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革命家小传丨“不断闹腾”托洛茨基——中篇_风闻

作者按**：**说起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相当一部分中国读者是不熟悉的（啥？“脱落刺激”？），但在上世纪前半叶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中，“托洛茨基”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举几个中国人熟悉的例子：总统蒋公的大少爷经国在苏联留学期间就曾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中共的缔造者之一、民国核心期刊《新青年》总编兼主笔陈独秀不但曾经是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成员，而且还长期担任中国托派的领袖；还有1921年促成中共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是开一大时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紧急让代表们转移会场从而躲过一劫的那位）后来也加入托派并成为荷兰托派组织的创始人；而伟大领袖毛主席——吸一口气，他不是托派——则将“托洛茨基派”与“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并称为抗战期间四个“我们的敌人”，托派居于“四敌”之一，可见主席老人家对该派的“重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令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粉丝都欢呼雀跃，认为这实现了老托在1920年代关于苏联“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预言。直到今天，国内外还有不少“托洛茨基主义者”活跃着，时不时地放出一些“惊人”言论刷新一下我们的眼球。那么，托洛茨基究竟何许人也？这位传奇人物在当年又有何惊世骇俗之举？本文将分三篇展开回顾，介绍这位苏联革命家“不断闹腾”的一生。

这三篇分别是：

上·从参加革命到崭露头角（1879-1904）

中·从中派领袖到加入布党（1905-1917）

下·从统帅红军到流亡他乡（1918-1940）

俄国革命家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中篇·从中派领袖到加入布党（1905-1917）

一、参加1905年革命

资本主义世界向来不太平。刚刚跨入二十世纪，就发生了1900-1903年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经济萧条在席卷全球的同时，也沉重打击了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俄国，带来俄国民众生活条件的普遍恶化。在1901-1904年间，彼得堡、顿河罗斯托夫、巴库等工业城市开始出现频繁的罢工，农民起义也在一些地区蔓延开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人民不满情绪日甚一日，阶级矛盾也愈发尖锐；而前线俄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使得俄国民众对政府的腐败更加失望。一切条件促成了1905年年初俄国国内革命形势的成熟，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称“1905年革命”）到来了。

1905年1月9日星期日，彼得堡三万名恶寒交迫的工人在东正教神职人员加邦神父的带领下到达冬宫外的广场，向沙皇递交请愿书，请求停止战争和改善劳动阶层的生活条件。面对举着请愿书、圣像和尼古拉皇帝画像，唱着东正教祷告歌的游行群众，沙皇预先布置好的军警向人群开枪射击，造成一千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的惨剧，史称“流血星期日”【注：当时官方公布的数字只有96人死亡333人受伤】。请愿虽然被沙皇政府的专制机器镇压了，但这次事件使得俄国民众心中沙皇“慈爱的小父亲”形象彻底破灭了，愤怒的火焰就此燃遍全俄。第二天，俄国社民党（布）发出《告人民书》，号召工人“武装起来！”，许多地方爆发了抗议沙皇暴行的罢工示威；4月12-2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三大”）在伦敦召开，会议制定了准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路线方针。此后，革命运动在全国不断扩大和深入【注：1905年4月布尔什维克发起召开“三大”时，向包括孟什维克在内的所有社民党组织都发出了邀请，但孟什维克当时坚持分裂主义立场，拒绝参加伦敦的会议，并且在日内瓦单独召开了自己的“三大”（由于参会人数太少，孟什维克最终只把日内瓦“三大”称作“代表会议”而非“代表大会”）。与布尔什维克“三大”要求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武装推翻沙皇的策略不同，孟什维克“三大”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在当前的任务只能是与资产阶级结成反封建的同盟，走议会斗争的道路（反对武装起义）】。列宁对以“流血星期日”为序幕的俄国1905年革命的意义有着很高的评价，他认为1905年革命标志着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俄国，并将此次革命视为十月革命的预演，指出：“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

托洛茨基对于1905年革命的看法不同于孟什维克而与布尔什维克接近，他也高度肯定了革命的意义（托：1905年革命“是1917年的两次革命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序幕”），并反对无产阶级在运动中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并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流血星期日”后的第二天，托洛茨基从马尔托夫那里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当下便决定立刻返回俄国参加革命。

1905年2月，托洛茨基到达基辅，在该地结识了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列昂尼德·克拉辛【注：克拉辛是《火星报》秘密印刷所的创办人，“二大”后被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从后者那里得到了不少帮助。在基辅短暂逗留后，他到达了彼得堡，但不久又因躲避追捕而逃到芬兰。10月，他再次来到彼得堡。

就在10月初，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通过了在莫斯科举行政治总罢工的决议，罢工浪潮随即由莫斯科蔓延到全国各工业城市（史称“十月总罢工”）。到托洛茨基回到彼得堡时，已是各地政治罢工进入高潮之际。但面对高涨的政治局势，托洛茨基最初并不愿意同布尔什维克积极合作，而是同一位名为亚历山大·帕尔乌斯的左翼孟什维克过从甚密【注：帕尔乌斯此前曾参加德国社民党的活动，在1903年“二大”后参加孟什维克，1905年来到俄国，鼓吹“不断革命论”（曾启发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后退党，成为为军国主义辩护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逐渐疏远】。托、帕先是一起接办了自由派报纸《俄罗斯报》，然后又联合彼得堡的其他孟什维克出版了《开端报》，与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新生活报》分庭抗礼。在编辑《俄罗斯报》和《开端报》之余，托洛茨基还积极参加了新成立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活动，逐渐成为其中的首脑人物【注：彼得堡苏维埃是1905年“十月总罢工”风潮的产物，是工人首创精神的结果；它起先是统一的罢工委员会，而后发展为新型政权的萌芽；它不经沙皇认可，自行宣布实行8小时工作日，在居民中享有很高威望。托洛茨基经常在苏维埃会议上侃侃而谈，发表长篇演说，并经常为苏维埃的机关报《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撰稿，甚至帮助起草各项重大决议，其才华和风头远超苏维埃的正式主席格·赫鲁斯塔廖夫律师。在11月26日赫鲁斯塔廖夫被捕后，托洛茨基毫无悬念地当选第二任苏维埃主席（时年26岁）】。

1905年12月2日，托洛茨基主持下的彼得堡苏维埃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及其他党派组织一道，联合发表了一份反沙皇的《财政宣言》，号召人民拒绝向沙皇纳税，要求以黄金支付工资，并取出在沙皇控制的银行中的存款，以动摇沙皇政府的财政基础，引起沙皇政府的恐慌。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和彼得堡的其他民主派报纸都在《宣言》发表后第一时间转载了它。沙皇政府的首席大臣谢尔盖·维特随即查封了所有刊登《宣言》的报纸，包括《新生活报》。这一事件让托洛茨基及其领导的彼得堡苏维埃在全国各地名声大噪。

1905年10月到12月间，俄国各工业城市纷纷以彼得堡为榜样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列宁也于同年11月秘密回到国内，与各地苏维埃进行接触。当时，布尔什维克在各个城市里都派代表参加了苏维埃，通过代表的活动来对苏维埃施加影响，而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许多城市的苏维埃在建立后均开始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但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所主持的彼得堡苏维埃反而呈现出一种保守性，它只强调合法的政治、经济斗争，而不重视准备武装起义和加强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哪怕在全国的起义山雨欲来之时，彼得堡苏维埃仍在从事一般性的宣传鼓动【注：彼得堡苏维埃中虽然也有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德·斯维尔奇科夫、波格丹·克努尼扬茨等人，但掌握领导权的却是托洛茨基、赫鲁斯塔廖夫和其他一些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在12月3日苏维埃会议上声明：“彼得堡不能担当起义首创者的责任”】。12月10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莫斯科苏维埃宣布将总罢工转变为起义，工人们在莫斯科筑起了约一千座街垒，与沙皇军警连续战斗了9个昼夜（史称“莫斯科十二月起义”）。随后，诺沃罗西斯克、下新城、顿河罗斯托夫、顿巴斯、叶卡特琳诺斯拉夫等城市相继爆发起义，战况非常激烈。而彼得堡作为最早成立苏维埃的地区竟然未能参加这一起义风潮。

在12月3日，即《财政宣言》发表的第二天，沙皇的军警袭击了彼得堡苏维埃的办公地，逮捕了正在里面开会的所有苏维埃执行委员，托洛茨基当然也重陷囹圄（苏维埃面对沙皇军警简直毫无抵抗力量）。此次被捕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监狱生涯（1905年12月到1906年9月共十个月），而他也因此暂时脱离了火热的政治斗争，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写作。在彼得-保罗要塞关押期间，他在狱中写作了《总结与展望》（1906），以总结1905年革命为名，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提出了他的“不断革命论”，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的阶段混为一谈，成为日后“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由于此时沙皇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同意召开国家杜马，对在狱政治犯的监管有所放松，托的文章得以经前来探视的妻子和律师带出狱外发表传播【注：《总结与展望》是托洛茨基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后来回忆时认为此书体现了他对“俄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它是当时在论证不断革命的理论方面一篇最完善的表述”】。

二、提出“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在1905-1906年间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大致有如下观点：

一，否认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存在界限，主张由推翻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立即过渡到推翻一切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实现民主的基本任务，直接为巩固政治统治而斗争的逻辑，也在一定时刻向我们提出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存在革命的不间断性”；无产阶级的斗争，将使革命“成为不断革命、不间断的革命”。

二、否认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反对实行工农联盟；主张在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由工人阶级单独专政。他认为，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使得他们不可能具有先进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形式，农民不可能理解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因而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可靠基础。这一观点预示着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农民将成为工人的潜在敌人，工农矛盾将上升为对抗性矛盾。托洛茨基说：“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格和政治上的幼稚愚昧，他们的局限于农村的短浅目光，他们的不理解世界政治联系和依存关系，都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造成极大困难。”

三、否认在一国（特别是落后的俄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认为“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建设将是“反动的”、“乌托邦的”和徒劳无功的，并必然遭遇失败。托洛茨基认为，一国（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只能维持暂时的专政状态，因为孤立的无产阶级统治无法应对骤然增加的国内外矛盾；如果没有先进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的帮助，那么新确立的一国无产阶级统治将在各种国内外矛盾（包括外敌入侵、农民反抗和官僚化褪变等）中被牺牲掉。进而，无产阶级需要的不是“一国社会主义”，而是“世界革命”：“一国的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总之，“不断革命论”否定农民的革命潜力，从而也否定了有专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必要（在这一阶段需要联合农民推翻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因此，托洛茨基始终反对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口号，而要求建立单纯的工人政权。他希望在民主革命阶段直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由工人的革命力量“一竿子捅到底”式的实现社会主义。可以说，托洛茨基的理论忽视了革命的阶段性，以及革命在不断阶段的不同任务，总想绕开民主革命阶段，“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带有左倾盲动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列宁指出：“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看法”【注：因为不需要“明确的看法”，直接转就可以了】，而他对农民阶级革命性的否定，则直接影响了他对革命阶段、任务和前景的判断，使他不能够形成正确的认识。斯大林后来也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就是‘跳过’农民运动”，“（他的理论）就是鼓吹不要农民参加革命”。

而在贬低农民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很显然是受了孟什维克观点的影响，正如列宁指出：“托洛茨基的独创理论是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拼成一个大杂烩），只不过他与孟什维克从同一原理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注：孟什维克的逻辑是，因为俄国农民太多，惰性太大，革命的任务又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指望发挥什么作用，只能是先跟着资产阶级好好发展资本主义，等更多的无产阶级产生了再说；而托洛茨基的逻辑是，正因为俄国农民太多，惰性太大，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就不能依靠他们，必须自己劈波斩浪干革命，同时必须与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人们积极呼应，等待西欧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来帮助落后的俄国克服内忧外患、巩固政权（单靠俄国这么点工人顶不住啊！）。可见，孟什维克的观点与托的“不断革命论”只是同一思想分别朝右、“左”两个方向向前发展的结果】。这里又不得不提到托洛茨基在彼得堡期间的密友亚历山大·帕尔乌斯，这位左翼孟什维克（也就是孟什维克阵营中的“非主流”派）在1905年革命中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著名口号（与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口号对立），被托洛茨基深为赞同。托将帕尔乌斯引为同道，并把这一口号当作自己的口号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述和宣传。帕尔乌斯是最早提出“不断革命论”见解的人之一，托洛茨基的理论无疑受到了他的影响。

三、第二次流放西伯利亚

1905年莫斯科十二月起义遭到镇压后，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渐退潮。1906年，彼得·斯托雷平就任沙皇政府的首相兼内务大臣，开始用铁血手腕打压各地的革命者，大批进步人士和抗议群众被害或被捕，白色恐怖笼罩全俄，史称“斯托雷平反动年代”【注：斯托雷平（1862- 1911）是俄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出身贵族，毕业于彼得堡大学。1905年革命前，他在萨拉托夫省任省长，在任期间行事坚决果断，成功压制了省内的农民骚动，使萨拉托夫省成为革命时期全国唯一一块保持稳定的地区。此事使他声名鹊起，受到沙皇赏识。1906年，斯托雷平被从地方调进中央，短短几个月内，便取代了前首相伊万·戈列梅金成为政府首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炙手可热。在斯托雷平主政期间，俄国进行了允许农民赎买村社土地的私有化改革，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5年革命窒息了。

1906年9月，托洛茨基等彼得堡苏维埃代表在沙皇的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由于案情事关重大、托洛茨基等人又是全国闻名的政治人物，法庭对此次审判予以了特别的重视，不但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还传唤了辩控双方的证人到庭作证，包括工厂主、市议员、警察局官员和苏维埃成员等，共数百人。审判进行了一个多月后，法庭在11月初下达了对托洛茨基等人的判决书，判处剥夺一切公民权利，并长期流放西伯利亚。

1907年1月，托洛茨基和其他政治犯在宪警的押送下前往西伯利亚流放地，这是他革命生涯中第二次被流放（时年28岁）。但有了上一次流放逃跑的经历，他对于流放已经没有那么恐惧了。2月中旬，押送队行进至西伯利亚铁路附近的别列佐沃，托洛茨基以坐骨神经疼痛需要医治为名请求在该地停留几天。果然，在一位同情革命的土地测量员的帮助下，他借机乘坐鹿拉雪车逃离此地，途中几次变换交通工具和身份装扮，终于在2月下旬逃出俄国，经芬兰、瑞典，到达英国。

四、转入中派立场

1907年4月30日至5月1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英国伦敦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五大”），托洛茨基以梯弗里斯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注：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分别召开三大并公开分裂后，许多党员提出了重新将党统一的要求，于是在党员群众和先进工人的呼声之下，1906年4月10-2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由布、孟两派共同参加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四大”）。由于相当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代表正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四大出现了孟什维克代表在人数上占据多数的局面，因此在会上通过了一些带有孟什维克倾向的决议。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争取，四大通过了新的党章，其中第一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即凡成为党员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并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写入其中。但四大实现的只是党的形式统一，布、孟两派各自都保留了独立的组织机构，也都有各自的纲领，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党。四大之后，五大成为了布、孟两派最后一次一起召开的代表大会】。出席五大的代表共三百三十六人，代表当时的十四万七千名党员。著名作家高尔基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托洛茨基因此与高尔基第一次见面相识。

第五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一次胜利的大会，同样也是一次充满激烈争吵的大会。布、孟两大派别就1905年革命失败后所面临的局势和对策在会上唇枪舌剑、争的不可开交。托洛茨基则站在一旁，以“中派”领袖的角色发表一些貌似公允的言论，企图调和布、孟双方的矛盾。他对争执的布、孟代表说：“你们【注：指布、孟】并排地干同样的事，脚踩同一块土地，互相踩对方的脚。你们是要怎样收场呢？”而布、孟在会上加速分裂的趋势，反而让托看到了自己的使命，认为督促两派相互妥协达成统一正是“中派”存在的价值：“中派的立场就是要求清楚明确地认识到妥协的必要性，把它作为必须普遍奉行的策略的前提”，“行动的统一是以妥协为前提的，它要求造成党的合力。”然而，这位“和事佬”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他在会议中起到的作用反而是非常负面的。托站在貌似中立的立场上反对布尔什维克“过分”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实质就是偏袒孟什维克而为机会主义作辩护。另外，布、孟的很多观点分歧带有原则性，牺牲原则的一味“妥协”、不区分路线的强行“统一”对于党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对此列宁评论道：“对于工人政党来说，掩饰分歧和隐瞒分歧是不明智的和不体面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工作的，凡遇到原则性问题，没有理由不争论清楚。在五大上，除了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托洛茨基支持了布尔什维克，在其他所有主要问题上，他均站在孟什维克一边，为孟什维克辩护。

五大结束后不久，托洛茨基又赶往德国斯图加特参加了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07年8月）。作为第二国际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代表大会，斯图加特会议共有来自五大洲二十五个国家的八百八十四名代表出席。由于欧战临近，会议重点就对待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进行了讨论，托洛茨基在会上主要附和考茨基等中派主义者的观点【注：卡尔·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当时声名显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战前夕持对军国主义妥协态度的中派立场（对军事拨款不赞成也不反对）；一战爆发后提出“超帝国主义”论，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各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一战后退出德国社民党组建独立政党，成为温和的社会主义及和平主义者。托洛茨基在1907年第一次见到了考茨基，对他十分崇拜。很显然，考茨基在当时的中派主义观点非常投合托洛茨基的需要】。10月，他从斯图加特移居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该地长期居住，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才离开。

五、为取消派辩护

自1907年6月3日国家杜马被强行解散以来（史称“六三政变”），沙皇政府便在斯托雷平的主持之下开始进行公开的反动统治。“五年来设立的绞架，打破了俄国三百年历史上的记录。流放地、苦役所和监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装满了政治犯。（列宁语）”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杜马中享有的豁免权被取消了，工人报刊被一一封闭，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也大为减少了：“1907年彼得堡有将近八千个党员，而1908年只有三千左右；叶加特林堡从原有一千零七十个党员减少到二百五十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二千个党员，至多剩下六百人。”党陷入了自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在此情形之下，党内弥漫着消极情绪，大批孟什维克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一些孟什维克的首领如马尔托夫背叛了党的革命纲领，屈服于斯托雷平的高压政策，要求取消党的秘密工作、废除党的秘密组织，完全在沙皇当局许可的的范围内进行合法斗争，以取得政府对党的认可和包容。持这种见解的孟什维克被称为“取消派”，实质是放弃武装起义（要准备武装起义就必然要进行秘密工作），使工人的利益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一些布尔什维克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等人主张召回党在杜马等所有合法平台中的工作人员，否定合法斗争的必要，认为只有走上街垒参加战斗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持这种见解的布尔什维克被称为“召回派”。取消派固然是放弃党的革命任务，而召回派的主张也将使党在国内的存在陷入十分危难的境地，同样危害党的事业。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右倾的取消派，也反对“左”倾的召回派，主张将党的秘密工作与合法工作结合起来。他在1908年2月指出：“党决不会因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颓丧，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醉心于冒险行动。”

这时，托洛茨基采取了对取、召两派的同情态度，尤其对取消派进行辩护。列宁说：“托洛茨基的任务也就在于蒙蔽工人，掩护取消派。”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于1908年10月创办了一份俄文报纸《真理报》【注：和后来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是两回事】，最初以乌克兰党组织（孟什维克）机关报的名义出版。维也纳《真理报》出版后，立刻成为取消派思想的主要传播者；同时，托洛茨基也在该报上不遗余力地宣传他自己的“不断革命”主张；该报从1908年办到1912年，一共出版了二十五期；除了供给旅欧的俄国侨民阅读外，还通过乌克兰西南部边境秘密运送到俄国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参加托洛茨基《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还有两位孟什维克——阿道夫·越飞和马特维·斯柯别列夫【注：两人后来都脱离孟什维克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越飞后来还成为苏联的著名外交家】。《真理报》的观点也得到了布尔什维克里一些有调和主义倾向的人的欢迎。

1909年，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注：《无产者报》是布尔什维克于1906年创办的报纸，当时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编辑部派出代表前往维也纳与托洛茨基谈判，希望能同《真理报》合作，并提出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合并两报，共同进行革命宣传。但托洛茨基不愿与布尔什维克真诚合作，他提出了超出布尔什维克接受范围的苛刻条件，要求对方不但要出钱补齐《真理报》账面上的亏空，还要求自己在新的编辑部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可以不受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列宁对此十分气愤：“托洛茨基不是想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建设党，而是想建立他自己的派别”，“我们无法提供经费在另一个城市里办一份不是党的、而是托洛茨基的报纸”。但党内一批持调和主义立场的党员（如中央委员罗日科夫、诺根，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却希望与托洛茨基妥协，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甚至背着列宁去找托洛茨基谈判。在随后召开的1910年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内的调和派形成了多数票，通过了停办《无产者报》、加米涅夫作为布尔什维克代表加入《真理报》编辑部、确立《真理报》为中央机关报的决议。托洛茨基在党内调和派的帮助下取得了完全胜利（是年他刚满30岁）。

六、组织“维也纳俱乐部”

1910年8月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注：第二国际“八大”是8月下旬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共有来自二十四个国家的八百八十六名代表参会。托洛茨基在大会开幕当天在德国社民党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对布、孟在国内进行派别斗争的行为进行激烈批评，俨然是一副凌驾于各派之上的仲裁者形象。文章中特别指责了布尔什维克的“密谋倾向”、“主张权威的集中制”，“使党离开阶级，使派别离开党”，引起列宁的强烈不满和严重警告。托洛茨基后来回忆时认为，这次事件是他“一生中同列宁发生的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托洛茨基继续标榜自己不站在布、孟任何一边的“非派别性”，并在“联合”和“统一”的旗号下继续进行派别活动。1910年11月，他伙同一些社民党员组织了一个所谓“维也纳俱乐部”，以维护党内一致为口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进行斗争，并提出“党的各个部分即‘呼声派’、‘普列汉诺夫派’、‘列宁派’、‘前进派’以及非派别组织的分子同心协力进行共同的工作……不要再有什么派别的名称。”此后，托洛茨基经常以个人和小团体的名义向全党发号施令，还于1911年8月在瑞士伯尔尼发起代表会议，通过《致全体党员》呼吁书，直接反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在列宁等人的积极筹备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日至17日在布拉格召开，史称“布拉格会议”（是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会上有代表全国37个城市党组织的代表发了言。会议选举了以列宁为首的新中央委员会，制订了党的策略方针，并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总称“三条鲸鱼”【注：托洛茨基认为1905年革命后俄国不会再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反对“三条鲸鱼”，而主张以“结社自由、罢工自由、集会自由”来取代它】）。会议还谴责了托洛茨基和取消派的分裂活动，并撤销了1910年全会上与维也纳《真理报》妥协的决议【注：会后，托洛茨基伙同一些派别分子在巴黎举行了会议，谴责布尔什维克的布拉格决议，并向第二国际执行局告状，得到了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的支持】。布拉格会议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创办了自己的《真理报》，以代替1910年停办的《无产者报》。新《真理报》的第一期于1912年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斯大林担任了报纸的首任主编。《真理报》从此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旗帜，其创刊日也在后来被确定为俄国工人的出版节。几乎在彼得堡《真理报》创刊的同时，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也停刊了，托对新《真理报》的出版非常嫉愤，给它冠上“强盗”、“篡夺者”、“非法霸占者”等种种称号。

1912年8月12-20日，托洛茨基同取消派及其他一些机会主义派别一道，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史称“八月代表会议”。会上拼凑了所谓“八月联盟”，即一个在“联合”口号下聚集起来的反布尔什维克同盟。会议通过了所谓“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形式”的决议，宣布秘密党的时期已经结束，新的条件下应当“通过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来改组（党），使秘密组织适应合法运动”，充满了取消派的论调。虽然会议在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上达成了一致，但由于参会的各派代表各怀心思、意见不一、矛盾重重，联盟只能是一个临时拼凑的“空架子”，形不成有力的组织。在布尔什维克随后的反击下，“八月联盟”很快瓦解了。

1912年9月，托洛茨基应自由派报纸《基辅思想报》之约，作为该报军事记者赴巴尔干地区采访，顺带会晤了该地的几位中派社会民主主义者。1914年2月，他又创办了《斗争》杂志，以“非派别性”为旗号，“在‘马克思主义社团中’宣传普遍和解”。他在杂志上高喊“统一”，反对“分裂”，却不解释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派为什么有分歧以及消除这种分歧的真正方法到底是什么。《斗争》创刊后不久，列宁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的文章用以回应托洛茨基，文中写道：“凡是多少了解一些俄国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口头上标榜非派别性的托洛茨基就是‘托洛茨基派’的代表，这就是派别活动，这里具备了派别活动的两个重要特征：1，名义上承认统一；2，事实上各自为政。这就是派别活动的残余，因为这里根本找不到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真正关系”，“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七、对一战的“不胜不败论”

1914年6月塞尔维亚爱国青年刺杀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的“萨拉热窝事件”发生，7月同盟国和协约国分别对对方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主义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或垄断阶段）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它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谋取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所谓“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因此，一战的性质上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局部战场（塞尔维亚反对奥匈帝国侵略的东南欧）上的正义性并不足以改变整个战争的非正义性。战争爆发后，各参战国都不约而同地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欺骗人民，都说本国的侵略扩张是为了“保卫祖国”、“捍卫民族的荣誉”而进行的，并把战争的责任都推卸给对方，以此煽动民族仇恨。

尽管在战前第二国际就已经发表多个宣言谴责战争、揭露各国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怂恿工人阶级入伍当炮灰的行径，但大战的到来还是给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带来了巨大考验。一些国家的社民党领袖在局势的压力下迅速暴露出自己的机会主义面目，沦为为本国军国主义罪行辩护的“爱国者”，口头上还是社会主义，行动上已经是沙文主义【注：其中不少人还在大战期间出任了政府要员，为资产阶级战争出谋划策。如：比利时工党领袖王德威尔担任了政府的司法部长；英国工党领袖韩德逊出任了政府的教育大臣，并亲自参加了征兵运动；法国社会党领袖茹尔·盖得加入了本国“国防政府”，亲自为加强国防出力】。不久后，法、德等国的社民党议员纷纷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德国社民党的机关报《前进报》甚至向军事当局保证，（战争期间）不再提“阶级斗争”的口号；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也使劲鼓吹起“保卫祖国”的滥调，支持杜马中的孟什维克议员投票赞成沙皇政府的军事预算——随着主要的加盟党先后与资产阶级政府合流，第二国际实际上已经解体了【注：与上述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变行径不同，各国社民党左派在大战爆发后依然坚持革命路线，从各国工人阶级利益出发，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继续进行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罪行的宣传，并在本国议会中投反对票抵制军事预算。左派社民党的代表人物有弗·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女性）、克拉拉·蔡特金（女性）等人，他们虽然在第二国际中居于少数，却是真正的革命者。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还提出了“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号召俄国的无产阶级不但要拒绝参加对外战争当炮灰，还应当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推翻反动政府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再在新的社会制度下重新实现和平】。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托洛茨基与右派社民党人及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是不同的：他承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并申明对这一战争的反对态度。但是，托洛茨基不能正确地分析大战发生的原因，他将这一战争的根源归结为生产的“世界性”和占有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即旧式“民族国家”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阻碍。他说：“资本主义所发展的生产力，已经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旧式的民族国家，已经衰老，它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可容忍的障碍。当前的战争，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对于民族和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一种反抗【注：见托洛茨基《战争与国际》1914年10月】。”这种分析不但没有说明问题的实质，客观上反而会掩盖这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掠夺性质，让大战的色彩由“黑”转“灰”，不甚明了了【注：这种理论还潜藏着“资本主义已经具备了废除民族国家的条件和可能性（从而永久实现和平）”及“以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代替各个资本主义民族政府”这样的结论。在第一条中隐约可以看到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影子，而第二条中的“世界政府”同样也是考茨基首倡的，这一设想不久后便由托洛茨基自己以“欧洲联邦共和国”的形式提了出来】。

尽管托洛茨基在口头上也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谈“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但他同战前一样，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号主张同俄国及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右派社民党人进行调和妥协。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他一直站在中派立场上附和考茨基等人的观点，为机会主义作辩护【注：托于1914年再次应聘《基辅思想报》军事记者并来到法国。在法国期间，他除了给《基辅思想报》撰稿外，还与马尔托夫共同领导了《我们的言论报》的出版工作，成为孟什维克的喉舌。1915年9月，各国社会党在伯尔尼附近的齐美尔瓦尔德村召开会议，史称“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托洛茨基作为《我们的言论报》代表出席。会上，他追随占多数的考茨基主义者，反对列宁提出的同第二国际断绝关系并建立新国际的主张】。同时，他坚决反对列宁提出的“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口号，认为战争的失败虽然会使统治集团陷入混乱，但也会使工人阶级陷入混乱；而本国的失败就意味着敌国的胜利，这又将加强敌国统治集团的力量——因此，使本国战败是不值得的。进而，他提出了“不胜不败论”作为自己对待战争的策略，以与列宁的“使本国失败”抗衡【注：逻辑就是，胜了会加强本国的统治集团，而败了会加强敌国的统治集团，所以既不能胜，也不能败，不胜不败对各国的无产阶级最有利】。列宁认为，“不胜不败”完全是一种简单的形式逻辑的推理，根本不是用辩证法看问题；“不胜不败”的口号虽然表面上与普列汉诺夫等人的“保卫祖国”有所区别，但它在客观上起到的效果就是默认乃至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对外战争，与社会沙文主义者是相通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国际形势出现了由战转和的迹象。交战双方在继续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展开了“和平”攻势。英、法、德、俄等国的官员和外交使节频繁地出现在交战国的政府和宫廷里，希望能在一定条件下与对方达成议和。这种迹象自然被托洛茨基捕捉到了，他随之提出“为和平而斗争”、“停止战争”的口号，高谈争取和平的意义。托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和国际上考茨基等人的和平主义相呼应的【注：1915年6月，考茨基伙同伯恩施坦等人联名发表了一份题为《当务之急》的宣言，呼吁各国政府看到人民群众和平渴望的日益高涨，鼓吹在自由协定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他不但不同考茨基思想划清界限，而且公开宣称“（考茨基）是我们在德国最亲密的同志和政治上的同盟者”。托洛茨基还发扬了考茨基关于建立“欧洲联邦”（进而扩展为“整个文明世界的联邦”）的设想，提出将“欧洲联邦”作为防止军备竞赛、制止战争以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他说：“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创立一个远为强大的、更能抵御强敌的祖国——欧洲共和联邦，以作为世界联邦的基础”，“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列宁对“欧洲联邦”论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一设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他在1915年曾将托洛茨基列为危害最大的“考茨基分子”之一，因为“他们通过各种不同形式都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合作，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粉饰机会主义，利用（采取不同方式）折衷主义来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注：见列宁《给亚·米·柯伦泰》】”

1916年9月，《我们的言论》报被法国当局查封，托洛茨基不得已离开法国前往西班牙。但他刚一入境就引起了西班牙政府的重视，指控他是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并将他关押起来。同年12月，他被西班牙政府强行遣送出境，从巴塞罗那港乘船逃往美国。1917年1月，托洛茨基来到纽约（时年38岁）【注：这段经历被他当作一种荣誉看待，他在后来回忆时说：“我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逐出法国的。我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逐出西班牙的”，显然充满了自豪】。

尽管一年之内就被驱逐了两次，但这位以谈论革命为荣的政治人物并不愿意在新流亡地保持低调。到达纽约的第二天，他就在《新世界报》上发表声明，其中称：“我离开了血淋淋的欧洲，但我深信革命即将来临”【注：《新世界报》原为一份有孟什维克倾向的报纸，由旅美俄国人创办。1916年尼古拉·布哈林来到美国，开始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托洛茨基到达纽约后与布哈林结识，并在后者的介绍下加入《新世界报》编辑部】。

八、向布尔什维克靠拢

1917年，俄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再次高涨；1月9日，彼得堡工人为纪念1905年“流血星期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2月25日，彼得堡工人举行总罢工，参加者超过二十万人；2月26日，布尔什维克发出号召，指示将总罢工转变为起义；2月27日，首都六万名士兵也站到了起义工人方面来；2月28日，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控制了彼得-保罗要塞并占领冬宫，沙皇政府被推翻了（史称“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期间，全国各地工人、士兵组建的苏维埃成为了领导起义的机关和临时的革命政权。3月2日，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成立，俄国开始了工兵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为了表明自己与沙皇政府的区别，宣布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给予俄国人民一定的政治自由。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更大的合法活动空间，被沙皇取缔的《真理报》也正式复刊（仍由斯大林主持），开始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

3月27日，托洛茨基手持美国领事馆颁发的护照坐上前往俄国的轮船，但因中途遭到英国军警的扣押，他在5月份才回到彼得格勒【注：沙皇俄国首都原名圣彼得堡（也简称“彼得堡”），一战期间改名为彼得格勒，列宁去世后又改称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改回圣彼得堡原名】，结束了在国外的漫长流亡生涯。由于曾在1905年革命时期担任过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借助自己在彼得格勒工人群众中的威望再次进入苏维埃，并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的形势使托洛茨基的思想发生了一定转变，虽然仍同彼得格勒的孟什维克旧友有联系，但他在对待革命的一些看法上逐渐同孟什维克划清界限，并向布尔什维克靠拢。

就在1917年5月回到彼得格勒后，托洛茨基加入了当地一个中派组织区联派，很快便成为该组织内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注：区联派成立于1913年，全名“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区际组织”，主张“既放弃布尔什维主义也放弃孟什维主义的旧的界限标记”，将分裂的布、孟两派统一起来（当时很多不理解两派为什么分裂的党员都加入了区联派）。一战爆发后，区联派站在中派立场上，既同布尔什维克联系，又与孟什维克来往，但多数区联派成员能认识到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在大部分行动上能与布尔什维克保持一致。到了1917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到来，整个区联派迅速左转，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日益趋近。二月革命后，区联派声明“赞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并表示愿意与布尔什维克进行联合。至1917年夏，区联派共有成员约四千人，在彼得格勒有着不小的影响力】。托洛茨基和区联派在二月革命前后的左转势头使长期关注区联派去向的列宁非常重视，他认为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与区联派开展联合。在为彼得格勒党组织代表会议（1917年4月14-22日）所写的一份决议上，列宁写到：“个别的地方工人团体，虽然同孟什维克等等接近，但是愿意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革命护国主义’，反对公债，对于这些团体，我们党的政策应该是支持它们，同它们接近，在它们彻底放弃背叛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基础上同它们联合”。

不久，区联派召开代表会议，通过了在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基础上统一党内力量的决议。托洛茨基此时也表示完全拥护列宁提出的《四月提纲》，称：“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和他的四月提纲以及他回国后党所采取的全部方针分开”。1917年7月26日到8月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在彼得格勒召开，会上通过了吸收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区联派成员整体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决议，托洛茨基正式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并被大会选举为中央委员。

篇末总结

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托洛茨基回国参加革命。他来到彼得堡时，“十月总罢工”已经进如高潮，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托洛茨基以既非布尔什维克、也非孟什维克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员身份参加了刚刚组建的彼得堡苏维埃，以其出众的才能很快成为彼得堡工人运动的领袖和苏维埃主席（这成为他日后重要的政治资本）。12月初，苏维埃在他的主持下发表了著名的《财政宣言》，震动全俄。但宣言发表之日也是他重陷囹圄之时，由于缺乏武装力量方面的准备，苏维埃的代表们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被沙皇军警抓捕。而这一时期的彼得堡也因托洛茨基等人不重视武装准备工作错失了与莫斯科等城市一起举行起义的机会。

1905到1906年，托洛茨基在狱中写作《总结与展望》等书，系统提出了他日后广为人知的“不断革命论”。该理论曾受到托的密友、左翼孟什维克帕尔乌斯思想的影响。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岁月里，托洛茨基先是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后又逃跑出国去伦敦参加了社民党“五大”。他在“五大”上第一次公开表露了自己的“中派”立场，妄图充当布、孟两派的仲裁者、调停人，督促两派相互妥协达成统一。他表面上貌似公正的“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却是抵制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的“过分”批判（希望布尔什维克能放下陈见，“宽容”机会主义），从而为机会主义在党内的滋生帮腔，间接站到了正确路线的对立面（以促进党内“和解”之名）。这种态度也成为了托洛茨基在此后十年间对待党内分歧的基本立场。

1907年“六三政变”后，党进入了困难时期。托洛茨基对于此时产生的“召回派”和“取消派”都持同情态度，尤其支持和理解取消派的立场，成为取消派观点的辩护者。1908年维也纳《真理报》创刊，他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一些调和主义者的帮助下成功使自己的报纸取代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成为党的机关报，继续宣传同情取消派和调和主义的论调。1910年第二国际“八大”后，他组织了所谓“维也纳俱乐部”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随后又是1912年组建的“八月联盟”，通过了一份充满取消派观点的决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托洛茨基申明反对战争，但认为战争发生的原因是“民族国家”的过时，表现出他与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在思想上的联系。战争中他也一直站在中派立场上，附和考茨基等人的观点，提出“不胜不败论”、“争取和平论”和“欧洲联邦论”等观点，被列宁批评为“考茨基分子”。

一战后期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推翻，这让托洛茨基的思想有所转变，开始逐渐认同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他回到了俄国，加入了正在迅速左转的中派组织区联派。在7月底召开的“六大”上，他被吸收入布尔什维克，从此以布尔什维克的身份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总之，托洛茨基的小资产阶级不彻底性在1905年革命以后表现为他的左右摇摆（并更多摆向右的一边）。但他非但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摇摆不定是未能正确认识革命形势并看清机会主义危害性导致的，反而把这种摇摆美化为一种“清醒”和“中立”，放佛自己没有受任何一个派别的干扰而超脱于任何派别之外。由于对机会主义认识不清，他的所谓“中立”便经常滑向为机会主义辩解，他也经常成为孟什维克的代言者和同路人。1917年的二月革命震撼了他，让他重新思考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让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但他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立场和看问题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他只是暂时停止了对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攻击。不久的将来，这种摇摆性将以似曾相识的方式再度表现出来。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一些人认为，托洛茨基只是在列宁逝世后才与继任的斯大林发生尖锐矛盾，在列宁在世时一直是列宁的亲密战友。这种印像是不符合历史的。从前文可以看出，托洛茨基从1903年“三大”上公开反对列宁开始，一直到1917年“六大”被吸收进入布尔什维克，中间有长达14年时间都是反对列宁的。这14年间他连布尔什维克都没有加入，更不可能成为列宁的“亲密战友”。相反，这14年间他从来没有停止批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也从来没有停止批评他。

大事年表（26-38岁）

1905年

10月回到俄国，参加彼得堡苏维埃的工作并当选为主席；

12月主持发表《财政宣言》，被捕入狱

1905年底-1906年：在狱中写作《总结与展望》，首次系统提出“不断革命论”

1907年

1月流放西伯利亚；

2月到5月逃出俄国，赴伦敦参加“五大”，以“非派别”身份调和布、孟矛盾，成为中派领袖

8月参加第二国际“七大”，拜见考茨基

10月前往维也纳长期居住

1908-1912年：创办维也纳《真理报》，同情取消派

1910年：11月组织“维也纳俱乐部”

1911年：发起伯尔尼代表会议，通过《致全体党员》书，反对布尔什维克

1912年：在维也纳召开“八月代表会议”，组建“八月联盟”

1914年

2月创办《斗争》杂志，宣扬党内“普遍和解”

10月写作《战争与国际》，提出一战发生的“民族国家过时论”

主持《我们的言论》报出版工作

1915年：9月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赞同考茨基

1916年

9月《我们的言论》报被查封，从法国逃往西班牙

12月被西班牙遣送出境，逃往美国

1917年

1月来到纽约，参加《新世界报》编辑部，结识布哈林

2月到3月，观察俄国“二月革命”的发展，准备从美国返回

5月，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继续参加苏维埃的工作

7月，与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被选为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