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能成“基建狂魔”，根源在中国基建式的“道文化”_风闻

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基建的迅速崛起。中国的总体的基建水平已经超越其他任何国家，来到世界第一的位置，以致赢得了“基建狂魔”的绰号。下面列举一些数据，先直观感受一下。

中国的高速公路2018年底已经高达14万公里，是美国的1.4倍，高铁3.1万公里，占世界的60%，公路桥梁总数已达80多万座，铁路桥梁20多万。全球最高的10座桥梁9座在中国，主跨跨径最大的前10座斜拉桥、悬索桥、拱桥和梁式桥中，我国分别占有7座、6座、6座和5座。中国地铁通车总里程已超过3000公里，是美国和欧洲的总和。中国的电网已经实现对14亿人全对覆盖，发电量是美国的1.6倍。中国96%行政村已通光纤，4G网络覆盖率已达95%，网民已经达到8.29亿，通过手机上网比例高达98.6%。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7个。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中国的基建何以能够发展的如此迅速，迅速获得相对其他国家压倒性优势。当然这个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从多个方面考虑，但本文只关注最深层、最关键的一个方面：文化方面。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古老而深层的文化与基建相合，对其构成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基建文化”，传统的政府一直是“基建政府”。正式在这种“基建文化”、“政治理念”的支撑下，一旦当中国决定发展经济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政府就将经济上的基建当成一项重要工作，并能独立地提供，这样就创造了基建奇迹，成为“基建狂魔”。

一提基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道路。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曾流行一句口号，叫“要想富，先修路”。路的作用是什么？是方便流通，方便连接，方便交易，方便协作。总之，路是一种通路，一个平台，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可以借助这个通路和平台进行独立自主的经济活动，发展经济。

道路不仅是整个基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通路的特征也是整个基建的基本特征。基建就是“通路建设”，基建也就是“通路业”。电网也是一种通路，通讯网络也是通路，港口码头也是通路。

“路”的同义词是“道”，而“道”在中国文化则居于核心地位。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百家争鸣”，尽管诸子百家思想分歧很大，但是在都崇尚“道”这一点上则高度一致。

诸子百家都讲“道”，从这个意义上，诸子百家都是“道家”、“路家”，也都是“基建家”。只是，百家对“道” 的内涵的理解是“百花齐放”的，差异很大，甚至截然相反。百家之中，儒家和法家是最大的一对死对头，两者的“道”就是针锋相对。

汉字“道”的义项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具象的道路，一个是抽象的方法。现代人会想当然地人为，抽象比具象先进，汉字中抽象的义项一定晚于并从具象的义项中派生，“道”的本义应该是“道路”，“方法”应该是从“道路”中派生。这是错误的。

在此前有关汉字，尤其是甲骨文属性讨论的文章中，我已经多次指出，甲骨文并非象形文字，而是抽象文字，在其造字之初，所主要表达的并非具象的东西，而是抽象概念。就“道”这个字而言，在造字之时，其造字目的首先就是要表达抽象的“方法”这个义项，而非具象的“道路”。

“道”之所以既可表“方法”，又可表“道路”，原因在于“方法”和“道路”之间的确存在共同之处，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道路”是通路，起到一个连接作用，在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建立连接。“方法”也是一种通路和连接，在现状和目的之间建立连接。因此，“道路”是“道”，“方法”也是“道”。

诸子百家学术意义上的“道”，其含义就是“方法”，也可以说成“道路”。但是，不是普通的方法，而是指去实现最重要、最根本、最共性的的目的的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就是社会中最根本的基础设施，当然，这个设施是抽象的。诸子百家去发现“道”的努力，可以认为是一种基建行为。

在所谓的诸子百家中，儒家是最强大的，因为它最正统，对“道”的内涵的理解最正统，继承了此前的中国历史。因此，到汉武帝时，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不是因为汉武帝的独尊才正统，而是因为正统才被独尊。汉武帝的独尊是被迫的，不得不如此。

较之儒家，其他各家对“道”的理解则或多或少、这样那样地违背了此前的中国历史，不那么正统，带有异端的成分。

从文献上来说，儒家的“道”是直接继承自易经，也唯有儒家直接而完美地继承了易经。这个“道”就是“义”、“理”、“仁”、“义理”、“道理”、“道义”。这些传统文献和学术中的不同说法，所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就是“道”，也是方法、道路。

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放”是流放、迷失的意思。这里，孟子将“义”等同于“人路”。

“道”是做人做事的基本方法、基本原则。儒家学说就是研究“道”的学问。但是，这个“道”并非外在的成型的规定和条款，而是内在于人心的，是人心的基本属性。因此，践行道义，就不是机械地对外在教条的信仰和服从，而只能是对实际情况进行积极思考和灵活地判断、选择。“道”就是人在思考时，在判断、选择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而人心则是一个功能性的思考主体，一切思考都是由心所发出。

《大学》中“格物、致知”的“格物”就是对实际情况进行充分地了解，“致知”就是通过思考而认知存在于内心之中“道”。也就是说这里的“知”就是“道”，“致知”就是“致道”。正如王阳明所指出的，这里的“知”，并非存在于外物之中，而本然存在于人心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道”既是人在思考，在判断选择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也是人心的基本属性。因此，儒学到了宋明时期直接被称为“道学”、“理学”，也被称为“心性学”、“心学”。

无论如何，作为方法、工具、道路的“道”，实质上就是一种基础社会，一种公共品，不仅为个人提供合理的人生原则，而且也为整个社会实现良好秩序的基石。

尽管“道”的概念在易经时期、伏羲时期，也是中国文明的初创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直至尧舜时期，并没有正式的专业人员提供职业化的道义服务。尧舜之后，中国开始出现职业化的道义从业者，他们组成了一个集团，就是政府。因此，在传统文献中，政治原则也叫“尧舜之道”。

中国传统的政府就是一个“道义政府”，其基本职责就是提供“道”，提供“道义”服务。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供教化服务，帮助人们更好地去“格物致知”，学习和认知道义；二是，提供“评理”服务，对出现纠纷冲突的人们做出合乎道义的评判、审判（断案）；三是，对于外来的道义文化的破坏者，进行武力抗击和教化。

为了保障政府安心从事道义工作，在政府创立之日，就订立了一个基本原则：“不与民争业”（后来异变成“不与民争利”）。政府官员被禁止从事任何的产业经营和经济活动，而只能从事道义活动，其生活费用只能来自国家俸禄（税收）。这不仅是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也是最基本行业分工原则、经济原则。这样整个社会的行业就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济行业，另一类是道义行业。经济行业逐利，也是“利的行业”，道义行业求义，是“义的行业”。

这样中国就出现了明确的“义利”之分，后来发展成为学理上的“义利之辩”。“义利之辩”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也是一个行业分工问题。唯有明白这一层，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学理上的“义利之辩”，更深刻地理解，为何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何《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当“不与民争业”让道义行业与经济行业划清界限，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之后，也就确保了政府的独立。政府不染指任何的产业经营，任何的经济活动，那是“民”的事，“小人”的事。用现在的话来说，政府被剥夺了一切经济活动的权力，唯有人民拥有这些权力。

政府只能专心、专业地从事道义服务，保障整个社会的道义秩序。实际上就是从事基建工作，从事平台建设工作，把道义这个基础设施、这个平台建设好。人民在生产生活上则是完全独立的，他们在政府所提供的道义平台上，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生活活动，政府不得干预。但同时，政府在从事道义服务活动时，也是完全独立的，不受人民的干预。这就是儒家意义上的“无为而治”、“ 垂拱而天下治”，也是儒家意义上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府和人民都是独立的，政府在道义业是独立的，而人民在经济业也是独立的。

也就是说，自尧舜以来，中国的政府一直就是独立地提供基建的政府。只是在洋务运动之前，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是以道义为中心，而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西方的压迫下，中国将政策目标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政府的基建思维和习惯依然在延续，在提供基建上的独立性依然保持，只是将基建转移至经济领域，经济领域的基建就是无非是道路、电网、通讯网络之类。这样就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平台。

较之中国，西方则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独立的道义行业，也一直没有出现独立的政府，也没有出现基建式的政府。西方的政府与经济业之间是混杂交织在一起的，没有做到“不与民争业”。因此他们既没有独立的政府，也没有独立的人民。古代如此，现代亦然。

以西欧为例，在中世纪，作为政府首脑和高官的领主们，自身就是大地主，直接参与和控制土地和农业的经营。在现代的美国，他们的开国总统就是一个大地主，而现任总统则是大地产商。与中国历史以来的政府相比，现代的美国政府并非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府。他们的人民也并非真正独立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