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设性接触到次冷战：中美关系的危险走向（上）_风闻

来源：钝角网

随着美中全面竞争态势的展开，冲突、对抗乃至敌意都在上升，与此同时，建设性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弱。两国关系正处在新的拐点：一边是结束的“悬崖”，一边是开始的“坦途”。是否突破最后界限，从“战略对手”再进一步，成为“战略敌人”，与美国内部各派力量如何看待中国、采取何种对华政策，与中国如何评价历史、掂量各自实力、评估研判并因应美方各项举措，都是紧密相关的。

 本文系6月26日知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丁咚老师在共识国际讲座群里的讲座文字稿。

　　特朗普政府在执政第一年就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创造了1987年以来的新纪录，首次明确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他在报告发布前夕发表的演讲中声称，世界回归大国竞争。作出这一新定位的重要背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华盛顿形成了新的共识，即认为中国是其长期和主要的挑战，必须从现在开始全力应对，以确保美国的持久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

　　在此之后，从白宫到国会山，美国国家政府全面动员起来，制订与之相匹配的法案和政策，在对华关系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强硬措施。在此过程中，副总统彭斯甚至公然对中国以重启冷战相威胁，而国会则责令特朗普政府在限定的时间里向其提交《全政府对华战略》。它们都凸显出中美关系自197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恶化势头。

　　作为《全政府对华战略》的纲领，“对华战略方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完成了对华政策从建设性接触融合到全面战略竞争的转型。

　　自从尼克松特别是1979年建交以来，美国对华奉行接触与交流政策。该战略文件承认，40年后的今天，美国认为其目标并未达成，中国并没有被民主、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所同化，相反，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个方面对美国发起强烈挑战。

　　该文件指出，《国家安全战略》(2017版)要求美国反思过去20年的对华政策，在现实主义原则指引下，承认与中国之间存在战略竞争，保护美国自身利益，以此回应中国的挑战。

　　贸易战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最鲜明的表现之一。美国尝试动用了一切国家资源和手段逼迫中国接受一项可执行的贸易协议，其通过贸易战所欲达到的目的，不止于贸易本身，而是希望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的全面让步。

　　针对贸易战及其他相关策略无法奏效情况下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在华盛顿朝野形成了三种意见：中美脱钩论、局部战争论和全面冷战论。决定华盛顿是否跨越最后一道关口，将这三个政策的任意一项或多项整合后落到实处的根本因素是，美国对华认知是否突破了最后界限，既认为中国不仅是战略对手，还是一个实际的敌人。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以“俘获醒狮”为目标，概而言之，就是将中国这头在发展中觉醒了的、意欲提升和扩大影响力的狮子收复回到既有世界秩序轨道。

　　如若双方在贸易对抗及相关领域的博弈中，不能以理性务实及和平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矛盾甚至冲突，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而是任由对彼此的敌意无限制地发酵和扩大，并付诸行动，那么就将使中美关系恶化势头不可逆转，进而导致相互不可避免地采取敌对措施。

　　而从美方来说，它最终对华祭出的将是“屠龙”战略，以彻底打败中国——实现它的手段可能是局部战争、可能是新型次冷战，也可能是先在总体上使两国关系脱钩，再对华综合运用局部战争和次冷战策略。

一、美国对华战略转型：基本态势及其制度化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国中断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并视之为冷战对象，成为美苏更广泛的战略对抗的一部分。但在1970年代以来的近50年里，中美从各自的目标出发，成功进行了两次意义深远的关系重建——从“心照不宣的同盟”到建设性接触伙伴，由此带来的战略环境的变更和外部条件的支持，保证了中国从文革后的一片废墟中重新站起来，走上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逐渐融入自由国际体系并成为其建设性成员，进而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就在取得历史性的发展成就前后开始，中国在调适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加强国有企业并推动其向全球发展、更积极地运用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维护海洋权益和领土争端、下大力气创建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等内政外交两个方面，都鲜明表现出的重要变化，触动并刺激了美国人的敏感神经。

　　时任的奥巴马政府从第一任期时仅仅“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显著转变到在第二任期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保持警觉，并拒绝通过恐吓解决领土争端”，表示美国将“从强势的地位管控竞争，同时坚持要求中国，在从海上安全到贸易和人权等问题上，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并在网络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企业、捍卫我们的网络”，防止商业窃密行为。

　　奥巴马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强烈宣示将继续维护美国的首要大国地位，在世界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针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和地缘影响力，奥巴马政府高调提出了“亚洲再平衡”战略，重返亚太，扩大亚太概念(首次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将印度洋及其所在地区，纳入“亚太”范畴)，强化其在亚太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存在，并计划将美军的三分之二部署到该地区。另一方面，联手盟友和地区伙伴大力促成了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从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多个领域加强了对华牵制，形成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

　　与此同时，围绕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界定中国角色，应对中国“扩张”，美国朝野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并逐渐形成了共识。依靠民粹主义上台的特朗普政府最后临门一脚，通过公开的政策立场和激进的政策行动，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影响并固化了华盛顿新共识，促使美国政府各部门在对华态度和政策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流”趋势，迅速采取经济、外交、军事、政治、意识形态、科技封锁、网络介入等各种措施，推进对华战略的全方位整体转型。

　　美国政府已经将中国定性为“战略对手”，定性为新时代大国竞争的对象，但尚未将中国确定为战略敌人，更未采取与战略敌人定位相匹配的外交政策，美中全面脱钩尚未实施，中美建设性接触的一面仍在维持，美国对华新战略新政策，还在根据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不断发展。

　　特朗普的前任幕僚长凯利2017年11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很是耐人寻味，他说，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但中国在贸易上占了美国的大便宜，中国做得比美国人聪明。

　　这其实正是特朗普本人的观点。凯利说，特朗普总统致力于本着合作的方式来改变现状。这段话极其微妙地表述了中美关系的性质，两国关系发展仍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关键就看双方以何方式及如何互动，是寻求建设性结果而非导向对抗。

　　但另一方面，保持中美建设性接触关系、继续在包括经贸在内的诸多领域开展合作的基础，正受到日益严重的侵蚀，随着中美在各领域、各层面的对抗日益加剧，从战略对手朝着战略敌人突破的危险越来越大，越来越近。

　　对所谓鹰派而言，他们对现任美国政府坚持对华强硬政策及将对华政策“制度化”的诉求，尽管没有达到其所希望的程度——即视中国为敌，但总体上已经在这么做了：在近五十年来，美国政府可能很少就某项重大外交政策，达成如此广泛的共识，并携手、甚至相互比赛着谁更强硬地推进对华政策议程。在某些政策议程中，国会可能比特朗普更为激进。

　　美国朝野在对华战略转型议题上，正在形成压倒性声势。以对华“战略对手”新定位为依据，美国政府积极探索对华战略转型的理论支撑、全方位构建对华新政策并将其制度化，动员所有资源将其政策贯彻到实处。

　　美国务院前政策设计主任基伦·斯金纳在2019年4月的“未来安全论坛”上的谈话，清晰地表明了美国政府各部门认定，历届政府对华“融合政策”是一个巨大错误，并正在极力予以扭转。她在这个论坛上确认，作为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其重要任务就是为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的政策行为，寻找理论依据，建立理论框架。

　　在美国政府内部，跟斯金纳一样认为中国比俄罗斯更难对付，是更大的对手的，不在少数。比如斯金纳的顶头上司、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约瑟夫·法兰西斯·邓福德、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及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等特朗普政府的高阶官员，都抱有类似观点。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任务中心副主任迈克尔·科林斯的话可能更有代表性，他在2018年7月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上指称，中国带来的威胁，是美国目前在国际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中美竞争在任何方面都比美俄竞争严峻得多。

　　正是特朗普政府以及它的众多官员组成的对华集体意识，彻底改变了华盛顿的政治气候，加速推进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整体转向。如果将此时此刻的中美关系现状比如为深秋的话，那么在特朗普政府和国会的共同推动下，如果中方不能及时、有效应对，那么可以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严冬就会来临。

　　中美关系处于深秋的重要标志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正在进行全面的“制度化”并落实到具体部署之中，且在某些方面特别激进，特别超前，某些脱钩动作正在实施，使中美关系进入到具有初期冷战特点的重要阶段。

　　在201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致冲突。”当中美在竞争之中敌对因素不断累积，导致广泛的对抗和普遍的冲突，那么就将从根本上改变两国关系的性质，中国就将从美国的战略对手转为其战略敌人。正因如此，当人们从当前形势中感受到某些冷战的凛凛寒意时，就应该更敏锐地意识到，从对手到敌人跨越的现实危险性正在逼近。

　　美国对华战略转型制度化的源头，就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对中国最突出的地方在于，美国自出于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威胁需要、与中国走到一起以来的对华融合政策——从以“心照不宣的同盟”方式进行战略合作到建设性接触，开始发生质的改变。

　　建设性接触融合战略，旨在通过广泛的接触，支持中国融入自由国际体系，与中国全面开展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以经济自由促进政治自由，逐步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并成为“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建设性贡献者。随着《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的出台，美国宣告了这项政策的失败。

　　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最大的转变是，美国对华战略将以“战略竞争”为基石，同时继续维持建设性接触。美国在做两手准备：全面推进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尽最大努力使两国关系向正面发展，但一旦战略竞争政策失败，将确保能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迅速推进到次冷战阶段，并具备开展局部战争能力，与此同时，与中国脱钩的策略也将分层次实施，以便达到其打败中国的最终目标。

　　以《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的新定义为纲，美国国家机器全面开动，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全方位推动构建新型对华战略和政策，框架体系日趋完整、全面，涉华政策的各个领域、各个分支的制度化也在加紧实施。经过近三年来的运作，《美国对华战略方针》最后完成了全面战略竞争政策的定调。

　　美国的贸易战略、国防战略、科技战略、军事战略、核战略、太空战略、网络政策、价值观外交以及各个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等诸多领域，都按照新的对华战略定位，进行了针对性的修订。

　　以国防战略为例，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出笼之后的次年初，美国国防部紧跟着公布了《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国防战略报告》呼应《国家安全战略》，称“国与国的战略竞争，而不是反恐，将是现阶段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首要关注”，将中国当作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修正者和挑战者，并将国防战略的重点转移到大国战略竞争。

　　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2月公布了另一份重要文件——《核态势评估》，进入2019年又制定了《美国核威慑政策》，根据对华新战略定位的变化，对美军的海陆空三类核武器全面现代化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扩大并具体规定了允许美军使用核武器的范围。

　　美国涉华战略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各个分支逐步建立并持续完善。包括美国对华贸易战略——通过关税战策略，谋求达成一份对美“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协议”;对华地缘战略——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对华科技战略——更严厉的出口、投资管制、促进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转让限制措施。在台湾、南海、新疆、香港、西藏等涉华政治和宗教敏感地区，美国也正在以不同方式介入，实施各个突破的策略。

　　美国对华战略转型的制度化动作迅速，措施精准，落实到位，做到了多角度、宽领域、全覆盖，规范严密，具有很强的前瞻性、预应性、针对性和实战性。

　　以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为例，从广义上讲，它是一个整体的地缘战略;从狭义上讲，它就是直接针对一带一路的。美国官方明确界定其东到美国西海岸、西到印度西海岸，这一区域正好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伸展，印太战略的地理范围之扩张可以预期：西边可以远达非洲东海岸，北部可达东中欧及北冰洋，南部可达大洋洲。如果双方都不愿意收回自己的想法，那么未来中美就很有可能在此广阔地域展开地缘战略对抗。

　　相比较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执政后的对华政策明显更加强硬。它是在全面分析总结中美交往过程中存在问题及其对美国国家利益所带来巨大影响的基础上，就对华政策进行的自觉而系统的自我调适和自我更新。在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对华战略调整举措出台后，既存在继承前任政府的建设性因素，又凸显出新时代美国政府对华态度、思路和战略积极转向的趋势，新型冷战初露端倪，具备了某些初期征候，往前跨一步，就是深渊;往后退一步，可能是坦途。中美关系由此进入一个十分微妙、十分关键的时刻。

　二、从接触融合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演进的根本逻辑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华战略方针》在重新思考过去二十年的对华政策基础上认定，过去实行的接触融合战略是错误的。

　　这已成为美国朝野、两党的基本共识。正因如此，基于战略竞争的对华战略转向才能快速推进。同时它也决定了，如若美中无法在包括贸易谈判在内的对话中取得建设性成果，那么形势就会更加恶化，驱使华盛顿对华作出更大程度的战略转型，使中美关系陷入敌意的泥淖而不可逆转。

　　自尼克松启动对华外交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从中美外交“破冰”到建交初期，两国关系发展基于共同应对苏联的战略威胁需要，落脚到双方结成“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战略;第二阶段是特殊事件后中美外交“融冰”到美国确定建设性接触融合对华政策，落脚到中国融入自由国际体系，在政治适度收缩同时，坚持开放战略，直到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三阶段是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前后开始，中国打破战略模糊，拂逆美国“初心”，明确政治定向，政治进一步收缩，不再对美亦步亦趋，推动自己的外交议程，落脚到中美关系进行历史性调整，美国出台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但调整尚未完全结束。

　　(一)尼克松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展的内在动力

　　以“反共”著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一边积极促成了对苏缓和政策，一边打开了对华关系的大门。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是，越南战争失败引发反战运动、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攀升以及风起云涌的人权运动，都使美国内关系趋于紧张、对外政策实施有心无力。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则大力推动军事扩张，不仅在军备竞赛中居于领先水平，而且积极介入国外事务，相继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支持孟加拉国独立、卷进古巴与安哥拉的战争、领导越南与柬埔寨作战、长驱直入阿富汗，其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一时比美国更占优势，导致美苏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内忧，加上对苏力有不逮，为了在相对劣势下取得对苏关系平衡，尼克松政府搁置反共立场，对华推行现实主义外交，实现了两国关系破冰。

　　里根担任总统后，在中美已经建交的背景下，因应其升级冷战的需要，进一步巩固美中关系，以便孤立苏联、削弱华约组织实力，并在对苏冷战中取得压倒性优势，成为其战略追求。因此，中美关系在里根执政时期进入了名副其实的蜜月期，自1949年以来，两国空前绝后地达到了准盟友级水平，各领域合作、交流深入发展，客观上为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八九事件后，中美关系一下子从高潮跌到低谷，进入高度不确定期。邓小平和老布什的紧密合作，挽救了濒危的中美关系。由于美国和西方的集体制裁，中美关系一度陷入迷茫。在政治和外交动荡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是由具浓厚“友华”情结、经历美中关系蜜月期并对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都深入了解的老布什领导，他在关键时刻的冷静、克制、理性和务实、归根结底是骨子里的友好态度，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他也由衷认为，中美交好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基于此，与美国对华制裁同时，他给邓小平秘密送去一封亲笔信，表达了在非常时刻刹住两国关系恶化势头、推动平稳过渡的意愿和决心。当时中国仍具政治影响力的邓小平对老布什的提议予以积极响应。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政治领导者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维护了大局稳定，并在随后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否则，历史就会改写，就不会有中国的高速发展，当然也不会有今天美国人的抱怨。

　　跟里根一样，在批评前任对华软弱中上台的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在经历相对于其他总统更长时间的对华关系摩擦后，终于扮演了美中建设性接触关系奠基人的角色——以至于其后任也给他戴上了一顶“向中国磕头”的帽子。在克林顿政府任期，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台海问题、海洋权益、人权、价值观等斗争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占据了相当大篇幅。但也正是克林顿政府就入世与中国缔结了双边协议，力促国会放弃了对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的年度审议，为中国加入WTO铺平了道路。它成为象征中美建设性接触与合作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对中国在新世纪的高速发展并稳坐世界经济的二把交椅，功莫大焉。

　　多年以后，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如是描述克林顿们的所作所为和缺乏战略远见：

　　“在冷战时期自由国家取得非凡的胜利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巨大优势和动力的超级大国。然而，成功孕育了安逸。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实力不会受到挑战并可以自我维持。美国开始迷失。我们经历了信心危机和关键领域优势的丧失。当我们把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视为理所当然之时，其他国家已稳步实施了挑战美国的长期计划，并推进了与我们、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对立的议程。”

　　回到历史现场，如果人们能够亲眼看到克林顿为了说服人民及国会支持他的对华政策、支持他推动中国加入WTO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就应当明白中国作为冷战后幸存的前苏联阵营的国家，能够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体系，并从中获得巨大收益，在经历列强入侵之辱的历史记忆中重新崛起，是何等的不容易，反过来，亦能觉察到克林顿在诸多场合慷慨陈词，就为了助推中国进入国际体系，是多么难能可贵。越发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越发应该珍惜中国与国际体系相互撑持的关系。

　　尽管克林顿所作一切是从美国利益出发，但却无法抹杀其身上流淌着的历代政治先辈们身上所拥有的理想主义精神。正是这样的理想主义精神，造就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在长期弱势的情况下，能够在多数时候与世界强国美国保持建设性或友好，某些时候甚至上升到盟友级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理想主义精神，美国人将所有的庚子赔款返还给中国，用于中国的公益事业;正是由于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在罗斯福的坚持主张下，分裂而积弱的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及“四警察”之一。

　　2000年春国会表决前，克林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演讲，至少一部分受到理想主义驱动。他说，“中国的道路自己主宰，我们只能尽量影响而无法决定中国的抉择。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可以把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猛推一把，也可以把中国往错误的深渊里狠踹一脚——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他甚至说道，“很多中国人相信，美国并不会真心欢迎中国的崛起;如果现在我们用冷屁股贴人家‘入世’的热脸，岂非予人以口实?”

　　当然，作为一国总统，克林顿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归根结底，他力推中国加入WTO的初衷，用他的话讲就是，“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乃至世界的繁荣与安全，和中国息息相关”，这些协议“将不可逆转地促使中国按要求向全世界开放自己的市场，向我们的商品和各种新型服务业态敞开大门”。这是基本层面的国家利益——促进国家繁荣与安全。

　　他同时宣称，“支持中国‘入世’，需要站在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上，而非仅仅基于经济考虑”，“我们所希望拓展的不光是贸易;对我而言，这将是一场全球化经济体系所依赖的基础价值观的积极推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可以把北京与西方经济体联系起来，并降低其政府控制庞大人口的能力。正因此，“三十年来的历任总统，不问党派出身，都致力于引导中国朝着有利于亚洲的安全稳定、有利于对外开放、有利于构建国内外法治的道路上前进。”这是更高层面的国家利益——拥抱中国，接纳中国，改变中国，最终在中国实现自由经济和民主政体，使其成为国际体系的建设性而非破坏性成员，从而与中国共享更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克林顿之后的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对华建设性接触的融合政策，虽然不时出现摩擦、冲突甚至个案的对抗，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对华牵制和遏制动作增多，某些部分跨越了临界点，但总体上中美关系维系在合作轨道上。在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的回忆录里，具体叙述了在他的参与下，中美开启并不断发展两国间高阶战略对话机制，而这样的机制，在美国，是只有盟友国家才能享有的“特权”。

　　“回忆录”清晰地阐述了中国对美外交的努力过程，及其对美国人产生的积极正面的影响。戴秉国在历次会议会谈中代表中方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不少解惑释疑的工作，并作出了不少承诺，而美国人的反馈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当选总统后一度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小布什在任内曾私下透露，他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建立起如同当年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那样的亲密关系。在2008年第五次中美战略对话举行期间，时任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在听了戴秉国的相关表态后说，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美中两国不是盟友，但是，双方确实应该发展伙伴关系，争取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展开有效的合作。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对此美方是看在眼里的，并表示完全的理解。美国把中国看作朋友，而不是潜在敌人，愿意继续推动两国关系取得发展。

　　被一些中国人认为对华强硬的希拉里前国务卿与中国外交官员相处，以及阐述对华外交主张，都非常具有建设性。在此情况下，戴秉国在离开外交舞台之前，就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包括希拉里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接受其“新型大国关系”主张——尽管在奥巴马进入第二任期后其立场不断倒退，最后拒绝对此正面回应。由此也显示了中美关系性质开始发生变化。

　　从克林顿开始的美国历届政府——事实上可以回溯至尼克松总统，都力图通过对华实施建设性接触政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中国参与国际合作、融入自由国际体系，引导中国自主实现政治自由、成为“美国治下的和平”建设性贡献者并承担相应的国际领导责任，以实现持久的繁荣和安全。这是他们热情欢迎中国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体系的根本动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