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与百年中国思想浅论（三）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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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与百年中国思想浅论（一）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与百年中国思想浅论（二）

结论一：三大基因

在此，我们终于可以回答上面关于“标准正交基”的问题：“毛泽东之思想”的一组“标准正交基”到底是什么呢？总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动”的世界观与附属在“动”上的“抵抗”的人生观；二，对内：对精神力量的重视，包括思想、道德、意志等多方面；三，对外：对群众的信仰。有人也许要问：我分明看到了大量的毛重视实际、强调实践、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特点，为什么不在这所谓的“三大基因”之中呢？回答是，这一点的确非常突出，足以构成“三大基因”之外的第四个元素，即“四，内外连接：重视实际，从客观出发”。但考虑到“重视实际”本质上仍是在处理“主观”与“客观”这组世上最关键的矛盾关系，因此我们把它暂附属在“精神力量”这部分之下，此举无害其重要地位。

（百团大战中的彭德怀）

以上的思维模式，在他的实践中落实地全面而彻底，是他分析实际问题、处理实际事务的基本模式。这非常集中地贯彻在他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学生时代他曾说“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讲堂录》），其后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大量战术操作和战略部署，以及他凝结出的一系列军事方面的理论思考，是值得后人认真体会的。不妨看看著名的《论持久战》，此文是1938年夏季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演讲稿。在分析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时，他注重从发展的趋势上看问题：

“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

另外，《论持久战》也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充分考虑抗日战争中国际各方力量的因素：“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

回答“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问题时，毛的动态发展观体现地相当突出，敌我双方的“优点”“缺点”都是一个过程而非静态状态：

“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

我在此提请读者注意，这段表述与毛泽东二十四岁时关于体育的想法是何其相似——

“盖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至于弱者，则恒自闵其身之不全，……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致于强，未可知也。”

毛泽东也在《论持久战》中也集中阐述了他对“唯武器论”的反驳，其思维仍然是遵循着群众中心（“天下之心”）的逻辑：

“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战争要靠什么取得胜利呢？毛认为“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

“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这是不是说明了毛相信“主观精神”（在这里是“士兵”和“老百姓”的主观精神）具有极大力量呢？我想是的。这的确是典型的毛的“思考方式”——从众人的“心”出发。

更进一步，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而要实现这打退日本侵略者的“火阵”，关键在于“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具体方法是“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换句话说，决定抗战胜利的根本，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于政治方面而非军事方面。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始终把军民政治作为抗战的生命线，把统一战线作为抗战的最高准则，这一点来自于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传统，在不久后也将对全中国留下不可磨灭的光辉记忆。

总结来看，中日的力量对比，是我弱敌强，我大敌小，我进步敌退步；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的客观需要，是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要形式。毛泽东早期便已确立的动态观，几乎天然地适合这个这场战争的战略需要。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回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一转战陕北时期毛泽东提出的著名口号，就能有生动切实的体会。很多学术性分析往往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念、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人力资源与群众工作的高度重视，保存有生力量等角度来分析毛泽东的这句指导口号，但我们知道，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思想，和《论持久战》类似，是用动态观点考察一切的体现。《论持久战》告诉我们，除了动态观之外，对主观精神的张扬以及对群众力量的信仰一直交织在战争实践和理论总结之中——我们所提出的“三大基因”，的确主宰着毛“指点江山”的头脑。

（转战陕北）

结论二：动态观与矛盾观

关于“动态观”（以及“抵抗观”）这一点，我们已做了很多说明。这里应该补充的是，毛泽东之思想的中后期，“动态观”已经基本进化为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性的“矛盾观”，并且由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政治实践经历，毛泽东的理解已经非常深刻，超越了青年时期那样杂糅了中国传统朴素辩证法、康德主义与其他一系列思想的“抵抗观”（那时“矛盾”还没有成为他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在毛思想的中后期，他进一步将“矛盾”作为哲学世界的至高原则：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

斯诺对此曾评价说，“我觉得他（指毛泽东）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在晚年，毛更是从矛盾的对立统一出发，表达了自己对唯物辩证法传统的“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创新看法，给予“矛盾”这一概念以不可超越的地位：

“辩证法三大规律……我的意见是，辩证法只有一个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

“离开矛盾的对立统一来谈什么运动、发展和联系，就不是真正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另外，正如上文提到，毛泽东对认识论抱有浓厚兴趣，而矛盾的观点正是毛泽东思想中认识论的基石。其实，《实践论》《矛盾论》两篇重要哲学论述，一开始就是毛泽东放在一起创作的，分成两篇单独的文章则是之后出版时所修改。这个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我”与“非我”这组矛盾，以及其所代表的认识论范畴，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是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的。

结论三：自信而无畏

以上是一些具体而正式的例子，但除了这些革命、战争与理论思考方面的典型案例，“动”、“我”、“民”三个要素实际上渗透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与处事作风的每一个层级，其中有些直接塑造了新中国的“国家性格”和国民形象。坚持用动态视角看待世界的习惯（在当代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则被表述为“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与对“我们”的主观力量的高度重视相结合，便催生了新中国与此前时代大有不同的一种时代风貌——自信，近乎无条件的自信。不仅是民众个体层面的自信，也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一种自信态度。这种自信与很多客观因素直接相关，既包括取得一次次胜利的鼓舞（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成就），也包括革命队伍天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毛个人话语体系中建构出的近乎无条件的自信态度，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关于这一点，没有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有力的佐证。在1930年土地革命战争的低潮期，在队伍中不少人对事业前途抱悲观态度时，毛对“革命高潮”的判断却充满信心，至今读来都有着滚烫的温度：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而这种“冲诀网罗”、“沛然莫之能御”的自信，正来源于“动”与“我”的结合：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

对于我方主观力量能够迅速恢复并增强这一点，毛抱有情感上的希冀，但同时也伴随着客观上的分析：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难看出，这里又有着“动”、“我”、“民”三个基本元素的结合，在这个具体事例中，“动”是“我”的方法论，“民”是“我”力量发展的保证。

新中国建立后，这种无条件的自信，这种“乱云飞渡仍从容”的精神，继续在各个方面主宰着北京的空气：

“……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作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来决定的。这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

对己方的无条件自信、对敌方的无畏与举重若轻、对群众力量的充分信赖这三者是交织在一起的：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与钱学森）

伴随着自信而来的，是毛个人所推崇的大无畏的勇气，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与“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等。毛泽东的这种自信、大无畏、不拘小节、举重若轻与豪放精神是一体的，在中国的乡野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毛来自农民，又回到农民，在延安时期为世界所知时，这种个人特质通过一种极其朴素的，但又具备超凡生命力的“农民的个人习惯”体现出来，用现在的话可以称为“土气”。这是他在个人形象和作风上有区别于那个时代的典型中国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的重要方面。斯诺对这种个人性格进行过进一步的描绘，基本和我们之前概括的“简朴低调”但又“沛然不可御”一致：

“……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有句话讲“文如其人”，毛泽东的文风也是他这种个人的特色的最好体现，我们只举《关于重庆谈判》的例子便足以说明问题。这篇系重庆谈判后给延安干部的报告，写的相当明白晓畅、平易近人，同时又有“我自岿然不动”的雄壮气势：

“如果他们（笔者注：指国民党）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

自信而无畏的昂扬精神和新中国的精神面貌是高度一致的，这一点我们无需赘言，读者只要回味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文艺作品即可发现。

结论四：体育教育

接下来我们继续考察“动态观”：由于于毛的“动”的概念虽然以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矛盾的普遍性等哲学观点为基础，但正如上文提到，这种“动”首先要强调的就是身体的运动这种具体的特殊形式的“动”，而毛早年也正是通过身体锻炼这一方法来加深自己对“动”的理解的。这种对身体运动的热衷，也润物无声地浇灌了很多新中国特有的记忆。在教育事业上，毛泽东就曾明确为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教育方针定义了总目标：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正是中国大陆“三好学生”这一中小学学生最高荣誉的来源，虽然在世界各国的具体实践中，教育（尤其是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内容有时候往往被简化为传授知识、技能和方法（即智育），但德智体全面发展无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育人标准。我们这里希望用这“德智体”所说明的是，毛泽东在青、少年事业上对“德”和“体”的重视。要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可以考察1953年共和国草创时的一次讲话：

“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这里我们能够清楚看到毛早年对身体运动的爱好所留下的痕迹，他的那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更是已经成为现代中文的俗语之一。可以说，将“德育”提到“智育”、“体育”之前，也正体现了他对“正确思想（观念、道德）”的重视。

青年毛泽东对于中国广大学子的体育锻炼不足的批评，今日看来，不仍旧有启发意义吗？他在《体育之研究》中所描述的“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以及“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现象，在今日不仍广泛存在于社会之中吗？“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口号喊了多少年，中国青年、少年无论在体型、体魄、体能上仍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不仍旧是触目惊心的事实吗？毛泽东一百年前说“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新时代的青年人、少年人，乃至儿童，不正应该以此为戒，朝着更高层次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发吗？

毛泽东对身体运动的垂青，也和他对体力劳动的热爱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传统中国农民的朴实风格。另外，毛泽东来自“小生产者”家庭，并且在就读师范前有一段与社会三教九流同在行伍的经历，这更使得他无论在语言、生活作风和情感上都拥有属于社会下层普通劳动者的元素。基于以上这些说明，我们就能清楚看到“动”和“民”两个基因交缠不分的双螺旋结构。

结论五：思想挂帅

主观精神力量在毛泽东头脑中的崇高地位，为他后来的很多政治主张和工作方法埋下了伏笔。其中有一些成为了“伟大、光荣、正确”的那个定义域中的一部分，另外一些则为他的事业（以及他本人）招致了不少非议乃至谩骂。我们这里只展开谈两点，一：如上文所说，毛习惯于“政治挂帅”，而在他的“政治挂帅”之中，往往本质是“观念挂帅”；二，毛泽东对思想舆论阵地非常重视，很多时候思想舆论阵地是他进行政治实践的第一出发点。

毛的“观念挂帅”，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不仅仅来自于他青年时代的学习，我们更应看到1911-1937年中国的社会背景，更具体地说，“观念主义”是与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的。如Meisner所说，“《新青年》灌输给毛和他同时代人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文化观和道德观的彻底改变是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的根本前提。……强调思想意识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性作用，更是这种趋势的总体特征。”这种“观念挂帅”从瑞金时代就基本在党内站稳了脚跟，Meisner对这个特征的描述非常精准，我觉得很有必要引述于此：

“在毛主义的理论中含蓄、实践中明确表达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载体是那些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人，他们独立于任何社会阶级而存在……“无产阶级意识”是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固有意识，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可能通过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和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实现精神和思想上的转变。……（毛泽东）倾向于按照道德和思想的标准，而非按照客观的社会阶级标准来判断人的地位。……在毛看来，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人的存在，就足以证明一个革命阶级的存在。”

Meisner没有详细说明这个结论的逻辑推理（我们姑且接受其中大部分内容），但我们都很明白，这一方面来自于毛的“主观精神力量”主义，另一方面来自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尴尬现实——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在中国是一个非常薄弱的政治实体，要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国搞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必须与农民（中国人口的绝对多数）建立联系。这种“按照道德和思想的标准”来判断“人的地位”（也可理解为人的阶级属性）的习惯，对中国（1949前与1949后）的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为土地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是统一战线背后的力量源泉，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毛泽东对于“思想阵地”的重视，与“舆论阵地”的工作方法，对于今日中国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尤其是文化、舆论、宣传领域的工作，不也是有启发性意义的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些重要观点，如“雅”与“俗”要统一起来，“提高”与“普及”要有节奏有配合，都是说要重视舆论、文化工作中的具体工作方法。而在此之前，更有一个重视文化宣传工作本身的大前提。毛泽东曾将“文武两个战线”并举，指出“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些“毛泽东之思想”中的宝贵遗产，在我们大力倡导“一带一路”战略、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今天，更彰显其经久不衰的战略性意义。

尾声

对于毛泽东之思想的讨论，是“思维如何得以在历史中诞生？”和“思维如何对社会产生作用？”这两个问题的生动诠释。从思想在中国历史中的传承和流变的角度，我们尤其应该重视程朱、陆王、王船山、颜习斋、曾、谭、梁、严、孙、杨直到毛这条绵延近八百年的长河。从哲学角度，我们应该把握人的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丰富而复杂的相互关系。从理解毛泽东之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我们则要注意“动态观”、“主观精神力量”和“群众中心”三个核心。毛泽东之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头脑中的各种有机融合：宋明理学的经世济用理想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化学反应，陆王一脉的东方“观念主义”与马列的唯物辩证法的化学反应，“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杰气概与康、孙之“大同”“天下为公”的化学反应……。作为一个符号的毛泽东，是一条宽广的纽带，连接着中国近现代的“中体”和“西用”、“古”与“今”、“读书人”与“江湖”、“中国具体实际”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毛泽东和他背后的碰撞、汇合、交融、进化是如此复杂，我们耗费了大量笔墨，仍旧只能描绘出其大体的轮廓。毛泽东之思想留给中国的遗产是如此丰富，以至于几乎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进行讨论，但相信本文已经足够对我们的尝试做一个总结。斯人已逝，其志永存。“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未来的种子深埋在过去之中，未来的世界如何，则要看今日之中国。千百年之后，仍会有年轻的眼睛，用稚嫩的嗓音发出感慨：“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后记

与本文相关的阅读、思考和写作都是学业工作之余的产物，在专业度、严谨性上都有很大欠缺。加之动笔时大部分时间身处异国，能够接触到的文献资料有限，进一步限制了题材的发挥。另一方面，我极力试图避免冗文，不要写成“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此也牺牲了很多本想和读者共同讨论的话题，毕竟仍觉自身思考之不足。我并非专业背景出身，本文写作的出发点也不是搞史学研究，无意做过于学术化的讨论，因此希望这些缺点能够得到读者的理解。我相信，通过研究历史人物的方法，迈开步子做一些“思想科学”上的思考，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今日之中国，把握未来之世界，是有所裨益的。此文在作为我两年来研究之总结的同时，惟愿其可达抛砖引玉之效，引起读者的一些思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