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在经历“文明返祖”，重返中世纪传统_风闻

一

从根本上来说，民粹主义是西方文明的返祖现象，或者说是西方文明朝向真实自我的回归。现代全球的主流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最大误解是，把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西方传统，等同于欧美文明、欧美传统。实际上，从历史渊源上来说，现代文明是反西方文明的。现代文明的出现，是对历史更悠久的西方文明、西方传统的大反动。现代文明、现代思想对欧美而言，更早期是对西欧而言，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新理念、新思想，和西欧固有的传统是相悖的，存在激烈冲突。

主流的历史描述中，把西方社会从基督教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说成是历史阶段的跨越，说成是社会的进化、文明的进化。中世纪传统是落后的，现代文明是先进的，落后的文明已经被先进的文明战胜和取代。西方世界已经升级到现代文明的历史阶段，已经进化到现代文明了。这意味着西方文明是沿着从低级向高级的直线路径发展前进的，高级的现代文明进化出来后，落后的中世纪传统自然就消失了。然而这样的描述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所谓的历史阶段的跨越，文明的进化，诸如此类的概念统统是西方的知识阶层对西方历史的杜撰和臆测，而非历史事实本身。历史事实是，西方的现代化历史，或者说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是一个双文明并存和冲突的历史。其中一个是西欧固有的文明，继承自中世纪。另外一个则是中世纪后期突然出现的新文明，即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对西欧而言，不是什么文明进化的结果，也不是什么必然会出现的历史阶段，而是一个外来的崭新文明。更准确地说，其核心思想是外来的，西欧的“思想家”把这些核心思想与当时西欧的实际结合起来，搞出了所谓的现代文明。而且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现代文明的内涵也一直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

中世纪以后的欧洲“现代化”历史，表现为现代文明自上而下逐渐朝向其社会内部渗透的过程。最先接受现代文明的，是少数的商人以及所谓的“思想家”。然后他们再影响其他人。所谓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西欧近代哲学”的出现和发展、“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乃至最近的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运动，都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个过程现在依然在延续，并没有结束。继承自中世纪的西方固有文明并没有消失，依然在与外来的现代文明抗争着。

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真正接受现代文明的，只是少数人，他们是所谓的“精英”，更多人依然是传统的，接受的是继承自中世纪的西方固有文明。

二

现代文明的核心特征是追求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也可简称独立和自由。与之相对应，西欧固有文明的核心特征是人格不独立、不自由。

注意，是追求人格的独立和自由，而非就是人格的独立和自由。那么追求人格独立和自由的现代文明是否真正实现了人格的独立和自由？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具体做法中，现代文明中的人格的独立和自由是和财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必须有财产财产权来保障。没有财产、财产权，就没有人格的独立和自由。所以，现代文明的人格，更是财产意义上的人格，而非真正的人格。所追求的自由，其实是财产的自由。所以，现代文明的核心是财产，具体包括两大要素，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就是挣钱，民主制度就是保护钱和挣钱。

现代文明之所以对财产、财产权如此看重，对挣钱、挣钱的权力如此看重，是因为在中世纪西欧的普通民众太没有财产、财产权了，太没有钱、挣钱的权力了。

中世纪的西欧社会被称为农奴制社会，土地被极少数的国王、贵族所拥有，真正的种地的广大民众并不拥有土地，而必须耕种那些少数地主的土地。而且民众和地主的关系不是货币租赁关系，而是相当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行为都必须接受领主的管制，而不能、不会独立自主地生产、生活。譬如连他们的婚丧嫁娶都必须征求领主的同意，必须向领主缴纳一定的费用。他们当然也不能自由交易，譬如磨面必须使用领主家的磨坊。于是对中世纪大反动的现代文明就把注意力放在了财产上，放在了经商上。

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历史事实证明，现代文明的核心思想最初也正是通过商人和商贸传入西欧的。也就是说，商业商贸的兴盛也是和现代新思想的传入是同步的。在这个过程中，在西欧就出现了一种与农奴制截然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商人的方式，一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也是渴望和要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这个过程的时间起点是前文艺复兴时期，地点就在意大利的几个港口城市，最著名的就是威尼斯。此后所谓的文艺复兴就出现了，这是西欧现代化的开始。

所以独立、自由对西欧、欧美而言，就天然地和财产、经济、经商联系在一起。现在一般所说“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都是经济意义上的，经济学意义上的。

三

现代人对西欧中世纪农奴制最大的误解是，农奴们之所以在生产和生活上不能够独立自主，根源在封建领主，也即地主们的专制和强迫。农奴们本来是独立自主的，后来被封建领主们剥夺了。如果没有专制和强迫，农奴们就会保持生产和生活上独立自主。而历史事实是，农奴们不独立自主，他们的强烈依附性，并非主要来自外部强迫，而是他们的本来状态，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即便没有任何外部强迫，他们依然不能做到独立自主。

事实上，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具备强烈的人格依附性是现代社会之前，中国文明之外的所有文明的核心特征。就欧洲而言，中世纪之前是希腊、罗马时期，这个两个时期的社会被称作奴隶社会。土地依然为少数国君和地主所有，广大的种地的普通民众是奴隶。按照罗马一位著名的贵族老加图（此人写了不少书）的说法，奴隶就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奴隶主的私产。

现代人一般也会认为奴隶的存在来源于奴隶主的专制和强迫。事实并非如此，对绝大多数奴隶而言，都是主动做的奴隶，因为对他们而言，除了做奴隶，就不知道做什么。亚里斯多德清楚地意识到，并记载了这一点，他说很多奴隶都是自然的奴隶。所谓的自然，就是没人强迫，他们自愿做的奴隶。后来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只是奴隶的延续。

再往前考察，就必须转向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了。这两个文明的典型社会形态是神庙社会。神庙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所有的人都是为神服务，神就住在神庙里。土地也是神的，人们耕种土地是为神服务。普通的种地的民众也是没有土地的，在生产和生活上也是不独立自主的，而是听从于神庙的管理者，即祭司们的统一安排。祭司和普通的民众一样都是神的仆人，只是不同的是，祭司是接近神的人。

奴隶、农奴起义的缺乏，也反过来证明他们独立人格的缺乏，独立自主精神的缺乏。尽管奴隶、农奴们几乎完全没有生产、生活的自由，甚至人身的自由，生活悲惨，但是，他们却惊人地缺乏造反精神，缺乏中国农民的起义的精神。在整个奴隶、农奴时代，压根就没有真正意义上起义，而只有零星的忍无可忍的消极反抗，譬如著名斯巴达克斯起义。

真正的起义是争取人格的独立和平等。西方真正意义上起义的出现，恰恰是现代新思想出现之后的事，是由商人发起的，这发生在文艺复兴前期的意大利。然后这种起义精神再传播到英国，之后到法国、德国，最终经过启蒙运动之后达到高潮，就是法国大革命。事实上，法国大革命是中国之外的第一次成功的真正意义上的平民起义。而中国最早的平民起义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即由陈胜吴广引燃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比法国大革命要早2000多年。

总之，从古埃及、古两河，到希腊罗马，再到封建中世纪欧洲，西方社会的核心特征是，普通种地的民众缺乏独人格独立，缺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上都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拥有土地。在精神生活上都高度迷信，信奉宗教，从多神教到后来的一神教。认为神创造和掌控世界，自己完全服从于神。否定现世，崇尚来世。

尽管经历了500多年的现代化的洗礼，传承自中世纪的固有文化依然在欧美坚固地存在。尽管已经高度城镇化了，绝大部分的普通欧美民众都成了市民，但是农奴文化的精神依然在欧美的普通民众中得以保存和延续。是西欧固有的文明，而非现代文明，才是欧美普通民众主导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现代文明仅仅浮在表面，更象一层包装纸。世人被这层包装纸所迷惑，以为欧美社会整体上都是现代文明了。

四

只有与中国历史、中国文明象比较，才能理解西方文明以及现代文明的固有缺陷，才能理解其缺乏人格独立，缺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核心特征。

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绝然不同。中国文明从一开始起，就是人格独立的，在精神上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人不信奉任何外在的神，不信仰任何宗教，而只信奉自己内在的心性。中国最高的经典是《五经》，《五经》中最高的经典是《易经》，其理论、理念的核心是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本心、本性。这就是《中庸》所总结的“率性之谓道”，就是在讲心性的独立和自由。心性的独立和自由就是中国文明的固有传统与核心特征。

中国传统认为，人格的基础是人心、人性，即人的心性。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就是心性层面的独立和自由，是心性的独立和自由。唯有心性层面的独立和自由，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无条件，就是不依赖于任何外物，不依赖于任何的外部条件、物质基础。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实际上都是在强调心性自由的无条件性、绝对性。

所谓的“志”，就是从内心中所发出的判断和意愿。一个人内心对外境产生什么判断，发出什么意愿，完全取决于内心，而不取决于外境。也就是说，人的“志”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也即人的内心、心性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三军统帅固然强大，但是，他却是可夺的，因为他的强大是有条件的，依赖于三军的力量。匹夫固然弱小，但是匹夫之志却是不可夺的，因为它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依赖于外在的任何东西。你至多可以结束匹夫的生命，但这也不能改变其“志”。

同样，孟子所讲的“富贵、贫贱、威武”之类，实际上是对外部条件的罗列和举例，“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实际上是在强调其不可改变性。什么不可改变？还是“志”。“此之谓大丈夫”其实是“此之谓大丈夫之志”的省略。

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从不认为财产、财产权是人格独立、自由的基本前提，从来没有把其和独立、自由捆绑在一起，也从来没有象现代文明一样赋予其重要的价值？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财产、财产权层面的独立和自由，是一种低层次的独立和自由，是有条件的，是依赖于外物的。这样的独立其实不是真正的独立和自由，而是一种“物化”。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和实现了心性层面的真独立和真自由，当然不会去羡慕那样的假自由。第二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因为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是就实现了心性独立和自由，在人格上是独立的，在精神上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导致了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一直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在土地制度上，广大的种地的农民直接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出现土地高度集中，导致大量农民失地，这恰恰是中国的历史非常态。一旦中国的历史处于非常态，中国的农民一定会揭竿而起，奋起反抗，让其恢复常态。

五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文明对西欧而言并非内生文明，而是外来文明；并非在西欧文明内部形成，而是从外部传入。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绝不能等同，西欧固有的文明是中世纪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欧所开启的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外来的现代文明与其固有的中世纪文明对抗冲突的过程。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明表现出了强势，但是，其影响一直局限于上层的少数人，即所谓的精英阶层。在人数上远远多于精英阶层的广大民众，则受西欧固有的中世纪传统影响更多。明了这些背景，是准确理解当前正席卷欧美的民粹主义的基本前提。

这次民粹主义的兴起实质上是中世纪传统对现代文明的一次大反扑，中世纪传统就是民粹主义的基本内核。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一直是现代文明压制中世纪传统，“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近3、40年来尤为如此。而现在形势开始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