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教授：论中美战略竞争_风闻

**引子 :**竞争既是国家间主要的互动方式之一，也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战略竞争则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21世纪，竞争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凸显于特朗普执政后，正在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中美战略竞争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严峻历史课题。

一、引言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就是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同1950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对于构建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意义那样，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演变的角度看，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具有转折性意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面临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力量、以伊朗和朝鲜为代表的‘无赖国家’以及跨国威胁组织特别是‘圣战’恐怖组织”正在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宣称要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突出中美关系的竞争性。《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对华基调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致。这标志着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博明(Matthew Pottinger)直言不讳地宣称，特朗普政府已将竞争的概念置于其对华政策的最前沿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位置。中美两国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

从中美关系的历史看，自从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战略对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中美战略竞争则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之所以称之为战略竞争，是因为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各自战略与政策调整以及在一些重大利益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等，正在使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不仅如此，鉴于中美两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与演变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学术界对中美竞争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聚集分析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的中美竞争，剖析中美竞争的特点与性质，或探讨如何管理中美竞争等，这些研究有助于学术界与政策界更好地认识和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然而，鉴于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对中美竞争关系的研究不能只关注某个时段或某个方面。中美战略竞争的特点和性质也不能仅就中美关系本身而论，而是要结合历史上大国竞争的共性和21世纪时代条件所塑造的个性加以分析，需要探讨竞争的一般性规律和新的时代特征。对如何管理中美竞争的思考也不能仅着眼于中美关系本身，更要顾及其对21世纪大国互动方式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因此，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研究应该关注竞争的理论与规范、中美竞争关系演变的历史以及当下的竞争行为，把握中美竞争的实质，探讨中美竞争的管理之道。

二、国际竞争的规范与理论视角

国际政治中的竞争是指国家之间对力量、利益、地位、影响力和声誉等有形或无形要素的争夺。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看，“国家之间的竞争状态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基本状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间的竞争构成了世界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推动了体系的成长与扩张。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认为结构层次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单位层次上的自利动机，决定了国家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是国际关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自由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竞争与合作是国家实现其利益目标的两种基本行为。建构主义则认为，在洛克式无政府社会(亦即当下的国际政治状态)中，竞争是国家行为的基本逻辑。因此，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都表明，竞争是理解国际政治的重要视角。

在国家间关系中，竞争往往与合作和冲突并存。“从整个国际关系到行为主体相互关系，几乎总是处于国际竞争、合作与冲突的混合状态之中，越来越难以找到单一而纯粹的状态，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或在不同的领域、问题上竞争、合作与冲突同时并列。”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竞争不仅是普遍存在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竞争可能转化为冲突，也可能转化为合作。当竞争双方都认为争夺中的利益对己方关系重大，不可放弃也难以妥协，就会不断加大资源投入，使得竞争力度不断加剧。尤其是当竞争的着力点转向“压制、伤害以致消灭竞争对手”时，竞争就会走向对抗和冲突。而当竞争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基于自身能力和收益判断决定减缓甚至终止竞争，或竞争双方在利益权衡上从追求相对收益转向追求绝对收益，竞争就有可能转向合作(共赢)。

竞争既是国家间的主要互动方式之一，又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当竞争成为国家间主导性的互动方式时，国家间关系就呈现为竞争型关系，它不同于国家间的合作型关系和敌对型关系(见表1)。一般来说，竞争型的国家关系主要表现如下(见表2):政治上，双方争夺国际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并试图影响对方的国内政治进程，使其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经济上，双方争夺市场、资源、资金和技术等要素，谋求经济交往中更多的绝对或相对收益，并试图使双边或多边经贸安排更多地反映己方利益偏好。军事上，双方围绕军事力量优势(或可靠的威慑能力)，以地缘政治为代表的安全利益和在多边安全机制中的利益诉求开展竞争，双方都在军事上为发生冲突做准备，但又都希望避免严重冲突。竞争型关系并不排除合作与交流。有学者对国家间竞争型关系中存在的合作与交流做出以下描述:在军事领域，国家间互动频率不高、多样性不足，可能在联合搜救等军事演习、联合国维和行动、非核心军事情报资源共享和低层次军事技术与产品的交流等方面存在有限合作。在政治领域，国家间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各层次、多议题的政治性交流比较频繁，在多边框架内的接触也比较多。在经济领域，国家间维持一定数量的金融和商品贸易额。此外，竞争型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对抗和冲突的内容:竞争双方利益上的冲突性增强;一方或双方采取更加具有对抗性的措施;双边关系的既有安排被破坏，如“威胁冻结合作或退出合作，不再遵守已有的协议和框架”;双边关系发生危机的风险点明显增加，甚至在多个议题上同时发生危机、在局部发生冲突和对抗。

不同于一般性国家间竞争，战略竞争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战略竞争往往在地区或全球大国间展开。第二，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双方的力量对比，更关系到各自在地区或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说既是力量之争也是地位之争;战略竞争不仅涉及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还涉及制度、价值观、秩序安排(如国内政治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国际秩序)等。也就是说，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单元层次上力量与权力的分配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更关系到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第三，战略竞争的影响往往会超出双边范围，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地区和全球局势产生直接或间接冲击。第四，正如杨原所指出的，大国战略竞争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即以利益交换获取和竞争权力以及以武力胁迫获取和竞争权力，由于主权规范和相互确保核威慑的存在，利益交换是当今大国权利竞争的基本范式。

基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对国际竞争做出不同的分类(见表3)。第一种是基于规则/不基于规则的竞争。一般来说，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眼中的世界是反映洛克文化的，因而国家间的竞争是基于规则的、有序的;现实主义眼中的世界则是反映霍布斯文化的，竞争不受规则的约束、是无序的。第二种是非冲突性竞争和冲突性竞争。非冲突性竞争不涉及双方根本利益冲突，如各国在教育、卫生、学术和环保等领域的竞争或竞赛，而冲突性竞争则源于双方利益与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相抵触或完全不相容，竞争有转化为冲突的可能。第三种是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以提高己方能力、增进己方福利为目的的竞争是良性竞争，竞争的结果可能是双赢;着眼于削弱对方能力、阻止或妨碍对方实现其目标的竞争则是恶性竞争，其结果可能是零和甚至双输。总体而言，有序的、非冲突性的、良性的竞争是积极的，而无序的、冲突性的、恶性的竞争则是消极的。

在国际关系中，不同领域的竞争具有不同含义。经济上的竞争有助于推动竞争参与者改善商业环境、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降低价格等，这既有利于增强各方的竞争力也有利于消费者，因而一般来说，国际经济竞争“促进了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当经济竞争转向贸易战、金融战、技术战等形式，就会扰乱市场、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显现出破坏性，对国家间政治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政治和外交领域的竞争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利于竞争各方对内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对外增强外交吸引力，为世界提供不同的发展模式，改善世界领导权;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以及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安全领域的竞争所带来的影响几乎都是负面的，安全竞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加剧各方的不安全感，增加误判、意外事件甚至战争发生的风险，不利于国际局势和国际体系的稳定。

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但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国际体系的变迁、技术和社会进步、观念的更新等都会对竞争的形式、内涵以及演变路径产生重要影响。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Mazarr)认为，17世纪到20世纪初的大国竞争呈现出如下特点:竞争会创造一个动荡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各国偶尔会就调节各方行为的规范达成临时协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秩序机制仍然薄弱;典型的大国竞争通常表现为军事竞争与冲突，经济、社会和文化冲突也会塑造这些竞争，但军事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冷战时期，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一道成为驱动大国竞争的关键动力，形成了以政治画线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些都鲜明地影响到国家间的互动形式和内容。与过去相比，21世纪的国际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具有四个特点:第一，随着核武器时代军事对抗的代价上升、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政治转型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21世纪的大国竞争重点更多体现在经济、科技领域，从而大大减少了冲突性竞争发生。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主导竞争的最重要因素是产业政策、尖端技术和市场规模，大国竞争的本质是产业政策的竞争，传统的军事和均势手段在应对这种竞争方面效应有限。第二，由于“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权力日益被镶嵌在规则体系和制度约束中运行”，国际竞争越来越是有规则的竞争，因而是有序的、可控的。第三，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上升和利益的深度融合造就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深刻地影响着竞争的目标、力度和演变路径，使得良性竞争远远多于恶性竞争。第四，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拓展竞争的领域。网络、5G通信、太空、深海与极地都在成为大国的竞技场，技术不仅关乎一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关系到地缘政治影响力。

竞争对于21世纪的国际体系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变迁的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的不平衡。新兴国家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会谋求改变或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利益和影响力分配，从而推动国际体系的演变。这种变革既有渐进性的，也有革命性的，前者表现为经常性的和平调整，后者则表现为霸权战争。尽管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机制是战争，但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存在制约大国战争的强大因素，体系变迁的主要机制将是竞争而非战争。竞争推动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或支配国家)调整其利益分配，改革国际机制，促进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竞争不仅是国家间互动的主要形式，也是21世纪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

从行为体的角度看，各国的竞争行为存在差异，它既受到一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在战略竞逐中，实力较强的一方会比较弱的一方感知到更多的竞争，并倾向于在更广泛的互动领域开展竞争。这一点也适用于对战略竞争的分析。此外，决策者的理念和行为偏好也会塑造国家的竞争行为，其如何看待和处理竞争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承认竞争的存在、不回避竞争是一种客观的务实态度，而强调和突出竞争则常常意味着决策者要将一国的政策立足点更多地置于竞争之上，在双边或多边关系中更多关注竞争面而非合作面。决策者关心如何管理竞争，努力使竞争保持良性、防止竞争失控，是积极和建设性的;而决策者专注于扩大和强化竞争则有可能导致恶性和不可控制的竞争，是消极和具有潜在破坏性的。

上文对竞争规范和理论的梳理对我们研究中美战略竞争具有重要启示:第一，战略竞争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要正视两国间竞争加剧的现实。第二，中美竞争带有21世纪的时代特征，与历史上的大国竞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其内涵、特点和本质，更好地认识和驾驭竞争。第三，鉴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中美战略竞争不仅会调整两国间的利益关系，还会对国际体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第四，虽然中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形态和演变取决于两国的竞争行为，其后果也不是预先注定的。中美双方应积极地管控竞争，使竞争的建设性最大化、破坏性最小化。

三、从小布什到奥巴马:中美关于竞争关系的认知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在奥巴马任期内有了进一步发展。因此，这里有必要系统梳理和分析这两个阶段中美两国政府对竞争的态度以及两国学术界对竞争的认知。

(一)小布什执政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

冷战结束后，国际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双边关系经历了一段颠簸不定的时期，摩擦和对抗的态势突出。中方希望尽快稳定中美关系，避免陷入长期对抗，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倡议;美方则在人权、不扩散和经贸等一些具体的问题领域不断向中方施压。经过一段时期的斗争和探索，双方在1997年同意“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然而这一共识受到了共和党保守派的挑战。1999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提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小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对这一论断做了如下解释:“中国是一个有着尚未实现的重大利益的大国，尤其是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非常不满。这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力量，而是试图推动亚洲的力量对比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改变。仅此一点，就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所称的‘战略伙伴’。”小布什执政后，继承了竞选期间有关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的概念，被提名出任国务卿一职的科林·鲍威尔(Colin L.Powell)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中国不是我们的战略伙伴，但也不是无法避免和不可转变的仇敌。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地区性的潜在对手。”2001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声称:“在亚洲维持稳定的均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一个有着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有可能会在该地区出现。”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中国，但矛头所指不言而喻。中美关系在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是战略竞争关系，这一认知成为小布什政府初期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处理同中国的战略竞争成为其外交和安全事务的优先事项，小布什政府也据此对美国的军事安全战略和亚太政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调整。

小布什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是新保守主义理念与共和党“逢克必反(Anything but Clinton)”的国内政治斗争需要共同塑造的结果。它反映出美国保守势力为了在后冷战时代维护和巩固美国“一超独大”地位，致力于加强防范来自新兴大国中国对其力量和地位的挑战。对于小布什政府所提出的“中美战略竞争”的命题，两国学者试图做出学理上的阐释。中国学者袁鹏认为，鉴于在涉及中美关系的各个重要领域(如国际政治、安全、外交、文化意识等)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态势愈益明显，“战略竞争对手”更能反映当前中美关系的实质。但他同时指出，“战略竞争”本身存在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走向合作式竞争进而缔造战略合作关系，一种是变成“冲突式竞争”最终演变为“战略对抗”状态。鉴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是在全球化新时代中不同国力发展阶段的两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不对称的而非全面性的、具合作潜力而非冲突本质的‘新型战略竞争关系’”，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前景应是“双方最终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大国合作‘双赢’的新局面”。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则认为，“战略竞争”的描述更符合当下中美关系的实际，“新的中美战略角逐的实质主要是关于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结构和性质的世界观的冲突”，中美竞争的焦点是东亚的战略主导地位和领导权。但他强调，“战略竞争者”不等同也不必然成为“战略敌手(strategic adversaries)”，竞争者能够在特定的有限领域(很多是战略上重要的领域)合作，同时在总体上保持竞争性的有时甚至是纷争的关系。这里中美两国学者都承认双边关系中战略竞争因素的存在，同时也都承认存在合作的需要和可能，都不认为竞争一定会导致冲突。

随着“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以反恐为中心，小布什政府淡化了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关注，在对华关系上也从强调战略竞争转向寻求发展“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实际上，在小布什政府的安全视域中，中国具有显著的两面性:既是一个需要严密提防的潜在地缘政治对手，又是一个需要与之合作的在某些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伙伴。美方尤其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及其对美国的影响。2005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做出夸大其词的评论:“当下中国并不面临来自另一个国家的直接威胁。然而，其仍继续大规模地投入军事建设，特别是那些旨在提高力量投送能力的项目。中国军力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已经危及地区军事平衡。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当前趋势使其有能力在远远超出台湾的亚洲其他地区遂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从而有可能对在本地区活动的现代化装备军队构成可信威胁。”2006年小布什政府发布了第二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与第一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以隐晦的方式谈到来自中国的军事竞争不同，这份报告直言不讳地断言:“在主要的新兴大国中，中国是最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的国家，也最有可能发展出破坏性的军事技术，如果美国不采取反制战略的话，假以时日，这些技术将挫败美国传统的军事优势。”尽管“9·11”事件之后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务实合作成分，但强硬派主导的军方从未放松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警惕，也没有忽视谋划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布什执政时期，中国官方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虽然坦承两国之间(主要在经济领域)存在分歧、摩擦、争端、矛盾和问题，强调对此要妥善处理和解决，但始终回避使用“竞争”一词。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认为:“外交上，‘战略竞争’的含义和‘战略伙伴’截然不同，前者甚至有某种对立的味道。”在他看来，小布什政府把中国看作“竞争对手”，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2008年9月，温家宝在美国发表演讲时更强调:“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当然中方并非没有意识到中美关系中竞争因素的存在，而是希望通过在言辞上淡化竞争，使双方更多地聚焦合作面、更好地管控竞争。这是一种处理双边关系的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

(二)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

与小布什相比，奥巴马在2007—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的对华态度比较务实，他表示:“美国与中国将形成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事实上，在美国遭受严重金融危机冲击背景下入主白宫的奥巴马在执政初期更加注重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以应对金融危机，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愿意与中方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军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中美在一些双边、国际与地区问题上摩擦不断，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凸显出来。2011年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该战略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巩固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目标，加大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力度，重塑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对于中美之间不断上升的竞争态势，奥巴马政府的态度是:竞争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竞争不一定导致对抗，但要管理竞争，避免恶性竞争的发生;要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与美方相比，中国官方较少公开谈论中美竞争，但承认在经济、地缘政治领域中竞争关系的存在，强调两国之间要开展良性竞争或良性互动。胡锦涛在2011年11月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时表示:“中美两国企业在合作中也会有竞争，这是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良性、公平的竞争有利于从根本上推动中美两国企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012年3月26日，胡锦涛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提出，要确保中美在亚太良性互动，“中方尊重美方在亚太的存在和正当利益，欢迎美方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美方充分考虑中方利益关切并予切实尊重”。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也强调，中美两国要“努力构建在亚太相互包容、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互动格局”。实际上，奥巴马政府自2010年开始的对华政策和亚太政策调整已经使中方敏锐地觉察到中美亚太竞争态势的加剧，但文化传统的影响使得中国选择了更加委婉的表达方式。

中美学者对于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竞争关系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对于竞争加剧的原因，中国学者总体上倾向于从结构性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是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导致两国各自做出战略与政策调整。对于竞争的范围，一种观点强调中美竞争的全面性，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体现为两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个层次以及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多个领域所展开的对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的争夺。“一个战略竞争的新时代正在全面到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中国的核心目标是希望在东亚赢得安全、尊重和自身合法的领土与主权利益，而美国则以影响、限制和塑造中国的行为和选择为目标”。中美竞争“涉及亚太的格局走向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如东亚合作与亚太合作的竞争、中国作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政治安全中心的竞争、地区规则制定权的竞争等”。对于中美竞争关系的前景，中国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见解。比较乐观的看法认为，中美将保持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在“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竞争形势软化”三大机制的驱动下，中美有望展开越来越多的良性竞争，形成一种和平的战略竞争关系。“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中美完全有可能在亚太地区避免战略对抗和新冷战”，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比较悲观的观点则认为，中美已形成类似美苏关系的“新冷战”或“亚冷战”关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会加剧，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上升，但两国关系既竞争又合作的基调难以被根本改变，双方都会努力避免严重冲突的发生。

美方学者也普遍觉察到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中竞争性的显著上升，并大多将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解释为:中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自信心大增，在对外行为上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奥巴马政府在加强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政策受挫后，不得不推出“再平衡”政策，对华实施遏制性接触(congagement)，强化与中国的竞争。关于中美竞争的地理范围，多数美国学者认为再平衡政策聚焦于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但也有学者强调中美角逐“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领域展开，存在于全球每一个角落”。对于中美竞争的走势，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从根本上变得更富有竞争性，激烈的美中战略竞争成了新常态;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再平衡强化了与中国的经济、战略与政治竞争，但接触仍然是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优先事项，虽然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应对中国挑战的更大决心，但其采取的行动是谨慎节制的，以免扰乱更加广泛和多方位的对华关系。还有一些美国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谋求使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融入自由国际体系，因而牺牲了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和长远战略利益，鉴于“中国现在是并将在今后几十年中都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他们呼吁美国需要制定一个全新的对华大战略，“该战略的核心应该是对中国力量的崛起进行牵制，而不是继续帮助其崛起”。事实上，在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外交与战略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失望感和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挫折感显著上升，大多主张下一届政府要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这意味着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加剧都将不可避免。

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中美双方对竞争的态度和认知具有以下特点。在小布什时期，美方从强调竞争到淡化竞争(尽管在军事领域一直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竞争)，中方则否认中美竞争关系的存在，更多地强调合作及管控分歧。中美两国学者虽肯定竞争关系的存在，但认为竞争不排除合作，也不意味着会走向冲突。在奥巴马时期，美方从强调合作转为关注竞争，中方则承认竞争的存在，双方都关心如何管理竞争，希望开展良性竞争，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中国学者认为竞争态势的凸显源自中国快速发展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但对竞争的走向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则存在不同估计;而美国学者大多认为奥巴马政府突出对华竞争是由于中国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尽管中美竞争加剧，但美国政府仍谋求保持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接触与合作仍是其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从小布什时期到奥巴马时期，中美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和亚太地区(虽然中美在经济上也存在着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还不是战略性的)，竞争是局部的而非全方位的;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间的合作也在发展，有些时候双边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

四、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

中美战略竞争在特朗普执政后得到了充分体现。与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挑战美国力量、利益和影响力的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宣告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宣称要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重新塑造对华关系。面对中国的迅猛发展，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思维相结合，催生了特朗普政府加剧对华竞争的行为。自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吹响对华战略竞争的号角后，美国对华竞争在经济、政治、外交、人文交流以及国际秩序等领域快速展开，其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见。鉴于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的重点是在经济、地缘政治和政治领域，对这些领域的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特朗普政府对于对华战略竞争的认知及其行为偏好。

(一)经济竞争

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观的特点是“美国优先”“经济第一”，经济安全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内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受到了在更广泛的战略背景下的经济竞争的挑战。”报告甚至将这些挑战称为“经济侵略”，强调美国“将不再对违规、作弊或经济侵略视而不见”。特朗普政府宣示，其应对经济竞争的目标是促进“自由、公平和互惠的经济关系”，“只有当国家间共享价值观并建立公平、互惠的关系，竞争才是良性的。任何国家违反规则获取不公平的优势时，美国将采取强制措施”。

中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美国的头号经济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的指责聚焦于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往来”以及“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而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美方提出的要求涵盖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务业、农业和实施机制等广泛内容。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竞争聚焦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和市场开放，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商品采购、降低对美贸易顺差，同时开放服务业特别是金融市场。二是阻挠中国的技术进步，放慢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如要求中方停止“强制”来华外企技术转让、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放弃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限制中国对美投资，阻断中美技术研发合作，强化对华技术出口控制，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等，其中最为极端的是对中国电信企业华为的全球围堵。三是试图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2017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称:“中国经济没有充分地以市场原则为基础运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国家与市场和私营部门的关系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经济。”美方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普遍指责集中在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不以市场原则配置资源的做法上，认为中国借此在同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获得不公平的优势地位。基于这一逻辑，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谈判中提出了大量涉及所谓“结构性问题”的严苛要求。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行为受到不同经济思维的影响。第一种是经济民族主义，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崇尚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对华政策上体现为重视降低贸易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把加征关税作为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第二种是经济现实主义，它关心的是确保经济交往不会增强对手至关重要的能力(特别是技术能力)，防止对手通过经贸联系缩小与己方的实力差距，因此在经贸关系中追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强化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严格审查中国对美投资、打压中美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切断在高科技领域的中美供应链、通过迫使高科技制造业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出而重塑全球产业链等。这一派的主张受到国家安全界的支持。第三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它在全球化的环境中看待对外经济交往，主张按照多边(同时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规则开展竞争与合作，谋求更多地进入国外市场。在对华政策上，要求中方更多地开放市场(特别是服务业)、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以及改善美资在华商业环境等。这三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所导致的对华经济行为的共同之处在于抱怨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分歧点则在于:经济民族主义主要关注传统的商品贸易，经济自由主义关心扩大在华服务业市场份额，而经济现实主义则寻求中美在高技术和重要的基础技术领域脱钩，限制中美经贸联系。就其所偏好的结果而言，前两者有可能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业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从而进一步扩大中美经贸联系，后者则会严重削弱中美经贸纽带。从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看，其试图在对华经济竞争中照顾上述不同经济思维的政策诉求，这使得中美博弈更加复杂化。

虽然特朗普对华经济竞争行为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价值数以千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但影响最大、后果最严重的却是在技术领域。特朗普政府在高科技和重要的基础技术领域对华“脱钩”以及对华为的打压正在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第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技术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正处于关键阶段，而美国的技术限制与封锁势必会放慢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进程，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第二是中美在科技领域的“脱钩”趋势。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与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同步，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而不断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对华“技术脱钩”行为使中美技术合作的势头严重受阻，迫使中方以更大决心和更多资源投入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中美“技术脱钩”的趋势正在生成，长远而言，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高技术领域的渐行渐远。第三是“技术冷战”的爆发和世界分裂为不同的技术应用阵营。美国对华“技术脱钩”和中国的自主创新可能导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开展一场“技术冷战”，这将加速隔断中美两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并波及全球的技术供应链。以5G为代表的通信技术将沿着不同的技术路线、法规和标准发展，以美国和那些在其压力下拒绝中国技术的国家为一方，以中国和那些采用中国技术的国家为另一方，两个阵营泾渭分明、分道扬镳，全球化的世界沿着技术断层线走向分裂，这一断层线还可能会延伸到投资、贸易甚至金融领域。中美技术竞争由此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

(二)地缘政治竞争

基于世界回归大国竞争的判断，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竞争范围涵盖全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在印太地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势力范围，并以对它有利的方式改写地区秩序”;在西半球，“中国试图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和贷款将该地区拉入自己的阵营”;在非洲，中国正在扩大经济和军事存在，“中国通过腐蚀当地精英阶层、控制采矿业、让非洲国家受制于不可持续和不透明的债务和承诺的做法，损害非洲的长期发展”。

印太地区是美国对华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的重点。特朗普政府声称，印太地区日益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和武断的”中国，它愿意为了谋求“扩张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而接受摩擦，是印太地区的“修正主义大国”。为强化与中国的竞争，特朗普政府祭出了“印太战略”，该战略在推进对华竞争方面具有五个特点:第一，把太平洋和印度洋整合为一个一体相通的地缘政治概念，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不断扩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关注。第二，强调中美两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是两种不同的秩序愿景的竞争。美国将其印太战略的内涵界定为“自由”和“开放”。所谓“自由”，是指该地区国家不受他国胁迫，而且能在本国国内维护自由民主体制，公民享有基本的权力和自由;所谓“开放”，强调的是印太地区海上交通线以及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性，尤其是南海不被任何国家控制，能够和平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这些表述明显具有针对中国的意涵。第三，把印度纳入美国地区战略构想，借助印度平衡和制约中国。第四，在安全层面，以美、日、印、澳四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包括美日印、美日澳等三边合作)为主，以这四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如“印太海上安全倡议”)为辅，旨在平衡中国海上力量的快速增长，牵制中国在西太平洋及北印度洋的海上军事活动。第五，在经济层面，阻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印太战略”的经济倡议，投入资金支持印太地区相关国家发展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能源和基础设施。201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建造法案(BUILD Act)”经特朗普签署生效。该法案整合了美国国际开发署下属的相关部门，在原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体基础上成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IDEF)，将美国全球基建项目融资规模增加至600亿美元。美国采取的这一重要举措旨在与中国开展竞争，正如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所称，美国重组国际发展与融资项目，以为某些国家提供“公正透明的选择，以替代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美国还与日本、澳大利亚建立印太基础设施建设伙伴关系，共同出资支持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如此，美国还以各种方式抹黑“一带一路”倡议，大肆宣扬其所蕴含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技术风险，通过引诱与施压两手并用企图使相关国家拒绝或疏远中国的资金和项目。

南海是“印太战略”的重点关注。特朗普政府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软弱，未能有效阻止中国在南海的“扩张”行动，因此美国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美国政府首先通过舆论战抹黑中国、动员盟友和为美国的行动张目，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危害自由贸易，威胁其他国家主权，破坏地区稳定”，歪曲中国的最终意图是控制整个南海。为达到增加中国南海行为的成本、阻止中国进一步巩固其在南海地位的目的，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手段。美军显著提升其在南海军事行动的频率和强度，在南海开展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和举行的军事演习变得更具挑衅性、针对性和威慑性。美国还向南海派出了海岸警卫队船只，并威胁要以军舰身份对待中国在南海的民兵船只。特朗普政府更直接向中方施压，要求中方撤出在南海岛礁的导弹部署。2019年3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访问菲律宾时表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这一表态标志着美国相关政策的重大变化，也暴露了美国要更深地介入南海问题的意图。此外，美国还积极动员盟友和伙伴介入南海问题，2018年以来日、澳、英、法等国先后派军舰赴南海活动。2019年5月，美国、日本、印度和菲律宾四国军舰在南海海域编队航行，并开展联合演习。

台湾问题在“印太战略”中占有突出地位。特朗普政府极为重视“台湾牌”的战略和战术价值。在国会和行政当局内部亲台势力的竭力推动下，特朗普政府通过立法、军事和外交等手段加大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力度。2018年3月，特朗普签署经国会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案(Taiwan Travel Act)”，为提升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双方高层往来频繁，军事合作也有实质性突破。2019年8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台出售66架F-16V战斗机，总价值88亿美元，是美国对台军售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交易，也是时隔27年后台湾地区第一次从美国购得新型战斗机。美国对台军售模式也出现重大调整，如允许技术转移、鼓励商售、聚焦不对称作战武器等。双方军事交往日趋热络，层级不断提高。美国还利用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海军科研船只停靠台湾岛等形式来展现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在国际层面，特朗普政府也加大了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力度，如出于对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巴拿马三国与台湾地区断绝“邦交关系”、与中国大陆建交不满，召回美国驻三国的大使或临时代办，并向台湾地区在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其他“邦交国”施压，防止它们效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5月，经美方同意台湾地区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CNAA)”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TCUSA)”，将“台湾”与“美国”并列，旨在凸显“台湾”的政治身份。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公然把台湾地区称作“国家”，事后美方并无纠错之举。这些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试图突破“一个中国”的红线，使“一中一台”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新模式。

特朗普政府在印太地区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视野还投向了太平洋岛国。由于该地区关系到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和海上战略通道利益，奥巴马政府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重新认识和定位太平洋岛国的重要性。随着中国与这些岛国经贸联系的扩大，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对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存在和影响力感到不安。2019年5月，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来自帕劳、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等三国的领导人，并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确认其对一个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兴趣”。2019年8月，蓬佩奥访问南太岛国，声称美国加强与它们的关系有助于抵抗中国“以威权主义”姿态重塑岛国地区版图，试图说服这些国家减少甚至停止与中国的互利合作。82特朗普政府还动员澳大利亚、日本等盟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联系，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

美国对华地缘政治竞争还延伸到非洲、拉美等印太之外的地区。2018年3月，时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其上任后的首次非洲之行中，凡所到之处都在警告非洲国家要警惕来自中国的贷款，以免失去对本国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控制，甚至“损害国家主权”。2018年年底，特朗普政府推出所谓“非洲新战略”，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矛头对准中非关系，企图使非洲国家在经济上疏远中国，在政治上拥抱西方模式，在军事上警惕与中国的合作。面对近年来中国在长期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拉美与加勒比地区投资和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及中拉关系的发展，特朗普政府深感不安。2018年10月，彭斯在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支持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并通过向某些承诺关照中国战略利益的政党和候选人提供直接支持来影响一些国家的政治。同月，蓬佩奥访问巴拿马期间警告巴方要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商务关系。2019年4月，蓬佩奥在访问智利时宣称，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具有“腐蚀性”，会“滋生腐败并侵蚀民主与秩序”。特朗普政府还通过“美洲增长”倡议推动美国企业参与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竞争。抵制中国不断扩大的存在和影响力、牵制中拉关系的发展业已成为美国拉美外交的重点。此外，从劝阻以色列扩大与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合作到试图阻止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的烽火还蔓延至中东和欧洲。中美地缘政治角逐已然具有全球性。

(三)政治竞争

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重视与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一方面是出于动员国内政治支持的需要。正如范亚伦(Aaron L.Friedberg)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需要部分地将来自中国的挑战塑造成意识形态上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从历史上看，那些能够打动和激励美国人民的是让他们认识到，维系其制度的原则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强化对华政治竞争也是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反应。通过接触来推动中国政治的“自由化”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中国政治的演进使得美国政治精英发现这一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美国在政治上改变中国之幻想的彻底破灭。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竞争的手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内政策，声称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本质上是“赞成专制体制者和赞成自由社会者之间的政治竞争”。特朗普政府还试图将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割裂开来，公开表示其针对的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而非中国人民。二是指责中国向其他国家“扩展政治影响力”，尤其是推广其“威权体制”中的某些做法，如腐败、使用监视手段等。三是大肆污蔑、炒作所谓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渗透”。2018年10月，彭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断言:“北京正在以全政府方式，使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手段，来促进其在美国的影响力和利益目标。”彭斯声称，中国对美渗透的目标广泛，包括商界、影视界、大学、智库、学者、记者以及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官员。为了应对中国对美国政治和政策的“邪恶的影响力和干预”，彭斯呼吁美国商界要拒绝向中方交出知识产权或助长“北京的压制行为”，美国新闻界要揭露中国的“渗透”和“干预”，美国学术界要拒绝来自中国的资助，美国社会要提高对华警惕。为了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渗透”，2018年9月，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美分支机构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这将使其在美国的新闻报道活动受到更多限制。2020年2月，美国国务院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5家中国媒体隶属中国政府并受后者控制为借口，将其在美分支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要求它们今后根据相关规定处理在美境内的人员和不动产事宜。在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宣布结束与孔子学院项目的合作。一些媒体和智库也跟风炒作。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报告，指责中国“在努力渗透如美籍华人群体、中国在美留学生、美国公民社会组织、学术机构、智库以及媒体”，这些行为提升了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威胁着美国的核心价值，破坏了美国的民主进程。冷战时代一度活跃的以鼓吹强硬对付苏联为宗旨的“当前危险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悄然复活，这次的使命则是向美国公众兜售“中国威胁”。特朗普政府、国会以及政府外保守势力的联手炒作使得美国社会迅速弥漫着浓重的反华情绪，美国对华妖魔化的倾向超过了中美建交以来的任何时期，“红色恐慌”正在重塑美国政治中心。

概括而言，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华竞争战略具有四个特点。第一是全面性和“全政府”行为特征。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表现在军事以及亚太地缘政治上，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则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国际秩序等领域全面展开。全面竞争的推进需要“全政府”力量的配合。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称，“一项长期的战略竞争需要紧密结合国家力量的多种要素———外交、信息、经济、金融、情报、执法和军事”。纵观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实践，经济、外交、安全和执法等部门紧密配合、协调行动，这对一向被认为内部协调能力差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实属罕见。第二是竞争的“恶性”或对抗性。尽管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致冲突”，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已远远超出了“竞争对手”的内涵，越来越具有鲜明的“敌手”意味，对中美竞争性质的认知带有显著的零和色彩，特朗普团队内部的鹰派表现出要“惩罚”中国、令中国投降甚至崩溃的强烈冲动，其对华竞争行为中打压、对抗、遏制、“脱钩”等举措也弥漫着浓重的冷战气息。不仅如此，虽然一般而言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并不排除必要的合作，但特朗普政府对与中国合作持消极甚至反感的态度，两国关系中合作的空间急剧萎缩，这正是美国对华恶性竞争的外溢效应。第三是以经济为重点。特朗普政府信奉“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在大国竞争中尤其注重经济利益和经济实力的争夺，对华竞争从贸易入手，以高科技为核心，旨在阻遏中国在核心竞争力上的进步。以经济为主的对华竞争战略是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观的反映，也是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第四是竞争越来越关乎国内制度与国际秩序。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基于利益考虑要挑战中国的经济体制，基于价值观考虑要挑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如此，美国政府相信，中国的快速发展给美国带来的不仅是力量与利益之争，亦是国际制度与秩序之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断言:“中国和俄罗斯意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试图根据它们的利益改变国际秩序。”政治制度之争和国际秩序之争使得当下的中美竞争散发出某种冷战气息。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也正在对中美关系产生着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凸显一方面是在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和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竞争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竞争的力度和方式又与特朗普团队偏激的理念和强势、极端的行事风格密切相关，这是竞争的主观性的体现。由此可见，这个阶段的中美竞争固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却又深深地打上了特朗普的烙印。

面对特朗普政府将竞争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大力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做法，中国通过适应、引导、调整等方式予以应对。首先，正视竞争的现实。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中美之间在开展合作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竞争，这是国际关系的正常现象。中美竞争和分歧从来都存在。其次，强调要开展具有“积极意义”的竞争、符合规则的竞争和良性竞争，要摒弃竞争中的零和思维。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同意把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基调，而是主张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一味放大竞争，就会挤压合作的空间。聚焦扩大合作，才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是两国对世界承担的责任”。最后，面对中美竞争加剧的现实和战略竞争长期化的可能，中方也在经贸、科技、外交、安全、政治和人文等领域积极布局，以有效应对来自美方的挑战，更好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

五、中美竞争的实质与管理

在梳理了后冷战时代中美竞争关系的演变后，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什么，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为何以及应如何管理中美竞争。

(一)中美竞争的实质

学术界对于中美竞争的实质存在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主要是领导地位之争。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历史上曾在世界或亚洲拥有的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必然会带来中美之间的竞争。第二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的核心目前是潜在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的较量，中国让美国倍感竞争压力和威胁的是经济领域的实力和发展势头。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主要是安全之争，因为美国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会挑战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体系。第四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是多维度的，涉及经济(包括贸易、投资、技术等)、安全、意识形态、社会、地缘政治、国际制度以及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

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和广泛且重大的利益分歧，中美竞争具有全面性。事实上，随着特朗普对华竞争战略的推进，中美全面竞争的图景已然显现。但是，中美竞争的本质不是霸权之争，也不是安全之争，而是经济社会之争。这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国际体系因素。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内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带有该体系的明显特征。随着核武器时代军事对抗的代价上升、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国际政治转型，支撑国际体系的政治—安全逻辑逐渐弱化，而经济、技术因素对体系的影响大为强化。在此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正如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所指出的，“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中美竞争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其次是中国的战略选择，即和平发展和不称霸。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基本国家战略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来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提升国际地位，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而非地缘政治和军事扩张的道路。“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与此同时，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也反复强调中国无意追求霸权、无意争夺势力范围。这一基本战略选择决定了中国虽然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但不会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不会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更不会同美国争夺地区或世界范围内的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中美竞争的性质。最后，虽然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中美之间在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决定中美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高低的关键是看谁的经济发展得更好、谁的治理能力更强、谁的治理效果更佳，而不是看谁能在军事上压倒和征服对方，也就是说，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将是各自的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治理能力，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实力和同盟体系。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

以上分析有助于我们厘清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些重要特点。第一，竞争的实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而不是霸权之争或传统的军事—政治权力之争。第二，尽管中美竞争具有大国权力竞争的某些特征，但由于其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这使得中美竞争的冲突性与对抗性显著地低于过往以政治—军事为主题的大国竞争。第三，中美在经济领域形成的高度相互依赖会成为制约竞争的重要因素。经济相互依赖不会消除竞争甚至可能引起或者加剧竞争，但却有助于确定竞争的边界，缓解冲突和对抗。第四，中美竞争的结局不会是非此即彼的。即使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美国仍在科技、金融、创新能力、高等教育以及军事实力等诸多方面保持其相对优势。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方面，中美博弈不太可能会重复历史上霸权更替的形式，更可能的前景是: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却不能全面取代美国;而美国既不能避免其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也不能全面阻止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双方只能在竞争中共处，在共处中管理竞争。

(二)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

中美战略竞争将重塑两国关系的基本形态。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的形态究竟为何，当下在中美学界和智库人士中存在着不同的偏好和认知。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将是战略对手甚至敌手，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美国保守派智库人士(姑且称之为“冷战派”)，他们主张美国要综合运用外交、军事、经济和政治手段，强化对华军事和外交压制，限制经贸关系的发展，在经贸领域实现“部分脱钩”，在政治上妖魔化中国等。“冷战派”口头上谈论中美竞争，心里想的则是冷战式的对抗，要让中美走向“新冷战”或“准冷战”。这派观点与特朗普政府中对华鹰派的立场相吻合，对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较大。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持这种观点的在中美学界和智库中占大多数(姑且称之为“竞合派”)，他们认为:一方面，中美两国将在经济、军事、外交、高科技、治理模式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双方又不得不在广泛的领域内合作，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反恐、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性疾病、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等。因此，中美互动主要表现为竞争与合作或竞争与接触交织，双方应谋求“竞争性共处”。值得注意的是，“竞合派”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观点差异，比如有些主张中美关系是竞争主导型，竞争为主、合作为辅，有些主张要根据实际情况保持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平衡，还有些认为中美之间应该是合作大于竞争。

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在美国朝野似乎已成为共识，而竞争思维的强化也显著影响了美国对华互动方式。随着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变化，中方也在做出相应调整，这必然会扩大和深化中美竞争的范围与力度。但是竞争并不能完全改变中美利益关系的基本结构。中美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共同利益———不管是经济的、安全的还是社会人文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