关卡。

项与年

扮成教书先生送情报的项与年进入泰和山区后，发现每个村子进出苏区的道路都被进剿的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项与年见状，只得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为了减少与白军关卡接触，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经过三四天风餐露宿、忍饥挨饿，项与年憔悴消瘦，走路已十分吃力。

项与年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的哨卡封锁得更加严密，不得已只能暂避山林中。心急如焚的项与年心一横，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四颗门牙。第二天，他的双腮严重肿胀，面部非常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被荆棘剐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叫花子”。他忍痛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发馊的食物，赤脚下山。沿途敌军哨兵见了，捂住鼻子将他赶走。凭借着超人的胆识与智慧，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严密的层层哨卡。

项与年锲而不舍，穿过层层封锁，跋涉6天时间，于10月7日到达了苏区。

项与年劳累过度，看到持枪的红军战士，竟然一屁股坐到地上，他扬着手，用力说：“我要见周恩来……”

一个红军干部接到报告，说有个老乞丐要见周副主席，出来询问：“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知道周副主席？”

老乞丐虚弱地说：“我是地下党员，有重要事情要见周恩来……”红军干部听他这样说，立即把他带回阵地，转送到团部、师部。师部在一栋民房里，忙碌的师首长很快给驻于都的中央军委作战值班室打电话请示。值班室的参谋问，他叫什么名字？

师首长转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老乞丐说：“我叫项与年。”

不大功夫，作战值班室来了电话：“立即将项与年送来，周副主席要尽快见到他。”师首长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命令牵来两匹马，派出一名干部，将项与年送往于都中央军委驻地，来到周恩来面前。

周恩来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脸孔肿胀的项与年，与印象中的那个白面书生大相径庭，不由得大吃一惊：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项与年无力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哆嗦着，将绝密情报从贴身的衣袋中掏出，递给周恩来。周恩来含泪立即让人翻译。党中央几天前已收到了简要密电，如今又见到了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决策依据更为充分。

中央三人团据此做出了突围转移的决定，并在敌人铁桶合围之前跳出了包围圈。很多回忆录中曾提到长征的决定很仓促、很匆忙，很多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等事先一点不知道，原因就在于此。

卢志英搞到“铁桶计划”后，党组织担心他再生意外，便派出4位侦察员接卢志英和夫人、孩子返回中央苏区。

可就在卢志英一家于临川南郊与接应的同志会合不久，莫雄的“除奸队”队长张大炮率一支马队追来了。这张大炮跟卢志英素来有怨，今日发觉卢志英朝“红区”奔去，便擅自带人追赶。卢志英一看追来的是张大炮，本想不予置理，但看了看4位同志和一箱机要文件，于是，他一挥手，让大家隐蔽在路边的树丛里。

未料，追兵过去不远，卢志英的夫人张育民怀中的婴儿“哇哇”啼哭起来，狡猾的张大炮急令部下停止前进，然后调过马头，气势汹汹搜寻而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卢志英二话没说，一把夺过哭声不断的婴儿，沿着山沟朝远处跑去，在一道山梁上，他狠了狠心，将亲生的儿子挂在了一棵酸枣树上。婴儿的哭声，吸引了敌人掩护了战友。

当张大炮循声过去，发现只有一个小孩时，残忍地扣响了扳机……卢志英悄悄折回原处后，大家似乎明白了什么，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张育民，当场晕倒了。而卢志英却强忍着悲痛劝大伙：“同志们别太伤心了，牺牲个孩子挽救了大伙，值得！”事后，到中央军委情报部查询敌情的彭德怀将军听说这件事后，也流下了眼泪。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于都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这在中共党和军队历史上是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离蒋介石庐山牯岭军事会议结束仅仅数天，“铁桶计划”尚未布置完毕，中央红军即突然实行战略大转移，果断突围，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莫雄、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冒着生命危险送出这一情报，对中共命运的重要意义，绝不亚于钱壮飞破译顾顺章叛降密电。毛泽东也正是参照得到的“铁桶计划”的情报，率中央红军浴血奋战，突出敌人重围，巧妙摆脱了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红军得以生存，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啊！”

在这炼狱一般血与火的磨炼与考验中，中共脱去了诞生初期的幼稚与冒进，经历了如同凤凰涅槃一般的脱胎换骨，逐步走向成熟。中共军队也彻底抛弃了旧式军队的一切腐朽作风，彻底转变为一只人民的军队。

为什么中共常常强调“重走长征路”？中共的所有优良传统，可以说都是在长征过程中凝练成形的，虽然此后也仍有反复，也有动摇，但只要找回长征的优良传统，就永远是一只打不垮的钢铁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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