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家小传之“不断闹腾”的托洛茨基——上篇_风闻

作者按：

说起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相当一部分中国读者是不熟悉的（啥？“脱落刺激”？），但在上世纪前半叶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中，“托洛茨基”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举几个中国人熟悉的例子：总统蒋公的大少爷经国在苏联留学期间就曾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中共的缔造者之一、民国核心期刊《新青年》总编兼主笔陈独秀不但曾经是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成员，而且还长期担任中国托派的领袖；还有1921年促成中共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是开一大时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紧急让代表们转移会场从而躲过一劫的那位）后来也加入托派并成为荷兰托派组织的创始人；而伟大领袖毛主席——吸一口气，他不是托派——则将“托洛茨基派”与“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并称为抗战期间四个“我们的敌人”，托派居于“四敌”之一，可见主席老人家对该派的“重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令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粉丝都欢呼雀跃，认为这实现了老托在1920年代关于苏联“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预言。直到今天，国内外还有不少“托洛茨基主义者”活跃着，时不时地放出一些“惊人”言论刷新一下我们的眼球。那么，托洛茨基究竟何许人也？这位传奇人物在当年又有何惊世骇俗之举？从本期开始，激流网将分四篇对《托洛茨基小传》进行不定期连载（根据写作进度），介绍这位苏联革命家“不断闹腾”的一生。

托洛茨基

这四篇分别是：

甲·从参加革命到崭露头角（1879-1904）

乙·从中派领袖到加入布党（1905-1917）

丙·从统帅红军到流亡他乡（1918-1940）

丁·老托的中国粉丝团：中国托派小史

托洛茨基，1879年10月26日（俄历）生于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富农家庭，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他的父亲名叫达维多·列夫提耶维奇·勃朗施坦，母亲名叫安娜【旧社会就是这样，女性依赖于男性，往往连姓名都不详】，二人共育八个子女，其中四个在未成年时便因病夭亡，剩下的四个长大成人，就是托洛茨基及一个哥哥（亚历山大）和两个妹妹（伊丽莎白、奥列格）。托洛茨基的父亲在耕种大片土地之外还开办了一间配有蒸汽机的小磨坊，像其他善于经营的犹太人一样，他精打细算，理财有方，逐渐积累起了殷实的家底。因此，托洛茨基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

1888年，九岁的小托考入乌克兰西南部城市敖德萨的一所中学学习。这座黑海沿岸的繁华港口城市经济发达、文化开放，与外界交流频繁，让这位农村小伙眼界大开，增进了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在中学期间，小托产生了对文学和戏剧的爱好，阅读了普希金、托尔斯泰、车尼尔雪夫斯基等人的诗歌和作品，多次登台演戏，还在二年级时与同伴创办了一份手抄本的“文学杂志”，刊名《点滴》，并亲自撰写了发刊词，显示出一副十足的文艺青年派头。在敖德萨求学的七年里，小托长期寄宿在自己的表兄莫伊塞·菲利波维奇·斯宾塞家中，后者的政治上持温和的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观点（当年的进步知识分子），这对他无疑产生了影响【注：八十年代的俄罗斯“民粹派”和我们现在常说的民粹主义可不一样，他们的“民”主要指农民，主张通过农民革命将俄罗斯的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鼓励个人恐怖活动】。斯宾塞还在敖德萨开办了一个私人印刷所，用于出版各种书籍，小托闲来无事时便在表兄的印刷所里打杂、玩耍，这培养了他对于铅字、排版、印刷、校对和装订的高度熟悉和浓厚兴趣，使他和书籍接下不解之缘。他日后热衷于著书立说与此段经历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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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从少年步入青年的托洛茨基转到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城上学（17岁）。在这座工业城市里，他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改变。在尼古拉耶夫，青年托洛茨基开始广泛阅读哲学、社会学、法学和历史学的著作，其中边沁和叔本华的作品尤其使他印象深刻。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托洛茨基开始接触到各种秘密的政治书籍和宣传小册子，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并在报纸上看到了第二国际大佬奥古斯特·倍倍尔等人发表的演讲。这一时期，如饥似渴地读书和求知使青年托洛茨基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并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在学校阅读各种书籍的同时，托洛茨基还经常走出学校，与工人进行接触【注：当时，在尼古拉耶夫这座不算太大的城市中就有一万名左右的产业工人，这为托洛茨基接触工人运动提供了便利】，他认识了一位名叫施维哥夫斯基的进步工人，后来还从学校宿舍搬来铺盖与这位工人一同居住。但在向工人运动靠拢的过程中，托洛茨基一度倒向拉萨尔的学说，并幻想成为“俄国的拉萨尔”。就在青年托洛茨基苦苦寻觅真理的同时，来自首都彼得堡的串联学生将他带入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中：1896年夏天，受列宁等人组织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彼得堡三万纺织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工运随即引发了学运，大量进步学生从首都出发赶往各地串联。不久，有几十个学生来到了尼古拉耶夫，带来了彼得堡工人运动的捷报，点燃了该城的政治空气，托洛茨基深受鼓舞。1897年2月，在彼得-保罗要塞发生了震惊俄国的女大学生维特罗娃自焚事件，史称**“维特罗娃事件”**，引发了大范围的学生骚乱。托洛茨基后来回忆说：“我是随着维特罗娃事件的示威行动而开始革命工作的”，1897年也因此成为他的革命“元年”（时年18岁）。

不久后，托洛茨基发起成立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南俄工人同盟”，并根据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方针起草了同盟章程。既然名曰“南俄”，组织的活动范围就不限于尼古拉耶夫，包括敖德萨、叶卡特琳诺斯拉夫等南部俄国其他城市的先进工人也可以参加【注：“南俄”中的部分成员后来成为知名的革命者。如：青年电工伊凡·穆辛，后来担任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印刷工人亚尔·波利亚克，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印刷厂的领导人、亚历山大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成为托洛茨基第一个妻子】。组织成立后，最初并没有引起当局注意，警方不认为这些毫无政治声望的年轻人们能搞出什么名堂（成员确实以青年学生为主）。但随着托洛茨基等人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如经常性发起集会、发表各种宣言和演说、出版“非法”印刷品和在工厂里散发传单），警方开始注意到他们并进行严密监视。1898年1月，“南俄”在活动一年多后遭到破获，托洛茨基被捕。随后的两年他辗转在尼古拉耶夫、赫尔松、敖德萨和莫斯科等地的监狱中，直到1899年底政府正式宣判将托洛茨基等人押往西伯利亚进行为期四年的流放【注：就在托洛茨基被捕入狱的1898年，俄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在明斯克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史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一大），托洛茨基因狱中消息闭塞没能及时得知这次会议的情况。在1898-1899年间，托洛茨基利用在狱中的时间阅读了大量宗教书籍（当时监狱图书室的藏书以保守的历史和宗教书籍为主），并写了有关共济会历史的一本厚厚的笔记。此外，他在敖德萨监狱中还涉猎了意大利工人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几本著作，称赞后者“精通唯物辩证法”；而在莫斯科监狱里，托洛茨基第一次读到列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3月出版）】。1900年，他与自己的狱友、“南俄”参加者索科洛夫斯卡娅结婚，并在宪警的押送下一同到达流放地。在西伯利亚，托氏夫妇居住在伊尔库茨克省的乌斯库村，位于勒拿河下游。后经申请，二人又转移到乌斯库村以南的维尔霍伦斯克，该地靠近西伯利亚铁路，为日后的出逃创造了机会。

流放地的管理比起在监狱是较为自由的，在此，托洛茨基可以从各方面收集书籍、为报刊撰稿、拜访其他政治流放者。当时的伊尔库茨克，一些民粹主义者集资创办了一份合法的地方报纸《东方评论》，成为当地政治流放犯的论坛，托洛茨基就以“昂蒂徳·奥托”为笔名为这份报刊撰稿，发表了一系列社会、时政和文艺评论。流放期间，托洛茨基与各种类型的政治流放者进行了接触，包括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些老一辈的民粹主义者。其中，他与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哈伊斯基进行了争论，反驳了马哈伊斯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智力的工人》一书（该书前两册分别于1899年和1900年在西伯利亚出版）；他还同西伯利亚的社会民主工党党组织接上了联系，结识了党员莫塞伊·乌里茨基和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二人后来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重要人物（乌里茨基在十月革命后担任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后来则担任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在西伯利亚期间，托洛茨基在思想上完全转向马克思主义，也在组织上第一次与刚刚成立的俄国社民党建立联系。他还花时间阅读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据他后来回忆，在西伯利亚流放时期，“马克思主义无疑已成了我的哲学基础”，他正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此时他20岁出头）。

1902年夏，托洛茨基得知了社民党人的机关报**《火星报》已在国外出版，并读到了列宁著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受到触动的他决定尽快逃出西伯利亚，寻找新的政治活动领域【注：1898年“一大”召开后虽然成立了俄国社民党，但整个党依然处于组织松散和思想混乱的状态，难以肩负起革命任务。于是，列宁从1900年开始着手实施全俄政治报计划，准备通过发行一份覆盖全俄的政治机关报来统一思想、坚强组织。同年12月，《火星报》创刊。随后的1901-1902年间，列宁又紧锣密鼓地写出了《怎么办？》来阐述其主张。《火星报》和《怎么办？》在出版后均以最快的速度被输送到俄国的各个地方，使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工人活动家们都深受启发。】。1902年秋，托洛茨基在一个农民朋友的帮助下逃到了附近的火车站，又在另一个提前赶来的朋友的协助下以一张写有“托洛茨基”名字的假护照上了火车，顺利逃出西伯利亚（从此他便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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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西伯利亚后的第一站是伏尔加河畔的萨马拉城，在这里托洛茨基见到了当地火星派组织【注：火星派指俄国社民党内赞同《火星报》思想和主张的成员或组织】的负责人格列勃·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受到后者热情的欢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是一名老资格社会民主主义者，从1893年就开始参加革命，曾与列宁一同在彼得堡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的战友）。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将托洛茨基正式吸收为萨马拉火星派组织的成员，并为他取了“笔尖”的笔名，以示对这位小有名气的宣传鼓动家的赞赏。当时，正在国外主持《火星报》编辑和出版工作的列宁与萨马拉的组织中心保持着频繁地通讯联系，他在得知托洛茨基已在萨马拉加入火星派后便邀请他出国参加报刊工作。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意了列宁的提议，他为托洛茨基提供了旅行费用并指导他穿越边境时需注意的各种事项。1902年10月，托洛茨基来到伦敦（此时他23岁）。

在伦敦这座西方资本主义中心城市的游览让托洛茨基眼界大开，同时，他也有机会同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马尔托夫等俄国马克思主义前辈进行直接接触，这使刚从闭塞的西伯利亚逃出来的他感到非常兴奋。在托洛茨基初到伦敦时，《火星报》编辑部并未分派给他什么具体工作，而是让他多去熟悉社民党和《火星报》的工作情况。在详细研读了已经出版的各期《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后【注：《曙光》是当时《火星报》编辑部出版的另一份政治周报】，托洛茨基表示自己“确实爱上了《火星报》，同时为自己的无知深感惭愧，因此我就发愤努力去克服这一弱点。”不久后，他开始为报纸撰稿，起初是短小的评论，进而是篇幅较长的政治文章，后来则是社论，成为编辑部领导下的活跃撰稿人。

托洛茨基不但有写作才能，而且有演讲天赋，喜欢高谈阔论。《火星报》于是先让他在伦敦公开露面，发表演说，后又派他到布鲁塞尔、巴黎以及瑞士和德国的一些城市里去进行宣传活动。他的有些演讲提纲，列宁还亲自过目指点，进行修改。总之，巡回演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巴黎演讲期间，侨居法国的俄国女大学生娜塔莉亚·伊凡洛夫娜·谢多娃对他非常崇拜，他们共同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古迹，而谢多娃最终也成为了托洛茨基的第二个妻子，并终生追随托洛茨基。

考虑到托洛茨基的工作能力，以及《火星报》编委会人手不足的情况，列宁于1903年3月给普列汉诺夫写信，提议将托洛茨基增补到编委会成员里，列宁在信中写道：

“我向全体编委会提议增选‘笔尖’为编委会的享有一切平等权利的委员。

……

‘笔尖’为每一号报纸写稿已不止一个月了。总的说来，他正干劲十足地为《火星报》工作……

就时事问题的评述专栏来说，他不但对我们十分有用，而且简直是不可缺少的。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一个有信念、有干劲的人，这个人是有发展前途的。在翻译和通俗读物方面，他能做不少工作的。

……

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是：1、年轻；2、很快（可能）就要回俄国去；3、文笔带有杂文腔，而且过于花哨等等。

……

关于3，文体上的缺点不是大毛病。他会改进的。目前他正在默不作声地（和非常不乐意地）接受‘矫正’。在编委会中将展开争论，进行表决，‘所作的指示’将更为明确，更具有约束力。

……

附言：我认为把增选的事搁置下来是非常不妥当和不合适的，因为就我所知，‘笔尖’对他一直‘悬在空中’，对大家总是把他当作‘小青年’看待（他感觉到是这样），早就非常不满了（当然没有直接表露出来）。”【注：见列宁《致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3月2日）》】

从信中可以看出，列宁一个方面对“笔尖”（托洛茨基）的写作才能和工作干劲给予了高度肯定，尤其认为他在时事评论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人才；但另一个方面，也指出了“笔尖”存在文风上的问题，并且“非常不乐意”接受别人对自己文风的批评；此外，列宁注意到他对于自己长期在编辑部没有合适的身份存在不满情绪，担心如此搁置下去会影响他的积极性。总的来说，列宁对托洛茨基是非常器重的，但也明确地指出他在写作中存在着“顽固”的问题，并提出要在编委会中通过正式决议来加强对托洛茨基的约束。

但普列汉诺夫在收到信后并没有赞同列宁的提议，普列汉诺夫对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印象并不好，认为他的文章过于华而不实，花拳绣腿，激情有余而内涵不足，“叫喊多于实质”，其文风所表现出的不成熟性并非如列宁所说“不是大毛病”。因此，普列汉诺夫坚持反对将托洛茨基增补到编委成员里。但由于马尔托夫支持了列宁，编委会最终达成一个妥协方案：吸收托洛茨基参加编委会会议，但不赋予他表决权。对于这一结果，托洛茨基不但对普列汉诺夫心怀不满，而且对列宁的做法也颇有微词。在他看来，列宁之所以主张他参加编委会，只是把他当作“少壮派”（列宁、马尔托夫等）与“年老派”（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等）权力斗争的棋子，作为争取票数的“一种手段”，并非真心实意【注：所谓“年老派”主要指普列汉诺夫等“劳动解放社”成员。早在1883年，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捷依奇等人共同创建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该社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几乎处于空白的年代里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俄文，并撰写了一系列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读物，为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普列汉诺夫也被称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但在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后，劳动解放社没能紧跟形势的变化，其成员的思想逐渐转向保守（甚至反动），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最终被列宁等后起之秀取代，即“少壮派”】。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这种不理解反映了二人之间存在潜在的矛盾，这位当时被人称为“列宁的棍子”的“激进的火星派分子”很快便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列宁和火星派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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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春，《火星报》编辑部由伦敦迁到日内瓦，托洛茨基随行。在日内瓦，列宁忙于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二大”）**的筹备工作，而托洛茨基则与马尔托夫的关系日益接近，在很多问题上认同后者的观点。经过各方努力，大会终于在1903年7月至8月间召开，这时正值俄国南部的总罢工爆发，工农群众反抗沙皇专制的斗争风起云涌，政治形势给予大会代表们以巨大的鼓舞。为了躲避警察的跟踪追查，大会的前十三次会议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废弃仓库内进行，而后二十四次会议则转移到伦敦举行。参加大会的共有代表四十三人，共五十一票表决权，代表俄国国内外的二十六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其中有发言权的代表十四人。托洛茨基因为不久前在西伯利亚流放，且同当地党组织有一定联系，便作为西伯利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大会（24岁）。

在表决火星派提出的纲领时，支持纲领者33票（其中列宁等坚定火星派24票，马尔托夫等温和火星派9票），反对纲领者8票（经济派3票，崩得5票），中间泥潭派10票（中间和动摇分子）【注：“经济派”是机会主义派别的一种，在《火星报》出版前的俄国有较大影响，他们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主张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出路就是帮助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实质是改良主义；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成员主要是俄国西部地区的犹太手工业者，他们宣称自己是俄罗斯地区犹太民族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主张以民族主义和联邦主义来建立政党，将工人政党看作各个民族组织的联合，否认不分民族的统一领导】。在泛火星派阵营中，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火星派在捍卫《火星报》纲领的同时同以崩得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指出崩得所鼓吹的“联邦主义”是与党的统一和集中制背道而驰的，主张将俄国各民族（包括犹太族）的先进工人紧密团结在一个统一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之内；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火星派则主张对崩得等民族主义组织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提出要承认崩得在党内的“自治权”。托洛茨基属于温和火星派，他表示为了方便在犹太无产阶级中进行鼓动宣传，可以承认崩得作为党内“专门组织”的地位。在崩得问题上，托洛茨基远离列宁而倒向了马尔托夫。

大会在讨论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时，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会上，崩得的首领米哈伊尔·李伯尔伙同经济派代表弗拉基米尔·阿基莫夫等人强烈抵制火星派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说西欧的一些社会党纲领上也没有写无产阶级专政的字句，并且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已经发生变化，阶级矛盾不再尖锐，只要慢慢增进无产阶级的福利事业、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就算不通过激进的革命和专政，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回击了阿基莫夫等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嘲讽说“无产阶级专政象雅各宾派的行为那样吓住了他【注：指阿基莫夫】”，并认为阿基莫夫等人否认专政的最终结果是陷入改良主义；但他同时又认为，只有在社民党和工人阶级的人数接近等同时、在工人阶级构成民族人口的多数时专政才可能实现。这便在无视农民的同时也抹杀了先锋队的作用。他说：“只有当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最接近于等同的时候，这种专政才是可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秘密工作者‘夺取政权’，而是构成民族多数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于是，托洛茨基一方面反对阿基莫夫等人完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另一方面又给这种专政加上限制条件，提出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占据人口多数（或者党员数目还没有和工人数目接近）时专政是无法想象的（按照他的逻辑，则包括俄国在内的许多经济落后国家就将在很长的时期内不能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实行专政）。由此表现出了鲜明的折衷主义立场。

如果说在讨论崩得问题和“专政”问题时，托洛茨基还只是和列宁有所分歧，那么到了讨论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时，他便完全站在列宁的对立面了。在大会中，列宁提交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草案》第一条指出：“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列宁在此强调了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即：凡成为党员就必须加入一个党组织，为其工作并接受其监督和领导。马尔托夫针对此提出了对立方案：“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在马尔托夫看来，成为党员不必一定要加入党的组织，只需要在党的领导和联络之下去协助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凡一切乐意加入党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而不需参加党的组织和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如果按马氏的见解行事，那么工人政党就会失去明确的组织界限，成为一个涣散和无定形的一般群众团体，这样的团体根本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肩负起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任务。对此，普列汉诺夫明确表示支持列宁的条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通常也是各种机会主义的代表。我们必须使自己同他们疏远。列宁的草案可以作为反对他们钻入党内的支柱。”这时，托洛茨基站在马尔托夫一边，将矛头对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他声称列宁的条文将导致“知识分子与工人处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并对列宁希望通过严格制度来防范机会主义的做法表示不解，质疑列宁“居然可以创造出一种反对机会主义的规章符咒”。在最后表决时，托洛茨基等温和火星派分子连同经济派、崩得和各种中间派一同支持马尔托夫，使得大会最终在一票弃权的情况下，以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通过了马尔托夫方案。

尽管在党章条文的表决上马尔托夫占据了多数，但在中央机关成员的选举上列宁取得了胜利：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里德里希·林格尼克、弗拉基米尔·诺斯科夫都是列宁路线的拥护者，而新组建的《火星报》编委成员（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中普列汉诺夫当时也支持列宁。新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委会中列宁派都占据了多数，从此，俄国社民党内出现了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的分野。托洛茨基当时站在孟什维克一边【注：在“二大”期间，原有的“少壮派”马尔托夫伙同“年老派”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等人一起反对列宁，马尔托夫还成为了后来孟什维克的首领；而本为“年老派”的普列汉诺夫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支持了列宁。这就足见托洛茨基等人先前根据资格老少来划分派别的做法是不科学的。面对托洛茨基在大会期间的表现，列宁非常惋惜，他曾与当时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彼得·克拉西柯夫（1892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担任苏联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副院长）一起去找托洛茨基谈话，希望后者能与马尔托夫等人划清界限，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但托洛茨基不以为然，他后来回忆时说：“那次谈话与其说使我感动，不如说使我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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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闭幕后，孟什维克阵营宣布拒绝服从大会决议，并于1903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三天派别会议，成立了反对派的中心组织——“孟什维克常务局”，成员有马尔托夫、费多尔·唐恩、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德和托洛茨基。会上还通过了由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共同起草的《关于党内斗争的当前任务》决议，作为孟什维克的行动纲领，并号召反对派成员发起对“二大”所选中央委员会和机关报编辑部的坚决抵制。由于普列汉诺夫在“二大”闭幕后不久便站到了孟什维克一边【注：普列汉诺夫声称自己向孟什维克让步是为了保持“党内和睦”，防止分裂。这真是调和主义者们的一贯论调】，他单独邀请“被排挤的”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等人重新回到《火星报》编辑部（列宁：这是违反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编委人员里便出现了孟什维克成员压倒布尔什维克成员的情况。1903年11月，列宁宣布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由此，自第52期开始，《火星报》便成为了孟什维克派别的机关报，经常发表反对布尔什维克观点和路线的文章【注：一般也将52期以前的《火星报》称为“老《火星报》”，而将52期以后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

为了回击孟什维克，批驳他们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于1904年夏天写出了**《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系统阐明了关于党的学说，总结了工人政党的各项组织原则。列宁在书中不但对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等人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而且指名批评了托洛茨基，说他“以机会主义有‘深刻根源’作理由来为开门接纳机会主义的条文辩护，未免是十足的尾巴主义了【注：这里指的是托洛茨基在“二大”上对列宁所提党章第一条的反对：因为机会主义的存在有着深刻根源，所以我们就不能专门定一个制度来反对它】。”《进一步，退两步》的发行让孟什维克如坐针毡。同年8月，托洛茨基写作了《我们的政治任务》**的小册子回应列宁，认为《进一步》存在很多偏见，并且列宁的立场“是完全没有出路的”。托洛茨基在书中提出，要克服“组织拜物教”，就要更多的讨论政治问题而非组织问题。在他看来，工人阶级不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而是团结在“一定的政治口号”之下。他也反对党的严格纪律，认为“在党的决定不与那些有义务服从党的人的愿望和观点相抵触时，才应当服从党的纪律”，甚至攻击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要实行个人独裁，是“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得到了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等人的撑腰和支持，由新《火星报》编辑部出版发行。

就在《我们的政治任务》出版之际，列宁于1904年8月主持召开了布尔什维克会议，会上通过了“告全党书”，号召各级党组织抵制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并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做努力。

1904年9月，因为与孟什维克的一些领导人有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发表声明脱离孟什维克派别（25岁）。他自称超越于两派之上，“没有附和俄国劳工运动中的主要派别中任何一方面的意见”，但在实际上，托洛茨基从思想到行动仍然同孟什维克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注：这种一言不合就分家的事情在托派身上可是屡见不鲜的】。

1905年，俄国人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托洛茨基受到感召，决定立刻回国参加革命。

篇末总结：

托洛茨基出生于殷实的富农之家，较好的生活条件使他有机会接受较为完整的学校教育，在青少年时便积累了相当的知识。在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这两座工业城市的生活经历又使他得以较早的接触到俄国受苦受难的工人阶级。在尼古拉耶夫，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使他的人生彻底改变，而以“维特罗娃事件”为爆发点的学生运动又使年少叛逆的他迅速卷入了反对沙皇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洪流中。“南俄工人同盟”是青年托洛茨基走向工人运动的初次尝试，由于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组织很快被破获，托洛茨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监狱生活后最终被流放西伯利亚。近三年的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使他有了一段较长的时间看书学习，与捷尔任斯基等优秀社会民主党员的接触也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变。同时，为民粹派杂志投稿和为西伯利亚的党组织撰写宣传材料的经历使他在写作方面小有声誉。逃出西伯利亚后，托洛茨基先在萨马拉城加入火星派组织，又辗转来到《火星报》编辑部所在地伦敦，在列宁的指导下开始参与报刊工作，显示了杰出的写作能力和演讲才华。总之，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之前，托洛茨基始终处于积极追求进步、热情参与革命的状态；不过，他耀眼的才华、鲜明的个性与顽固的性格也都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虽然对于列宁、普列汉诺夫等前辈革命者仍保有相当的尊敬，但他自己独有的观点已经逐渐形成，不愿轻易接受对自己的批评（例如：文风问题）。但在整体上，1903年以前的托洛茨基是非常进步的，而他存在的问题，用列宁的话说，“不是大毛病”。

1903年的“二大”上，托洛茨基在开始阶段仍站在列宁一边，但随着会议讨论内容的深入，托洛茨基便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倒向马尔托夫，对机会主义持妥协态度，而他与列宁之间的分歧也从最初的“温和火星派”与“坚定火星派”之别发展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对立。在大会闭幕后，他更是作为孟什维克的骨干人物直接参与了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甚至写出《我们的政治任务》与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相抗衡。但他与孟什维克的“蜜月”并不长久，仅不到一年，他便宣布脱离孟什维克，成为既不接受布尔什维克领导、也不服从孟什维克指令的超派别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在“二大”上的“转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他的很多思想观念在1903年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此前他以从事具体的事务工作为主，其工作态度和能力都能直观地表现出来，却不容易看出他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个人见解；而在“二大”上，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各派别观点的激烈交锋，托洛茨基所持的立场和理论必定会得到较大的暴露，这才让人看到他的“转变”。有评论者说：“他【注：指托洛茨基】是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而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行列中来。在关键性的时刻，碰到关键性的问题时，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那种动摇性和不稳定性一定要顽强地表现出来。【注：见李显荣《托洛茨基评传》】”在托洛茨基身上，自始至终都可以看到小资产阶级性改造不彻底所留下的痕迹（他在有些时候甚至把这种小资产阶级性当成自己的“个性”来坚持和发扬）。

大事年表（0-25岁）

1879年：托洛茨基出生

1888年：赴敖德萨上学

1896年：赴尼古拉耶夫上学

1897年：受“维特罗娃事件”影响参加革命，不久创办“南俄工人同盟”

1898年：同盟被破获，托洛茨基被捕

1898-1900年：辗转于各地监狱，阅读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900-1902年：流放西伯利亚，联系到当地社民党党组织，阅读列宁的《怎么办？》

1902年：出逃。在萨马拉加入火星派，获得“笔尖”笔名，辗转到达伦敦，开始参与《火星报》工作

1902年底-1903年上半年：为《火星报》积极工作，获得“列宁的棍子”称号

1903年7月-8月：以西伯利亚代表身份参加俄国社民党“二大”，倒向马尔托夫，公开反对列宁

1903年9月-1904年9月：加入“孟什维克常务局”，成为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为新《火星报》撰稿。写作《我们的政治任务》批评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

1904年9月：发表声明脱离孟什维克，成为超越布、孟两派的独立党员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