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上海滩风云——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二）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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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接上一篇：【原创连载】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一）  3   伍豪之剑

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发展的两条主线是：毛泽东等人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周恩来等人开辟了城市秘密地下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工作。一明一暗两条斗争路线，从此贯穿中国共产党的艰辛征程。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从1927年到1935年，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也就成为中共情报战的核心舞台。

旧上海外滩

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周恩来强调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周恩来还规定，除了惩处叛徒之外，不得搞暗杀，不得靠金钱和美色搞情报。因为当时周恩来的化名叫“伍豪”，所以他的特科行动被称为“伍豪之剑”。

和中共斗了半辈子的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是这样评介的：“共产党人是反对暗杀手段的。他们自称：他们所反对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不是某些‘个人’，反对社会制度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暗杀’是无用的。中共在过去三十年中，对于这个教条，大致是遵守的。”当年水火不容、生死缠斗的老对手口中这样认定，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斗争绝不进行恐怖活动、绝不伤及民众百姓的政策是说到做到的。

江湖传言，中共特务机构的掌舵人周恩来身怀绝世武功，可以一招毙敌，虽说有些夸大，但并非完全的捕风捉影。

周恩来年少时，曾拜韩慕侠为师学习“形意八卦”，在当时的武林中，韩慕侠绰号“玉面虎”，清末民初十大武林高手之一，和精武大侠霍元甲、佛山无影脚黄飞鸿齐名，曾与日本柔道九段高手东乡平三郎比武，无论是柔术还是剑术均取胜。周恩来除了跟他学习拳脚功夫之外，也学习了兵刃功夫。

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前与韩慕侠及弟子的合影

（1920年 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韩慕侠 第四人为周恩来）

后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时，周恩来总理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而韩慕侠则被聘为黄埔学校首席国术教官。韩慕侠对昔日弟子、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十分尊敬，学得不少做人的道理，他曾感慨地说：“翔宇（周恩来字翔宇）年少志高深谋远虑，我教他怎样强身，他却教我怎样做人”。有这么深的武学渊源，周恩来本又是非常聪明的人，骨格清奇、悟性很高，周恩来遂成为共产党队伍里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所以中共中央委派他主持危险性极高的特务工作。

说起周恩来的武功，还有一桩趣事。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公认武功最高的人当属许世友，他的功夫是正宗的少林功夫。许世友和军统头子戴笠一起在少林寺学武，同在1921年学成下山，算是师兄弟，然而两个人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有点像李连杰主演的《太极张三丰》的剧情）

许世友演练武术

许世友生性梗直、刚烈，连全军敬畏的彭老总都说要让他三分，但有时办事没深浅。比如喝酒，他说罚就罚，不惜动武。他曾经把一位将军搞得很苦，抓走了人家的卫兵，又亲自捏住人家下巴用碗灌。这位将军扬言，再跟许世友将军喝酒，要带一个营的兵士来保驾。

许世友劝酒劝成这样，未免引起别人不满。周恩来决定镇住他这个臭毛病，找了个机会约许世友赌酒，并激将他要是比输了，就再不许喝霸王酒。许世友对自己的酒量很有信心，心想比就比，谁怕谁啊！两人比酒量时，许世友豪气冲天，一气干完一瓶，周总理不动声色地陪着他干了一瓶，两人喝第二瓶时，许世友勉强喝完“扑通”一声倒地而醉，而周恩来仍是笑吟吟地打开了第三瓶，一下子震住了许将军。

许世友风闻周恩来也是练家子，但从没见过他出手，这下明白了，周恩来武艺深不可测，比自己只高不低。这要是按照金庸小说的说法，那就是周恩来能用内力把酒化掉，所以千杯不醉。许世友输的是五体投地。经此一役许世友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再也没有喝过“霸王酒”。

除了筹办专门的情报保卫机关以外，周恩来还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订《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还设立直属中央的由吴德峰任局长的交通局，负责党组织之间的秘密联络。

中央特科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4   龙潭虎穴搞特情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精彩故事。

中共明明已经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全城到处都是国民党的眼线密探，但是还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怎么搞？

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之中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最终，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1931年胜利召开。

国民党成立调查科以后，立即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鲍君甫作为驻沪特派员，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鲍君甫此前与许多共产党员交往，受革命思想影响，并且与中共特科陈养山是莫逆之交。蒋介石“用人不察”，结果为共产党做了嫁衣，他也成为中共最早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高层重要线人。国民党驻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中央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给救了出来。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鲍君甫

1931年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有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法国人看不懂中共文件，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定专家”。于是，中共特科的刘鼎作为“鉴定专家”，负责去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不久，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对法国人说，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没有政治价值，不过是个普通学者。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

以中共当时的艰难处境，愿意继续为共产党效力的，清一色是为了理想奋斗的“自干五”，要是为了钱，早就反共投敌了。而那些意志薄弱、贪图享受者，也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纷纷叛变投敌，令中共地下党活动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到严重打击。

1928年4月15日，中央组织部部长罗亦农被叛徒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出卖被捕。这天上午，罗亦农和邓小平来到设在戈登路中福里的中央机关处工作，工作完后，邓小平按地下工作规定先离开，从后门走出到弄堂口时，习惯地看了一眼街边的修鞋摊，这是中央特科设的警戒哨，只见那修鞋匠作了一个不易察觉的手势，邓小平知道出事了，他只好匆匆加快步伐消失在人流中，前后相差一分钟，罗亦农被捕。

罗亦农

罗亦农就义后，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陈赓亲自带队上门锄奸，打响了打狗队清除叛徒的第一枪。罗亦农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霍家新夫妇

霍家新夫妇为何要出卖罗亦农？贺治华是朱德的前妻，也是朱敏的生母，四川开江县人。她性格开朗，举止大方，模样更是百里挑一，堪称“开江之最”。杨子烈（张国焘夫人）的《往事如烟》一书中说，贺治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

贺治华生性浪漫，喜好奢华生活，她嫁给朱德是看重他的地位和财富。朱德成天忙着闹革命，不可能天天在家陪着她，她也嫌弃朱德性格老实、不懂浪漫。朱德把她安置到莫斯科，不久传出贺治华的大胆豪放，与这个好、那个好。朱德走的时候，难过得流下泪来，把女儿抱在怀里亲了又亲。他对贺治华说，日后稍微稳定一点，就接你们回国团聚。然而朱德回国后不久，她转头跟英俊帅气的革命青年霍家新好上了，给朱德戴上了绿帽子。朱德此时正出生入死，策划领导南昌起义，得知这个消息不知道作何感想。

中共并没有因为贺治华给朱德戴了绿帽子就把她怎么样，共产党倡导恋爱自由，仍然把她当革命同志。1928初，组织上安排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回国，在上海新闸路机关工作，住的是一间大洋房。罗亦农把和邓小平等人接头的地点安排在那里，霍家新夫妇的主要工作就是给这个秘密据点打掩护。

中共的经费极为紧张，上海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只有20元的生活费，维持生活是可以的，但是满足不了霍家新夫妇追求浪漫、贪慕虚荣的需要。霍家新跟贺治华也是物以类聚，夫妻二人经常出入酒楼舞厅等高消费场所，那点生活费根本不够开支。由于他们不守秘密工作纪律，经常外出深夜才归，多次受罗亦农的严肃批评，因而怀恨在心，想以出卖同志的生命来换取敌人的赏金，以便远走高飞过起享乐的生活。

英国巡捕房以5万元美金和一对出国护照为代价，换取霍家新夫妇所知道的中共在上海的十几处机关。为取得巡捕房的信任，霍家新夫妇把他们认为“奇货可居”的罗亦农作为与敌人进行肮脏交易的筹码。

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员闹革命都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吃苦杀头都是心甘情愿。如果受不了革命的艰苦，组织上也接受脱党，这事又不是强迫来的。为了一点钱不惜出卖革命同志，就是彻底丧失了做人的底线和节操，也最让人不齿。戴笠作为军统头子，是中共地下党的头号敌人，但大家是因为政治理念不同而战，也是可以理解的。戴笠领导的军统在抗日年代，打日本人也是毫不含糊，牺牲了很多军统特务，令共产党也很敬佩。但是像霍家新夫妇这种做人没底线的，估计日本人一收买也就当汉奸了。

后来共产党人为啥那么痛恨小资产阶级情调（或称小布尔乔亚）？就是因为革命斗争年代中，出了许许多多像霍家新夫妇这样的叛徒，造成了无数血泪教训，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表现。

朱敏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说：“我常常怨恨母亲：她为什么不要我？不抚养我？不给我母爱？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弃我而去，甚至叛离了我的爹爹，是为了追求与爹爹的信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一点上，我作为女儿，是不能原谅她的。”

1929年8月23日，由于叛徒白鑫出卖，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幸好另有要事，否则也在劫难逃。周恩来当时31岁，并不像后来那么沉稳干练，也是血气方刚的性子，他查清真相后悲愤万分，亲自策划劫刑场。30日，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

由于一路上国民党特务层层盘查，红队身上都没有携带武器，陈赓另专门安排一辆车装枪支，将在约定时间开到指定地点。

囚车驶过来了。但是敌人早已经做好了防劫法场的准备，不仅出动了大批军警，而且还在沿途实行了戒严。相比之下，敌我悬殊很大，加上专门运送枪支的车辆因为敌人的层层盘查，未能及时赶到埋伏现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们只好忍痛放弃原定的计划，眼睁睁地看着澎湃等人英勇就义。

位于广州海丰的红宫红场，澎湃建立的我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所在地

澎湃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者，毛泽东后来搞农民运动，借鉴了澎湃的许多经验，因此他的牺牲对于中共是相当严重的损失。

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但是，这个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动规律，行踪飘忽不定，多次躲过红队刺杀。最后还是借着鲍君甫这个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的身份，稳住了白鑫。白鑫心里疑神疑鬼，不敢再待在上海，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躲避。这个情报也被鲍君甫传递给了陈赓。

就在白鑫动身离开上海之际，红队在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门口将其击毙！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头部发现了四个弹孔，法医判断，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从同一个部位穿出。该案震惊上海滩，有的报纸甚至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

中央特科的领导层，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zong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不幸的是，除了周恩来之外，另外两位都叛变了。而顾顺章成为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险些导致中共组织的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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