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俞廷 | 从礼制到日常：魏晋辞赋中饮食书写的新变_风闻

摘要：魏晋时期“人的觉醒”思潮也体现在了当时辞赋中的饮食书写上。个人的崛起伴随着儒家思想控制力减弱，生活与礼制的分离使礼更多仅作为重要场合的仪式而出现，而在日常饮食中以酒为代表的纵逸享乐情况明显；不同社会群体的发声改变了以往辞赋中对于人间美味和富贵气象的描写，困顿群体食不果腹的苦厄以及书写粗茶淡饭的创作视角也开始呈现在辞赋中。精英士阶层食物追求的尚雅、养生与饮食意象从家国相关的黍离、周粟转向个人化的鲈鱼脍等，都展现了饮食文化内蕴的拓展。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刘俞廷，女，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辞赋研究。文章原刊：《云南社会科学》 2019年第6期。

魏晋时期被称为“人的觉醒”的时代，觉醒带来的新观察和认知让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也体现出觉醒的特点，无论是在当时的绘画、文学或是其他文艺创作中，都清晰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在文学创作方面，体现为文的自觉。随着文的自觉，饮食书写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东汉时期在“累世经学”“累世公卿”现象的影响下形成了门阀制度。曹魏时期世家豪族崛起，皇权和门阀士族之间相互制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学在动乱和战争中崩坏，人渐渐成为被关注的主体。随着“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1成为历史，伴随觉醒思潮，个人意识逐渐提高，文学创作中大量个人生活与人生感悟被形诸于笔端，“饮食男女”中的“饮食”，作为“人之大欲”在文学书写中也被展现了出来。在自我意识觉醒和开始彰显个体的社会背景下，对于自我和个体生命的体察与书写自然就变得重要起来，因此文学书写中不仅仅展现了当时以世家大族为主的精英阶层的物质生活水平，也着笔于困难人群的饮食日常。作为生存基础和历时久远的描写对象，时人对饮食的关注度非常高，《世说新语》中苻朗有“善滋味”的记载，言其通过所食可判断禽类毛色，这难免夸张失实，但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时人对食物和食材的观察非常细致入微。曹丕《诏群臣》中也有“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2的言论。通过这一时期辞赋作品中所展现的时代新风貌，有助于了解和探讨人的觉醒和饮食文化之间的关联。相较前朝，魏晋时期辞赋创作中的饮食书写展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新变内容。

一、礼制与生活的分离

魏晋时期对个性价值的发现让时人对现实生活的注意力增多并且注重享乐，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风貌，这一点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为私人生活占比的大幅增加。汉赋中的饮食主要作为礼制的承载体而出现，集中表现在祭祀品陈列以及大型的重要宴会上、在诸如都邑赋中作为物质的代表、在田猎中的论功行赏、或是《僮约》中作为惩罚仆役便了的方式之一等，这些内容只是作品很小的一个部分，这也说明当时日常生活对于赋作家来讲，还完全不足以作为描写重点。而到曹魏时期，邺下文人集团就有大量的饮食诗文创作，这些关于饮食的描写具有很强的写实性，例如曹丕“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又与吴质书》）；“清夜宴贵客，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于谯作》）等，另外曹植《野田黄雀行》《大魏篇》《名都篇》，张华《轻薄篇》等都是如此。

魏晋时期贵族生活中丰富的宴饮活动为辞赋创作中的饮食书写提供了更多素材。由于多铺陈的文体特点，辞赋可以对写作对象做更细致的刻画，但魏晋辞赋创作中的饮食描写大部分是介绍各地包括饮食在内的风物情况，如《齐都赋》《洛都赋》《吴都赋》等。这种地域性的描写，主要是对群体生活状况的概括，而辞赋中对饮食奢侈情况的描述更多展现在七体赋中。七体赋虽然具有很重的类型化和极度夸饰的特点，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可展现出时代特色。酒作为魏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事物之一，对于酒的认知方式也可以反映出时人对其他事物的认知和看待。

献酬交错，宴笑无方，于是饮者并醉，纵横讙哗。或扬袂屡舞，或扣剑清歌。或嚬蹴辞觞，或奋爵横飞。3（曹植《酒赋》）

孝灵之末，朝政堕废，群官百司，并湎于酒。贵戚尤甚，斗酒至千钱，中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与人饮酒辄掣引衣裳，发露形体，以为戏乐。4（曹丕《酒诲》）

曹氏兄弟这两篇作品将酒在当时被过度饮用、宴席中众人嬉闹无度的混乱情况清晰地刻画了出来。这种对于酒的沉溺和张狂，让酒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形象和含义进一步丰富，酒在文学世界中的地位更加明确。魏晋时期人的自我觉醒促使人的认知和思想更为深刻，但精神世界的开拓未必能让人更快乐。魏晋时期文人们面临的生存困境，除了战争、瘟疫等不可预期的因素之外，还有如履薄冰的政治斗争。酒并不能真正地解百愁，但人却可以在醉后获得短暂的解脱，魏晋人对于酒的褒扬态度在刘伶的作品中最具典型：

先生于是方奉（“奉”《世说·文学篇》注作“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5（刘伶《酒德》）

刘伶是从个人饮酒后的美妙感受着笔，尤其提到酒后可以“奋髯箕踞”。刘伶所享受的酒后状态，从生理上来说是酒精带给大脑的刺激，从心理上来讲还应该有酒精带给他狂放不拘而不受惩罚的快感，这种迷醉而任性的感觉让刘伶感到自由，因此才“无思无虑，其乐陶陶”。这种追求与尼采所论述的“酒神精神”相通，“酒神精神意味着无拘无束的本能的解放，是动物性和神性的同时爆发”6。除了这种个人的主观感受，酒与国家礼制教化相关时，对于个体的作用就被注意到：

拟酒旗于玄象，造甘醴以颐神。虽贤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齐均……宣御神志，导气养形。遣忧消患，适性顺情。7（张载《酃酒赋》）

课长安与中山，比苍梧与宜城，造乐限以御□，味密甜而胆苦，饮者杯无箅，欧醴成川渠。唐尧千钟竭，周文百觚泊，有康樽定国。8（傅玄《叙酒赋》）

西晋时期，司马炎曾将酃酒作为太庙用酒，作为国酒，其地位自然非常。因此，张载此处的酒就多了宣扬国家以及温厚教化的意味，但仍然不忘抒发酒对于个人“宣御神志，导气养形。遣忧消患，适性顺情”的作用。傅玄《叙酒赋》对酒更是推崇备至，虽其来源于孔融《难曹公禁酒书》“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9的言论，但这种言论能够广为流传正表明时人对酒的褒扬。

酒在魏晋人心中地位非常高，这也使得饮酒之一行为与展现人的个性相关，如刘伶的个性便通过酒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结合前文酒在宴席上的饮用情况，可以看出儒家礼法的废弛和时人对自我欲望的纵逸。文人饮酒的非理性行为得到赞赏，酒与德行不再相连，这在《世说新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欲望不受规约而驱使人性的时候，非理性就是社会的常态，历代的酒文化中都没有魏晋时期所赋予酒的意义深刻和深厚。这种享乐从世家大族来看是对于欲望的追逐，而从历史客观进程来看，这或许是对礼制大坏后社会能承受的纵逸程度的试探，在不顾礼法以后，随性恣意到底能到何种程度，这种试探需要时间来证明，并让后世引以为戒。新规则的边界和规约需要一步步修缮，而在新的社会公约没有建立好以前，个性化得以大行其道。这种混乱无度的情况也曾被告诫和劝止，曹丕的《酒诲》提到“酒以成礼，过则败德”，北魏王肃《家诫》认为“夫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10。从这两人的身份和作文的目的来看，曹丕作为统治者，有责任维护社会秩序，提出这种倡议是出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从对于酒的态度也可看出，曹丕的劝诫也并没有太大的实际作用。王肃作为琅琊王家的后代，在北魏时期对于子孙提出这一要求说明饮酒之风仍然如前，否则这种要求也就无从谈起。

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与约束力虽然下降，在饮食与饮食娱乐活动中体现为时人对于物质生活和欲望的追逐。但同时，从思想观念上来看，虽然礼制和经学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而礼制由于推行的历史悠久，因此除了政治功用外，已经作为一种公共道德和日常行事的评判标准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皇权的正统性必须由礼制来维护，所以在实际生活中，礼依然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司马氏时代对于孝的推崇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名教与自然之争，是当时的重要主题，两者之间的对抗造成了礼制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分离，所以在必要场合，礼制作为一种仪式继续上演。比如重要的郊祀、田猎、乡饮等传统仪式感极强的场合对礼制依然例行。

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辞赋中私人生活的书写明显上升，关于郊祀游猎的记载却明显变少。首先这与大赋在魏晋时期的衰微有关，汉人并包宇宙的一统气象不适合政权更迭的汉末魏晋时期；其次是当时的文学创作审美倾向也已经发生了转移，都邑类的鸿篇赋作虽然能致使“洛阳纸贵”，但从张衡的《归田赋》起，抒情类小赋成了新趋向，此时主流已经偏向个人化和日常化，这也是“人的觉醒”的一个侧面印证。田猎后“割鲜野享，举爵呜鼓”与汉赋中的情形并无二致。在各类重要宴飨中，礼制依然是形式的必然要求：

朝阳曜景，天气和平，君臣令德，礼仪孔明。酌羽觞以交欢兮，接敬恭以中诚。嘉膳备其八珍兮，丝竹献其妙声。乐周遍舞，金奏克谐，钟仪之听，南风是哀。义感君子，慨然永怀，思我王度，求福不同。惟礼终而赞退兮，实系心乎玉阶。11（王沈《宴嘉宾赋》）

在君臣同享的重要宴会上，参与者仍然“敬恭以中诚”，所准备的食物、音乐也按照礼制置备，宴会结束时仍是“惟礼终而赞退”。在乡饮酒礼中，也是按照旧例，因为乡饮酒的场合具有重要的教化意义，“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政治诉求在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酒的清浊，食物的干湿，音乐的演奏情况等无不有明确要求，即“礼虽旧制，其教惟新”，最终希望通过集会达到“知礼教之弘普”的目的。

通过梳理赋作可以发现，在大型重要场合礼制的延续依然是必然要求，这些作品中相关的情形与汉赋中的记载相似，也与《礼记》中的礼制相符合。撇去礼之后，这一时期辞赋中的饮食书写也开始出现了审美活动，主要表现在对食器的描写上。食器作为盛食物的器皿，最开始是礼器，《礼记·礼运》提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12。从各类文献记载和考古挖掘来看，各类祭祀中对于器皿的次序和大小等均有严格的要求，所以饮食器具在古代饮食文化中的地位一直举足轻重。魏晋辞赋中的饮食书写发生了从对礼的遵循到对器物审美的转变。汉赋中涉及祭祀部分时，也有对食器的描写，“金罍”“玉觞”等几乎都出现在重大公共场合，作为凸显礼制仪式感的承载体，在关于具体宴饮中的食器描写则很少见。到了魏晋时期的辞赋中，对食器也有了细腻的刻画，并且从赋中的内容来看，这些食器与礼并无多大相关，这种描写更多是出于审美感受的欣赏：

骈雄黄以为墀。纷以瑶蕊，糅以玉夷。（前）布玳瑁之席，（后）设觜之床。凭文瑶之几，对精金之盘。□虞氏之爨，加火珠之甑。炊嘉禾之米，和蓂荚之饭。仰称木韮，俯拔廉姜。13（刘桢《清虑赋》）

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凭彤玉之几，酌缥碧之樽。析以金刀，四剖三离。承之以雕盘，羃之以纤缔。甘逾蜜房，冷亚冰圭。14（刘桢《瓜赋》）

器泽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15（杜育《荈赋》）

从这几条可以发现，不同场景会配以不同的器具。《清虑赋》存残篇，但从题名和流传的内容来看，这是作者想象自己进入仙境中的情景。仙境中的饮食器具以华美精致为主，玳瑁、精金等华丽的器物一一呈现在赋作中。而《瓜赋》中盛放瓜的器物素雅清丽，象牙、彤玉、缥碧等颜色都比较温和，与瓜的晶莹剔透感相得益彰。《荈赋》中饮茶的器物则朴素清简得多，式样和材质都很古朴。这些食器描写主要与个人品味和审美追求有关，这种对自我生活的安排，哪怕只是一餐一饮也体现了浓厚的个人色彩和生活趣味。

从汉而下，魏晋时期生活与礼制明显分离，在必要的场合，礼制作为一种古老的仪式和要求依然被表演。而在现实生活中，更多是对个人欲念的纵逸和享乐，这种对享乐的追求体现在生活中诸多方面，衣食住行都是题中之义，因此对于生活的观察和刻画也更为细腻。

二、清贫生活的书写

辞赋中的饮食描写除了数量上私人生活内容占比的增加，以及从主观审美上去看待食器之外，还有与个体间生活更密切相关的描写。饮食的陈列和食用不再仅仅是为了遵循礼制，也不是为了展现对丰富物质生活的追求，而是出于对不同生活群体中人的真实生活和对人本身的关注和体察。虽然从总体创作数量上来看这类作品并不多，但是时代与社会带来的变化在辞赋创作中的呈现十分值得注意。

这一时期辞赋中的书写新变之一体现在饮食方面。赋中食物的书写不仅有朝贡君主及钟鸣鼎食之家飨宾宴客时的山珍海味，还有对琐碎生活中一饭一羹的描写。此前辞赋中绝大多数的饮食描写都不同于诗歌等文体中的描写，《诗经》《古诗十九首》《汉乐府》等作品中的饮食描写涉及面广泛，涵盖了社会的各个等级。而辞赋中的绝大多数饮食描写都具有浓郁的富贵气象，《招魂》《大招》就是如此，七体赋承续屈原的描写而来，汉大赋本身也致力于巨丽的铺排，箪食瓢饮并不适合于这种文体，所以辞赋中的饮食更倾向展现权贵阶级的奢侈华美。而到了魏晋时期，辞赋中的饮食则开始具有了多元化的个人书写，在这些描写中，“时在下邑，颇多艰难”的个体生活与饮食记录开始出现，辞赋与其他文学体裁共同将饮食中关于贫士生活中的饮食生成文化意象。在这方面束皙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书写者。束皙对于不同时节所食面食品种差异、面食的制作及其食用感受描写得很细致，尤其冬日吃热面食的情景：

礼仲春之月，天子食麦，而朝事之笾煮麦为麷，内则诸馔不说饼。……剑带案盛，餢飳髓烛，或名生于里巷，或法出乎殊俗。三春之初，……于时享宴，则曼头宜设。……此时为饼，莫若薄壮。……玄冬猛寒，……汤饼为最。……尔乃重罗之麮，尘飞雪白。胶粘筋䵑，䐧溔柔泽。肉则羊膀豕胁，脂肤相半。脔若绳首，珠连砾散。姜株葱本，蓬□切判。□□剉末，椒兰是畔。和盐漉豉，揽合樛乱。于是火盛汤涌，猛气蒸作。攘衣振掌，握搦拊搏。面弥离于指端，手萦回而交错。纷纷馺馺，星分雹落。笼无迸肉，饼无流面。姝蝓咧敕，薄而不绽。嶲嶲和和，䑋色外见。弱如春绵，白如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嚼而斜眄。擎器者呧唇，立侍者干咽。尔乃濯以玄醢，钞以象箸。伸要虎丈，叩膝偏据。槊案财投而辄尽，庖人参潭而促遽。手未及换，增礼复至。唇齿既调，口习咽利。三笼之后，转更有次。16（束皙《饼赋》）

束皙存世的作品并不多，赋作仅五篇，但皆有鲜明的个人特点，笔触多集中在贫苦人群的生活上。如这篇赋中对饼的制作中所用的食材、食材的处理、成品的式样等，全部细细道来，还描摹了“童仆”和“立侍者”等人对这碗香气四溢、热气腾腾的汤饼垂涎欲滴之状。对比之下，大快朵颐的吃饼人的幸福满足感便溢于言表、跃然纸上。但这种写作方式显然不为时人理解与接受，据《晋书·束皙传》裁，当时对束皙的作品评价是“文颇鄙俗”17。《饼赋》描写了不同季节面食的食用情况，跟作者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束皙在另一篇赋中描写了他经历过的贫寒生活：

食草叶而不饱，常嗛嗛于膳珍……煮黄当之草莱，作汪洋之羹饘，釜迟钝而难沸，薪郁绌而不然。至日中而不孰，心苦苦而饥悬。丈夫慨于堂上，妻妾叹于灶间。悲风噭于左侧，小儿啼于右边。18（束皙《贫家赋》）

赋作者对自身贫苦生活的关注和描写，可追溯到扬雄的《逐贫赋》。东方朔《答客难》中也有对贫穷的书写，不过扬雄和东方朔的书写具有某种调侃意味。到了束皙的笔下，并没有如扬雄般对贫穷“人皆稻粱，我独藜飧”的质问，在经历过贫穷后，反而激发其对现世生活更深切的热爱。正因为有过忍饥挨饿的深刻体验，《饼赋》中吃汤饼的形象与吃完面食后的心满意足才会那么生动可感。

如果说束皙的经历仅是个案，不足以说明这是一种时代现象的话，张翰的描写便可以呈现出当时文人对于贫困生活的更多态度。张翰也曾在辞赋中展现了在贫困苦厄的物质条件下，对于普通食物的态度：

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荚，是刈是获，充簟盈箧。香铄和调，周疾赴急，时御一杯，下咽三叹。时在下邑，颇多艰难，空匮之厄，固不缀欢，追念昔日，啜菽永安。19（张翰《豆羹赋》）

“菽”是豆类的总称，也和饼一样是贫家的主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以麦作为主，兼种黍、粟、豆、麻、稻等作物”20，因此大量种植的小麦、菽和葵是普通人家主要的饮食作物。张翰以严肃雅正的四字句来书写自己的经历，相比束皙回忆中的艰难苦涩，张翰记忆中收割豆子、食用豆类的记忆要平和得多，甚至有几分怀念。虽然这种“颇多艰难”的日子相对束皙的饥寒交迫来说确实是小巫见大巫，但更重要的是二人的出发点不同，束皙作《贫家赋》的原因，有可能是思往事以示来者，也可能是忆苦思甜，感念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生活。从张翰的书写中可以看出，作者想要展现的是即使身处困顿，依然坦然自若的个人形象，收豆食豆的生活在其笔下甚至具有了某些生活艺术化的美感。束皙是从贫寒而来，从而安于粗茶淡饭，而张翰更多展现的是面对贫困生活的内心态度，其中已经有某种安贫乐道的意味。这种精神追求在后来陶渊明的作品中呈现得更为清晰，但与后世的士大夫安贫乐道的精神追求和对粗茶淡饭持审美、享受的态度还有很大的距离。虽然束皙与张翰写作的出发点不同，但从某种程度上又殊途同归，二人对普通饮食的态度，以及因为简单食物而获得的满足感与安心感不仅与《大招》、七体赋中追求“天下之至味”迥异，与其他很多赋作中展现丰厚的物质描写也不同。

思维和视野的开拓使文人士大夫在文学作品中对饮食的态度走向了另一种可能，这种态度可以上溯到“饭疏食饮水”的颜回之乐。在魏晋之前，颜回的超越性体验并未出现在文学书写中。从内容上来看，束皙和张翰描写了生活中的另一种真实性，这种真实性的内容与记录庄园乌堡中的真实性内容不同。相比富饶物资和悠游自由，身处困顿、物资贫乏的生活并没有示于世人的必要，魏晋风度追求的洒脱、任自然也不大可能滋生书写乞怜之姿的土壤，所以两人都是从追忆的角度出发，将过去和现实切割开来。但过去的回忆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来自于对自我的发现和对自我生活及饮食观的反思，只有认清现实和自我，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在和走向未来。对自我人生经历的梳理和书写正是对作为人的自我的看重和体察，对回忆的整理不可避免蕴含着对人生的反思，这正是在“人的觉醒”思潮之下的自然反应。

魏晋时期辞赋中的饮食不再是礼制的附庸，而与个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描写充满真实性，不同人群将不同人生阶段的遭遇都形诸笔下。辞赋中的饮食描写也因为这种个人化经历而让食物语言更加明晰，日常食物具有的阶级与亲疏意味进一步被确立，正如张光直在《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透视》中所指出：“在中国饮食文化的每一层面内，食物又被区别地用来表现互动中所包含的精微的社会差别”21。所以束皙的作品被评价为“鄙俗”固然有作品中语词通俗的原故，但更主要的是束皙选取的写作对象以及审美趣味与时人崇尚的“雅”化背道而驰。虽然这类作品从数量上并不多，但作为创作中的新面貌是值得被关注的。

任何社会现象以及文学现象都不是单独发生的，束皙等对不同生活情状人群的发声与当时寒门人士为自身不能实现人生价值而呐喊，在本质上，都是对自我所处的生活状况的重视和思考，只是左思等寒门人士的方式更为激烈，而束皙的关注点更温和而已。这虽然与作家的性格特质有关，但从书写的内容上来看，都与时代主流审美风格大相径庭，二者所记叙的都关于自我的“真实”，束皙书写的是真实生活，左思书写的是真实内心感受。而这种真实在当时都是异议，属于少数群体，这也表明不同人群在时代思潮中，都走在了“人的觉醒”的道路上。

束皙和张翰的几篇赋中展现的是回忆中艰难个体的私人生活，以及对贫苦生活的态度和评价，这对于文学作品中生活层次的拓展有开拓之功，个人对于饮食深切细腻的感受被放在辞赋创作中表明了创作者对于自我生活的重视，这种看重与体察自然为饮食文化注入了更多的内涵。

三、饮食文化内蕴的开拓

精英阶层在将礼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分离的过程中，同时也开始追求自我生活的精致与高雅。对礼的讲究自然延伸到对日常生活的讲究，东晋南朝时期士人“追求的是在一个宁静的环境里表现自己高度的文化素养。这种从容优雅的风度，后来成为士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特点”22。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必然是渐进的结果，西晋时期这种士文化传统已经有所铺垫。这一点在潘岳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属，繁荣藻丽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菜则葱韭蒜芋，青笋紫姜，堇荠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席长筵，列孙子，柳垂荫，车结轨，陆擿紫房，水挂赬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人生安乐，孰知其佗？23（潘岳《闲居赋》）

若夫时阳初暖，临川送离。酒酣徒扰，乐阕日移。疏客始阑，主人微疲。弛弦韬籥，彻埙屏篪。尔乃促中筵，携友生。解严颜，擢幽情。披黄包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光歧俨其偕列，双凤嘈以和鸣。24（潘岳《笙赋》）

这两篇赋都涉及日常闲居生活，《闲居赋》作于潘岳仕途不顺时，用闲居以述志，《笙赋》中描绘了春日野外宴客与演奏音乐的情况。潘岳笔下虽然看似充满天伦之乐和惬意生活，然结合其生平经历，这一行为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但潘岳的描写从客观上营造了淡泊宁静的生活景象，并对后来的“居赋”有很大影响，有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倾向。赋中的水果、蔬菜是对生活的享受，还体现出士人清幽生活中的惬意，所写的水果和蔬菜中，有的是较为难得的物种，如石榴、葡萄；也有些品类是属于常见品种，如桃、李之类，这与之前赋作多写难得之货或者展现帝国物产的丰富有所不同，此处水果品类的多样化只是闲居生活中的美好点缀。作者在优渥的物质条件下享受宁静优美的景色，“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新鲜的果蔬佐以音乐美酒，这种生活方式，体现出士人修养与饮食中尚“雅”的倾向。这一趋向在东晋南渡以后，跟南方的秀美山水完美融合，成了东晋南朝的主流审美。除了潘岳，同时代潘尼的饮食相关书写同样也展现了悠游徐徐的生活情致。

且夫燔炙之鲜，煎熬之味，百品千变，殊芳异气，随心适好，不可胜记。乃命宰夫，脍此潜鲤。名工习巧，飞刀逞技。电剖星流，茫散缕解，随风离锷，连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姜，酸咸调适，齐和有方。红䵂之饭，糅以菰粱，五味道洽，余气芬芳。和神安体，易思难忘。25（潘尼《钓赋》）

《钓赋》中对宰夫刀工的描写，是“脍不厌细”的再次展现，用不同地域得来的佐料和食材烹饪出精致美食的写法是赋体的写作范式，其最终追求的是五味的“和”以达到“和神安体”的目的，与闲居的潘岳感叹“人生安乐，孰知其佗”相似。所以两人的关注点都集中于自身的情感体验，这些美味的果蔬以及烹调的饮食都是安乐人生和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时代的风尚会体现在社会的各方面，除了辞赋中饮食书写的尚雅情致，“西晋诗歌创作‘雅化’是全面的，其中以四言诗的表现最为关键”26，此时四言诗创作的回潮，更明显体现出时代文学创作中雅化的倾向。这种高雅倾向像是对社会的一种补偿和调节，因为“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倾向，它的特殊偏见和精神疾患  意识观念的局限性”27，与意识和想象相关的艺术创作，是调节和补偿机制的最好实行方式。

“人的觉醒”表明了对人自身的看重和探索，在这一点上，对于个人生命的重视，对延年益寿的追求是另一个明证。当然这与时人修仙问道和对医学医疗发展的认知相关，但在日常生活中对食物药用功能的关注和探讨，本身就是精英阶层对自我生命的投入。这种投入同时需要时间和物质条件的保障，饮食的养生之义在这一阶段大为发展，时人对于所食之物的性味与功能开始进行有意识地判断。通过赋中相关的记载，可知当时对于饮食的要求，除了美味可口，还开始探讨食材和食物的更多功用，其中对于食物的养生药用价值关注尤多，展现了广大士人对养性延命的迫切需求：

咀嚼华滋，酿以为蜜。自然灵化，莫识其术！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鲜玉润，髓滑兰香。穷味之美，极甜之长。百药须之以谐和，扁鹊得之而术良，灵娥御之以艳颜。28（郭璞《蜜蜂赋》）

脆若离雪，甘如含蜜。脆者宜新，当夏之珍。坚者宜干，荐羞天人。有枣若瓜，出紫海滨。全生益气，服之如神。29（傅玄《枣赋》）

濯茆兮葅韭，啮蒜兮擗鲊，缥醪兮浮蚁，交觞兮并坐。气和兮体适，心怡兮志可。30（王廙《春可乐》）

蜂蜜有悠久的食用历史，《招魂》中就曾提到“粔籹蜜饵，有餦餭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在汉赋中，尤其是七体赋里也多次提及作为调味品的蜜。但所描写的那些蜂蜜只是作为出味的调味品，而郭璞的《蜜蜂赋》中除了对蜂蜜的滋味赞叹有加，已经注意到蜂蜜在各类药品中的调和作用，以及对女性的养颜功效。傅玄的《枣赋》也提及枣有“全生益气”的效用。魏晋时人对于“和”的饮食观念进一步深化，认为“和”的饮食可以让人身心舒畅。当时对于饮食的关注和有意识的思考较为普遍，华佗著有《食论》，其中关于茶也有“苦茶久食亦意思”的记载，所以对日常的饮食关注从这些饮食是否美味、难得发展到除了味美还需有助于养性延命功效。饮食在与礼制分离以后，被赋予了新的与人及人的生命密切相关的时代内涵，这种关注不自觉地体现在了文学创作中。并且雅化和养生化的发展之一便是在后世的茶文化中完美相融。

除了被时代赋予的雅化和养生化，饮食本身所代表的内涵也有嬗变，“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时代，饮食也关涉了更多的情感，而情感介入以后的饮食具有了更多人文意味。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张翰的菰菜羹、鲈鱼脍。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31

齐王败后，时人认为张翰归故里的真正原因是“见机”，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让自己得以在政治斗争失败以前全身而退。不过“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一句表明张翰去官归家的事迹早已传扬开去，只是在齐王失败以后，时人才反应过来，所以季鹰因为菰菜羹、鲈鱼脍而归故里对于时人来说是可以理解并接受的，甚至可能传为至情至性的美谈，这表明饮食所代表的情感和意义已经超越了其本身。菰菜羹、鲈鱼脍便是张翰所言“人生贵得适志”的具体展现之一，而“适志”就是对于自我情感体验的充分注重。此前与饮食相关的文化符号如黍离之悲、不食周粟等，是将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家国情感相联系，黍与粟背后是整个故去的国家，发出黍离之悲的个人只是群体的发声者，虽由个人口吻来讲述，但代表的是整个思念故国的人群。周粟同理，伯夷和叔齐是遗民群体情节的典型体现，食周粟便成了违背信仰的生存方式，不食周粟是遗民们能做的最温和而顽强的抗争。黍离之悲与不食周粟是对这两种复杂情感的浓缩和凝练，最终形成两个文化符号。而张翰对菰菜羹、鲈鱼脍的情感背景只是张翰个人的生命体验，这种情感与黍离所代表的亡国之悲和不食周粟的民族气节相比，是完全主观化甚至私人化的，仅仅是一个在北方的吴郡人对故乡饮食的念想。这种个人化的情感能够在后世也凝结成文化符号，首先与人类思念故土风物的共通情感有关，但从《诗经》到汉代乐府中，从来不缺思归之叹，乐府中游子思妇类的作品尤多，张翰的鲈鱼脍和菰菜羹能在此后的文人笔下被反复咏叹，这种特殊性之所以可以代表普遍性，是由于张翰的情感体现了他人能认同和接受的个人情感及情绪。正如王维和王绩写向故乡来人询问故乡人事的两首诗歌中，王维仅用“来日依窗前，寒梅著花未”的细腻便代替了王绩连连发问的热忱。正是这种个人的独特情感体验被重视和认同，才表明了社会和时代对个人价值的认同，同时这种认同与“人的觉醒”之间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随着个人意识的更加觉醒，陶渊明已经发出“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32的声音。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人的觉醒”让士人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辞赋中的饮食书写也体现了当时饮食观的变化。将饮食与礼制相分离，从人的角度去体察生活和生命，饮食书写中关于个人日常和情感情绪体验的作品大为增加。不受拘牵让个人的欲望被释放，非理性的酒与关于酒的作品成为了这方面代表，但同时饮食礼仪在重大正式场合中也依然被遵循。除了传统权贵阶层雍容有余的生活，这个时代中尤为具有新风向的作品，是将笔触集中在传统辞赋重点刻画对象之外，为艰难生活中的人士发声。这类饮食纳入辞赋创作，改变了以往辞赋中饮食书写着笔于人间美味和富饶帝国的富贵气象。此时辞赋中的饮食书写既包含了士族典雅精致的生活，也有困顿之士野菜度日的忍饥挨饿，粗茶淡饭与知足常乐的饮食思想开始萌发在辞赋饮食书写中。但在“人的觉醒”思潮中，精英士阶层对自我生活和生命的探索，使饮食文化的内蕴得以拓展，尚雅与尚养生兴起，并成为后世士人的文化传统。除此以外，因为时代对个人价值的认可，使得与个人相关的饮食体验成为文化符号与文学中固有意象。总之，“人的觉醒”让人成为了认识主体，人的各项活动都被赋予了更深刻而明晰的含义，饮食文化的发展便是其中之一。

注释

1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90页。

2（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3页。

3（三国）曹植：《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4-185页。

4（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第77页。

5（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84页。

6[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94-195页。

7（清）严可均辑：《全晋文》，第904页。

8（清）严可均辑：《全晋文》，第461页。

9夏传才主编：《建安文学全书孔融陈琳合集校注》，杜志勇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6页。

10（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第233页。

11（清）严可均辑：《全晋文》，第273页。

12（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77页。

13龚克昌评注：《全三国赋评注》，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120页。

14龚克昌评注：《全三国赋评注》，第136页。

15（清）严可均辑：《全晋文》，第961页。

16（清）严可均辑：《全晋文》，第930页。

17（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45页。

18（清）严可均辑：《全晋文》，第928-929页。

19（清）严可均辑：《全晋文》，第1139页。

20（清）俞为洁：《中国食料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8页。

21张光直：《中国文化的饮食--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透视》，见[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

22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76页。

23（南朝梁）萧统：《文选》，海荣、秦克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8-109页。

24（南朝梁）萧统：《文选》，第131页。

25（清）严可均辑：《全晋文》，第1000页。

26张朝富：《汉末魏晋文人群落与文学变迁》，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301页。

27[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第101页。

28（清）严可均辑：《全晋文》，第1282-1283页。

29（清）严可均辑：《全晋文》，第464页。

30（清）严可均辑：《全晋文》，第190页。

31（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71页。

32（晋）陶渊明：《陶渊明集》，陈庆元、曹丽萍、邵长满编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