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设性接触到次冷战：中美关系的危险走向（下）_风闻

来源：钝角网 

本文系6月26日知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丁咚老师在共识国际讲座群里的讲座文字稿。

（接前文）

(二)贸易战和美国对华战略转型的根本逻辑

　　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及美国对华战略转型所遵循的逻辑,透过班农的一段话或许能一窥堂奥。他在日本所作的一份有关中国事务的演讲中说，“我们的精英们自从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代与中国建交以来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望，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富足，中国经济得到发展后，中国的民主状态将得到相应层面的改进;认为中国越富有，就会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变得民主化。”“精英们相信通过遵循从二战结束到共产国际解体这期间由美国和盟国建立的国际架构和规则，中国会逐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于是美国花了很大的努力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加入WTO，以此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

　　但而今发现事实是相反的，“我们在过去二十年内看到的不过是个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特朗普跟班农的想法类似，认为帮助中国加入国际体系，不是个小小的战略错误，而是个将美国和日本及亚洲其他盟国置于极其不利的处境的根本性的错误。班农甚至认为，中国的领导者根本没打算加入遵循国际规则的行列中来，他们有自己的计划，而且他们严格执行了计划。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战策略上，不像过去历届政府那样轻易妥协，不再满足于接受北京的“礼物”——增购美国商品，而是穷追猛打，不惜对几乎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要求与中国达成“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协议”，要求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全面领域让步，进行结构性改革，并将协议执行作为必要条件，明确监督和惩罚措施，以使协议落实起来看得见、摸得着，不达目的不罢休。

　　将中国视为美国主要挑战的华盛顿新共识，是美国朝野经长期观察和辩论所形成的结果。美国人逐渐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违背了其帮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初衷，不仅如此，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人珍视的国家利益，并成为其所在并受益的世界秩序的“修正主义势力”。

　　在美国外交传统中，经济政策、经济外交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美国主导世界秩序，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建立经济霸权、编织覆盖所有大洲和海洋的贸易投资网络并在关键地区维持地区均势来实现的。美国的安全、国防和军事战略，都是为维护这一核心目标提供条件保障。基于此，美国十分注重保障海上航行和空中飞越自由，因为这对维护美国的全球贸易投资网络畅通和安全至关重要。同时，支撑自由世界秩序的民主价值观、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及美国政治体制的安全，也是美国外交政策需要保护的重要目标。

　　冷战后，得益于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美国有机会放开手脚雄心勃勃地打造新时代的世界秩序，建立并主导普世价值、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历史进程，而中国在克林顿总统任期正式被纳入这一进程之中。对经济政策和全球贸易网络的关注，在特朗普担任总统后达到一个高峰。他声称，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将经济贸易外交置于国家安全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布局。

　　然而在进入全球化进程二十年后，中国被认为并未按照美国的初衷在价值观和民主政治方面效仿它，相反在占尽美国便宜后，正在挑战美国利益，试图建立一套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角色转变是美国朝野由来已久的辩论主题。但特朗普通过实际行动，结束了无休止的争论，并固化了华盛顿新共识，使其在美国外交政策轨道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

　　美国不能容忍中国的发展损害美国利益，尤其不能容忍中国利用美国和自由国际秩序实现崛起，但却背离普世价值、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更糟糕的是试图以中国模式取代美国模式，塑造新的地缘和世界秩序，从而在根本上挑战美国利益。

　　特朗普史无前例地将贸易战策略付诸实施，主要就是他认为，中国长久以来钻了美国的空子，钻了国际体系的空子，造成两国贸易关系的不公平、不对等，美国向中国全面开放市场，但中国的关税非关税壁垒阻碍了美国产品进入中国，为其带来了巨额贸易赤字;中国的“知识产权剽窃”、“强制技术转让”、“倾销过剩产品”、“国有工业补贴”、“放任操纵汇率”等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剥夺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伤害了美国制造业和产业工人，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他在批评前任们纵容这些情况的同时，宣示不允许它们继续下去。

　　美国对华战略转型的根本逻辑是，美国人深信，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中国人已经制订了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并有条不紊地实施，最终是要取美国而代之，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班农在一次演讲中称，中国的2025计划是一项统治21世纪全球制造业的战略;一带一路糅合了麦金德、马汉和斯皮克曼三位地缘政治大师的学说，旨在进行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控制世界，并建立自己在南海的地缘优势;5G网络计划，是要再次在全球技术上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发展金融技术，是要摆脱美国对全球金融秩序的控制;中国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取消美元霸权。中国通过这五个方面，配合经济发展计划，在203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50年成就世界霸权。这样的中国，是美国从未遇到过的经竞争对手。

　　美国人更深层次的恐惧可能是，中国的一系列计划，不仅复制了美国人建立全球霸权的方法、路径和模式，将经济贸易作为打开世界的先锋工具，用庞大的贷款和基础设施投资建立自己的“经济霸权”，并将其军事、外交力量投射到全球经济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而且从更深远的抱负看，可能试图将其经济和政治模式推广到全世界——所谓的“中式全球化”，为主导世界服务，从而挑战其全球利益。为了确保其治下的世界秩序稳定，建立广泛的全球和地区国家联盟将是其外交重心之一，

　　在美国人看来，它在二战尤其是冷战后精心构筑的亚洲“均势”正在被中国打破，影响其在地区的领导地位。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军事现代化以及在南海填海造岛、开展军事部署并在地区积极构建海上、空中军事优势，中国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不断扩展经济、军事、外交影响力，迟早将在亚洲建立自身强势的存在，危及地区均势，并将美国“挤出”这一地区，因此成为美国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挑战”。

　　中国构建地区军事优势为美国人带来另一个担忧：对海上航行和空中飞越的自由造成威胁。美国将贸易和经济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海上和空中通道安全对其推行外交政策至关重要，是美国不惜动用军事力量加以捍卫的重大事项之一。若有任何外敌对其构成现实挑战，美国势必作出军事反应。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美军在西太平洋海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行动日益常态化。

　　中国对美国内愈益上升的政治影响力，是加深美国人的忧惧之心的重大因素之一。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要求国人，(对外国的险恶阴谋和致命影响的渗透)必须永远保持警惕，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影响是共和国最致命的敌人之一。”针对中国人的新“麦卡锡主义”的流行是美国对中国渗透敲响警钟的显著表现。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华裔华人学者在美学习交流活动的特别审查尤其是华为、中兴公司在美遭遇，都是美国对华“渗透”加强防范的表现。

　　为因应中国的“挑战”，就像前面说到的，美国对华准备了两手策略，一面采取各种措施与中国形成全面战略竞争局面，一面对班农的激进主张保持一定距离：在对华政策制订和实施中，根据己方立场，既不轻易妥协，坚定不移贯彻到底，又不逾越底线，不激化矛盾，维系一种微妙的平衡，留有一定的余地，在将中国当作战略敌人这个最后目标上，高度审慎。可以这么认为，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子里，希望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极限施压和美国全政府对华政策以战略对手为基轴、形成压倒性态势的情况下，尼克松以来历届政府所奉行的对华接触路线，仍能发挥作用，促使中国“回归”，当然，是必须接受美方条件的“回归”，以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

　　透彻地讲，自尼克松特别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主流，是采取柔性姿态，奉行积极正面引导的方针，力图促进中国内部改革，并成为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的建设性成员、有担当但又谨守本分的国际事务参与领导者(佐利克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可如此理解)。但随着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战略选择”日益“确定”，美国人猛然醒悟过去的对华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倒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对手乃至敌人，在此情况下，转而改变对华姿态、方针和战略，反其道而行之，全面运用其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的国家实力，逼迫中国从战略上权衡利弊得失，回到其预定的轨道上，放弃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公平、对等地处理好贸易关系，继续深化国内改革，遵守美国治下的国际规则，成为世界秩序中负责任、有担当的建设性成员。

　　当这一切都不奏效的时候，那么中美关系就将进入真正危险的境地，彭斯警告的全面冷战就会祭到前台，班农预测的战争可能就会真的爆发，中美某种脱钩可能会成为事实。

三、“失去的十年”：重塑中美关系错过的三次机遇

　　如果说三十年前中美遭遇19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七年之痒”，那么三十年后两国从建设性接触伙伴转向战略对手的第二次重大危机，就好比是“中年危机”。如若双方不是有效因应“危机”，从各自国家至高利益出发，遏住彼此交恶的言行，而是不断升级对抗措施，不断削弱利益交集，那么就可能导致中美渐行渐远、不可逆转地走向“离婚”——某种程度的关系“脱钩”，敌意将取代友善，遏制将超过合作，相互调动一切国家资源与对方展开新型全面冷战，甚至不惜以战争方式一决雌雄，或是两者的结合，直到击败对手、实现“你输我赢”目标。

　　中美关系已跨越第一个临界点，并可能朝着相互敌视的方向疾驰。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在近五十年史上的第二次重大危机生成的全部过程中，从2009年到2018年10年前后，至少面临三次重塑关系的重要机遇。其中包括小布什政府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概念、美国重要知华派专家兰普顿警告中美正逼近“打破平衡”的临界点，并主张两国再签第四份联合公报，以及特朗普政府首任国务卿蒂勒森倡导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共同规划中美未来50年关系。

　　尽管这三次机遇没有化为两国重塑关系的战略行动，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彼此缺乏战略互信、缺乏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刻危机意识、缺乏对中美潜滋暗长危机的准确把握、缺乏对中美危机即将带来巨变的战略远见。

　　从冷战中期以来的近五十年的多数时间里，中美都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在每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恰如其分的界定，从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中美相继结成准结盟及建设性接触的务实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担忧和猜忌是始终存在的，某些时候还十分强烈，比如在历次选举周期，形成了某种“规律”：参选的候选人及任职之初的总统往往对华立场强硬，但不久之后其对华政策就会回归正轨。在晚近历史的多数时候，这一“规律”都在发挥作用。同样，在多数时候，对华担忧和警惕的声音都不占主流，都未进入美国政府的政策层面。

　　随着中国经济壮大，越来越逼近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明显增强，而恰在此时中国周边的领土和海洋主权争端亦日渐突出，反过来“印证”并加强了其担忧。在这股情绪下，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竞争对手”。中国政府利用对美关系各种途径，特别是战略对话机制，千方百计地做解释说服工作，以打消美方顾虑，取得了明显成效，因此维持了从小布什到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

　　而从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后直至特朗普接受总统大位，中美正亟需就新形势下的两国关系进行重新评估并进行符合新的战略现实的定义，以避免第二次重大危机，而且历史确实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去做这项迫在眉睫的大事，但都阴差阳错，双方都未紧紧抓住时机，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以致两国矛盾不断累积、不断扩大、不断激化，并可能朝着“破局”的方向发展。

　　中美重塑关系的第一次重要机遇，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物之一，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概念之际。曾任小布什政府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2005年9月的一场演讲中，代表美国政府提出了“利益攸关方”的重要概念，根据其自己的阐释，美国“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需要从当时的“接触”概念向前延伸，覆盖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利益攸关方”意涵微妙、丰富，很具有战略视野和远见，对于规范势均力敌的两大经济体的关系，驾驭彼此的问题，从而推动两国关系在更具战略性的轨道上继续前进，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由于佐利克本人过早地离开了美国政府，同时中美两国政府都未趁热打铁，及时从更高层面接受和发展该概念，并将其作为指导重新定义两国关系的核心理念，导致中美重塑关系的第一次重大机遇白白错失。

　　中美重塑关系的第二次重要机遇，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先生提出“美中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近”之际。在2015年5月的一个论坛上，他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超过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他认为，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某种类似“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规划两国关系，重点一是要阐明，世界已经改变、权力分布已经改变，均势和稳定是共同目标，让任何一个国家来主导，都不足以达到均势的稳定，二是要阐明，两国会通力合作，并与别国合作，共同建立和调整当前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以反映新的现状。他还说，这样一个声明应当遵循和强化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中国需要在书面声明之外，再一次向外界保证继续进行对内对外改革的决心。

　　在兰普顿这次演讲之后不久，中美在外交和元首层面相继展开了对话，但并未如同他希望的那样发表联合公报级的公开文件，相反随后奥巴马政府加强了在军事、外交、安全等领域对中国的牵制，由此意味着第二次机会的失去。

　　尽管作为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另一代表，兰普顿的观点并未完全反映中美关系发展的状况，但类似联合公报的提议在操作层面仍具相当的可行性。如若两国能够把握时机，就事关两国关系的战略问题全面梳理并讨论，缔结一份对双方有利的公开文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乃是大势所趋。

　　中美在跨越“临界点”，转向战略对手之前的第三个重要机遇，是特朗普政府首任国务卿蒂勒森就职后快速访华提出基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规划美中未来50年关系之际。蒂勒森的提议颇有老成的生意人风格：借助迎合中方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表述以及倾向于谈战略而非具体问题，落实总统特朗普起初寄望于通过美中对话一揽子解决两国关系的实质问题，特别是其对华贸易政策目标。沿着这一逻辑，中美外交安全对话随后举行，特朗普亦亲自到访北京，在紫禁城作客，但除了一份“超级礼包(指双方签署高达2500亿美元的豪华大单)”外，并未达成其主要目的。

　　从特朗普就任总统到19大闭幕的十个月，是中美以和平与建设性方式重新定义并规划双边关系的关键时机，但显然双方未对此形成默契，弥合核心分歧，导致错失了重塑双边关系的第三次机遇。在此之后，外交安全对话无限期搁置，特朗普则将对华贸易威胁化为具体行动，美方按照自己的判断重新定义中国，并开启了对华战略转型。

四、最后机会：中美关系的终极走向

　　中美关系四十年来第一次逾界，从建设性接触伙伴到战略对手，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警醒：既有可能是双方重新定义彼此、重塑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更高标准的合作、创造更美好未来的重大契机，亦有可能是两国关系进一步走向敌对的“跳板”，意味着双方晚近历史关系的结束——在“对华战略方针”框架下，美国极有可能为中美关系发展预设了各种前景及相应的政策应对，无论是彭斯的全面冷战警告，特朗普的“切断”关系威胁，还是一些学者作出的局部战争预测，都很有可能已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现实备选项。

　　随着美中全面竞争态势的展开，冲突、对抗乃至敌意都在上升，与此同时，建设性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弱。两国关系正处在新的拐点：一边是结束的“悬崖”，一边是开始的“坦途”。是否突破最后界限，从“战略对手”再进一步，成为“战略敌人”，与美国内部各派力量如何看待中国、采取何种对华政策，与中国如何评价历史、掂量各自实力、评估研判并因应美方各项举措，都是紧密相关的。

　　中国正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性时刻，中美关系是要牢牢稳定在和平竞争轨道上，还是坚持对抗到底，不惜走到相互敌对的道路上去，是“结束”过去，还是重新“开始”，将从本质上决定是否会面对一个终极的战略图景：美国从“俘获醒狮”转向对华启动“屠龙”战略，把打败中国，赢得新的胜利，捍卫其首要大国地位及其“治下的世界和平”，作为其最高追求。

　　必须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立场并非孤立。它的最重要且具独立个性的盟友虽然对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抱有一定警惕，但它们在对华观点中存在根本的利益交集，即对自由市场经济、对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对普世价值的共同坚持并将其视为国家关键利益。对印太一些重要大国来说，与美国基于共同价值观结成的战略伙伴关系比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可能更有吸引力，而对其他伙伴来说，推动美国强化地区存在，维持地缘秩序中的大国平衡，可能至关重要。

　　由是之故，不管是北约传统伙伴，还是其在印太的主要盟友以及正在发展中的重要伙伴国家，都将成为其实施对华政策的深厚背景。在中美关系敌对化后，美国很可能改变目前不要求地区国家“选边站”的策略，以价值观划线，将更多国家更紧密地聚拢到自己的麾下，在与中国对抗中扮演程度不同的积极角色。

　　对中美关系前景，有三种可能的假设：中美关系脱钩、重启新型全面冷战和局部战争。中美成为“战略对手”，可以说是历史上头号大国和二号大国并存的必然;但是否从“战略对手”转为“战略敌人”，又各有不同，但若出现上述三种情况之一，或者兼具两种及三种情况，那么首先就意味着两国的对抗超越了界限，导致“破局”，全面走向敌对化。

　　中美关系从建设性接触向“战略对手”的跨越，是四十年来两国关系一个质的改变，但在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的同时，既可以继续维系“建设性接触”，亦可能彻底滑向关系“脱钩”。所谓“脱钩”，可能包含了以下意涵：中美关系的主基调从建设性接触转向战略竞争甚至敌意对抗(全面冷战、局部战争或两者的结合);中美继续保持正常外交关系、但某种程度地减少经济贸易合作、政治安全对话、降低两国关系的战略因素;中国从现有国际体系中大面积退出，但更有可能是美国通过改革建立世界秩序的更高标准或者重建某些新的多边合作框架，而它们恰好能将中国排挤出去。

　　中美在关系脱钩基础上，即是升级到新型次冷战(或包含了局部战争)的水平。在中国已经融入国际体系的情况下，完全与美国隔断经贸联系以及其他对话，完全从现有国际体系退出，不大可能。

　　因此，新型冷战是中国在继续与美国保持较低层次的合作关系以及某种程度的国际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交往)的情况下，在层级、范围、限度等方面比美苏冷战次一级，且以相对孤立的处境——很显然眼下的中国不具备苏联建立广泛联盟的能力，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的美国进行的较系统的战略对抗。因此中美新型全面冷战是“次冷战”，双方都将全力避免毁灭性的世界性大战，但在两国军事实力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增强了局部战争可能性。在中美对抗的形势下，不排除在西太平洋及其他敏感区域，爆发一场中等规模的有限战争，以更大程度地削弱对手，更快速地击败对手，瓦解对手，赢得最后胜利。

　　地产商出身的特朗普崇尚“交易”，热衷于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分歧和问题，而对价值观外交和地缘政治保持距离——只有在其贸易谈判失利或者无法达成交易的情况下，他才会将这些提上日程，作为“极限施压”的筹码和手段。事实上，其对华推行的以关税及其他辅助手段施压以达成贸易协议的策略，是蒂勒森重新设计规划美中未来持久关系路线的持续和深化。因此，在美中关系“破局”、彻底走向敌对态势下，他是与美政治异质的中国可以通过建设性对话，达成最有利结果的美国极少数政治人物之一。

　　当此历史重大转折关头，中国实际正面临最后的机会：顺应历史大势，基于人民利益，与特朗普政府紧密合作，达成一份以贸易为核心的对等、平衡、互利的一揽子协议，在熄火止战、避免“破局”的基础上，加强两国关系的建设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内涵，有效管理分歧，深化务实合作，将两国关系牢固维系在和平竞争的良性轨道上，推进持久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