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中的“她”是怎么来的？_风闻

​来源：光明日报

演讲人：张宝明  演讲地点：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线上讲座 演讲时间：2020年5月   

　　张宝明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河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常务理事等。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研究。专著有《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启蒙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思想苦旅》《转型的阵痛——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与文化启蒙论衡》等多部。

　　在现代汉语中，提起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她”。“她”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与男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他”以及中性词“它”并列使用。

　　对于这个“她”，我们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然而，在沿袭几千年的古代汉语中，曾经是没有“她”可言的。中国古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夫权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中心，女性没有社会地位，男性的“他”既可用来指代男性，也可用来指代女性和其他一切事物。“伊”字则是“她”的代言人。

　　《诗经·秦风·蒹葭》有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里“伊人”指的是心中思念的那个人，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伊”字的指代范围逐渐缩小，在“五四”前后的文学作品中，“伊”专用指女性。所以我们现在听到或看到“伊人”两个字，心中立刻就会产生女子的形象。

　　那么，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她”字的背后又蕴含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事件？

刘半农与“她”

　　“她”这一字形，在中国传统字书中，早已有之。南朝顾野王所编纂的字典《玉篇》中就已经出现，以后的各种字典，如《集韵》《篆隶万象名义》《康熙字典》等均有收录。

　　但是据《玉篇》等书中的解释，“她”是“姐”字的异体。当时，“姐”是方言“母亲”的别称，如《说文解字》说“蜀谓母曰姐”。

　　那么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她”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就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刘半农说起了。

　　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的小说《改革》，在译文前面，周作人特别加上了一段关于“中国第三人称”的说明，其中透露了刘半农的一个个人创意或者说大胆构想：“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

　　“半农”即是刘半农。刘半农，原名寿彭，后名复，他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仁，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

　　周作人在《改革》一文中将刘半农的个人创意或说大胆构想公之于世。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里，周作人说的是“半农想造一个‘她’字”，而刘半农去世后，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也写道：“他活泼、勇敢，打了几个大仗。譬如吧，‘她’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中国古书《玉篇》中已经有了“她”字这一字形，那么为什么说刘半农创造了“她”字呢？

　　应该说，虽然古代《玉篇》中已经有了“她”字，但是古代的“姐”与“她”都是“母”的意思，并且古“她”字早已废弃不用，成为一个死字。刘半农则赋予了“她”字第三人称阴性代词这一新的含义，可以说是“旧字新用”“借尸还魂”。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书中指出“这个时期（即五四时期）所发明的最迷人的新词语之一，就是书面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也就是“她”字的创造。刘半农让古文字“她”起死回生，焕发出新的魅力。因此，我们说刘半农创造了现代的指代女性的“她”字。

　　那么，“她”字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呢？接下来咱们就讲一下刘半农提出“造”“她”字的背景，总体来说主要有两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相连。

　　刘半农提倡“她”字应该说是与《新青年》杂志上女子贞操问题的讨论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新青年》是当时最早提倡妇女解放的杂志之一，而且还是最早讨论女子贞操问题的先锋刊物。1918年5月15日，由周作人翻译的日本著名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在《新青年》4卷5号上发表，从而把“男女问题”中诸如平等、深交、同校等问题一一揭示出来。

    新青年同仁合影。左一为刘半农。资料图片

　　女子在中国传统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时下女子的地位则成为新文化、新伦理、新文学先驱最为关注的话题。与一般意义上的反传统没有什么两样，《新青年》派的人物同样是借助外来思潮的星星之火点燃同仁的燎原思绪。在《新青年》登了半年广告征集关于“女子问题”的文章而寂然无声后，周作人便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虽然文章中还是以”他”称呼与谢野晶子，但要为女性寻找一席之地，并让“他”与“她”并行不悖的目的却是非常明确的。

　　《贞操论》意在说理：“倘这贞操道德，同人生的进行发展，不生抵触，而且有益；那时我们当他新道德，极欢迎他。若单是女子当守，男子可以宽假；那便是有抵触，便是反使人生破绽失调的旧式道德，我们不能信赖他，又如不能强使人人遵守；因为境遇体质不同，也定有宽严的差别；倘教人人强守，反使大多数的人，受虚伪压制不正不幸的苦；那时也就不能当作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对执意寻求新道德的“新青年派”同仁来说，男女的各占半边的“半边天”意识已经为“她”的到来作了厚重的铺垫。

　　接着，胡适的《贞操问题》在《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胡适进一步发挥了“一对一”的男女贞操观念：“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随后，鲁迅的《我之节烈观》等文章进一步将这一讨论深化。

　　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6卷4号在扉页上以“新青年记者启事”的名义发布《女子问题》公告。公告认为，一切社会问题、家族制度问题无不与“女子问题”有关，所以女子问题乃是今日社会的一大重要问题。为了让男子“越俎代言”的局面成为过去，女子教育、女子职业、结婚、离婚、再醮、姑媳同居、独身生活、避妊、女子参政、法律上女子权利等，都需要一一重新评估。

　　可以说，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当时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女权”形势下，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她”字呼之欲出。

　　第二个背景是，“她”字的提出还与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大量翻译外国著作有关。应该说，这也是在“五四”浓厚的开放意识下长成的硕果。早在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马礼逊、罗存德等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英文he、she、it与汉语的对接问题。早期的白话文，“他”“伊”“他（女）”都作第三人称代词，这种混乱的书写方式给译文和白话文创作带来了诸多不便。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外来语英文中的第三人称代词（he、she、it）是分阳性、阴性和中性的，随着性别不同而用词有别，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这种分别在当时的汉语中却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汇，“she”和“it”难以对译。译文较多的日文也遭遇这种尴尬的情形。

　　翻译作品的骤增也使得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愈发混乱，因此汉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亟待规范和丰富。

　　在1918年8月之前，刘半农就私下与友人交换过意见，至少周作人就是知情者之一。所以在1918年8月15日的《新青年》5卷2号正值讨论男女权利平等的高潮之际，周作人翻译的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的小说《改革》发表了，译者在译文前特别加上了一段关于“中国第三人称”的说明，将刘半农“造‘她’”的大胆构想公之于世。

当时围绕“她”字的论争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他活泼、勇敢，打了几个大仗。譬如吧，‘她’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10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所以的确是大仗。”

　　周作人在将刘半农的构想公诸于世后，一时引起许多争议。而提出异议的人中，周作人就是其一。他在《改革》一文的小序中提起刘半农的构想后，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日本用‘彼女’（Kanojo）与‘彼’（Kare）对待，也是近来新造。起初也觉生硬，用惯了就没有什么了。现在只怕‘女’旁一个‘也’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所以不能决定用他；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

　　周作人认为“她”和“他”并用极好，但又怕印刷厂没有“她”字的字模，因此文章中凡是要用到“她”字的地方，便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替，写成“他女”，以示区别。为此，他还付诸了实践，在《新青年》杂志上翻译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空大鼓》、棱罗古勃的《铁圈》、契诃夫的《可爱的人》以及丹麦作家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都采用“他女”来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

　　对于周作人提出的“他”字下面注“女”的想法，胡适在1919年2月2日的《每周评论》第7号上说：“我不赞成他字下注（女）字的办法”，但是胡适也不主张用女字旁的“她”，他主张用“那女的”来代指女性，他在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弑父之儿》时，就采用了这个用法。而鲁迅在此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时，还是用“伊”字来代指女性。

　　除了胡适和鲁迅，钱玄同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19年2月8日，钱玄同致信周作人表示：“你译小说，于第三身的女性人称代名词写作‘他女’，我想这究竟不甚好，还是读‘他’一个字的音呢，还是读‘他女’两个字的音呢？”

　　对此，钱玄同提出了三种办法：

　　一是按照日本译“彼女”的办法，直接写作“他女”二字，用来指女性第三人称。而如果是男性，则单独一个“他”字。

　　二是相比刘半农造一个“她”字，不如造一个“”字，说文解字当云，“从女，从它——它，古他字——它亦生声”，这样的话，“他”字和“女”字的意思都包括了。

　　三是如果中国字不够的话，就拿别国的字来补。因此，不必造新字，直接写一个“she”字。或者，对于中国汉语中阳性、阴性、中性三种第三人称代词，全部用“he、she、it”来替代。如果不用英文，则用世界语中的“li、si、gi”来代替。

　　说完了这三种办法，钱玄同自己先对这三种办法进行了分析。

　　第一种用“他女”，钱玄同认为不甚妥当，因为日本的“彼女”，意思是“那个女人”，所以于文义上没有毛病，我们若写“他女”二字，则有些“不词”。

　　第二种造“”字，钱玄同认为可以用得。但每次要特铸许多“”字，比较麻烦，在实际操作上或许会有点困难。而且还有一点，原话是：“我们对于汉字既认为不甚适用之物，则添造新字，好像觉得有些无谓。”也就是说，当时钱玄同等人正热衷于鼓吹废除汉字，汉字既然都要废除了，那么再费力造一个新的汉字，就根本没什么必要了。

　　第三种直接用英文“she”，对于当时正提倡世界语的钱玄同来说，是比较赞成的。因为在他看来，翻译的那些小说，原是给青年学生们看的，不是给所谓的“粗识之无”和“灶婢厮养”的人看的。今后正当求学的学生，断断没有不认得外国字的，所以老实用了外国字，一定无碍。而如果是给“粗识之无”以及“灶婢厮养”的人看的，则写作“他女”，或者也可以按照普通的译法，把“he”“she”改作“男”“女”。

　　1919年2月13日，周作人回信钱玄同，对于“他女”的读法表示：“我的意思是读作‘他’，‘女’字只是个符号。我译《改革》这篇小说时，曾经说明，赞成半农那个‘她’字，因为怕排印为难，所以改作这样。”

　　在将“他女”进行说明后，周作人又对钱玄同的三个办法进行了点评，针对钱玄同造“”的提议，周作人表示：“我既然将‘她’字分开，写作‘他女’用了，如用本字，自然没有不赞成的道理。照你说造一“”字，文字学上的理由更为充足，我也极赞成。但这仍是眼的文字，还有点不足；所以非将他定一个与‘他’字不同的声音才好。”

　　这时的周作人开始摇摆，他再度提出以“伊”字定案：“我又想到古文中有一个‘伊’字，现在除了伊尹、孙洪伊等人名以外，用处很少，在方言里却尚有许多留遗的声音。我们何妨就将这‘伊’字定作第三身女性代名词，既不必叫印刷局新铸，声音与‘他’字又有分别，似乎一举两得。”

　　2月14日，钱玄同再次致信周作人，表示：“1.我们一面主张限制汉字，一面又来添造新汉字，终觉得有些不对。2.从旧字里造出新字，这新字又要读旧字的古音，矫揉造作得太厉害了。3.非添铸字模不可，恐怕印刷局又要来打麻烦。要免去这三层，则用‘伊’字最好。”最后约定：“我们行文，用定‘他’字代男性，‘伊’字代女性，等到渐渐成了习惯，也觉得彼此决不可通用了。所以我很赞成用‘伊’字的办法。”

　　可以看出，钱玄同与周作人最后商议的是用“伊”代指女性，而并非是刘半农所主张的“她”字。由此来看，《新青年》同仁内部对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争议还是很激烈的，刘半农、周作人、胡适、鲁迅等人的主张都有差异。

　　虽然周作人与钱玄同二人商定用“伊”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但是“她”却被当时的部分新青年所接受，并应用到了实际的文学创作之中。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康白情、王统照、俞平伯等人。康白情在《社会》一文中直接将“她”设定为主人公，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内心活跃但是因为社会礼俗的束缚而不能情感外露的妇人。王统照更是直接将“她”字作为自己文章的题目，1919年其在《曙光》杂志上发表了《她为什么死？》的文章。该文讲述了山东曲阜一个名叫慧如女子的婚姻悲剧，这一主题恰恰就是新文化运动所极力反对的包办婚姻。此外，1919年12月，俞平伯即将赴英留学时，在其所作《别她》一诗中还以“她”代指祖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她”产生的时代背景，因此“她”字是寻求妇女解放与评判礼教的有力武器，其实就为“她”字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新青年们对于“她”字的使用在文学上的价值不断地被凸显出来。而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因为需要对译所以“她”字具有更大的优势。对于“她”字使用的增加激出了关于“她”字是否适用的争论。

　　当时社会上也展开了关于“她”字的大辩论。我们这里介绍一位“她”字的坚决反对者，那个人就是寒冰。

　　1920年4月3日，《新人》杂志创刊号刊登了寒冰的《这是刘半农的错》一文，指名道姓地批评刘半农，将“她”字的创造描述成是画蛇添足，毫无必要，理由如下：首先，第一、第二人称的“我”“汝”等字，并没有阴阳性可分，因此，第三人称“他”也没必要加以区分；其次，“她”和“他”字，只能在阅读时分别，而读音时并不能区别，所以该字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1920年4月，关于“她”字的争论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于是在《新人》杂志第1卷第2期上，主编王无为将发表在《学灯》《新人》等杂志报刊上关于“她”字的文章，汇总在一起，集中做了一期“‘她’字问题的辩论”，供人们探讨。

　　针对寒冰废弃“她”字的理由，孙祖基、邹政坚、梦沈、大同等人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进行反驳或质疑。在这场争论中，寒冰可谓以一敌百，不管别人怎么反驳，始终坚持一个看法，那就是“她”字无论如何也不能使用。

　　此时的刘半农已经在1920年春去英国留学，不过他自己订了一份《时事新报》，所以对国内关于“她”字的讨论也有所了解。当他看到寒冰对他的批评后，心中极其愤慨，说道：“原来我主张造一个‘她’字，我自己并没有发表过意见，只是周作人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提过一提；又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字的读音上，还有些怀疑，所以用的时候也很少（好象是至今还没有用过，可记不清楚了）可是寒冰君不要说，‘好！给我一骂，他就想抵赖了！’我决不如此怯弱，我至今还是这样的主张；或者因为寒冰君的一驳；反使我主张更坚。”

　　1920年6月6日，刘半农写成《“她”字问题》一文，并将其寄给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只不过直到1920年8月9日才刊出。

　　在这篇文章中，刘半农第一次正式提出主张使用“她”字：“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

　　实际上，从上述的论争中可以看出，所有参与论争的人没有人否认“第三位阴性代词”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刘半农的第一个要点实际上并不存在辩论的必要。

　　而对于这个“第三位阴性代词”是不是一定要用“她”字，刘半农给出的理由则是“一，若是说，这个字，是从前没有的，我们不能凭空造得。我说，假使后来的人不能造前人未造的字，为什么无论那一国的字书，都是随着年代增加分量，并不要永远不动呢？二，若是说，这个字，从前就有的，意思可不是这样讲，我们不能妄改古义。我说，我们所作的文章里，凡是虚字（连代词也是如此），几乎十个里有九个不是古义。三，若是说，这个字自有本音，我们不能改读作‘他’音。我说，‘她’字应否竟读为‘他’，下文另有讨论”。

　　因此，刘半农认为“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又因为这一个符号，形式和‘他’字极象，容易辨认，而又有显然的分别，不至于误认，所以尽可以用得。”

　　寒冰看到刘半农的《“她”字问题》后，当天就写下来《续论<她字问题>》一文进行回应，并在1920年8月12日刊登于《学灯》上。在这篇文章中，寒冰从几个方面对刘半农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造字借字，必须三要素：第一音符，第二便利，第三不勉强”，若按刘半农造字改音的办法，“她字音不能表字，音符的作用失了；用口读不得，不便利了；只就译文的便利，及分为‘强式弱式’两方面着想，太勉强了”，因此寒冰认为“她字无论如何都是要不得的”。

　　1920年的9月4日，刘半农在伦敦创作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诗歌的创作是以其留学英伦为背景的。刘半农将个人的思乡感情与对祖国的怀念之情编织在一起，写出了以“她”为物件的情诗。这首诗最初发表在1923年的《晨报副刊》上，诗名叫《情歌》。但这并非是刘半农自己投稿，因为在该诗的“后记”中是署名为“洪熙”，并说道：“我想远在异邦的刘先生，或者不至于见怪罢”。而这位洪熙俨然对于该诗有自己的理解，其写道：“这诗的格调意境，在新诗界为不可多得的作品。我自失恋以来，几乎没有一日不背诵他。现在特地抄出来发表，介绍给国内的失恋青年。”

　　实际上，刘半农还是很“见怪”的，这不是因为洪熙擅自发表他的诗，而是理解错了其诗的含义。因此，在1926年6月刘半农出版他的白话诗集《扬鞭集》时，将这首诗命名为《教我如何不想她》。显然，刘半农并不将该诗视为“情诗”，而是将其作为思念祖国的情感表达。

　　在这首诗中，刘半农将“她”字贯穿全篇，音律和谐，优美流畅，让人感觉到原来用这个新“造”的而且引起广泛争议的“她”字，也能创作出这么好的诗歌。英国伦敦的许多留学生都为刘半农的诗所感动，众生吟诵。后来，主攻语言学的赵元任还专门为这首诗歌谱写了乐曲。从此，《教我如何不想她》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她”字也被更多的人熟识和接受。

“她”字的认同及流行

　　在“她”字被认同的过程中，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就是“伊”字。前文我们说过，在古代“伊”字也做第三人称代词使用，原本在使用上没有性别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伊”字的指代范围逐渐缩小，在“五四”前后的文学作品中，“伊”专用指女性。

　　比如1919年，周作人与钱玄同在通信中约定采用“伊”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鲁迅在1922年写《呐喊·自序》时，也是使用“伊”字。语言学家陈望道也主张采用“伊”，不采用“她”，并且提出了具体理由：“（一）‘她’是新造的字，铅字尽须新铸，印刷稍有不便。（二）‘她’读作‘他’，口里仍无分别；读作‘伊’，何如径用‘伊’。”同时指出采用“伊”字的缘由：“1.‘伊’是原有的字；2.‘伊’同口语‘其’相近；3.将某身身次代名词缩小范围，很有历史上的根据。因此，我就采用‘伊’，不采用‘她’。”

　　在1919—1922年间，茅盾、冰心、李大钊、刘大白、黎锦熙等众多文学界、语言界、舆论界活跃人物也都使用“伊”字。

　　刘半农指出：“‘伊’与‘他’声音是分别得清楚了，却还有几处不如‘她’：一、口语中用‘伊’字当第三位代词的，地域很小，难求普遍；二、‘伊’字的形式，表现女性，没有‘她’字明白；三、‘伊’字偏近文言，用于白话中，有些不伦不类。所以，最好是就用‘她’字，却在声音上略略改变一点。”

　　1920年，陈望道、沈玄庐、李汉俊等人开始主张第三人称代词分化。刘半农：“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还应当另造一字，以代无生物。”

　　“他、她、牠”代词系统的建立，对“她”字的认同与流行极为重要。

　　1921年1月，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小说月报》进行改革，开始引导“她”的潮流。茅盾、冰心、叶圣陶等知名作家都陆续改用“她”字。

　　随着国语运动的不断发展，“她”字被纳入到了国语运动之中。中华书局1923年底出版的《国语普通词典》中，居然用“她”来解释“伊”字，从而赋予前者一个更普遍的地位。

　　1924年前后，社会上对“她”字的认同明显增强。鲁迅在1924年2月写的小说《祝福》中，已经使用了“她”字，比如：“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在“国语教学组”中蔡晓舟提出了“请采用她牠哪等代名词及形容词并规定其读音以改进国语案”。经过讨论，最终决议为“‘她’字相当于英文的‘she’，德文的‘sie’，是指第三身的女性代名词，国音读作‘一’阴平声，与第三身男性代名词。——相当于英文‘he’的‘他’不同、‘他’国音读作‘ㄊㄚ’阴平声”。这一读音是以“赵元任博士的国语留声机片所发的音为标准”。该决议案最终由中华教育改进社“送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去请求采入《国音字典》，以资提倡而期普及，并请本社朱经农，陶行知两先生函约商务印书馆《平民千字课》再版时，即采用此等字”。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她”字在中国开始流行。

　　应该说，“她”字的产生其思想内涵经历了妇女是“被压迫者”到树立“独立女性”的一个历史的转变。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她”经历了由形式到内容的中国化，引领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也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她”的出现是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她”不仅仅是一个字的形式创意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她”身上灌注着生气淋漓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