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魏晋风度”_风闻

“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两晋南北朝史》第一章·总论

前言：

个人精力所限，本贴引用的历史观点均源自吕思勉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下称《两晋》），其书草稿成于20世纪30年代，写于20世纪40年代，时值我国动乱，书中见解难免会有所偏激，好在吕先生精通二十四史，其史料选用扎实可靠，绝大部分推论均可信。

       写此贴动机源于某“肖战粉”说：“是因为肖战在我眼里，近乎完美地复刻了‘魏晋风度’。 他在戏中，身上有一股气质，仿佛是从《世说新语》这本书里走出来的人物。”

       那么，对于一个现时风评为流量明星，在大众眼中演技不佳、面无表情的肖战，我们就从面无表情说起。

       于魏晋时，有一位名人，谢安。

       百度词条中，引用的两条史料

【《晋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十九》：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浚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以安为悦，犹去不止。风转急，安徐曰：“如此将何归邪？”舟人承言即回。众咸服其雅量。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

【《晋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十九》：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以总统功，进拜太保。】

       相关内容各位看官可以自行百度，这里只摘取部分白话，

【……，风起浪涌，众人十分惊恐，谢安却吟啸自若。船夫因为谢安高兴，照旧驾船漫游。风浪转大，谢安慢慢说：“如此大风我们将如何返回呢？”船夫听从吩咐立即驾船返航。众人无不钦佩谢安宽宏镇定的气度。……】

【……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憋不住问他，谢安淡淡地说：“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打败敌人了。”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舞跃入室，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

       这两段记载，勾勒的就是一位在外喜怒不行于色的谢安

       “殷浩、谢安，皆江左之望也，而皆为风流所宗。”（见《两晋》第二十三章第四节）

       此风流，指的便是清谈之风，其时相较于所谓的儒学又被称为玄学。

       至此我们进入正题，先谈一谈魏晋时期的清谈之风。

       “清谈之风，世皆以为其于魏之正始，亦非其实也。秦、汉之世，黄老、老庄之学，传授迄未尝绝，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四节。其中如杨厚、范升、马融、虞翻，皆儒家，而或修黄老教授，或为《老子》训注；升与向长所习，亦以《易》《老》并称；此已导魏、晋玄谈之先河。严君平、周勰皆肥遁自甘，而史述其事，或云慕老聃清净，或云依老子、严周之指而著书，则又魏、晋以后，清谈不事事之先声矣。”（见《两晋》第二十三章第四节）

       清谈的风气，源于黄帝，老子，庄子之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作为“隐学”被传承。

       说到此处，又不得不提科举制之前我国的察举制，或者说选举制，上察下举。

       秦亡以后，六国遗老多有出来争权夺势的，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吕后背后的吕氏家族，从周朝到春秋战国时期，表面是礼仪，实际上，士，大夫都是以血统论政治地位，秦的法治实际上扎根于始皇帝对权力的分封，至汉朝，由于秦灭以后六国残余势力组成复杂，虽仍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册封，但所谓“民意”亦在官员任命上有所影响，司马相如之流便是如此，察举制就此形成，两晋时期的表现形式是九品中正制，中正负责品评九品。其实就是曹操战时与治下各门阀妥协的办法，从俗约逐步演变成制度，本质与察举制并无不同，因为战乱时期，底层社会组织混乱，察举制没有施行的社会基础，九品中正制便一直持续到隋朝建立。

       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关系，察举制最终导致汉朝门阀势大，把持了底层寒门、细民的上升通道，王莽新政和汉光武帝都没能在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底层民众而言，活下去的诉求只有在黄巾军和各路军阀混战中的劫掠行为得到表现，而对于坐冷板凳的寒门、豪右而言，旧有的儒学多为世家大族把持，想要实现政治抱负或者获取家族利益，通过清谈被上（大中正）所“察”或被下（小中正）所“举”，就成了一种可靠的获取政治资本的途径，这也从侧面说明为何到了隋朝以后，清谈之风逐渐消失。

       作为一种贯穿两晋时期的学术风气，其历史意义正如吕先生所言：“玄学之大功，在于破除拘执。其说之最要者，为贵道而贱迹。道者今所谓原理，迹则今所谓事实也。前此之言治者，率欲模仿古人之形迹，自经玄学家之摧破，而此弊除矣。然人之善恶，实因其所处之境而不同。日与人相劘者，人事固较天行为尤切。前此经世之家，欲举社会组织，解弦而更张之，其所操之术或疏，而谓非解而更张，无以为治，其说固未尝误。而承新莽败绩之后，人莫敢言治本之计，徒欲移易人性，以求臻于上理。玄学之家，已有此蔽。继以佛学，其蔽愈深。宋世理学，力辟二氏，此见亦未能改，遂至冥冥千载，视社会一时之组织为天经地义而不可变焉，屡变无成，实由于此。此则深可叹惋者矣。”

        比较今时之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清谈之风于其时之地位，可见一斑

       有点偏离话题了，我们说回来。对于一个演员在剧中的表现，是否符合魏晋风度，仍需用魏晋之际风流人物的行为，作为比较标准，先摘四段记载：

《晋书·阮籍传》：文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着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晋书·胡毋辅之传》：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子谦之，才学不及父，而傲纵国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辅之正酣饮，谦之窥而厉声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

《晋书·桓温传》：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晋书·祖逖传》：时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进说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沈弱之士欣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

       受玄谈风气的影响，相较于两汉之际，一些名士想要破除旧规，对于旧有传统观念多报有极端的观点，且阮籍受曹魏恩惠，对司马氏多有不敬，与桓温和祖逖相较，于人前表现便是狂放，胡毋辅之是玄谈风气影响下的代表人物，任纵，不拘小节。

       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好处是众人均以表达出自己情绪为常，前文所引谢安在淝水之战战报送到后的表现，无论是如实记载，还是史官附会，也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

       桓温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相较于祖逖所言“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立意类似，均是战前对个人命运的担忧，但无论是二者的战绩，还是桓温晚年图谋篡位，都证明其私利心很重，仅看人前之言，是难以看出其人真实心意。

       表里不一，只是玄谈风气下士大夫表现出的恶俗之一（从更广的历史范围看，这些恶俗并不是清谈风气下独有的），葛洪的《抱朴子》对当时风气之恶多有记载，不再摘抄，仅上图供各位参考。

小结：

       对于当下的演员而言，两晋时期的“谢安”应该是最高评价，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老戏骨或者说实力派演员都是符合这个评价标准的，我不懂演技，就不展开谈了。

       而转向更普遍的魏晋时期社会风气，那华语演员中最贴近魏晋风气的，周星驰，成龙是代表，夸张与豪放皆有之。

       但，如果只着眼于魏晋时期的各种负面表现，如《抱朴子》所述，毫不遮掩自身欲望，无视礼法、传统，那斗鱼四骚，还真的要比仅仅是跟舆论硬杠的肖战，更贴近“魏晋风度”。

       扩展的讲，除四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风气整体上比较接近魏晋时期受玄、释、道影响开始摆脱周朝遗制影响后的儒学所营造的社会风气，若仅仅是倾慕魏晋风度，大可不必只看演员，芸芸众生亦是其中一员。

       与南北朝类似，其中一些弊端已经开始显现，例如官场上的表面文章，又如肖战事件中，公关团队试图效仿汉末门阀把持民意等等，最近的苟晶事件与肖战的公关团队从本质上并无区别，这样的弊病，问题不在于其表现出来，而在于当事人的习以为常，社会组织，目的是要改变社会风气，但是反过来又会被社会风气所影响，对于这些公关公司如此，对于我们的党组织也是相同的道理。

       对于肖战背后的公关公司，有空就蹭一下香港境外势力的热度，再写一贴，对于这个演员而言，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将来有一天，他能证明自己的演技，像彭于晏那样重生，我收回今日讽刺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