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_风闻

中国托派的起源，表面上是由于联共党内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关于苏联革命及世界革命的前途与道路的争论，实质原因则是由于中共党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与道路的争论，以及因大革命失败而激化的党内斗争。

濮清泉著《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中国托派运动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作者可能存在一些个人的偏见，对历史的记录也未必完全准确，但是本文的大体脉络是可信的，从唐宝林著《中国托派史》以及其他的托派研究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中国托派史

从1924年开始，联共党内发生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关于苏联及世界革命的前途的争论，由此发展成残酷的党内派别斗争。联共的斗争尘埃落定，托洛茨基先是被革除全部职务，1929年被驱逐出境。留苏的中国革命者，也随着联共的争论和斗争而不断分化。一部分托洛茨基主义的同情者、支持者回到国内，开始组建起自己的托派小团体。

从1928年春天开始，中国的托派陆陆续续建立起四个托派小团体，他们是：1、以梁干乔、区芳等为首的“我们的话社”；2、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为首的“无产者社”；3、以刘仁静、王文元等人为首的“十月社”；4、以赵济、刘英等人为首的“战斗社”。这些团体的人数，少则几十人，多者一、二百人。

这些托派小团体的主要成员以知识分子为主，也有少量产业工人参加。他们的主张，基本上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世界革命”这一套。对中国革命而言，他们主张中国不存在民族革命，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的革命。

这些托派团体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主张。陈独秀曾经发表公开信，指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机会主义，中国工农红军是流氓无产者，王佐和袁文才是土匪。同时，他们也非常看不起同为托派组织的其他团体。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办杂志，发表文章互相攻击，打嘴仗。他们也试图向工厂渗透，搞工人运动，但是并无实际成效。

陈独秀

托派团体之间总是无尽的争论，可是“革命”事业始终不见起色。托洛茨基居中调停，认为几个团体的主张并无实质区别，建议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组织。

1931年5月，四个托派团体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经过大大小小的争吵，统一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告成立，陈独秀为总书记。

因未能当选新的托派中央的中央委员，梁干乔、刘英等人一气之下跑到南京投靠国民党，当上了军统特务。“战斗社”的马玉夫，对未能当选中央委员极为不满，跑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1931年5月，托派中央被破获。托派九个执委被捕了五个，五个常委去掉四个，托派组织一时陷入混乱，濒于瓦解的边缘。

前次破获之后，托派中央一直试图恢复组织。1933年9月间，托派中央再次被国民党破获。国民党特务跟踪托派成员活动，将正在开会的几个常委抓捕。常委秘书谢德盘未经酷刑即招供，未参加会议的陈独秀也被抓捕。此次破获，陈独秀、彭述之等主要领导人全部被捕入狱。陈独秀被判刑15年，其他领导人也被判刑。

这两次破获，对托派中央而言，是惨痛的教训；而被破获的原因和经过，则是天大的笑话。

因主要领导人被捕，托派组织名存实亡。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慑于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兑现西安事变中应允的“释放全部政治犯”的承诺，被捕的托派中央成员全部获释。

抗战初期，托派组织逐步恢复活动。他们形成了更多的小宗派，其中较大的有以彭述之为首的一支，还有以郑超麟、王文元为首的另一支。新的托派组织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力，他们的很多主张，也得不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例如，他们认为中国并无民族革命，抗日战争并无客观的进步意义，因此，要像列宁对待一次大战那样，对抗日战争持失败主义观点。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托派组织的主要“革命”行动还是办杂志，打嘴仗，互相攻击，同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主张和革命实践，对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同样也是持失败主义观点。他们的纸上“革命”搞得不亦乐乎，直到解放军的炮声逼近上海，他们才感到大事不妙。一部分人溜之大吉，如彭述之、王文元等人跑到香港；没来得及跑掉的，只好坐等发落。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短暂的沉寂，少数托派又蠢蠢欲动，试图恢复活动。1952年12月，中央政府采取统一行动，将大陆上的所有托派组织一网打尽。至此，托派在中国大陆的一切“革命”活动宣告终止。

纵观中国托派发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托派的历史就是不断分化、不断失败的历史，留下的只是满满的教训，根本谈不上什么经验。托派的“革命”实践，存在如下重大问题：1、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道路的认识，是主观臆测的，完全不符合现实；2、组织严重不纯，托派中央两次被破获，都是因为内部人告密；3、极为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互相看不起，唯我独革；4、声称要搞无产阶级革命，要团结工人阶级，实际上是支使、利用工人阶级，并未真心实意开展工人阶级的工作。

与此相对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过程中也曾经犯过很严重的错误，如几次“左”倾、右倾错误，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等等。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革命路线，队伍不断壮大，一步步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中国托派产生的背景和社会根源

自从一九二四年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党内出现了两派的斗争。斯大林主张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号召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托洛茨基则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举起“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的旗号，与斯大林对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他纠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组成联合反对派，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简称为“左派反对派”。他们提出一整套政纲，反对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政纲的理论根据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断言在落后的苏联，决不能由自己的力量来建成社会主义，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若干国家的帮助，才能保证苏联存在下去，因此苏联的巩固和发展，要以世界革命为前提。世界革命不起来，苏联休想在反动的西欧面前站得住脚。他认为苏联的存在是为了世界革命，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与其让各国共产党来保卫苏联，不如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发动革命。如果能掀起世界革命，纵将苏联孤注一掷，亦在所不惜。另一方面，他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他的民族民主革命，也都用“不断革命”来概括。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阶段，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都必须用十月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换言之，就是要用社会主义革命来代替民族民主革命。对这一套“左”得离奇的理论，斯大林进行了批驳，并在组织上采取措施，经过三年的斗争，苏共中央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冬，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联合反对派”消除出党。从此，托派在苏联国内已经没有市场，于是他们就把阵地转到各国共产党内，以扩散他们的影响。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干部，派了一批党团员到苏联专门接收中国学员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当时中大校长拉狄克是托派中有名的人物，而且他请来的教授和教员大多数也是托派。他们在课堂内外，引经据典，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摘引一些章句，公开为托派宣传和辩护。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渐渐受到了托派宣传的影响，对托洛茨基从好感而开始同情，由同情而钦佩，由钦佩而信仰，由信仰到最终加入托派，这部分留学生回国以后，就着手组织了几个托派小组织。这就是中国托派产生的国际历史背景。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大革命的领导权，终于造成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党内又以现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极左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这个野心家，只会背诵一些马、恩、列、斯的词句来吓唬人，并自称是“理论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国际路线的代表”，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在他的极左路线统治下，使党在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在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给党造成严重的灾难。本来，对“左”倾机会主义是应该清算的，但是有一部分被革命高潮卷进革命队伍的人，不懂得马列主义，对革命发生动摇，不知革命往何处去，因而追随托洛茨基，堕落为托派。

这就是中国托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

二、中国托派的政治纲领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分析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当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上，曾展开了论战，并先后出版了好些书。这里把托派的见解，简单地说一说。

所谓托派见解，实际上就是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至于中国托派，就连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郑超麟等，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独特的见解。他们只把托洛茨基的主张全盘接受下来，而一般托派成员，更是囫囵吞枣，不知其味。

彭述之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商业资本就在城乡占着统治地位。秦以后中国历代王朝，都代表着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虽也保护地主阶级，但更着重于商业资产阶级。说商人是“无冕之王”，皇朝有什么大事，都要同大商人商量。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也没有农奴制，很早以前，就实行了土地自由买卖和货币地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更加商业资本化，而且逐步发展了工业，城市资本主义化了，农村也跟着渐渐资本主义化了。托、拉二人既没有提出任何历史的证据，也没有作过现实的调查研究，武断地宣布“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封建制度只是“残余”。陈独秀紧跟托洛茨基，发明了“残余之残余”论，说封建势力微不足道。一般托派，对托格茨基只知盲目崇拜，就完全接受了这个“左”的理论。托派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分析是“机会主义的分析”，因此，在中国托派政纲上就应明确写上“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并由此得出战略的结论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托、陈二人也承认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但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而且必须用“十月革命”的方式去完成，也就是要用社会主义革命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否则民主革命必然要失败，社会主义革命也提不上议事日程。这个“不断革命论”，当时一些人认为是相当“高超”的。托洛茨基把商业资本看作工业资本，把前资本主义社会当作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相当奇特的。

以上是托派政治纲领中最基本的部分，即所谓战略纲领。底下来谈谈他们的策略。

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了，革命高潮尚不可测，为了动员群众，便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它与当时党的口号“建立苏维埃、建立红军”相对立。“国民会议”口号的提出，引起了青年托派的反对。托洛茨基曾写过好几篇文章来说服他们。他以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列宁主张参加议会斗争，并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杜马(议会)为例，说那时列宁是正确的，今日为中国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也是正确的，是符合列宁主义的。他安慰中国托派说，“国民会议”不是我们的战略目的，而是策略手段。中国大革命失败了，群众斗争情绪低落，这时不能进行武装斗争。“国民会议”是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一旦群众动员起来，形成革命高潮，我们就提出“苏维埃”口号，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共“建立苏维埃、建立红军”的指示是冒险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当时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合唱，也写了一篇文章说工农红军是“流寇式”的，是站不住脚的。而中国托派理论家刘仁静则希望国民党用美国棉麦借款来搞一个“经济复兴”，借以复兴工人运动。这三个托派巨头，并没有说服一般托派信徒，直到托派的灭亡，托派关于“国民会议”问题，始终争论不休。最后陈独秀创造一个奇特的理论说“国民会议可以成为苏维埃”。当时一般托派不但说而不服，而且要陈独秀、刘仁静承认错误。可是陈独秀回答说，你们想学斯大林未免过早了。刘仁静则说，你们再学几年马克思主义然后来请教我吧。这两个巨头(陈与刘)始终自认是“绝对正确的”。青年托派则骂他们是老牌机会主义。

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托洛茨基还为中国托派提出了“国家独立”、“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贫农”、“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要求。他解释说“国家独立是全中华民族的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是中国工人阶级现实的要求；土地归贫农是中国广大贫农迫切的要求；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是全中国人民的要求”。青年托派对上而这几条纲领，是真诚拥护的，但对“国民会议”口号，始终没有心服。托派延续了多年，这个问题的争论也持续了多年。

三、初期四个小组织——“无产者社”、“我们的话社”、“十月社”、“战斗社”的形成

（1）“我们的话社”

一九二九年春，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梁干乔、区芳、陈亦谋、张特四个人，在上海最先成立一个托派小组织名叫“我们的话社”。这个奇怪的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托洛茨基早年流亡欧洲时，曾办过一个报，名叫《我们的言论》，梁干乔等为了对托氏表示敬仰，就把它拿来当作社名。然而把“言论”硬译为“话”字，使人莫名其妙。他们办了一个刊物，就叫《我们的话》。这个刊物大部登载托洛茨基关于国际和中国的论文，译文不高明，使人半懂不懂。梁、区、陈、张等也写过一些文章，也是半通不通，要读一点猜一点才能大体上明白。这个刊物出了好多期，直到托派统一时才停刊。

刘仁静

梁干乔在莫斯科见过托洛茨基，托曾对他面授机宜。梁很得意自命为中国托派的先驱，故在“我们的话社”上显得十分神气，自居为当然首领。而区芳、陈亦谋、张特等也不甘居人之下，认为梁不能独当大哥，叫他们三人当二哥。因此要与梁平起平坐，不分等位。如是一直争吵到托派统一，梁因未当选上托派中委，就一气跑到南京，投到蒋介石脚下，当了军统特务。陈亦谋后来被捕死在狱中，区芳不知去向，张特后来投靠李宗仁、白崇禧，当了小爪牙。这个社全盛时期，也搜罗了一些团员当他们的小卒。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四人：一个是同我第一次坐牢的楼国华，一个是到过莫斯科进了中大的宋庆平，还有两个是小宋、小章，他俩的名字已想不起来了。

（2）“无产者社”

一九二九年秋，一群“元老派”，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何资深等纠合高语罕、李季、王独清等“名人”，在上海成立一个托派小组织，名“无产者社”。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署名的有八十七人。他们说共产国际和中共在斯大林领导下不革命了。中国革命要由“无产者社”来承担。他们出了一个刊物《无产者》，上面登载的大部分是托洛茨基的论著。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王独清、杜畏之、吴继严等也都发表过文章。他们自己认为要左右开弓，即左打斯大林，右打蒋介石，主要目的是打倒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则采取批评的态度，希望他们能转向托洛茨基方面来。

“无产者社”自视为“中共的元老派”，很看不起另外三个托派小组织，说他们是什么也不懂的“毛小子”，要他们解散组织来归依。但那三派又说“你们都是老机会主义者，还够不上当托派，要写了悔过书，才考虑你们的托派资格”。这样你一刀我一枪，杀得相当热闹。至于“无产者社”内部，也不是风平浪静的，有陈、彭之争，还有郑、彭、尹的第二把交椅之争。陈独秀骂彭述之“不学无术、寡廉鲜耻”，“东方大学的八股先生”，“通天教主”，“孔夫子的生殖器”，“文章如王婆裹脚布，又臭又长”，“教人读它要作三日呕”，还骂他是斯大林门徒，不配当托派。彭述之又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者”，“封建家长”，“英美民主派”。可是“无产者社”的人，都倾向于陈而鄙视于彭，因为陈的声望毕竟要比彭大得多。郑超麟和尹宽对于陈、彭之争十分高兴，因为打下彭述之，他们就可以坐第二把交椅了。陈对郑一向都是器重的，对尹宽有时说他很能干，有时又说他不正派，有时拉他，有时排他，内部勾心斗角，迄无宁时。

“无产者社”还有搞实际工作的“四大金刚”，即马玉夫、罗世璠、蔡振德、薛农山。这四个人看不起在陈独秀周围的那些理论家如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李季、高语罕等。他们说，“这些书呆子写一百篇文章，还不及我们在工厂里搞一个支部来得有力”。所以他们在沪东、沪西一些工厂里埋头搞所谓实际工作，他们不要什么理论，只知为托洛茨基、陈独秀卖力。当工人们问他们：“你们搞的这一套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分裂工人运动呢？”他们就瞠目不能回答。他们的想法是抓着一个支部搞一点工运这就是“实力”，将来一旦成功，比那些空头理论家的“地位”要可靠得多。

“无产者社”因为有陈独秀这块老招牌，在当时是有些号召力的。而且在各地都有些影响。北京、广州都有些支部，最盛时期全体成员大概有过二百人。就我记忆所及，它的成员有下列这些人：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彭述之(湖南邵阳人)、高语罕（安徽寿县人）、李季(湖南人)、郑超鳞(福建人)、王独清(湖南人)、马玉夫(安徽人)、何资深(湖南人)、罗世璠(湖南邵阳人)、蔡振德(籍贯不明)、陈清晨(河北人)、江常师(安徽人)、尹宽(安徽桐城人)、吴继严（陈独秀的外甥，安徽怀宁人）、杜畏之(河南人)、严灵风(福建人)、刘伯垂(湖北人)、陈碧兰(湖北人，彭述之妻)、刘静贞(云南人，郑超麟之妻)、彭道之(湖南人，彭述之弟)、曾猛（浙江温州人）、何智琛(浙江温州人)、梁有光(广东人)、谢德盘(广东人)、张以森(湖南人，何资深之妻)、任曙(四川人)、孙煦（四川人）、彭桂生(江西人)、彭桂秋(江西人)、蒋振东(上海人)、屠仰之(浙江人)、韩俊(上海人)、薛农山(江苏人)、李仲三(山西人)、朱从文(浙江人)、陈岚(浙江人，朱从文妻)。

（3）“十月社”

一九三○年春，从莫斯科列宁学院回国的刘仁静，纠合从东方大学回国的王文元和从中山大学回国的宋逢春在上海成立一个托派小组织叫“十月社”。

刘仁静参加过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和张国焘是北京的代表。在那次大会上，他就主张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和托洛茨基在一九○五年俄国革命中提出的“不要沙皇，政府是工人的”不谋而合。刘仁静在莫斯科进了列宁学院，回国时经过欧洲，绕道君士坦丁堡去见了托洛茨基。有了这几个因缘，刘仁静就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他曾自豪地说：“我是天然的托派”，“中国托派的先知先觉”。他回国后，拒绝党分配给他的工作，立即组织“十月社”，自任领导。“十月社”这个名字是他取的，十分明显，他要在当时的中国搞所谓“十月革命”，企图证明托洛茨基和他本人理论的正确。

“十月社”出版了一个刊物名为《十月》，出了好多期，文章大部分是托洛茨基写的，由刘仁静翻译成中文。刘仁静和王文元也写过一些文章发挥托的理论。濮德治和罗汉也写过几篇。刘仁静是个大胆狂言、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的人，他说他的文章能“独出心裁”，“不拘一格”，“有独到见解”，“具新奇内容”。尽管大家反对他，他说，“你们还早哩，再读几年马克思主义，才能领会我的正确”。他的大言不惭、妄自尊大的程度，大大超过陈独秀。他对一般托派认为连提问题的资格都没有，他常说“你的问题不是这样的提法”，使一般托派感到自惭形秽、渺小异常。

刘仁静既看不起“我们的话社”和“战斗社”，认为他们都是些“猴子”；也看不起“无产者社”，认为他们是“老猢狲”。刘仁静说：“陈独秀不懂理论，他只会大刀阔斧地写文章；砍不倒敌人，他的理论只是从斯大林、布哈林的训令中得来，对马克思、列宁研究不深，所以他只能坠入机会主义。他还没有脱胎换骨，基本上是斯大林主义，还谈不上托洛茨基主义。”刘仁静想要所有托派捧他为教主，要其他三个托派组织解散来投顺他。然而，这只不过是他的幻想而已，别人却对他嗤之以鼻。

由于刘仁静的妄自尊大，“十月社”内部也发生了矛盾。主要是王文元、宋逢春的分裂。王负责“十月社”的宣传，是托派公议的“才子”。宋逢春负责“十月社”的组织，属于“实际派”。按理讲，刘仁静是应该另眼看待王、宋的，但是刘对他俩也一概藐视，所以王、宋和刘很对立。刘要王、宋绝对服从，王、宋则要与刘平起平坐。起初是小吵，最后竟打起架来。刘仁静骂王文元说：“我提拔你，你来唱逼宫”；骂宋逢春说：“老子养着你，你打老子。”这种话听起来实在不雅。结果王、宋纠合“十月社”的其他托派分子与刘仁静分了家。到这时刘仁静还说：“我原就是把你们当作暂时的伴侣，你们好好学几年再来归顺吧。”这是他变成孤家寡人时自慰的豪言。

“十月社”由刘仁静(湖北人，后在国民党反省院写了悔过书，变成叛徒)任书记。王文元(浙江硖石人，解放初期逃亡香港)负责宣传，宋逢春(河北人，后投降国民党变成叛徒)负责组织。

其他“十月社”成员有：罗汉（湖南人，后在武汉被日机炸死）、濮德治(安徽人)、王辰耀(江苏肖县人，后逃往台湾)、高衡(湖北人)、罗亚兰(湖北人，高衡之妻)、陆梦衣（湖南人、后当国民党特务）、李采莲(湖北人，已亡)、谢英(江苏人)、叶乃仁(安徽人，王文元之妻)、小张(辽宁人)。

北京的“十月社”和上海的“十月社”是一个组织，其成员如下：

徐云作(河北人)、老肖(河北人)、小马(河北人)、老李(山东人)、石宝湖(北方人)。

（4）“战斗社”

一九三○年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赵济、刘英、王平一、徐乃达等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托派小组织，名“战斗社”。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托洛茨基办过一个《战斗》报，为了纪念他所以他们用这个名字以表“光荣”。

“战斗社”是一个“将多于兵”的小组织。赵、刘、王、徐号称四个“平头大将”，人们把他们叫作“四大巨头”。除赵济在国内搞过一些工作外，其他三人都没有搞过什么工作。但是他们都很自负，刘英自居为学运老手，嘴巴很会说，王平一自吹会做地下工作；徐乃达自诩是“打骂能手”。这四个人物滚在一起，人人都要当大哥，个个不愿当老二。因此“战斗社”内部充满了个人摩擦。对于其他三个托派组织，也不大看得起，他们说“无产者社”是老机会主义一群；“十月社”是空头理论家一伙；“我们的话社”是既无理论又无实践的群氓。在他们看来，要“领导中国革命”只能靠“战斗社”的“四大巨头”。

他们办了一个刊物名为《战斗》，上面登载的文章是托洛茨基写的。赵、刘、王也写过一些。《战斗》出了若干期，到统一大会之时就停刊了。

“战斗社”的成员，列举如下：赵济(云南大理人)、刘英(湖北人，后投靠国民党成为叛徒)、王平一(山东人，后投靠国民党，成为叛徒)、徐乃达(湖北人，后当了国民党的特务)、芮香堂(广西人)、小陈（湖北人）。

四、所谓“统一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成立

上述四个托派小组织，都自居为托派的正统，都说得到托洛茨基的承认，都要其他三个托派解散组织来归顺。于是吵吵嚷嚷互争雄长，笔墨官司打个不停。四个托派都把自己的政纲和一切情况向托洛茨基呈报，托洛茨基回了一封信说：“我看了你们四个组织的政治纲领，找不出你们当中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既然政治上没有原则性的分歧，组织上就应无条件的统一起来。”这个指示一到，四个组织立刻宣布“休战”，筹备召开“统一大会”。先由各派选派二人为“筹委”，在“筹委”中，关于出席大会代表的人数问题，发生了难以调和的争论。“无产者社”因为成员较多，主张按各派成员人数的比例产生代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大会上占压倒的优势。其他三派则主张按派别产生同样数量的代表。这样一来，人数少的“战斗社”就会占“便宜”。争论持续了数月，互不相让。最后陈独秀提出“派别和人数相结合”的方式，劝四派顾全大局，互相让步，才算结束了这种争吵。经过数月的磋商，勉强达成协议，即所谓“统一的意见”。

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无产者社”的代表是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还有一个从广东来的代表，共四人。“我们的话社”的代表是陈亦谋和广东来的代表共四人，(梁干乔、区芳、张特都没有被选为代表，原因不明)。“十月社”的代表是王文元、宋逢春、罗汉、濮德治(刘仁静没有被选上，因为他和“十月社”的人闹翻，成了孤家寡人，他无法自己选自己为代表出席大会)。“战斗社”的代表是王平一(赵济、刘英都没有参加大会)。

大会选出主席团：即陈独秀、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王平一，陈独秀为主席团主席。他首先提议为共产主义牺牲的烈士们默哀三分钟，然后作“政治报告”，内容就是陈独秀对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制定的政治纲领(在第二节中已谈过，不赘述)加以发挥和解释，当然他是加进自己的“独到”见解的。接着对“政治报告”进行了两天的讨论，在三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1)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陈独秀主张在政纲上不能用这样“生硬的提法”。他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只能提出“打倒国民党，政权是人民的”，人民政权有团结农民的意义。至于政权的阶级性质，就要看那时阶级力量的对比，无产阶级力量大，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力量小，农民力量大，那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如果工农没有力量，革命失败，那还不是国民党资产阶级专政吗？多数代表不同意他这种说法。以王文元为代表起来反驳他这个主张，王文元说，战略目的必须在政纲上肯定下来，这不能模棱两可。照陈的这种看法革命有三个前途：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一是工农民主专政，另一是国民党专政，没有肯定的目标我们如何能进行革命。王文元还说，“人民政权”这个口号阶级内容十分模糊，因为人民当中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到底以哪个阶级为领导呢？国家政权，只能是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不能成为几个阶级的工具。所以我们不能提“人民政权”的口号。“无产者社”的代表，极力为陈独秀辩护，郑超麟用“辩证法”来“证明”陈的正确。其他三派的代表都为王文元捧场。争论到最后，陈独秀说：“你们确实左得可爱，但你们还没懂得革命实践的辩证法。现在我提出‘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写入我们的政纲，希望你们同意，如果你们坚持写下‘无产阶级专政’，我是绝对不能赞成的。”结果大家同意了陈的主张。

(2)“国民会议”的问题：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提出这个“国民会议”的策略口号，引起了长期的争论，只有陈独秀和刘仁静二人自认彻底了解其意义，并表示衷心接受和拥护。他俩说青年托派不懂马克思主义，幼稚可笑。陈独秀在大会上说：“国民会议”是“苏维埃”的通俗解释。俄文“苏维埃”一词，意译就是“国民会议”。青年人思想左倾，这是常情，但对“国民会议”抱怀疑和厌弃则态度，那是可笑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力量，人民若有力量，在“国民会议”中能决定一切，那时“国民会议”就可以变为“苏维埃”，若没有力量，即使成立了“苏维埃”也只能是一个空壳。名词不能决定内容，内容才能决定一切。我认为在“国民会议”中，我们若有决定的力量，“国民会议”就等于“苏维埃”，也等于人民的政权，那时连名字也不必更换，“国民会议”即“人民会议”，“人民会议”即是“苏维埃”。青年人认为“苏维埃”是香的，“国民会议”是臭的，这是名词拜物教，精神可嘉，其实可笑。当时濮德治代表青年托派发言说：我们承认很幼稚，马克思主义懂得太少。但我觉得老先生(当时托派把陈独秀称为老先生)的观点类似考茨基，很像社会民主党。名词不能决定一切这是对的，可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口号，应有阶级的区别。我们若把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当做无产阶级的战斗目标恐怕不太正确。列宁已多次批判了这种观点，值得我们多多考虑。老托(当时托派把托格茨基称为老托)对“国民会议”解释说，在革命退潮时期，用它做动员群众的口号，革命高潮到来，就提出“苏维埃”口号，这样解释我们勉强可以接受。但我们青年人认为在中国提出“国民会议”口号，有些不合实际。从满清到军阀一直到国民党，都十分懂得专政的必要，他们从来不理会什么民主。现在国民党也用什么“国民会议”来欺骗人民，但他们心中一丝一毫也不想实现它。我们接受这个口号，因为是老托提出的，口中不言心里闷闷，老先生说我们不懂，我们坦率承认我们是不懂。现在提请大会讨论是否可以用“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政权”来代替它。我说了这番话之后，彭述之起来大发宏论，说我的意见仍然是斯大林主义，不是老托的见解，要不得，要不得！于是青年托派就哄乱起来。最后陈独秀说，小濮的意见不是个人意见，留作以后讨论，大会还要以老托的意见为标准写进政纲。于是停止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

(3)托派组织的名称问题。陈独秀提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中国托派组织的名称。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还有人提出“中国工人党”、“中国工农劳动党”等等。陈独秀说，你们实在是名词拜物教。我认为名词不能决定革命，你们提批这些名词都是袭用或盗用人家的名称，我们不必这样。“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旗帜鲜明，凡是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都可以入党。它既别于共产国际属下的各国共产党，也别于各国社会民主党，更别于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做事要光明磊落，不要偷偷摸摸，我坚持这个名称，不赞成你们提出的那些名堂。如果你们一定要在名词上纠缠，我就提出“中国托派”为我们的党名。结果引起大家一阵哄笑。最后通过了他的主张，同时通过了他的政治报告。

“统一大会”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托派中央委员会。选举的结果是：“无产者社”当选三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我们的话社”当选二人，陈亦谋、区芳。“十月社”当选四人，王文元、宋逢春、罗汉、濮德治。“战斗社”一个也没有当选。

这是大家预料不到的事，其所以如此，因为在选举以前，陈独秀并没有要大家协商。他为了表示“民主”，让人自由选举，陈说他反对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也反对第三国际的包办选举。

罗汉和濮德治看到“战斗社”没有人当选，刘仁静和梁干乔两个大将也名落孙山，于是提出“退避让贤”。他俩的意思是，为了托派搞好统一，避免以后纷争，主张让“战斗社”赵济占一名，刘仁静或梁干乔占一名。陈独秀说：你俩的诚意是可嘉的，但是既经大会选出，就不能随便更改。大会不能搞两次选举。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没有当选就要重新选举，那我们这个大会岂不变成分赃会议了吗？所以我主张不能更动，大会选举合法有效。

大会闭幕后，接着就开第一次执委会。执委会产生了陈独秀、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组成的常委会。又选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五人任“党报委员会”。最后公推陈独秀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书记兼报委书记。陈亦谋、濮德治管组织，彭述之、郑超麟管宣传。

托派的“统一大会”，就这样到此结束。

五、两次大破获形成混乱局面

“统一大会”开完以后，一般托派成员都很兴奋，以为从今以后，既然有了统一的组织，结束了各自吹打的分散局面，一定会兴旺起来。但是一些托派大将，因为自己没有选上中委而大为不满。刘仁静大骂陈独秀说：“你把我放在一边，看你们以后怎么办？你们不过是半托洛茨基主义，我和老托的关系，你们没有足够的认识，对我的作用一点也不认识。我只要写一封信给老托，就叫你们垮台，你们等着瞧吧。”而梁干乔、刘英等人看到搞托派既不能升官也不能发财，连出点风头还要受阻，就一气跑到南京当军统特务去了。

“无产者社”四大金刚之一马玉夫，自认是陈独秀的一根铁柱，是托派当中能抓住几个工人的人。他一向就看不起什么理论家，认为理论一文钱不值，搞工运才有实力，有实力才有地位。他满以为陈独秀会想到他的汗马功劳，在“统一大会”上提他为中委的，但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他这一气非同小可，就干脆跑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去告密，于是造成一九三一年五月间的中国托派第一次大破获。他知道“统一大会”的地址，又知道郑超麟、何资深的地址，可是不知道陈独秀、彭述之的住址，所以这次破获，陈独秀、彭述之得以幸免。这次被逮捕的人是：郑超麟和他的妻子刘静贞，何资深和他的妻子张以森，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江常师、楼国华，还有住在“统一大会”的工人老王全家。这一批人先拘押在巡捕房，经过草率审讯，除刘静贞、张以森和工人老王全家押了几周被释放，其余一概引渡到国民党上海侦缉队拘押月余，又解到龙华司令部受军法审判，国民党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郑超麟徒刑十五年，何资深十二年，陈亦谋、宋逢春、王文元、江常师、楼国华各六年，濮德治因马玉夫认不得，判了两年半。于是将全案人犯押解在漕河泾监狱执行徒刑。这次破获，托派九个执委被捕了五个，五个常委去掉四个，托派组织一时陷入混乱，濒于瓦解的边缘。

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区芳虽未被捕，但区芳吓得逃走杳如黄鹤，再无踪影，罗汉也隐姓埋名，当了隐士。陈、彭二人经过半年的努力，才勉强凑合一个“临时常委”。他们仍然拒绝刘仁静、赵济等参加，说是他们未经大会选举，不太合法。然而把也不太合法的罗世璠拉出来当临时常委，还拉出一个更不合法的谢德盘任常委秘书。这是一个“无产者社”清一色的常委，自然免不了其他托派议论纷纷。

关在监狱里面的濮德治、宋逢春二人先后因病重保释出狱就医。陈独秀就三番五次函促他俩参加常委，此二人也先后参加了。常委每周开会一次，讨论的问题仍然是“国民会议”和逐步恢复组织。这时托派仍然争论不休，争论往往以陈独秀拍桌大骂或拂袖而去告终。刘仁静以未入常委也吵闹不止。

一九三三年九月间，正在托派拼凑常委，吵吵嚷嚷之际，第二次大破获发生了，原因是国民党特务黄麻子唆使从莫斯科中大回国当了特务的盖叔达、费克勤尾随濮德治，侦知托派常委开会的地址，来一次紧急逮捕；这一天，彭述之、濮德治、罗世璠、宋逢春正在开每周一次的常委会，突然巡捕到来将上述四人连同房主谢德盘一并拘入捕房。那天陈独秀因病没有到会，被捕的人都庆幸陈独秀得以幸免，哪知到了晚上，陈独秀也被捕入狱，却不见谢的影子。原来谢德盘在特务的威胁下(并未动刑)就招供了。后来还听说，大小特务们连谢德盘在内，为了分得国民党政府悬赏缉拿陈独秀的三万元奖金，彼此打得头破血流。

陈独秀的住址，只有谢德盘一人知道。因为他是常委秘书，又知道一些托派机关所在，故这一次破获，比前次更大，国民党宣称把共党一网打尽，事实上说对托派一网打尽，倒近乎真情。

这次被捕的人是：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罗世璠、彭道之、曾猛、何智琛、王平一、梁有光等。上述人犯先押巡捕房，经过一天审讯，就立即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接着就先把陈独秀、彭述之解到南京军政部，其余的解苏州监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陈彭案”，当时国内名流如蔡元培、杨杏佛，国际学者如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名人都打电报给蒋介石为陈独秀缓颊，蒋置之不理。后来蒋电令把谢德盘送到武汉行营，讯问陈独秀与红军有无关系，谢告诉蒋没有关系，于是蒋介石就采取了给国内外舆论以顺乎人情的手法，批示“将全案人犯解法院审理”，这才将所有被捕的人，押解到江宁法院看守所拘押候审。法律程序拖得很久，其中经过检察官提起公诉，审判官审理，他们都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加给被告。那时全国闻名的大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为陈独秀辩护，陈独秀也自撰辩诉状，洋洋数千言，极尽推敲之功以批驳国民党。而国民党《中央日报》陈沧被又撰文答复陈独秀与章士钊。这些法律上的把戏，我们看了非常可笑。《中央日报》说我们是“共产毛猴”，则更觉滑稽。审判拖得很久，结果陈独秀、彭述之以“危害民国”的罪名，被判徒刑十五年，濮德治、罗世璠、曾猛、宋逢春、何智琛各判徒刑五年，彭道之判刑二年半，王平一、梁有光宣判无罪。王平一刚出狱，又被特务抓去，发表了一个反共宣言，投入国民党怀抱。接着宋逢春、曾猛、何智琛也发表反共宣言，投靠了国民党。而彭道之则病死在看守所。

律师们主张向最高法院上诉，拖了将近一年，最高法院裁决，彭二人改判八年，其余仍维持原判即五年徒刑。这是终审判再无上诉的可能。最后将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罗世璠押送到南京老虎桥监狱执行徒刑。

六、陈独秀被捕后中国托派形存实亡

对托派说来，陈独秀被捕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很长时间没有人出来收拾残局重建托派组织。托洛茨基看到中国托派到了接近覆灭的境地，便派了一个“第四国际”的代表来到上海，企图帮助中国托派重整旗鼓。这个代表带来托洛茨基几个重要的意见，(1)要坚持“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2)要批判斯大林和鞭策中国共产党。据说前者的目的是推翻各国反动派和中国国民党，后者的目的是要第三国际走到“第四国际”的路上来。这个外国人费了不少气力才找到刘仁静、赵济、罗汉和陈其昌等人，也先后叫他们负起托派的总责。不过他们都只干了几个月就下台了。原因仍是无休止地争论和无原则地互争雄长。

陈独秀虽囚于狱中，但与上海托派还保持着联系。上海托派文件，通过刘静贞在探监时送给陈独秀，而陈独秀对外面托派的意见和文章，也通过她带回上海。

关于“国民会议”问题，那个“第四国际”代表和陈独秀发生激烈的争论。陈独秀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个外国人则坚持托洛茨基的主张。陈斥外国人“不懂中国国情，乳臭未干，毛手毛脚摆出‘国际代表’的架势来吓唬人”，而那个外国人则骂陈独秀是不可救药的老机会主义者。

这个“第四国际”的代表，曾先后扶持过刘仁静、赵济、陈其昌、罗汉，叫他们复兴托派，可是中国托派这个烂摊子实在破烂不堪，无论如何也修补不起来了。他在上海逗留约一年，就夹起皮包回“第四国际”复命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托派除经常发行《盟刊》之外，还办边一个期刊名《嘤鸣》，由李季主编，作为对外宣传的刊物。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高语罕、王独清、陈其昌等都用笔名在《嘤鸣》上发表过文章。《盟刊》曾对刘仁静的“经济复兴论”展开了争论，大家部批评他不正确，但他始终认为自己的高论是深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为一般人所难以了解的。

这个时期中国托派的情况，可以用“苟延残喘”这样几个字来概括。

七、抗日战争期间托派再次分裂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八月二十六日南京老虎桥监狱遭日机轰炸。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因慑于全国人民的舆论，蒋介石不得不勉强兑现在“西安事变”中应允的“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诺言。因此，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罗世璠、郑超麟、王文元等两次被捕的托派都幸得出狱。

据陈独秀说，蒋介石为了装点抗日门面，曾派人和陈商量，请陈当劳动部长。陈独秀断然拒绝了。同时他骂高语罕去见蒋介石是无耻之尤。

陈还告诉我，在南京他曾和董必武会见。董老规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放弃成见，承认错误，回党工作，一致抗日。他回答他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悔过之事碍难遵命。后来他到了武汉，希望重起托派炉灶，叫濮德治到开封去找罗章龙，遭罗婉言谢绝，陈很失望。

彭述之回到上海，大树反陈的旗帜，自立为托派的通天教主。而彭的反陈，并非从政治上着手只作人身攻击使陈非常气愤。

一般托派，人人奔命，个个逃亡，陈独秀无力招他们纠合起来，听命于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于托派的前途，实在感到心灰意冷了。于是他决定不要什么群众，自己单枪匹马干下去。他在武汉写过几篇文章，一篇是《论全民抗战》，一篇是《打倒消极先生》，批评当时政府没有下最大决心，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他把文章送到《扫荡报》上发表，使我气愤。

后来他迁到重庆，又由重庆迁到江津。在江津陈与一些托派通通信以外，就去搞他一生致力的文字学。据他说，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出中国文字学的，他是第一人，自吹是“言前人所未言，启后人之迷惘。”

一九四二年陈独秀因患高血压病，死于江津。

以上是抗日战争前期托派纷乱的情况。

抗日战争后期托派更加分崩离析。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都自称“托派正宗”。其中较大的有两个：一个是彭述之与尹宽合作，抬出一个工人蒋振东当头头，自称为“实际派”的托派。这个“实际派”，就因为蒋振东能抓几个工人，彭述之和尹宽便以此而自豪，他们说：“你们瞅着吧，有工人当领导，又有工人做基础，这才像个托派呢。”实际上不是彭述之、尹宽接受工人蒋振东为领导，而是彭、尹牵着蒋振东的鼻子走。蒋振东没有什么文化，为了能当托派头子，也就甘愿自耍猴戏。另一个是郑超麟和王文元合作，搞一个“理论派”的托派。他俩是托派中公认的“正派人”，陈独秀很器重他俩。说他俩是“才子”、“理论家”，“前途有希望”。他俩虽自愧不能联系工人，但在“理论”上却自认有一手。他们看不起彭述之和尹宽，说后者“不正派，诡计多”。这两个派别，针锋相对，你一刀，我一枪，杀得十分热烈。在刊物上打笔墨官司，互相骂阵，互相攻击，堪称“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直到解放军的炮声逼近上海，他们才知道大事不好溜之大吉。

在这段期间，托派曾出过两种刊物，名叫《动向》和《奔流》。内容不外宣传托、陈，批判第三国际，反对国民党等。

郑超麟、王文元一派，还把托洛茨基写的《俄国革命史》和他的《自传》译印出来广为宣传。这两部书在知识分子中可能有过一点影响，但在一般工农群众中，可以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两本书的问世。

八、托派的灭亡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埋葬了蒋家王朝。亿万人民欢欣鼓舞，举国若狂。而在此时，中国的托派如几个碰壁苍蝇，确实感到西风落叶面临灭亡了。彭述之、王文元几个头头，自感情况严重，难得人民宽恕，畏罪逃亡香港。刘仁静、郑超麟几员“大将”，既未逃成，就采取坐待发落的态度，也有一些托派分子，认识到只有彻底交代，真诚改悔，努力改造，重新做人，才是唯一的出路。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党和人民根据他们的悔改程度，分别给以处理，有的教育释放，给以适当安排，如濮德治等；有的判了徒刑，如赵济、杜畏之等；有的通过长期教育给以生活上的照顾，如刘仁静、郑超麟等。从此，中国托派在人民的铁拳下被打得粉碎，宣告灭亡。

(一九七九年八月)

注：濮清泉即本文中的濮德治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期，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

摘自《陈独秀评论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