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吉坷德：山东“新土改”出路在哪里？_风闻

“不了解土地，就不了解中国”。土地问题是中国近代至今最基本的问题。

民意鼎沸之际，山东“合村并居”的“新土改”按下了暂停键。

“合村并居”并非新生事物，是10年前“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滥觞。当年全国20多个省市都掀起了拆村并居，让农民集中上楼的“拆迁大跃进”，响亮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和著名的“唐福珍自焚事件”就发生在那个年代。

所以说，今日山东“新土改”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是当年“强拆”穿着新衣服的复活。

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造成的危机勿庸多言，正是这种危机，使2000年稳定的社会结构一次次跌入深渊，开启了一代代王朝兴替的轮回。

作为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家，新中国区别于旧中国最鲜明，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人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让中国彻底跳出历史周期律，2000年来的土地兼并到此戛然而止。

财产权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财产权的保护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样本。无论是《宪法》《刑法》《物权法》《土地法》都确认农民住宅的物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不仅如此，针对当年以自焚、自杀、被活埋等惨烈方式抵制“强拆”的“钉子户”以及“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地方政府，国务院2010年11月10日明确要求，涉及村庄撤并必须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自由决定，不得强拆强建，严禁违法调整。

由此看来，山东“新土改”就不仅仅是认识偏差和工作冒进，不仅仅是债务危机下的土地冲动，而是货真价实的的违宪违法违纪，是实打实地剥夺农民的财产权和发展权。

**今天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永远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把山东“新土改”放在这一政治底座上面，不知道学习这个社论的山东省现在是什么表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成就最大的功臣其实只有两个，那就是土地和农民工，这才是中国城市化和世界工厂的终极缔造者，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哺育者。社会不但要维护农民的权益，更要对这种付出给予最高级别的尊重。

不想多说土地流转，资本下乡的GDP宗教底色和这后面房地产开发商的身影。也不想提一次次“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政策尴尬。中国在利用土地成就奇迹的同时，形成了独特的“土地财政”模式。山东“新土改”是“土地财政”框架下必然要面临的挑战。大局如此，完全否定也就失去了意义。山东要走出“新土改”的困局，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以下方面必须注意和警惕。

第一：“法无授权不可为”，所有的行政行为必须要有法律的约束。

几十年来经济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与法律的冲突，最典型的就是政策和“红头文件”大于法律甚至宪法。这使宪法常常被虚置为“道义法”或“名义法”，甚至被戏谑地称为“闲法”，也使“全面依法治国”至今仍然是努力的方向。

尊重宪法和法律，就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他们的全部权益。地方政府提倡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企业家，同时也应该像珍惜生命一样爱护农民。时刻不要忘记二元结构下的农民付出的最多，得到的最少。我们每个人都承担着对农民的隐形负债，他们是我们的债权人。

居住权和财产权都是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征地权就是对财产权的剥夺。尊重农民意愿就是对法律的尊重。百姓是否享受到了发展红利，自己最有发言权。

第二：政府不能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

维护民众合法权益，坚持公平正义是政府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要求。没有私利的政府才能在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主持公平和正义，协调发展与公平的利益纠葛，建立一个良序社会。

山东“新土改”显示，在众多的利益集团中，政府事实上成了最大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集博弈者，受益者，裁判者于一身，就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就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带来社会动荡。

理想的政府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接受，就是因为他们的追求超越了自身利益，也超越了所有的利益集团，使其能够成为秩序的定义者并为全社会接受和服从。

以利欲治国，就一定会以利欲驭民，把民众作为博弈的对象，老百姓也一定将其视为对手。毕竟每亩地几十万元的差价摆在那里，这边低价把农民土地收走，另一边把土地高价卖出，任何说教在这样的利益面前都苍白无力。

政府将“特殊利益”与自身隔离，才会有协调博弈的能力，才会获得真正的信任和服从。

第三：要为社会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

春秋时期，山东的鲁国就有听证会制度，那时的官员就知道倾听民众意见后才能做出决策。

有一个很有名的帕里托定律，即社会中重要的少数决定不重要的多数。我们几十年来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定律，那就是一项政策的出台速度与参与决策的人数绝对成反比。

从山东“新土改”可以看出，很多市场秩序并非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弈后的妥协，而是地方政府干预和暴力的结果。农民作为人数最多的利益集团，不但被排斥在政策制定过程之外，而且又没有任何可以公平博弈的平台，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裁决，这就大大地偏离了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和主权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要求。

强制和暴力下获得的“同意”和真正的民意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没有各利益集团的冲突、博弈和妥协，就一定不会有符合民意期望的结果。

山东“新农改”如果能在农民宅基地和土地“等价”的基础上，为各个利益集团打造一个博弈平台，真正做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就不会有今天的乱象。

第四：要清楚自己的“基本盘”是什么？

“土地革命”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没有农民的翻身解放，也就没有今天共和国的一切。

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政治同盟者，工农联盟的国体决定了他们是政权最牢固的“基本盘”。新中国的任何经济活动首先必须解决为了谁，依靠谁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谁才应该是改革的受益群体。

深化改革，就是要让人民拥有经济主权。中国的政治现实决定政权可以和资本合作，但是不能同资本结盟，更不能同资本一起在自己“基本盘”上面“杀出一条血路”。

“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资本神学。这种经济宗教将发展定义为可以不顾一切的经济效率，排斥现代社会标志性的幸福、诗意和社会福利。这种狭隘的效率主义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政策。今天大量出现的对改革过程本身的批判，都和这种经济邪教有着极大的关系。

地方政府无论面临任何经济冲动，都要牢记保护自己的“基本盘”，这不仅仅是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也是改革成功和赢得一切的关键。如果改革越多，老百姓越没有获得感，越不满，越恐惧改革，那就一定是走到邪路上去了。

第五：不能以国有的名义剥夺农民的发展权和财产权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性质毋庸置疑，这和土地国有完全是两个概念。几十年前曾经用国有的名义剥夺了工人阶级对国企的公有权和管理权，这种隐形违约和隐性负债的后遗症一直到今天还在修复。这种事情绝对不应该在今天的农村重演。

发展权和财产权是农民最重要的核心权益。这种权益必须依托土地才能实现。政府可以以“赎买”、置换等方式，在农民自由自愿的基础上实现权益的交换。任何以国有名义剥夺农民的发展权和财产权，都是“无底线的改革开放”；都会对社会分配公平，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危害；都会动摇国本。

地方政府应该是农民权益的“守夜人”，像他们爱护企业家一样维护农民的主体性地位、自主发展权和财产权，成为农民实现其权益的“娘家人”。

那种把侵夺农民的发展权和财产权当作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率过高和实现GDP手段的政绩冲动和利益冲动，在提倡“人民性”和民智觉醒的今天，很难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山东在这方面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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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普遍认为没有输家，现在已经进入了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深水区。既得利益集团本身是改革的产物，今天已经成为发展进步最大阻力。他们常常高喊让老百姓忍受阵痛，自己却连一次也没有痛过。警惕他们对农民的权益剥夺，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的大问题。

无论内部外部，中国的市场经济都面临着严峻的危机。我们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这是社会中少见的共识。将农民“逼进城，赶上楼”能缓解这种危机吗，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美贸易战暴露出中国每年粮食和农产品需要大量进口，中美农业的差距比芯片的差距还大。中国雄踞世界的农业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如何“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已经成为一个天大的问题。

要抵御市场危机的总爆发，就必须要保护好农村这个“基本盘”，保护好这个历来承担缓解危机的“安全垫”。只有农业和农村不出问题，我们才有“软着陆”的可能。如果农村本身也成了一个危机，不知道还能向哪里释放压力。中国农耕文化的本质是互助和感恩。如果我们今天丢掉了这种文化，明天的受害者就是我们自己。

山东是著名的“孔孟之乡”。孔子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认为天道就是国民意志。

山东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用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共和国的根基。他们是共和国的主人而不应该是被剥夺者。这一点需要山东的官员牢牢地记在心上。

哪里有什么乡愁，只不过是在需要的时候，人们还有一个能够回去的地方。

希望山东“新农改”再次按下启动键的时候，能够看到共和国主人高大的身影，能够看到皆大欢喜的场面，能够看到农民有勇气和动力来开拓更充实，更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