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龙：朝鲜战争是美国难以治愈的“心病”_风闻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作者：孟庆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即统领“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半岛，高光时刻达历史之巅。但是，在短短3年时间里，“世界老大”先胜后败，尽尝冰火两重天之喜悲，对美国人的心理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从未经历过的战争

战争爆发后，美国迅即介入，参战初期美军顺风顺水，鲜遇抵抗，一路往北进抵中朝边境，“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处于一种罕见的“士气过剩”状态。然而，这种高光时刻没让美国人享受多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令弥漫在美军官兵中的佳绪烟消云散。

1950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中国多次警告美国，美军越过三八线前后更是警告不断升级，但美方不以为然，压根不认为中国会参战。9月仁川登陆后，美国朝野为胜利所陶醉，麦克阿瑟、布莱德利、艾奇逊、杜鲁门等军政要员认为，中国传递的信息不过是外交上的“虚声恫吓”，或是一种宣传策略。麦克阿瑟说，中国干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妄称中国如果出兵“就是自寻灭亡”。进至鸭绿江时，美军仍不认为中国会派兵。志愿军10月出兵朝鲜后，以美军未曾见闻的穿插战术，在11月下旬便令“联合国军”全线崩溃。12月中旬，已如惊弓之鸟的美军主力第八集团军从清川江一路溃退至临津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远的撤退”。麦克阿瑟惊呼与中国已“处在一个不宣而战的战争中”，要求美国政府承认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美、韩、英等国学者这样描述战争：志愿军的几次战役重创了“联合国军”，使盲目自大狂麦克阿瑟铸成大错，招致了美国历史上“最远的撤退”、“最大的失败”， “赤裸裸地愚弄了永不犯错的‘军事天才’”。

美军遭受挫折时，其盟友的表现也不给力。与1948年柏林危机时英法等国与美国一起勠力对抗苏联不同，被志愿军打懵后，美国在1951年1月和3月两次寻求盟友增援，后者均态度冷淡。及至同年5月，对美军来说，继续打无取胜把握，寻求盟国增加支持无人响应，长期僵持不一定消耗得起，扩大战火又怕引起严重后果，二战以来，美国何曾遇到过此种窘境？无奈之下，不得不玩起边打边谈的路数。

战事不利上对总统、下对民众都影响巨大。战争尚未结束就决定了两位美国总统的命运。杜鲁门民意测验支持率主要因朝战而在两年里下降了一半（从46% 降至23%），打消了再度竞选总统的念头。艾森豪威尔则靠许诺“早日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击败民主党对手。意想不到、瞬时大逆转的战场形势，对美军指挥官的心理挫伤显而易见。志愿军参战后，麦克阿瑟坦承“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李奇微直言“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美军士兵的身心也深受“创伤”。最令其刻骨铭心的是“战争的惨烈与恐怖”、“在那种极端条件下所受到的折磨与考验”、遭到最大规模伏击时“那种艰难与残酷令人心寒胆战”，志愿军进攻时吹的军号声和哨子声“让美军士兵既恐惧又烦躁”，有的士兵甚至心理崩溃，举手投降。上甘岭一战之惨烈，成了美国军人内心深处的“伤心岭”。

沉重而难忘的结局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署后，“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自称是“美军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一点也 “欢乐不起来”，“看不到一丝喜悦”。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签订。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资料图片

这场未能打赢的战争，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是“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第四次代价最大的战争”。美国在朝鲜投入了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半数，在战争中最多时投入兵力47.5万人，人员损失巨大（美国朝鲜战争纪念碑上的数字为死亡54246人，失踪8177人，伤103284人，被俘7140人，总计损失17万多人）， 使用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战争耗费830亿美元。

朝鲜战争是美国军政要员及其亲属死伤较多的一场战争。艾森豪威尔的儿子不得不到朝鲜作战；杜勒斯的侄子被志愿军击中头部，后变得极度狂暴，被送到瑞士的一家医院疗养；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因座车与韩军卡车相撞车翻人亡；后来的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的儿子被炸身亡；“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之子3次受伤，伤势严重。共有142名美国将军的儿子上了朝鲜战场，其中有35人战死或战伤。

战争也给美国民众留下了难以抚慰的心理创伤。美国史家称，朝鲜战争是“从未从事过的最艰苦和最困难的地面部队战斗”，“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第一次不能宣告胜利的战争”，“一场苦涩的战争”；是“既不得人心又不体面，所以也不受欢迎的一段记忆”，“历史中的一个黑洞”，“一场没人愿意再去回忆和了解的战争”，“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朝鲜战争的结局“丝毫也未能振作美国的民族精神”。一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因回国后不被认可和理解，“一直把这段往事深深埋藏于心”，他们自建战争历史陈列室，但“不对外人开放”。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迟至1995年朝战停战42周年纪念日才建成。美国著名公共历史学家托兰将朝鲜战争称为“漫长的战斗”，用“漫长”这个侧重心理意蕴的词语来注解朝鲜战争，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五味杂陈的对华心态

对于朝鲜战争，有美国作家称之为“民族意志重大冲突的竞技场”。经过不到3年的激战，志愿军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打破了世界头号强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无奈地接受了现实，但沮丧、忌惮、不甘、不服、报复等心理五味杂陈，成为影响其日后对华心态的重要因素。

令美国人沮丧的是，中国“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朝鲜战争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一下子成了“重量级”。美国人也承认中国“赢得了声誉”，“是一次值得自豪的成功”，在政治上确立了“在亚洲大陆的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意义无法估量”。

对中国的无奈，在美国高层尤为明显。在停战前夕的1953年6月，一直拒不承认新中国的杜勒斯对台湾当局的“外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说：“两个中国之存在，正像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两个越南一样。”这其实就是对新中国一种很无奈的承认。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1月承认，美国是“没有机会打胜”朝鲜战争的。被尊为“美国记者之父”的大卫·哈珀斯塔姆说，朝战后，中国成为更“让共和党头疼的一个问题”、“最大的心病”。

对中国的忌惮，也显见于美国政要的言行中。志愿军“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使美国清楚地看到“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朝战后就“下定决心在不让美国步兵在亚洲再度作战的前提下保卫美国的利益”。在1954年的印度支那危机中，杜勒斯虽屡屡威胁中国不要介入印支事务，但内心却不想贸然卷入同中国的冲突，因此在同年9月反对美国匆忙对解放军炮击金门作出反应，担心重蹈法国在奠边府的覆辙。艾森豪威尔自称比任何人都坚决反对让美国卷入印支的热战，力避与中国发生摩擦，担心被蒋介石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许多国会议员在1954年都反对在印度支那使用美国军队。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美国舰队屡屡侵入台湾海峡，但未敢对中国动手；越战时美国未再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其地面部队始终未敢越过北纬17度线，这些恐怕都与朝鲜战争的心理影响大有关系。

也许朝鲜战争还在一些美国人中产生了一种报复中国的心理。一些高层领导人心灵深处无法向公众透露的“深深的受挫感”，在战争结束时已演变成一股对中国“强烈而持久的不解冤仇”，甚至“一种血海般的深仇”，故一直“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杜勒斯在1953—1954年反复表示，美国要不惜承担风险与“中国共产党斗争”，甚至多次宣称要“消灭红色中国政权”。受此种心态驱使，战胜曾经打败过自己的敌人，在很长时间里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朝战后强化对中国的遏制，更成为美国的一项长期政策，只是表现和手法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