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长征中的神机妙算从何而来？——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_风闻

7   长征中的神机妙算从何而来？

从上一章我们知道，红军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南方无法继续立足，而被迫走上长征之路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红军冲破重重险阻，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呢？其中仍然蕴藏着中共情报人员的杰出贡献。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后，起初的征战过程并不顺利。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

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出生在慕尼黑，是一个德籍共产党人。说起来，国共双方用的都是来自德国的军事顾问，但是实际含金量却有天壤之别。国军的德国顾问汉斯·冯·赛克特乃是普鲁士将门之后，19岁就在近卫掷弹兵团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战后成为改组德国陆军的中心人物。1920～1926任国防军总司令。1926年晋升一级上将，他是“十万陆军”的缔造者，奠定了德国陆军得以重新崛起的基础，当之无愧的二战德军之父。

如果说赛克特是原装德国精品，那么李德就是彻头彻尾的“水货”。李德只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上过三年学，来中国之前，只指挥过一个骑兵旅，只有街垒巷战经验，却被同样将书本教条奉为神明的博古看成军事大师。李德来到苏区，虽然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错误的干预、指挥却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当时任临时中央书记的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由他一人坐在房间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真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实乃千古奇闻。

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极不准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都是按李德"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这一套错误路线进行的。

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什么叫书呆子误国，博古李德就是典型。

红军长征开始后，军事指挥权仍然掌握在李德手中，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只剩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主张部队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军事行动，实际则由毛泽东负责指挥。

在此之后，红军就如同从一个好长的噩梦中苏醒过来一般，作战有如神助。特别是四渡赤水，红军在不到30公里的范围内反复穿插，把敌人甩在身后，非常神奇。有人将其归结为毛泽东的指挥水平高超。毛泽东的指挥确实功不可没，但也没有必要过分神话，他也不过是发挥了“实事求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而已。真正立下汗马功劳的，是中共情报人员出色的电报侦听工作。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高度评价情报人员的贡献：二局（专门负责侦听的情报部门）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中共无线电情报工作的开展由来已久。1928年10月，周恩来亲自在上海部署创建中央特科第四科，专门负责无线电工作，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在此之前，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通信。可是，邮政通信必经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中共秘密通讯的传统做法是派遣专人送密信，但是，秘密交通员还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

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通讯。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被国民党严密封锁，难以到达中共手中。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帮助李强筹建，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通讯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上海的电台，不但要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络，还要沟通国内的江西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的无线电建设也是一波三折。江西苏区的红军在文家市战斗中，曾经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是，不知无线电为何物的红军战士，把这个嘀嗒做响的怪物给砸烂了！

毛泽东得知后痛惜不已，当即叮嘱红四军参谋处长郭化若，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一条，要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无线电人员。

1930年12月龙岗战斗，不但活捉了敌军师长张辉瓒，而且缴获了一批电台和10个无线电技术人员。可是，不懂技术的战士又把电台砸坏了，只剩下一部还能收报，但是不能发报。国民党十八师的台长王铮被俘虏，成为了红军十师的无线电电台台长。红军十师的秘书长欧阳毅调到电台当政委，不久又由冯文彬继任。从此，江西苏区的红军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间，沟通了迅捷的无线电联络！

1930年红军缴获的一部“只能收不能报”的电台（陈列于军委二局延安旧址纪念馆）

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中共中央又派人在各根据地都设立了电台。从莫斯科到上海，从上海到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陕北，中共的秘密通讯从空中跨越国民党的陆地封锁，畅通无阻。

据王铮回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红军在瑞金叶坪洋溪村成立了红军无线电学校，千方百计修理好缴获到的坏电台，自己装配了若干部电台。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到1934年10月长征前夕，红军各军团和几个主力师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基本上都配备有无线电台。”

各地无线电电台的建立，需要一大批专门的无线电人才。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一批各地来人聚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秘密学习。租界警方发现这个工厂颇为奇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1931年夏的某期无线电训练班中，有一个学员名叫曹祥仁，这个人后来成为中共无线电通信的骨干，并在红军长征中立下汗马功劳。

曹祥仁

曹祥仁的战友、与曾希圣、曹祥仁并称为“破译三杰”的邹毕兆说：曹祥仁同志只读过四年私塾，而搞起破译来非常出色，证明学历高低与业务水平只有相对的联系，关键是在实践中钻研、总结、提高的能力。邹毕兆还这样评价曾希圣和曹祥仁：就破译蒋介石军队的密码电报来说，从构思来讲，曾希圣局长是创始者；就实际工作的重任来讲，曹祥仁是创始者。曾希圣、曹祥仁同志同是破译蒋介石密码的创始人，无疑是正确的。

曾希圣

天资，加勤奋，加忠诚，加奋不顾身，曾经七天七夜不下电台，完成任务后因高烧倒在床上，这就是曹祥仁成功的秘诀。这也是红军侦听破译战线全体指战员的集体写照。周恩来曾为二局题词：“共产党掌握了技术，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使用的技术。”彭富九指出，这是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员，具有“我党的政治优势，在二局体现为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套优良作风”。

1941年7月，曹祥仁将自己破译工作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撰写了专著《密码学总论》。曹祥仁的同事王永浚和李廉士、胡备文也分别写出了破译学专著和无线电侦察专著。这是解放军情报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意义的理论著作。

1949年，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在全军二局工作会议上指出：我来时请教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一致认为在中国密码破译史上，第一个把码子变成字的是曹祥仁同志。这是对曹祥仁破译工作贡献的结论式评价。

曹祥仁的破译技术无师自通，却水平极为高超，简直就是中共的天赐福将。周恩来主持无线电通信工作，曾经颇为钻研过无线电通信技术，并亲自编写过密码。此密码被称为“豪密”（周化名伍豪），采用“复译法”的二重作业密码体制，这种密码体制的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一直沿用到1949年，也没有被国民党破译。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曾颇为自得地当面问曹祥仁：你觉得我们的密码怎么样？

曹祥仁直言快语，有什么说什么：“我们的密码太简单，我用五天就可以破出来。”

周恩来：@#￥%……&*

要说国民党情报系统的破译力量是酒囊饭袋，也不符合客观事实。事实上恰好相反，国军的破译能力还是相当强大的，他们曾在珍珠港事件前截获破译了日军的进攻计划。然而国军面对共军却极为悲剧，他们的无线电通信在共军面前几乎是透明的，而共军的通信对他们来说却如同黑箱。

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倒戈加入红军，给红军带来了40多名无线电通信人员。随后，国民党军方面开始加大电报加密力度，使得红军侦破工作遇到巨大困难，谍报科抄收下来但不能破译的密码电报装满了几大筐。1932年5月，红军总部将曹祥仁调去。从7月开始，曹祥仁与上级领导曾希圣合作。曹电码熟，曾中文好，两人密切配合，到10月完成了密码破解工作。

从此曹祥仁在破译国军密电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国军无线电部门难以逾越的“大魔王”。国民党军的密码基本上成为红军的明码。“国民党军每发一份电报，经过电磁波的自由传递，实际上等于让红军也得到一个副本。”这种局面几乎贯穿国共战争史的始终，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时，曹祥仁年仅18岁。

从1932年10月曾希圣、曹祥仁侦破敌人第一本密码开始，中央红军的每一次战斗胜利，几乎都与侦听破译敌台通信相关联。敌人的番号、驻地、行进路线和目的地，一清二楚，侦听破译工作成为武器装备、人员数量都处于劣势的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敌军的优势。

邹毕兆说：从密码电报中取得情报，既迅速，又准确，所需人员和物资又少，而且不存在像派遣侦探、情报人员所带来的危险和损失。情报是指挥员的耳目，是定下决心的重要前提。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显然是极为明显的。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独自值班的曹祥仁突然发现敌人电台非常活跃，几个师的电台同时发报，都有“十万火急”的呼叫。曹祥仁调动全部潜能，一人追踪五部电台，边听边分辨，抓住关键电码，分别主次，终于从吴奇伟部的电文中破译了敌人调兵遣将的情报，为枫山埠战斗胜利作出了关键贡献。

到长征前夕，红军的电台侦察已达到了得心应手的高峰阶段。尽管条件十分困难，但能做到“敌发我收、敌通我通”的惊人水平，主控方向的抄报率经常保持在百分之百，译通率经常达到“来一个通一个”，在许多关键时刻，创造了不少“边抄边通”的奇迹。

除了“破译三杰”之外，对红军密码电报破译工作做出过贡献的还有：军委二局的钱壮飞（他也是“龙潭三杰”之一），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蔡威等人。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宋侃夫

中国的军事爱好者圈子里，有句广为流传的戏谑之语：土共不土，战斗力五，用来讽刺果粉总是自吹国民党军队各种高大上，可是打起仗来却一败再败。但实际上，除了军事装备上由于现实物质条件所限，确实土得掉渣之外，共军的军事素质一点都不土，共军与国军之间是新式军队和旧式军队的差别。特别是军事密码通信方面，简直就是信息化部队对旧式军队的降维打击。

国军喜欢自吹自擂：共匪动向一切尽在掌握。但实际上，共军的动向国军从来没有具体掌握过，倒是国军的动向共军一清二楚。

蒋介石还特别喜欢用电报给部队发命令，他每发出一份命令，共军也就原样得到一份，拿着蒋介石的命令去打国军，相当于是睁着眼打瞎子。

邹毕兆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制造的大玻璃杯，把蒋介石这位委员长也扣在里面。蒋介石变成了我们日日夜夜监控着的杯中人主角。他对他自己花费心力编的密码是大有信心的。可是蒋介石到死也不知道他的密码全部为共产党破译了。真可谓，虚空者心安，不悟者无恨。”

对我军破译了敌人的全部密电，不仅蒋介石不知道，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一直蒙在鼓里。1933年，红军在登仙桥附近一举消灭了国民党两个师，国民党名将李默庵心情低落，就给在上海的夫人用密码发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在西安见到李默庵时说：“你的诗写得不错。”并念出了上述两句，让李默庵目瞪口呆。

然而，“睁着眼打瞎子”，也不代表着一定会必胜无疑，还得看是谁在打。

中央苏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作战，正确使用情报，作出正确部署，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但情报同样正确有效的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解读和使用情报的人不一样了，根据情报制订的战略战术不一样了。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人忍着病痛，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顽强破译了国民党军352本密码，几乎每天破一本，病中的曹祥仁破译得最多最快。曹祥仁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二局对蒋介石军队的所有活动，包括意图在内，都是了解的。蒋介石军队凡配有电台的师和旅以上的司令部，他们干什么，只要通过电报，我们就知道。

但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实际指挥者、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命令红军全线抵抗，打阵地战，使得辛辛苦苦侦听来的情报毫无用处，反而中了蒋介石“堡垒主义”战术的诡计。毛泽东曾又是气愤，又是无奈地说道：“闹鬼啦！蒋介石的底细如此透彻，竟然还打了败仗，古今奇谈，古今奇谈呵！”

当遵义会议之后，军事指挥权回到毛泽东手里后，红军有如神助，但实际上是根据二局的情报，实事求是地布置军事活动。毛泽东带着红军闲庭信步，其实是在依照情报指示行事。叶剑英说：“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曾希圣等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

毛泽东极为重视情报收集工作。在长征中，毛泽东亲自管二局，对外绝对封锁破译密码的消息，敌人长期以来并不知道红军已能破译他们的密码，此事对内也进行严格保密。邓小平之女毛毛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是—“跟着走”！

正是由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谍报工作深入敌高层，获得了大量有关敌人战略意图、兵力部署的情报，对红军跳出敌人的层层包围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1月24日，中央红军攻克土城之后，刘湘、刘文辉等四川军阀为阻止红军入川，出动8个旅对红军实行合围。红军集中主力，力图歼灭从南面尾随跟进的川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第四旅。川军是有名的“双枪（步枪和烟枪）军”。

本来朱德和刘伯承对川军的作战方式都很熟悉，但在实际作战中，由于川军有强烈的护乡意识，又惯于山地作战，再加上新装备的捷克造小迫击炮在山地作战中极有杀伤力，其战斗力大大出乎总部首长的预料。1月28日5时，红三、五军团，红一军团的一部和军委干部团分南北两路向青岗坡的敌军发起攻击，战斗极为惨烈，虽然歼灭了不少敌军，但我军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此时川军主帅刘湘下令，要将“饥疲不堪”的红军“一网打尽”，又增派两个旅火速赶来增援。情况万分危急，军委决定撤出战斗。

军委二局马上在空地上架线侦收，并当即破译密电，发现：红军周围布满了国民党军，其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隙中撤出，迅速摆脱当面敌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此次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战役中，军委二局的无线电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和中央红军的胜利突围，贡献极大。

继土城战役之后的是桐遵之战，红军再次截获了“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了解到国民党军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个回马枪。桐遵之战后，蒋介石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赶赴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启用“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让碉堡在黔北，特别是在赤水河两岸遍地开花，以捆住红军双腿使其难以“运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决定自己赴贵阳“御驾亲征”。这一重要情报，很快被重庆地下党获取，及时传给红军。

面对危局，刚刚重掌军事指挥大权的毛泽东命令红军秘密地第四次渡过赤水南下贵阳，实施“斩首行动”。他先是指挥红军做出进攻遵义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蒋介石已经达到贵阳后的几小时就立刻命令红军迅速南下，昼伏夜出，很快兵临贵阳城下，迫使蒋介石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护驾”。在电台监听得知滇军出动东进的消息后，红军立刻绕过贵阳城向西南疾进，长驱直入云南，如入无人之境。

聂荣臻在回忆1935年4月9日红军通过贵阳城郊那天的情形时，这样写道：“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进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从而保证了自己的行动神出鬼没，蒋介石要想围住红军无疑是天方夜谭。

红军侦听国民党军密码电报以获取机密的行动，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个偶尔的失误被国民党军发现。红军到了云南后，军委二局工作人员陈仲山掉队被俘，他带有一些被破译出来的国民党军电报底稿。1935年5月2日，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电称：

“顷在羊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瞭，知所趋避。”

蒋介石接电后，于5月3日和4日，连电龙云：“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规定“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

但是，得益于红军在敌人通信密级很低的时候就掌握了破解技术，随着敌人的密级提高，红军的破译能力也水涨船高，始终压国民党军一头。邹毕兆说：“直至蒋介石灭亡，他的密码全部可以破译出来。”

国民党军请外国专家帮他们编写密码，费尽心机，始终无法避开被红军监听破译。相反，他们却无法破译红军的密电。国民党军负责破译的电务股股长黄季弼无可奈何向上级报告：

“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察其情形，匪方对于电报之打法译法与及密本之编制法，均属精细周密，甚有心得。细查所得赤匪各报，其内容自首至尾均用密码，似系以号码数目替代密本之名称，其译电法似系引用复译法编成表式，百数十张随时按表将密本之大小码变换。其表式则系由0000号至9999号，一万号之中任便抽用，随时变更，发电人及收电人彼此均有此表对照，故密本究竟共有若干种，每种用若干时日，及何时更换，均无从分析。”

这是一个规律：只有掌握破解对方密码的手段，才能使自己的密码不被对方破解。

国民党军方面认定红军无线电通信得到了苏联的帮助。连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外国友人索尔兹伯里也在书中认定，红军的无线电机要侦察工作，是靠苏联人的训练而创建的。其实，红军的侦听工作完全是自力更生、独创路径的。《破译科长》中写道：“实际上，苏联在破译技术上对中共一直守口如瓶。”

《破译科长》指出：密码学的能力一般是和科技发展及经济水平成正比的，但红军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甚至连抄报的纸张都不够），几乎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智慧摸索、钻研，将破译工作发展、完善起来。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令外界不可思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传奇”。

在没有无线电联络和电讯广播时，毛泽东一度利用报纸作为军事情报的获取源。红军的情报主要是通过派人去侦察和搜集报纸获得。长征途中每到一地，红军都有专人把战士们找到的各种报纸收集起来，送到红军总部。红军到达哈达铺后，通过地下渠道获取了一份天津《大公报》，使党中央、中革军委对时局和陕北的情况有了最新的了解，从而坚定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确定在陕北的决心。

红军不仅各自破译白军的密电，不同部队之间还相互配合，相互交换情报。

中央红军长征的初期，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就在白天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敌人密电信息，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中央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人员将整理汇总后的情报，立即发给中央红军，帮助其迅速掌握周围敌情以争取主动。接着，中央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两支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在电讯侦察方面同四方面军相互配合的关系又有所改变。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中央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由于破译了上至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因此也就使红军领导层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略意图和部队动向一目了然，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而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使国民党军处处陷于被动。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动态却一知半解甚至是一无所知，仅靠飞行员在空中的肉眼侦察，有时红军略施小计，使侦察结果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例如，为了欺骗敌机的空中侦察，红军在长征中发明了一些简单实用的绝招，当红军行军途中敌侦察机突然飞临而来不及隐蔽时，部队就在统一号令下全体向后转，给敌侦察机制造红军虚假行军方向的错觉。这就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消息闭塞，从而处处被动，纵然人多装备好，也只能是穷于应付。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够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如中央苏区失陷时、红十军团在怀玉山失败时，机要人员都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参加了红军。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重视程度不够。

实际上，蒋介石早就应该知道共军的密码破译能力，却因为官僚隐瞒而毫不知情。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

蒋介石不仅被下属瞒，还被友军骗。红军横渡金沙江，敌军万耀煌师已接近红军，如果此时进攻红军，红军就有被敌军截断的危险，关键时刻，二局破译了万耀煌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万耀煌为保存自己实力，明明发现了红军，却向蒋介石谎称没有发现，并决定原地休整。中革军委据此命令全军集中由皎平渡过江，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根据地的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是年年底，二、四方面军的技侦力量归入军委二局。这支特殊的部队被任弼时誉为“密码脑袋”。为表彰电台侦听工作的汗马功劳，毛泽东曾先后两次为密码电报侦听破译工作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这些题词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电台侦听工作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及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

在修复的窑洞墙壁以及纪念馆里悬挂陈列的领导人为二局的题词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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