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了一些值得反复思量的政治学随机议论_风闻

 收集了一些值得反复思量的政治学随机议论

 昔园 低智化是洗脑的前提，是教育的产物。教育背景决定大部分人的思考能力。举个例子，如果美国能像中国一样普及高质量的9年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类似5g导致新冠肺炎，疫苗对人有害这样明显违背科学常识的谣言就不可能大行其道。之所以川普至今仍然有那么多的脑残粉，一方面是基督教右翼阵营的宗教情结，另一方面就是普遍的低智化。在工业革命时代，通过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媒体对民众的洗脑可以有效的维护既有社会体系的稳定，这个时候民众的低智化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但是在信息时代，一部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会通过自己主动学习，分析判断各种信息，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醒悟过来，另外大部分人会淹没在信息海洋中，成为被各种势力定向轰炸的靶子，民众沦为他们的肉鸡而不自知。

ForU

    福山有进步的一点儿是：知道自由主义有问题，不应该是‘历史的终结’了。但是，资本主义体制之下，自由主义的反面是什么？很简单啊，是纳粹啊！    纳粹主义是资本主义内生产物！    绝不是某些世界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口中的‘人类历史的毒瘤’。自由主义（自由掠夺）→分赃不均→纳粹主义（狗咬狗）→势力均衡→自由主义（自由掠夺），就是资本主义内生的历史循环率，福山，还包括其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们可以对自由主义修修补补、对纳粹主义描眉打眼，就是看不到这种无情的历史循环率及可以打破这种历史循环率的武器——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共产主义思想。

政治书信  我其实一直很想在这里引用下面这段话：

“只有当驱除波拿巴主义是出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行动的时候，斯大林主义政治政体无可避免的崩溃才会导致苏维埃民主的建立。至于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的崩溃，替代斯大林主义的，只会是法西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

为什么？因为，很明显，USA由于这段话已经付出了自己的代价（虽然，布热津斯基至死不承认“拉灯”的转变与USA的关系，但三军局的“人脉”还是说明了问题），而这段话也（不但）帮助我们认清了（一切都没有逃过他老人家的“计算”！），苏东剧变后，那帮东欧（也包括现在德国的原东德地区和蒙古）跟咱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它们与无耻的西方一起业已活在被审判了的过去（“人类并不总是永远不变地向上发展。……人类历史上曾有过长期停滞，也有过向野蛮阶段的倒退。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例……当一个社会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高度，是不可能使自己停留在那个高度上的。……人类永远不可能停滞不前。任何均衡由于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结果，在本质上都是不稳定的。如果一个社会不在上升，那就必定后退。一个社会，若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确保其优势，那么这个社会就必定崩溃。于是，通向野蛮之路便敞开了”）！至于，像福山这样的货色的逻辑都只是USA给自己灌的迷魂汤罢了！

昔园

要懂得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作为一个在国际政治学界至今仍然有相当影响力的学者，福山不仅仅提出了为大家广为人知并且广泛诟病的“历史终结论”，他也在2011年开始提出了民主政治秩序的三要素，强政府，法制，民主问责，在这里他并没有强调两党制和三权分立。可以说从这时候开始，他就已经逐渐脱离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论，这一点在欧美学界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如果用福山的标准衡量，中国在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方面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强政府，在后两者也有长足进展，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拥有民主政治秩序的国家，有不少西方学者正是从福山提出的框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并且认为一党制与民主并不矛盾。

我是小泥童

福山的强政府，法制，民主问责三要素提法的底层，应该更有政治信仰的不言自明支撑，否则何以强政府？何以立法？何以民主问责？模糊了基本政治信仰的确定性与自明的唯一性，那么，所谓的“民主政治秩序”，就成了纯粹字面表达的美丽浮萍。

政治文明的伦理学及神学性质，决不可能是愚昧的产品，虽然，出于资产阶级之手针对大数人民实行愚昧化的洗脑神学，确实是政治走向蒙昧的缘由。

逼以对中国现实进步的解释压力，福山也许有所进步，但，福山类一切设想将政治学完全游离了它的伦理学根本，游离了政治信仰的神学自性逻辑，打造成纯粹行政技艺的逻辑，其实也就抽离了政治学的核心，成了一种虚无化的行政学问。试想，抽离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政治信仰，共产党领导与行政中国，还有何真正的合理性依据？自然也就方便落入被专制被极权的话语圈套。因此，福山类以学术自迷的思维方式，仍然没有多大改观。

昔园

我说的就是西方民众对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反思，这种反思有没有效果，能否起到改变另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输出意识形态。至于说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否存在“终结者”，这是另一个问题。不仅仅是福山，西方思想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有一种“历史终结论”的情节，黑格尔对普鲁士王国的极度推崇，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思想的根源其实是基督教的一神论，只不过把上帝替换成了自由民主或共产主义，这也是为什么苏联和美国当年都推销各自的意识形态，一旦政治信仰被赋予唯一性，普遍性，那么政治学就会沦为一种神学。后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其实是回归古代中国的政治学传统，也就是把它当做一门治国理政的学问，把政治信仰落地于实践，表现于国家能力和治理绩效上，这是正确的。

我是小泥童

政治的技艺就是，在社会演进的革命性逻辑与现存秩序的保守性逻辑之间，人类社会之治的正义性与秩序性的对立统一，自由与控制的对立统一，何以可能？

演进的革命性，需要革命性的理由，现存秩序的保守性，同样需要保守的理由，这一切，都急需一个称之谓“意识形态”的东西时时加以明确。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天才的“德意识意识形态”里，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因此，仍然赞成这几十年来中国政治领域的去意识形态惯性，个以为再不可取。作为一种相对世界弱势体争取经济发展的策略，曾经的几十年，政治意识上的示弱，多少更便利地从强势压迫的间隙，赢得了发展的和平时空，那么，来到今天，时势已经完全改观，不可再自欺欺人。

本着尊重世界即在多样性的各自自由选择的逻辑，意识形态固然不必要主观对外推销，自我的政治信仰，却必须赋予自明的唯一性，而决不接受骑墙状态。政治学的核心，除了外王之学，还需内圣之修，这就必得一种人之向上自觉神性！

神学并不必然来自一种弱智，只有广泛的被神学才是一种弱智。在政党制与民主之间，你不信守于这样的神，就会不自觉落入他样的神的圈套。

昔园 关于政治学与神学。政治信仰来源于社会实践，是建立在政治理性的基础上的，信仰的目的是为了动员，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所以需要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来凝聚共识。这与宗教信仰立于不疑之地信其所信是有本质区别的。哪一个教徒是通过科学实验证实了上帝的存在才信仰上帝的？又有哪个传教士让大家亲眼看到了天堂和地狱的存在？至于唯一性，不论是个人还是政治实体，一个人不能代替另一个人的人生，一个国家也不能复制另一个国家的历史，所以这个唯一是自己的唯一，而不是他人的唯一。所以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不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全世界，因为各个国家的路要由他们自己来走，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式。

 ==========我是小泥童

“信仰的目的是为了动员，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所以需要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来凝聚共识。”----信仰的目的是为了动员？而不首先出自内在的需要？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不首先是解决自己的定位问题？那么，这种本质上首先针对他者逻辑的动员律的“信仰”，在我看来，就沦落成一种工具论的伪信仰！在这种工具论的伪信仰意义上，所谓的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都不过是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逻辑下的可怜演生品，老蒋也精通此道。

“政治信仰来自于社会实践，建立于政治理性的基础之上”，那么，如何解释同一社会实践时空，为什么产生了绝然不同的常凯申与毛润之？何谓“政治理性”？这里所谓的“政治理性的基础”从何而证？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就不能救世界？需要更明确的政治解释学。

至于什么“各个国家的路要由他们自己来走，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式。”，那只是国际政治关系现阶段的实际事务逻辑，而不是政治学答案。

政治就是关于控制与自由的学问，政治信仰因关于控制与自由的不同站位，具有选择性与先验性。资产阶级作为针对物质世界控制欲十足的事实上的唯物主义者，为什么偏偏需要一件叫做宗教的唯心主义护身衣？因为，他们若要保持对物质世界的全面控制，就必得同时针对精神世界保持全面控制。那么，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的信仰逻辑，只能是反其道而行之，既要破解他们的物质控制力，同时也要破解他们的精神控制力。

附，一点政治学断想 一点政治学断想 评论 4

昔园

谢谢你认真的回复。综合你的几条回复再探讨如下： 一，政治信仰是否具有自明性。先说一下我的观点：不具有自明性。不论是科学公理的不证自明，还是宗教信徒信其所信的不言自明，政治信仰都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特性。这是因为：（1）政治信仰的实现必须通过与他人建立的共同体才能达成。一种学说，一种主张的提出，何以取信于人？必须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令人信服的依据，不可能通过人的日常经验就能轻易得出结论，因此不具备科学公理的不证自明性。（2）政治信仰的建立发端于对改变社会现实的强烈意愿，一个具有政治抱负的忧国忧民的人，救民于水火就是他的自身定位，其目标和实现的途径都是指向于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它的世俗性，不可能具有类似宗教信仰的超越性（极乐世界）和先验性（众生皆有佛性）。验证某一种政治信仰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是在人类社会中而不是彼岸世界，因此是可见的，可以言说的，可以评判好坏的，所以也不具备宗教信仰自由心证式的不言自明。 二，政治学与伦理学，究竟是一是二，这个问题的分歧从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就开始有了。你认为政治学的内核是伦理学，而伦理学的核心是规范人的合理性的神学，乃至于说，政治学是宏观伦理学，伦理学是微观政治学，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从人类历史来看，伦理容易被政治化，政治却几乎不可能伦理化，偶尔有类似于宋襄公那样的例子，已沦为千古笑柄。相对于伦理而言，基于现实利益考量的政治理性一定会占据上风，道德说教以及基于此建立的社会伦理体系往往不堪一击。伦理很难做到对政治的反思和节制，也不可能仅仅通过伦理判断来确定某种政治立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诚然，政治学追求的善治良政有浓厚的伦理意味，但那仍然是将伦理工具化，而不是将伦理作为目的。 这里要强调的是，并不是伦理不重要，而是要将伦理放在恰当的位置。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比如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体系的腐朽，是因为伦理水平的低下吗？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是因为具备了更高的伦理水平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成功，被历史所验证，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严谨而科学的分析上的，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这是科学的判断，而不是基于伦理的判断。 再如你的发问：“抽离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政治信仰，共产党领导与行政中国，还有何真正的合理性依据？”这是倒因为果了。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并不是因为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而是因为在几十年中践行这一理念才具备并强化了执政的合法性。 政治学是一门实践学科，马克思说过，用实践代替自我意识。其理论的依据必须建立在对既有事实的科学判断和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比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其原初的一些理论都进行了适时的调整，类似农村包围城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而相反的是，如果在政治实践中偏重于伦理，往往因为主观臆断和过于理想化导致失败。比如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以平均主义和平民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这种构想看似在伦理上无可挑剔，但完全不切实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教训不可谓不深。

我是小泥童

政治当然不能成为玄学，政治学必须具备实践性，这没问题。我的问题在于，对实践性的现实强调不能模糊了政治信仰的明确性，如果政治实践超越政治信仰，政治信仰成为可以随时随势改变的政治实践投机品，那么政治品质何存？初心的意义何在？又提到大跃进与文革了，是它们的政治信仰出错，还是政治实践出差？大概只能算后者吧！难道因为后者而要将政治信仰一并全盘否决？自然又要回到当年的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争论命题了。更多的政治实践正在更新着检验，话题海了，不说了。

实践本身不自动具备真理性，只具备相对既定有限先验性的试错性纠错性，是的，真理性相对实践性在时序上当然是具有先验性的，这种时序先验性不在于对实践时空的无端目空超越，恰在于它的积累性的不断实践来源。毛的政治信仰与政治实践的智慧，从来不是凭空拍脑袋而来，而是经历血与火的锤炼而来，夲身有着坚实的世界矛盾观察视野与百年苦难历史实践基础。

至于大跃进与文革的正误，也并非他一个人的主观之造，个中关系，错综复杂，没有什么“以平均主义和平民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完全不切实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之类说那么简单。另外，真理有时还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少数不敌多数的暂时，谬误占居主流亦时有发生，需要不断实践切换中的敲打与检点。生活中有抱负的成年人既不会以纯粹的空想开始自己的实践，也不会从无所想中进行自己的生活实践。

政治学是最典型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觉须相一致的革命的自觉论的辩证哲学的学问。一方面，人的思想的真理性不取决于思想夲身，而取决于投身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实践过程的真理性不能没有实践主体的自觉，这才是革命的自觉辩证法，不同于任何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逻辑。

而最终，事关政治信仰与政治实践的话题，得落实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去，是什么样的政治信仰？什么样的政治实践？如果仅仅就概念到概念的争论，自然没有多少继续的意义。

不同的政治信仰，几乎导致完全不相容的政治实践。比如，如今这世界，是零和搏斗，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个突出的问题。学习马克思，融通古今而来的东方革命化学了的和合哲学，斗争与合作的辩证法，与西方崇拜物种竞争而来的现存政治逻辑的冲突，至今还看不到共识的余地。

显然，现有资源限制下的生活生产方式，决定了米尔斯海默代表的资产阶级逻辑，只能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设定的零和竞争笼子里思量一切。没有办法，人类若突破不了这样一种有限资源由资本化逻辑限定生活方式的零和搏斗笼子，再怎么争也没用。他们信这个，如同信上帝。未来只好用可能的崭新事实逻辑来说话才管用。中国人若有这样的抱负，还得埋头苦干若许年。

(缘起：昔园:对福山一个观点的浅析 对福山一个观点的浅析 评论 45 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