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昌明：读《革命造反年代》有感——最接近历史真实性的一本书_风闻

（一）最接近历史真实性的一本书。至少有三个特点是值得赞许的，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李逊女士的新书《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已出版了。仔细读完全书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认为该书可说是我至今所看到过的有关写上海文革运动，特别是写上海文革中工人群众组织情况的各种书刊里，最接近历史真实性的一本书。在读书过程中，我也深感到了作者是以一种对历史负责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写这本书的。我提出该书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是值得注意和赞许的。

首先，作者为写该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尤其是直接采访了许多当事人。而作者也并不是偏听单方面的观点，在她所采访的人中，既有“工总司”等所谓造反派的人，也有“赤卫队”等所谓保守派的人；其收集的资料中也是包含有各种不同观点组织的材料。在写作过程中，作者还经常为一些人和事的真实情况，一再向有关人员询问、核实。作者的这种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使我不由得联想起上海那位原先以写科幻小说出名，在文革结束后又以写文革书再次出了名的作家。使我深为惊奇的是这位作家在他写文革的书中，写了许多涉及上海文革中“工总司”的人和事，而他却一次都没有找“工总司”的一些主要成员采访过。真不知道他洋洋万言的有关内容是怎么写出来的！

其次，作者在《革命造反年代》（以下都简称为“年代”）的“后记”中，特地提及了她早年所出的另一本书《大崩溃》，明确表示了她对该书的不满意。我也曾看过《大崩溃》，此书的内容与另一本由“准官方”人士编写的《上海文革史话》（未刊稿，以下简称为“史话”）极为相似，可谓是文革刚结束时的"大批判"内容的堆叠。我认为作者能直面自己的早年作品，坦诚表达不满之意，也正说明了作者对历史真实性负责的严肃、认真态度。

再者，相较于以往看到的一些写文革的书刊，“年代”中还有一个很突出、也很重要的不同，即敢于披露一些历史事实，使人们知道了当时的真相。例如：在文革之初，一批以高干子女为核心骨干的红卫兵，鼓吹“红色恐怖万岁”，大搞打砸抢烧杀等，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也是在文革一开始时，不少单位（特别是在大学和文教口单位）的党组织，有意地抛出档案材料，大搞所谓批“黑帮”人物，煽动群众揪斗一些著名人物等。但在文革结束后，却把这些“账”都算在了造反派身上。在“史话”中，甚至还编造谎言，把刮经济主义之风的责任也推给了造反派。现在作者在书中以详实的材料，披露了这些问题的事实真相。又如，在“工总司”与“联司”和“支联总部”的爭斗问题上，文革之后就只讲王洪文和“工总司”是如何镇压他们的罪行，却对“联司”和“支联总部”所做的大量坏事讳莫如深，甚至颠倒说成是他们反对“四人帮”的功劳。这次在本书中可以说是第一次公开了“联司”和“支联总部”所干坏事的真实材料。此外，作者在对一些造反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描述方面，也很不同与以往一些书刊中的丑化、妖魔化，有着较为真实的反映。

当然，“年代”一书中还有不少与以往某些写文革的书刊中所描述的不同之处。正是这些不同，所以我才认为本书所述可说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了。

对《革命造反年代》一书，我也感到还有不足之处。如：

1. 本书的编辑和出版的质量，实在是令人不够满意的，差错之处实在太多。这里可能有作者因赶出版时间，不及仔细核查之误，但编辑、校对的不够认真也是很明显的。期盼在再版时，不再出现这种情况。

2. 本书对一些历史事件中的人和事，有较真实的描述。但作为对文革的研究来说，对某些问题似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比如说书中提到，从“工总司”到“总工会”这是全国的“唯一”，但原因何在呢？

3. 由于各种原因，作者在写书的过程中，会碰到对同一人和事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而又难以确证的问题。我认为，凡遇此类问题，最好是把几种不同的说法都列上。或是把作者较看重的说法写入正文，而把另外的说法作为“注解”内容，让读者自行比较。“年代”书中，在不少人和事的表述中采用了这种办法，但也还有一些较重要的人和事的问题没有这样做。这难免会引起读者的某种误解，以为就此一说，信以为真了。

（1）例如关于“安亭事件”中，第十四次列车被拦停的时间，“年代”书中引用了“官方的数字”，但我对此是深有疑问的（也多次向作者表示过），在这里简要的讲一下我的疑问。

①我在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得知“工总司”队伍北上的列车已停在安亭后，即赶去安亭车站。在安亭车站，我看到只有一列车停在叉道上，大批北上的群众在列车边，周围（包括远处，因是平地，可以看得很远）并无其它车。而且我在车站还遇見我单位派到安亭劝说本单位职工回去的干部，交谈中他们也没讲过有其它列车停在这里。我在当时听北上群众讲到的情况是，有人先后拦了二次列车，第一次是列慢车，车停不久就开走了，第二次是拦了十四次车，有人要搭车去北京报讯，停了稍长一点时间也开走了。所以我午后到安亭时就没看到有十四次车在。

②从“年代”中的描述可知道，十四次车被拦停后，上海铁路分局的一位副局长和秘书（后为“赤卫队”顾问）曾走到该列车边去做拦车人工作，让他们放行，但没成功，就回去了。这就引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位主管副局长，对一列满载旅客（当时列车都是大大超员的）的列车被拦停在车站，就这样不闻不管了吗？因为从没听到过铁路分局、路局、市委、华东局对这列车上的那么多旅客有什么救援行为（对“工总司”北上的群众，市委、铁路还组织力量送吃的喝的）。同样的，也从没听说十四次列车上的乘务人员和旅客有什么行动（比如到车站打电话求救，与拦车人员发生矛盾、争吵等）。一列车起码上千人，被拦停超过二十四小时，大家就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车上等开车，可能吗？再说华东局韩哲一和一位上海副市长在十日晚上赶到安亭车站，与“工总司”的潘国平等人谈判，奇怪的是竟然没有讲到十四次车的事。既然华东局和市委是以十四次车被拦停向中央急报沪宁线交通中断，要求中央派人来处理的，这么一件大事全是围绕十四次车的，怎么反而没一级组织和有关人员去关心一下这列车呢？

③最使我不解的还是在文革结束后，大规模地揭批“四人帮”罪行时，怎么从没看到、也没听说过有当时被拦停的十四次车上的司机、乘警、乘务人员出来揭发此事，讲讲他们当时遭遇，这可是王洪文和“工总司”破坏交通运输最直接、最过硬的铁证了。还有在审判“四人帮”时，也包括对我们审查和审判时，都没有这方面的人证、书证。甚至也没有拿出（据说是有的）“调度记录”为证。我为此曾询问“年代”作者，据她讲：曾多次调查寻找过这方面的材料，但都无果。现有的材料，最早出现在铁路分局调度室人员写的二份传单中。她也曾问过调度室和铁路“赤卫队”的重要成员，他们讲传单是有“调度记录”为依据的，是可靠的数字。现在书中引用的就是以此为据的。但我对此还是因上述各点存疑，甚至推断：“调度记录”是可能写有停止交通时间数字的，但停交通的原因是否只有十四次车被拦一个因素?有否可能借十四次车被拦停之机，在急报中央后，即使车已开走，也不再发后车了。之所以这样推断，还因为当时十四次车何时、何方通知发车的，也从没见过有相关资料出现过。既然张春桥还没来，北上群众仍在，“安亭事件”还没解决，车又怎么会开走的呢?（当时的车站与火车头司机又没有无线通讯设备，必须人工告知。）

（2）再如，书中引用采访金祖敏的数处讲话，也存有不少可疑之处。

①我“工作笔记”中有明确记录，总部是在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会议上决定调金祖敏等五人来总部工作的，那么金最早也得在六月初到总部来的，而金到总部后的一段时间，只是参加核心成员的一些活动，还不是组长级的核心骨干。

②在“年代”征求意见稿中写道，金讲他是在六七年三月被王少庸直接调到市革会工业组当三把手的。后因“工总司”有所谓工人新干部必须先到“工总司”工作考察，同意后才能再到革委会工作，把他硬要到“工总司”去的。我向作者提出过，金这样说是没有依据的。除了我“工作笔记”有明确记录外，据我所知市革会工业组并无金当三把手的事。当时我与市工业组一把手杨慧洁常在一起处理一些局的二派矛盾问题，没见到过金、也没听说金在工业组。而“工总司”也从没有过上述的所谓“考察”规定。王明龙也曾证实过，是他和王秀珍去电机厂商调金来总部的。因此作者在现定稿中删去了金的这一说法，但仍保留了金到过市革会工业组一说。

③金还向作者讲过，是王少庸派他去解决一些区的大联合问题，他任普陀区的调查团团长，解决了区联络站几派的大联合。我也向作者提出过:查阅“工总司”所汇编的“文献集”，普陀区联络站的大联合，是在六七年三月，总部为此曾发布过通告的。再说当时并无派调查团一说，且金刚调上来又怎么可能让他当团长呢？金还讲，他当时从基层调了一些老干部到一些联络站去工作，解决了矛盾等。这更是不可能的事了。

④书中引用金自述的，周总理与他的谈话，更是无法核实的事，加以引用也是不妥的。

（3）另外，“年代”中讲到毛主席六七年七月底从武汉来上海之事，书中引用了有关人员的回忆说是目睹毛主席是乘火车到沪，在原北站下车的。但许多高端人士的回忆录中都讲到当时毛主席是乘飞机从武汉赴上海的，而且是周总理亲自到武汉接了毛主席送到机场的。两述所异太大，应加说明。

4.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收集了许多材料，这当然是好事。但在引用这些材料时，却必须谨慎，多加考证。由于各种原因，当事人现在来讲几十年前的往事，主观上，客观上都会有一些错漏处，这不奇怪。这时要把各种材料相互引证使之较为可靠，或罗列一起让读者自己分辨。而还有一种情况更需重视，即引用如我们这些当事人在文革刚结束后的审查中所写的“交代材料”，必须多加小心，务必再次向这些当事人核查，以免误引。

这方面的事情，我是有教训的。作者在较早时，就所写文稿的有关章节征求我意见时，我提出了不少否定意见。作者讲，这里写的许多内容都是引用你原来写过的"交代材料"。我讲不否认我曾写过这些东西，但这并不是我的真实思想，以后我都否定过这些讲法了。我也向作者坦率地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

（1）在刚被审查的阶段，自己思想一片混乱，虽然对不少事情是不同意当时批判中的一些讲法、定性，但口头上和书面交代中还是承认了的，如“用工会来结帮派”和“反革命活动”之类。这一方面是我承受不住当时的政治高压；另一方面也是有幻想，套用文革中的“经验”，所谓“政治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妄想以自己所谓的认罪态度好来求得最后能从宽处理。

（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已认识到这是完全否定文革，并要清算文革，加上当时新刑法出台，明确对我们要以新刑法的“反革命罪”处置的，这就完全打破了我的幻想。所以我就把我的真实思想给讲出来，否定了我之前的"认罪"态度。

（3）但是我也明确告诉作者，我当初的交代材料中，涉及到的事实部分，可说无虚假的，可能时间相隔太长，有回忆错的地方，但没有编造的。我只是否认这些材料中的“定性”部分，如承认在工会中结帮派，追随“四人帮”搞反革命活动之类。

当然，如果一些书刊中仍引用了我的这些交代材料，我也有责任的。但作者如能找本人再次核实，是可避免误引的。我后来看到了《大崩溃》一书，该书中就是大量地引用了我和黄金海、陈阿大以及王秀珍等人的交代材料。现在可以说这些材料大多是很不可靠的。而“年代”一书中较注意了这个问题。

5.对于毛主席逝世后，上海发生的所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在文革结束后的中央专案组的大审查中，可说是已查得一清二楚的了。我在审查中也就此事有过极为详细的交代（从十月八日到十五日均按上午、下午、晚上的时间说了自己参加过的各种活动情况），在专案组人员与我谈话中，也承认我能“详细如实”的交代。但是，现在社会上流传的某些人员（还是有着“党史研究员”头衔和“先遣小组成员”身份的人员）在官方报刊和电视台上所讲述的上述事件中却仍有不少谬误之处。如上海某日报的“连载”和电视台某频道的“纪实”采访报道中，均有大的出入。这里择要例举几处：

（1）电视台"纪实"报道中讲到十月十二日晚上，我们在“康办”开会时，黄金海大吵，汪湘君大哭得在地上打~~滚，而黄、汪却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2）“纪实"还讲在十一月十二日晚的会中决定了第二天（十三日）下午五时，打响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第一枪，并解释因五时正是下班时间，人多，造成流血事件影响大。而在日报的“连载”中还讲十二日晚决定，在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后要杀害108个反对“四人帮”的干部和中央先遣小组人员。这二件事都是新编造出来的。我们在被审查中，专案组根本就没提到过这二件事。要是真如他们所说的，专案组对这样重大之事会不追查吗？

（3）据“中央先遣组”成员之一的人讲，他们在十月九日上午乘机从京到沪后，在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见到有持枪的民兵巡逻，还在路上设了哨卡检查车辆（但没有讲在什么路上，他们的车有否被检查）。住进衡山饭店后，有六个腰别“管子钳”的大汉监视和跟踪他们。但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知有中央派先遣组来沪之事。我问了原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据他讲，要民兵专人值班之事，是在九日下午才召开各区会议布置的，到晚上才传达到基层单位（我自己单位就是在九日晚上来电话告诉我，刚接到值班通知）。市民指没有安排武装人员巡逻，也没有安排人员去衡山饭店监视（因根本不知道他们来）。我想想也感到很可笑，要是市民指派人去监视，手枪或匕首什么不好带，却要在腰上别一把让人看得到的“管子钳”?！

（4）讲到十三日市委开常委会，由马天水等人传达中央会议精神时，小兄弟们大吵大闹，当周司令发火指责他们时，他们竟拥上去要打周司令，周由警卫员保护着走掉。这又是编造的谎话。当时听了传达后，因情况大出我们意料之外，会上一时沉闷，无人讲话。后黄涛讲了一句，这些材料能相信吗？马天水讲，可以想不通，但不能怀疑。以后就散会了，根本无吵闹，更无周司令发火和我们要打周之事。我曾看到过周的回忆录，他讲到这次会议时，也只提了他指责“小兄弟”的态度（但也并无此事），没提过有人要打他和警卫员保护他走的事。要是真有此事，他会不写吗？

“年代”一书中，作为全书的最后部分，对于七六年十月的这段重要史实的记述过于简单，给人以草草收尾之感。其实在当时之所以会发生这样一场“闹剧”，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可能因此作者不便深写了。但我还是期望着在该书再版时，作者能加以补充一些真实情况的记述。

（二）就书中涉及的有些问题，讲一些我的想法:

“前述”

李逊女士在写作《革命造反年代》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无数次的采访过各方面的当事人，使得该书在“尽可能地还原史实”方面，确实较以往所出的一些写文革的书好得多了。也能较好地达到了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所表达的愿望：“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提供历史线索”，“为过来人重演历史记忆”，“为不知文革为何物的青年再现历史场景”。

但是对于作者在这些史实材料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有些结论、观点，我并不能认同。在作者以往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曾坦诚告之自己的观点，也曾一再向作者表示过，我的最大愿望是希望作者能尽力把一个较真实的上海文革历史状况再现出来，至于对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一些人和事，各人可以有自己的观察角度和自己相应的判断、观点，这是不可以、也不可能强求一致的。

现在作者的书已经出版了，如我在前述表示过的，该书在“还原史实”方面，应该说是较好的，但是在对一些史实的研究上，似还可更深入一些的。而对一些史实中的人和事有不同的判断和观点，也可以做些进一步的探讨。有鉴于此，我想就“年代”书中所涉及的有些问题（也许还会涉及到本书外的问题），讲一些我的想法，供作探讨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