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国家主义的“左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吗？_风闻

今年是马克思爷爷二百岁的生日，很荣幸和大家一起来纪念他。作为青年人，我认为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宣传与践行马克思主义，不断发掘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价值。所以今天我要结合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主义的批判，讲一讲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应对在当下颇有影响力的国家主义思潮。

在所谓“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思潮迭起，国家主义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当前的国家主义思潮就是这样，伴随着经济腾飞而膨胀的是既得利益者们的野心与“自信”，一国已经盛不下了。随着资本的向外扩张，国家主义在国内甚嚣尘上：把爱国做成生意的周某平一直亢奋激昂“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嗯，毕竟是受了嘱托“要在网上多弘扬正能量”;拥有“中国关怀，全球视野”的某网站字里行间不过传达了一个思想“厉害了，我的国”;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团团当然每天都在传递“正能量”。

这些国家主义者对内宣称有国才有家，号召国民以政府和国家大局为重，砥砺奋进才能苦尽甘来;对外则一边以“王之蔑视”高呼“我的国一点都不能少”，一边在可以少一点的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基地。

1.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主义的批判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翻开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国家主义者的聒噪不过是老调重弹，早在百年之前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以“醒狮派”闻名的中国青年党就拿起国家主义这块抹布做了旗帜，在教育、出版等领域大肆兜售国家主义的理念，吸引了大批热血青年，引起不小的反响。以恽代英、肖楚女为代表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毫不迟疑地向他们开战。他们《中国青年》等杂志和刊物为主要阵地，揭露了中国青年党作为国内的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本质，对国家主义派为剥削阶级造势，企图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青年党成立于一九二三年的巴黎，而其主要人物曾琦、李璜、陈启天等在五四运动之后就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共同组建了少年中国学会，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个派别——共产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思潮纷争里，学会在两派不可避免的斗争中发生了分裂，两派的争论以1921年的年会上关于学会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要不要参加政治的革命运动最具代表性。此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学会内的共产主义者投身于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中，学会内的斗争以共产主义派忙于革命运动，国家主义派窃取学会的领导权告终。而巴黎的国家主义派曾琦、李璜等则在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下，在留学生中处于孤立状态。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国家主义派的第一次交锋，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立场势必带来分裂的结局。

国家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再次交锋很快来临了。随着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国家主义派别的主要人物走到了一起，曾琦、李璜回国后，试图在国内扩展中国青年党的势力范围，在各地成立了中国青年党的组织，并创办了《醒狮周报》作为他们的宣传阵地。然而他们在各地的组织不过是挂了牌子的空壳子，除成立大会外，就已烟消云散了。在大革命期间，国家主义派反对国共合作，唱衰革命，暗挺军阀，污蔑共产主义者，肆意破坏群众革命运动，并以《醒狮周报》为阵地宣传国家主义，污蔑反对马克思主义。其行动纲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不过是“外抗苏俄, 内除共党”的掩人耳目的说法。事实证明，在国家主义派那里，共产党人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于是他们发起了疯狂地迫害，造谣、污蔑与颠倒黑白时他们的惯用伎俩，恨不得将共产党人敲骨吸髓。

面对国家主义的疯狂进攻，以恽代英、肖楚女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中国青年》、《向导》等为阵地，与国家主义派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历数了国家主义派的反革命罪行，揭露他们的走狗本质。指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革命运动的攻击与污蔑，其实是为了维持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摇摇欲坠的统治，国家主义派本质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走狗。马克思主义者评价道“他们做惯了军阀的奴才走狗,每次群众运动他们都没有参加,但是群众流了血以后,他们会三把鼻涕,一把泪,向民众哀悼,却又责骂‘利用’群众的革命党,以间接侮辱群众,讨好军阀。”

其次，马克思主义者驳斥了国家主义派的“全民国家观”。在国家主义派那里，国家是“均平”各阶级利益的协调者，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守护神，所以，“国家实为人类生活所必需之物”，所以实在应该爱国!马克思主义者驳斥了这种美丽动听的谎言，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没有超阶级的国家,也无所谓超阶级的爱国思想,而只有具体的某阶级的爱国观念,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其实质不过是欺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去爱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却每每在祖国危机之时,里通外国,干出卖国求荣的可耻勾当。

最后，马克思主义者反驳了国家主义派“全民革命”的谬论。国家主义派否认阶级斗争，抹煞中国存在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地主等阶级分层的事实，认为可以把全体国民统一在全民革命的旗帜下“协力奋强”。马克思主义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当时中国各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以大量的事实展现了当时资本家和大地主对工人和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力地回击了“全民革命”的谬论。经济地位的不同，各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也不同，“全民革命”纯属无稽之谈。

北伐军势如破竹，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国家主义很快就在群众中失去了市场，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的炮火给了国家主义沉重的打击，国家主义很快溃败了。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国家主义派团体纷纷解散，其主要成员在军阀政权倒台之后，不出意外的地向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地国民党靠拢，极尽反共之能事，然而却再难掀起什么波浪了。

2.国家主义的本质和起源

百年之前，国家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炮火中破产了。百年之后的今天，国家主义又一次甚嚣尘上。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因为国家主义从来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地一种表现，使得资产阶级每一次的对外扩张和危机转嫁都师出有名。

国家主义宣扬抽象的国家概念和爱国精神，对内要求人们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放弃斗争，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外鼓吹“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造成民族之间的对立和战争。国家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它的经济根源在于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民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形成更加成熟的思想体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社会生产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民族主义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就必须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夺得国内市场，将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们所居住的区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消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的一切障碍。列宁说，最深刻的经济原因，推动人们去实现这一切。这样，作为这一历史经济的反映的民族原则或民族主义原则，就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运而生，并成为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方面的主导思想。

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起着不同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它打着民族的旗号，把劳动人民聚集在革命旗帜下，推翻封建压迫，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以符合资产阶级利益为限。而在资产阶级取得并巩固政权以后，往往以“民族利益”为掩饰，一方面加紧对本民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以各种方式侵犯其他民族的利益。在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更是把民族主义作为侵略扩张的思想工具，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为其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和发动侵略战争辩护。

3.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国家主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既然国家主义的兴起我们已经预见，那么国家主义的溃败也是看得见的未来。我们应该像百年前那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以笔杆和行动为武器，英勇顽强地同国家主义斗争到底。

当青年们因为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 热泪盈眶之时，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揭露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没有超阶级的祖国，也没有超阶级的爱国情感，爱国主义不过是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群众为其卖命的一种手段。

当国家主义者在国际争端上叫嚣“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将跨国资本对国外劳动人民的剥削公之于众，告诉群众，祖国对他们更流氓，国内的工农群众同样生活在剥削压迫之下，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马克思主义者更应该摆明自己的立场——国际主义，宣布我们的革命目标是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各个国家的工农群众都是我们的兄弟和同志，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