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模式的特殊源自对传统的春秋大义的坚守_风闻

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科技企业双子星的联想和华为，近期在“人设”上却急剧分化，用判若云泥、天渊之别形容也不为过。华为扶摇飞天，联想则急转坠渊，实在令人扼腕。

华为一跃成为民族大义的承担着，成为中美交锋的最前线，凝聚了举国的愤慨、激情和声援；而在屡次“失言”和辟谣中，联想则被网友实锤为“美帝良心想”，遭全民声讨，一浪高过一浪。

作为曾经的中国科技企业姊妹花，华为为何能够突然升华至此，联想又为何能够急剧凋零至此，是非常值得深思的。网上也出现了很多分析，但是都局限于技术、商业层面，其实，其根源在更传统更深层的心性层面、道义层面，在“义利之辩”层面，总之，在传统文化层面。

当然，作为科技公司，华为与联想现代的差异的确首先表现在技术开发上。华为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包括芯片和操作系统。这使得在面对美国的禁售和淫威，而能够丝毫不畏惧，不妥协，而积极从容迎战，赢得喝彩和钦佩，堪称新时代的民族英雄、民族脊梁。

而联想则至今未能开发出核心技术，而更多地是一个贸易公司，进口美国的芯片组装成电脑，进行销售。面对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极限高压”，总部早已搬往纽约的联想，其总裁高管们只能用英文向美国表“忠诚”。一再强调自己是个严守美国法律和要求的良民，非常明白自己的“角色”，只是赚个辛苦钱，从无独立开发芯片和操作系统这些非分之想，请特朗普放心，请美国放心。

进一步看，华为对资本刻意保持着距离，甚至有意拒斥。任正非说：“（华为）永远没有资本进来，这是我们公司高层所有人一致达成的意见。我们为理想而奋斗，不为金钱而奋斗。”“我们对资本不感兴趣，……，反正我们不会让外面资本进入公司。”

于是华为就成为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世界500强”。华为在资本上的独特性，不仅在于不上市，不接受外部资本，更在于其股权结构和分配结构。华为的股权结构高度分散，实行的是普遍化、人人有份的员工持股。任正非本人的持股比例仅在1%左右。华为在努力做到股权和收入的分配与个人实际业绩挂钩，与个人的努力程度挂钩，而非与资本挂钩。华为的股权不受资本控制。

同时，对于内部所积累的资本，华为并没从单纯地从资本保值增值的角度去使用，进行多元化投资，形成“华为系”，而是大规模地投入本领域深度的技术研发，摆脱技术依赖，努力获取技术上的独立和主动。

总之，华为对技术的重视，超越了对资本的重视，对员工个人能力的重视，超越了对资本的重视，表现出强烈的反资本主义特征。尽管在业务上与欧美市场赚钱，与欧美打成一片，但是，在文化上，又刻意与欧美的资本主义保持距离，甚至戒备甚严。

联想恰恰相反。出身于国企的联想，反而表现出更强烈的“亲资本主义”倾向，对资本的兴趣压倒对技术的兴趣，也压倒其他任何兴趣。联想很早就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香港上市。

对于积累起来的资本，联想也并没有投入到深度的技术研发，而是开始追求更快速的增值，进行多元化投资，甚至很早就进入了房地产，成为一个庞大的“联想系”。

在自身疏于研发的同时，寄望于通过资本手段，快速获取新技术，于是斥巨资收购了IBM、摩托罗拉等相关资产。

同时，联想对欧美文化充满渴望，非常急于挤入西方的世界、西方的圈子。联想很早就将总部迁往美国，其总裁杨元庆也花了大量时间去补习英语。现在在“国际”场合，已经能够熟练用英语发言，也喜欢用英语发言。

有分析人士认为，华为独特商业路径的开辟，与任正非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战争思维有关，而这些战争思维的核心则是毛泽东思想。无论从充斥于其讲话中的战争、战略概念，还是其办公桌上的搪瓷缸，都的确证明任正非受毛时代的影响很深，依然保留着那个时代所独有的激情和理想主义。

如果将华为成功的根源归之于毛泽东思想，是有道理的，但是并不准确，因为从中国历史的整体来看，毛泽东思想的背后，则是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中国需要的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而支撑中国实际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则是 “心”和“义”，也可说是 “心性”和“道义”，讲的是“道义独立”、“道义自由”，“心性独立”，“心性自由”。较之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文明，中国文明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存在独立的“心”、“心性”概念，和独立的“义”、“道义”概念。中国文明可以称之为“心性文明”和“道义文明”。

“心”是逻辑上、功能上的思考主体，掌管人的思考功能，是一切思考活动的发出者。思考包括判断和选择。中国传统认为，“心”是人的主宰。同时，人的思考，即人的判断和选择，又是遵循一些稳定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就是“义”、“理”。因此，“义”、“理”也可以说是“心”的基本属性，叫做“性”。

同时，人是基于心得判断和选择而行动，因此，人的行为结果，也是包含着“义”的。包含“义”的行为也就“礼”。如果所有人的行为都是有礼的，天下就自然处于“有道”的状态，自然形成良好的秩序。过去的行为是历史，历史中也是包含着“义”的，而且“义”也是历史的核心。

作为思考的基本原则，作为判断和选择的基本原则，“义”的存在不是抽象的，而是实践的、具体的，一定体现在行为之中，一定体现在历史之中。思考，判断和选择，都是针对具体实践情况的，针对具体的条件和环境的，针对具体的时代背景的，其结果也与因应这些不同而不同。

这里就涉及到“心物之辩”、“义利之辨”、“体用之辩”的问题，这三个辩题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心”是就思考主体而言，也是就人主宰、人本质而言。“心”的基本属性就是“义”，当然心也是“体”，本体之体。

“物”则是指思考之结果，判断和选择之结果。思考的结果，判断和选择的结果，尽管是由心所发出，但是，此时已经脱离了心，而成为“物”了。世界上的一切物，都是经由人心的思考认知能力而呈现，都是人心思考和判断的结果，包含着人心的赋予。同时，一旦成为“物”，也就立马成为“心”的思考对象。

“物”包含着人心所赋予的价值判断，包含着有利还是不利。因此，“义”是“心”的属性，“利”则是“物”的属性。

人的本质，在“心”，人的独立和自由就体现在“心”本身的独立和自由上，及思考本身、判断和选择本身的独立和自由上。“心”的独立和自由就是“义”的独立和自由，也是体的独立和自由。

但是，尽管“物”是“心”的产物，但是，“物”也会反过来对“心”构成影响，让“心”执着、沉溺于“物”，执着、沉溺于“利”、“用”，这样便失了“心”本身的独立和自由。

中国古人之所以提出，“心物之辩”、“义利之辨”、“体用之辩”这些辩题，正是为了捍卫“心”的独立和自由、“义”的独立和自由。

唯有“心”的独立和自由、“义”的独立和自由才是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类历史中，独立和自由的概念起源于中国。中国文明也一直是追求和捍卫独立和自由的文明。

现代西方文明所提出的独立和自由，不是基于“心”的，而是基于“物”的，是依赖、依附于物的。具体来说，依附于财产、权力、制度等等。依赖于物，便受制于物。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这种情况恰恰是“心物之辩”所反对的“役于物”、“人化物”的状态。这与其说是自由，还不如说是奴役。

至少从“春秋”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捍卫“心”“义”独立的历史，也是“大义”的历史，即所谓的“春秋大义”。因为历史中会屡屡出现一些新文化，以物为本，重心轻物，对中国固有的文化进行干扰，而偏离心性自由。捍卫心的独立和自由，就是要与这些新文化做斗争，消除其破坏性影响。

同时，这些新文化一般都是从外部传入中国的，而且主要是通过中亚游牧为中介，通过中亚游牧对中国的入侵而传入。文化入侵的初始阶段一般都有武力入侵。这样捍卫心性自由，就包括着两种抗击，一种是抗击外族入侵，另一种则是抗击文化入侵。

对外族入侵的抗击，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进行，而对外来文化的抗击，则是通过学术革新来进行。

春秋时期，法家思想传入中国之时，中国饱受北方游牧的入侵，包括北戎、狄人、猃狁等。法家最后能够在秦国生根落地，秦国也凭借法家思想的实施而迅速壮大，并吞并东方六国，根源在于，由于地处西部边陲，本身在文化上距离中原的较远，具备很强烈的蛮夷特征。因此，就很容易接受由游牧所带来的重利轻义的法家文化。

春秋五霸，尤其是作为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其首要功绩，便是对入侵的北方游牧的抗击，即所谓的“尊王攘夷”。因此孔子评价管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伴随着法家思想的出现，而出现的学术上的“儒法之争”，其实就是对外来的法家文化的抗击。只是由于法家太过于强大，儒家非但没有彻底战胜法家，反而在这个过程中自身也法家化了。尽管如此，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之后，儒家回归了学术和政治上的主体地位，形成了长达2000多年的“儒体法用”格局。

东汉末期和两晋时期，另一种新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佛教。尽管佛家本身的起源地在印度，但是，其传入中国也是以北方的游牧为中介的。当时中国管北方游牧叫“胡人”，因此佛教一开始被称作“胡教”。佛教传入中国的时期，也是北方游牧大举入侵中国的时期。及至后来发生“五胡乱华”。

因此，抗击胡人入侵就成为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的首要主题，其间也涌现出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最著者当属“闻鸡起舞”的祖逖，和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

在北宋开始成形的“宋明理学”，则是对佛教文化抗击的结果。

1840年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在自海路入侵中国，中国的历史再次重复，伴随着蛮夷的入侵，出现了妨害中国固有文化的新文化。中国再一次进行两种抗击，先是通过战争直接抗击侵略者，然后再抗击入侵中国的新文化，这次是西方文化。

中国对西方列强的武力上抗击包括三个阶段。

从1840-1949是第一阶段。西方列强，包括后来的日本鬼子，直接进入中国，中西战争的战场在中国。

1949-1990是第二阶段。此时，中西对抗的主要对手已经是当时的美苏两大霸主。直接或间接与美苏之间发生了几场战争，但是战场都不在中国，而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包括朝鲜、越南、印度等。

1990-现在（2019）是第三阶段。中国的主要西方对手只剩下美国了，中西对抗已经演化为中美对抗。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愈发密切，让对抗变得潜伏起来，中美之间只有摩擦，而没有发生战争。这些摩擦包括，美国轰炸中国南联盟大使馆、支持台湾、南海挑衅等。

在这个阶段，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经济的迅速崛起，支撑军事技术和军事力量的迅速提升，这是对美国的武力抗击能力的提升。

总之，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从抗美援朝，到越南自卫反击战，从经济崛起到军事的崛起，这些都属于对西方列强的武力抗击。

对西方列强在文化上的抗击，目前刚刚起步，国学热在民间的流行、国家提出民族复兴、文化自信，都属于这个范畴。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最大的“义”，即民族大义，就是针对西方列强的武力反抗。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其核心也是“义”。或者说，“义”在1840年以来，就化身为对西方列强的反抗，这个中反抗就是最大的“义”。

任正非的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而将这个“义”，继承下来，任何应用到华为的业务发展中去，支撑着华为的迅速崛起。华为的崛起和成功，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成功的一个缩影。

而联想的发展是缺乏毛泽东思想的，缺乏“义”的，所秉持的思想更是西式的纯商业思想，最求的是利润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