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任你研究,但拿来纠缠现世,则非蠢即坏_风闻
文渊紫光-2020-07-05 18:34

如非日落即是日升,唯见东方的一片晕红
一 兴亡谁人定? 盛衰岂无凭?! 一页风云散, 变幻了时空。
中国的疆域,历经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代皇帝的努力,奠定了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江山。2014年,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了中国一张1735年(雍正十三年)的中国地图,从地图上我们看到,中国疆域如一张海棠叶,东到朝鲜半岛,西到巴尔喀什湖,北到外兴安岭,南到南海。


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领土不断沦陷,最终失去了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1916年,上海出版社出版了一张《中华国耻地图》,在地图上,从1840年以后丢失的领土都标注在了地图上,并以文字说明。这张地图旨在告诫当时的国人,要奋发图强。

中国近代第一次失去土地是在鸦片战争。1840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1年,英军占领了香港岛,1842年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正式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割让了九龙司。不过香港已经于1997年回归。而另外一个失去的地方是克什米尔地区。克什米尔地区有两部分属于清朝,分为拉达克和巴尔蒂,总面积约为7.2万平方公里。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支持印度土邦查谟克什米尔乘机占领,中国历届政府从未签约承认,故现今在我方意志强烈的情况下仍能挽回。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沦陷土地最多的时期之一,因为俄罗斯开始了趁火打劫。1858年,俄罗斯逼迫清朝签订了《瑷珲条约》,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6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给了俄国。1860年俄罗斯又逼迫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西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了俄罗斯。俄罗斯在得到这些领土后,将海参崴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将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将庙街改名尼古拉耶夫斯克……
如今,中蒙中俄疆界已明确划定,睦邻友好乃当今正题,合作发展更是民心所向。

然而沙俄从未就此满足。1865年,在沙俄的支持下,中亚的阿古伯入侵新疆,俄国乘机占领了伊犁。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等海防派还主张放弃新疆。幸亏左宗棠的坚决反对,并于1876年出兵新疆,1878年成功收复新疆。然而俄国却逼迫曾纪泽于1884年签订了《伊犁条约》,又失去了7万平方公里土地。俄国共占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更有甚至,沙俄制定了“黄俄罗斯”计划,企图将长城以北地区都化为己有。如今,中国与中亚三个斯坦及阿富汗的疆界已明确划定,部分流失国土也返还中国,睦邻友好乃当今正题,合作发展更是民心所向。

日本是近代占领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计划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主要的方针是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攻大陆。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形成了“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占领台湾,第二部是占领朝鲜,第三步是占领满蒙。1868年,日本正式占领了琉球,开始了对外扩张。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中国被迫将台湾、辽东割让给了日本,辽东因为德、俄、法干涉而未被日本吞并。1905年,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将东北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吞并了朝鲜。

北洋军阀时代,日本企图独霸中国,逼迫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干涉中国内政。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不久完全占领了东北。1937年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到1928年已经占领了中国东部基本沦陷。不过最终日本于1945年投降,东北、台湾等地都归还了中国,而琉球群岛因为蒋介石未提要求最终没得以回归。此外,尚有北方四岛作为战利品并入苏联,纠纷至今。同时中国东海前出当面的琉球群岛之主权也尚未有明确定论,恐怕要留待时人把握。


外蒙古的失去算是民国时期的最大的耻辱之一。清朝灭亡后,蒙古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而苏俄成立后就支持蒙古的独立。北洋军阀曾经出兵收复外蒙,但是因为内斗严重而退兵。1921年,苏俄从蒙古划走了唐努乌梁海约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要求民国政府承认蒙古的独立。而当时蒙古的面积为156万平方公里。加上唐努乌梁海共约173万平方公里。如今,中蒙中俄疆界已明确划定,睦邻友好乃当今正题,合作发展更是民心所向。

除了这些以外,近代在西南地区也丢失了几片土地。1842年到1885年之间,英国从缅甸三次入侵云南省。1885年,缅甸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1894年后签订的《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中缅条约附款》等条约,给让给了英属缅甸大约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今,中缅疆界已明确划定,睦邻友好乃当今正题,合作发展更是民心所向。

1903年,英国殖民者入侵藏南地区,清朝政府选择妥协,让这里成为了争议地区。1914年西姆拉会议后,英国提出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企图将占领藏南合法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印度为了领土纠纷爆发了战争,最终印度失败。但是至今藏南等8.5万平方公里土地还被印度占据。中国历届政府从未签约承认,故现今在我方意志强烈的情况下仍能挽回。

二 、 聚散皆是缘、 离合总关情
1989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晤。他们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从而结束了中苏两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对抗。他们的这次会晤可谓来之不易。
众所周知,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它与中国有着七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六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开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七十年代末,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又出兵侵略阿富汗,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我国形成威胁,这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1982年下半年,邓小平派专人前往莫斯科传递信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争取同苏联改善关系。在邓小平的这一决策的推动下,从1982年10月开始,中苏两国政府派出了特使,就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中方提出,为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苏方必须消除上述三大障碍,即从蒙古和中苏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并从柬撤军。一时间,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1985年10月,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邓小平请他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消除三大障碍,早日实现中苏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见面和对话。邓小平此举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战略家所具有的胆识与智慧。因为中苏之间积怨已久,隔阂颇深,要消除障碍,实现关系正常化,绝非易事。只有洞察国际局势、顺乎时代的发展,才能做出这样的重大决策。
当齐奥塞斯库把邓小平的口信捎到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是认真对待的。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大城市海参崴(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政策和中苏关系发表讲话。关于中苏关系,他指出: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9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
戈尔巴乔夫的这篇讲话无疑是苏联最高领导层发出的一个和解的信号。中国的反应是“有新意,将仔细研究”。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作出了明确的答复。他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的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华莱士问:“你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说:“没有。”
华莱士又问:“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邓小平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华莱士说:“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邓小平:“越南这种表示至少有一百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决。”
华莱士:“所以,就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邓小平:“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1988年10月,齐奥塞斯库再次访华。邓小平对他说,三年前托你带给戈尔巴乔夫的口信看来有成果,“可能明年能够实现中苏高层会晤。”齐奥塞斯库说:“最近一周,我访问了莫斯科。我向你转达戈尔巴乔夫对你的问候。”邓小平也请齐奥塞斯库用电话转达他对戈尔巴乔夫的问候,并说,我们见面时不准备纠缠历史。
果然如邓小平所预料的那样,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终于在北京会面了。这是自1959年以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当戈尔巴乔夫10点5分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前时,邓小平迎上前去说,我希望同你见面已经有三年了。戈尔巴乔夫说,能够同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邓小平望了望眼前100多位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对戈尔巴乔夫说,世界上都很关心我们的见面。他提议两人握手让记者们拍照。时隔二十多年,当中苏两国领导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会见大厅内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一同步入会晤大厅,举行正式会谈。
整个会谈大约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主要是邓小平在发言。他说,三年前,我请齐奥塞斯库同志给你带口信,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消除三大障碍,早日实现我们之间的见面和对话。
戈尔巴乔夫表示记得此事,并说,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而且,看起来一切都做得很及时。
邓小平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此情此景,邓小平自然会想起风云变幻的六十年代。那时,中苏两党开始了大论战,他曾多次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同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进行谈判,在那场论战中,邓小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事过二十多年,他是如何看待那场争论的呢?
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但是为了开辟未来,就必须结束过去嘛。
接着,邓小平讲到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特别是谈到历史上沙俄通过不平等的条约侵占中国的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他说“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戈尔巴乔夫听到这里,脸色都变了,当后来邓小平设午宴招待他时,他还忐忑不安他问邓小平:您刚才讲到的领土问题是不是要重新进行谈判,这在苏联方面恐怕接受不了。邓小平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了,我说那些主要是为了结束过去,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概念有好处。谈历史是为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进。中国不会侵略别国,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
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时还说,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冷战和对抗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缓和。坦率地说,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总的局势是军备竞赛,水涨船高。戈尔巴乔夫同志在海参崴的讲话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有新内容。当时还没有“新思维”这个词。
“好像也没有‘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个词一样。”戈尔巴乔夫插话说。
邓小平接着说,当时我们看到,美苏军备竞赛可能有一个转折,有一个解决的途径,美苏关系可能由对抗转向对话,这是全人类的希望。这就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中苏关系可不可以得到改善。出于这样的动机,才给你带信,时间过了三年多,我们才见了面。
戈尔巴乔夫说,你提出了三个障碍,所以需要三年的时间,每一个障碍得需要一年的时间。
戈尔巴乔夫说,对以前双方关系恶化的历史,苏方认为,自己方面也有过错。至于一些历史问题,情况很复杂,尽管邓主席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但苏方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一致表示,过去的事过去了,重点在于应该向前看,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多做实事。
在谈到社会主义问题时,戈尔巴乔夫说,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现实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几年,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我们是设法根据我们国家的具体条件,将马列主义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邓小平对此表示赞成。他说,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认识、继承、发展马列主义。不可能存在一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世界形势,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用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发展马列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一切墨守成规,只能导致失败。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说,苏联正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人民中国发生的事情,并从中学到了有益的东西。
邓小平为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尽管后来苏联解体了,但我们仍同俄罗斯和独联体其它的共和国建立和保持了正常的国家关系。长达二十年的紧张对峙结束后,七千多公里边界线上的人们又恢复了传统的友谊。
三、“唱衰”中俄关系是战略上犯糊涂(节录自 环球网 王海运先生的文章) 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俄罗斯深化对华合作的热情空前高涨,我国政府也紧紧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推动对俄关系的发展。对于中俄关系的这种发展势头,我国主流民意普遍欢迎,但舆论场上特别是网络空间也出现了不少质疑甚至“唱衰”中俄关系的声音。因为其中很多质疑者是年轻网民,他们的认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因此,有必要谈谈俄罗斯因素在我国战略全局中的重大价值。
首先,俄罗斯是对我国安全与发展环境影响最为重大的大邻国。两国拥有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相互都是对方国家安全的“半边天”。历史上中俄既有因睦邻友好而在安全与发展上受益的宝贵经验,亦有因相互敌对而在安全与发展上受到拖累的沉痛教训。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我国恐怕难有30年来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对俄战略协作,我国在今后崛起过程中恐怕也将掣肘重重。互为最大邻国的地缘政治现实决定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最符合两国战略需求和利益。
其次,俄罗斯是与我国战略利益最为相近的世界大国。中俄同为新兴的非西方大国,同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同为美国战略遏制的对象。这种相似的战略处境决定了两国战略利益具有广泛的相近性:在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建立新的国际战略平衡和营造新的国际秩序问题上,两国有着共同的战略诉求;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规避转轨过程中各种风险问题上,两国需要相互借鉴;在抵御霸权国家拉帮结伙、进行遏制围堵问题上,两国需要形成合力。
其三,俄罗斯是与我国战略理念最为相通的世界大国。俄罗斯的“主权民主”和“可控市场经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在坚持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自主选择、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打压问题上,两国的战略理念高度一致。美国等西方大国坚持以意识形态作为确定国家关系亲疏的标准,并以此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策动“颜色革命”、大搞“民主输出”,矛头直指中俄,容不得两国不联手合作。
其四,俄罗斯是与我国战略优势互补性最强的国家。中俄不仅在地缘战略上具有独特的互补优势,在外交运筹上一个擅长拳击,一个擅长太极,可以刚柔相济、形成合力;而且在发展要素上,特别是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互补优势,从而为两国建立多领域的“利益共同体”奠定了重要基础。
要知道,两国边界协定早已签订,并且以国家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形式做了进一步确认,现在重提领土问题只会恶化两国关系,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至于深化对俄合作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风险,自然应当谨慎规避,但是绝不应因噎废食。
总之,在谈论国家关系时必须首先认清国家利益特别是战略利益之所在。
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应**旗帜鲜明地抵制外部不友好势力干扰国家外交的企图、自觉支持国家的外交决策。**只有这样,我国方能纵横捭阖地运筹国际关系,方能拥有更多的“大国作为”,方能更好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保证中华民族的快速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