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模式的特殊源自对传统的春秋大义的坚守_风闻
甲骨书院-以义理逻辑看世界,公众号同名2020-07-05 08:58
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科技企业双子星的联想和华为,近期在“人设”上却急剧分化,用判若云泥、天渊之别形容也不为过。华为扶摇飞天,联想则急转坠渊,实在令人扼腕。
华为一跃成为民族大义的承担着,成为中美交锋的最前线,凝聚了举国的愤慨、激情和声援;而在屡次“失言”和辟谣中,联想则被网友实锤为“美帝良心想”,遭全民声讨,一浪高过一浪。
作为曾经的中国科技企业姊妹花,华为为何能够突然升华至此,联想又为何能够急剧凋零至此,是非常值得深思的。网上也出现了很多分析,但是都局限于技术、商业层面,其实,其根源在更传统更深层的心性层面、道义层面,在“义利之辩”层面,总之,在传统文化层面。
当然,作为科技公司,华为与联想现代的差异的确首先表现在技术开发上。华为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包括芯片和操作系统。这使得在面对美国的禁售和淫威,而能够丝毫不畏惧,不妥协,而积极从容迎战,赢得喝彩和钦佩,堪称新时代的民族英雄、民族脊梁。
而联想则至今未能开发出核心技术,而更多地是一个贸易公司,进口美国的芯片组装成电脑,进行销售。面对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极限高压”,总部早已搬往纽约的联想,其总裁高管们只能用英文向美国表“忠诚”。一再强调自己是个严守美国法律和要求的良民,非常明白自己的“角色”,只是赚个辛苦钱,从无独立开发芯片和操作系统这些非分之想,请特朗普放心,请美国放心。
进一步看,华为对资本刻意保持着距离,甚至有意拒斥。任正非说:“(华为)永远没有资本进来,这是我们公司高层所有人一致达成的意见。我们为理想而奋斗,不为金钱而奋斗。”“我们对资本不感兴趣,……,反正我们不会让外面资本进入公司。”
于是华为就成为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世界500强”。华为在资本上的独特性,不仅在于不上市,不接受外部资本,更在于其股权结构和分配结构。华为的股权结构高度分散,实行的是普遍化、人人有份的员工持股。任正非本人的持股比例仅在1%左右。华为在努力做到股权和收入的分配与个人实际业绩挂钩,与个人的努力程度挂钩,而非与资本挂钩。华为的股权不受资本控制。
同时,对于内部所积累的资本,华为并没从单纯地从资本保值增值的角度去使用,进行多元化投资,形成“华为系”,而是大规模地投入本领域深度的技术研发,摆脱技术依赖,努力获取技术上的独立和主动。
总之,华为对技术的重视,超越了对资本的重视,对员工个人能力的重视,超越了对资本的重视,表现出强烈的反资本主义特征。尽管在业务上与欧美市场赚钱,与欧美打成一片,但是,在文化上,又刻意与欧美的资本主义保持距离,甚至戒备甚严。
联想恰恰相反。出身于国企的联想,反而表现出更强烈的“亲资本主义”倾向,对资本的兴趣压倒对技术的兴趣,也压倒其他任何兴趣。联想很早就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香港上市。
对于积累起来的资本,联想也并没有投入到深度的技术研发,而是开始追求更快速的增值,进行多元化投资,甚至很早就进入了房地产,成为一个庞大的“联想系”。
在自身疏于研发的同时,寄望于通过资本手段,快速获取新技术,于是斥巨资收购了IBM、摩托罗拉等相关资产。
同时,联想对欧美文化充满渴望,非常急于挤入西方的世界、西方的圈子。联想很早就将总部迁往美国,其总裁杨元庆也花了大量时间去补习英语。现在在“国际”场合,已经能够熟练用英语发言,也喜欢用英语发言。
有分析人士认为,华为独特商业路径的开辟,与任正非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战争思维有关,而这些战争思维的核心则是毛泽东思想。无论从充斥于其讲话中的战争、战略概念,还是其办公桌上的搪瓷缸,都的确证明任正非受毛时代的影响很深,依然保留着那个时代所独有的激情和理想主义。
如果将华为成功的根源归之于毛泽东思想,是有道理的,但是并不准确,因为从中国历史的整体来看,毛泽东思想的背后,则是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中国需要的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而支撑中国实际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则是 “心”和“义”,也可说是 “心性”和“道义”,讲的是“道义独立”、“道义自由”,“心性独立”,“心性自由”。较之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文明,中国文明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存在独立的“心”、“心性”概念,和独立的“义”、“道义”概念。中国文明可以称之为“心性文明”和“道义文明”。
“心”是逻辑上、功能上的思考主体,掌管人的思考功能,是一切思考活动的发出者。思考包括判断和选择。中国传统认为,“心”是人的主宰。同时,人的思考,即人的判断和选择,又是遵循一些稳定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就是“义”、“理”。因此,“义”、“理”也可以说是“心”的基本属性,叫做“性”。
同时,人是基于心得判断和选择而行动,因此,人的行为结果,也是包含着“义”的。包含“义”的行为也就“礼”。如果所有人的行为都是有礼的,天下就自然处于“有道”的状态,自然形成良好的秩序。过去的行为是历史,历史中也是包含着“义”的,而且“义”也是历史的核心。
作为思考的基本原则,作为判断和选择的基本原则,“义”的存在不是抽象的,而是实践的、具体的,一定体现在行为之中,一定体现在历史之中。思考,判断和选择,都是针对具体实践情况的,针对具体的条件和环境的,针对具体的时代背景的,其结果也与因应这些不同而不同。
这里就涉及到“心物之辩”、“义利之辨”、“体用之辩”的问题,这三个辩题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心”是就思考主体而言,也是就人主宰、人本质而言。“心”的基本属性就是“义”,当然心也是“体”,本体之体。
“物”则是指思考之结果,判断和选择之结果。思考的结果,判断和选择的结果,尽管是由心所发出,但是,此时已经脱离了心,而成为“物”了。世界上的一切物,都是经由人心的思考认知能力而呈现,都是人心思考和判断的结果,包含着人心的赋予。同时,一旦成为“物”,也就立马成为“心”的思考对象。
“物”包含着人心所赋予的价值判断,包含着有利还是不利。因此,“义”是“心”的属性,“利”则是“物”的属性。
人的本质,在“心”,人的独立和自由就体现在“心”本身的独立和自由上,及思考本身、判断和选择本身的独立和自由上。“心”的独立和自由就是“义”的独立和自由,也是体的独立和自由。
但是,尽管“物”是“心”的产物,但是,“物”也会反过来对“心”构成影响,让“心”执着、沉溺于“物”,执着、沉溺于“利”、“用”,这样便失了“心”本身的独立和自由。
中国古人之所以提出,“心物之辩”、“义利之辨”、“体用之辩”这些辩题,正是为了捍卫“心”的独立和自由、“义”的独立和自由。
唯有“心”的独立和自由、“义”的独立和自由才是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类历史中,独立和自由的概念起源于中国。中国文明也一直是追求和捍卫独立和自由的文明。
现代西方文明所提出的独立和自由,不是基于“心”的,而是基于“物”的,是依赖、依附于物的。具体来说,依附于财产、权力、制度等等。依赖于物,便受制于物。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这种情况恰恰是“心物之辩”所反对的“役于物”、“人化物”的状态。这与其说是自由,还不如说是奴役。
至少从“春秋”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捍卫“心”“义”独立的历史,也是“大义”的历史,即所谓的“春秋大义”。因为历史中会屡屡出现一些新文化,以物为本,重心轻物,对中国固有的文化进行干扰,而偏离心性自由。捍卫心的独立和自由,就是要与这些新文化做斗争,消除其破坏性影响。
同时,这些新文化一般都是从外部传入中国的,而且主要是通过中亚游牧为中介,通过中亚游牧对中国的入侵而传入。文化入侵的初始阶段一般都有武力入侵。这样捍卫心性自由,就包括着两种抗击,一种是抗击外族入侵,另一种则是抗击文化入侵。
对外族入侵的抗击,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进行,而对外来文化的抗击,则是通过学术革新来进行。
春秋时期,法家思想传入中国之时,中国饱受北方游牧的入侵,包括北戎、狄人、猃狁等。法家最后能够在秦国生根落地,秦国也凭借法家思想的实施而迅速壮大,并吞并东方六国,根源在于,由于地处西部边陲,本身在文化上距离中原的较远,具备很强烈的蛮夷特征。因此,就很容易接受由游牧所带来的重利轻义的法家文化。
春秋五霸,尤其是作为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其首要功绩,便是对入侵的北方游牧的抗击,即所谓的“尊王攘夷”。因此孔子评价管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伴随着法家思想的出现,而出现的学术上的“儒法之争”,其实就是对外来的法家文化的抗击。只是由于法家太过于强大,儒家非但没有彻底战胜法家,反而在这个过程中自身也法家化了。尽管如此,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之后,儒家回归了学术和政治上的主体地位,形成了长达2000多年的“儒体法用”格局。
东汉末期和两晋时期,另一种新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佛教。尽管佛家本身的起源地在印度,但是,其传入中国也是以北方的游牧为中介的。当时中国管北方游牧叫“胡人”,因此佛教一开始被称作“胡教”。佛教传入中国的时期,也是北方游牧大举入侵中国的时期。及至后来发生“五胡乱华”。
因此,抗击胡人入侵就成为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的首要主题,其间也涌现出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最著者当属“闻鸡起舞”的祖逖,和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
在北宋开始成形的“宋明理学”,则是对佛教文化抗击的结果。
1840年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在自海路入侵中国,中国的历史再次重复,伴随着蛮夷的入侵,出现了妨害中国固有文化的新文化。中国再一次进行两种抗击,先是通过战争直接抗击侵略者,然后再抗击入侵中国的新文化,这次是西方文化。
中国对西方列强的武力上抗击包括三个阶段。
从1840-1949是第一阶段。西方列强,包括后来的日本鬼子,直接进入中国,中西战争的战场在中国。
1949-1990是第二阶段。此时,中西对抗的主要对手已经是当时的美苏两大霸主。直接或间接与美苏之间发生了几场战争,但是战场都不在中国,而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包括朝鲜、越南、印度等。
1990-现在(2019)是第三阶段。中国的主要西方对手只剩下美国了,中西对抗已经演化为中美对抗。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愈发密切,让对抗变得潜伏起来,中美之间只有摩擦,而没有发生战争。这些摩擦包括,美国轰炸中国南联盟大使馆、支持台湾、南海挑衅等。
在这个阶段,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经济的迅速崛起,支撑军事技术和军事力量的迅速提升,这是对美国的武力抗击能力的提升。
总之,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从抗美援朝,到越南自卫反击战,从经济崛起到军事的崛起,这些都属于对西方列强的武力抗击。
对西方列强在文化上的抗击,目前刚刚起步,国学热在民间的流行、国家提出民族复兴、文化自信,都属于这个范畴。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最大的“义”,即民族大义,就是针对西方列强的武力反抗。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其核心也是“义”。或者说,“义”在1840年以来,就化身为对西方列强的反抗,这个中反抗就是最大的“义”。
任正非的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而将这个“义”,继承下来,任何应用到华为的业务发展中去,支撑着华为的迅速崛起。华为的崛起和成功,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成功的一个缩影。
而联想的发展是缺乏毛泽东思想的,缺乏“义”的,所秉持的思想更是西式的纯商业思想,最求的是利润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