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的起源和内涵是个大问题，唯有用甲骨文和易经方能说清_风闻

“儒”在中国文明和历史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中国文明甚至与儒家文明等同。但是，“儒”是怎么起源的，“儒”的原始内涵究竟是什么，却是一个至今也没有解决的问题。民国时期，倒是有人做过研究，包括好几位所谓的“大师”，如章炳麟、胡适、郭沫若、钱穆之流，但是他们的答案臆断的成分多，真相的成分少，不提也罢。

解放后，70年代，四川大学的历史教授，也是著名的甲骨文专家，徐中舒给出了甲骨文上的新证据。他释读了甲骨文“需”，并认为“需”是儒的本字。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知识的局限，徐中舒却又对其字源和内涵做出了错误的解读。今天我对“儒”的考释，就从徐中舒开始：继承其正确，纠正其错误。当真正把徐中舒的错误纠正了，对“儒”也就是真正弄明白了。

首先要弄明白甲骨文的释读，与甲骨文字源的确认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把整个汉字史一分为二，许慎之前的汉字不仅是不成熟的，而且其字形演变过程在文献上不可考，只有靠后来考古资料补充。《说文解字》标志着汉字系统的成熟，同时，此后的汉字字形的演变过程都被清晰记载。

所谓的甲骨文的释读，实际就是建立甲骨文与现代汉字的对应，确认某个字就是现代的某个字。这个对应就是建立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字形演变的完整链条。这个链条又分为上下两截。上一截是从甲骨文到《说文》，下一截是从《说文》到现代汉字。由于下一截是清晰的，因此关键就在上一截，即确认从甲骨文到《说文》的字形演变链条，确认甲骨文某个字的字形就是《说文》某个字的字形。完成确认，就是完成释读。当然对《说文》所无的极少数字形，上、下两截的分界点可以定位晚至宋朝的韵书。

甲骨文的释读只需关注甲骨文已经产生之后，由甲骨文字形到《说文》字形之间的的演变史，而无需关注字形本身的意义，无需关注甲骨文字形的字源究竟是什么，其内涵何在。

而要确认甲骨文字形本身的来源，确定甲骨文字形的内涵，就需要研究和追溯甲骨文之间的历史，而非甲骨文之后的历史。目前的甲骨文研究，主要集中在甲骨文的释读上，所关注的仅仅是甲骨文产生之后，从甲骨文字形到《说文》之间的字形演变史。而没有关注甲骨文之前，甲骨文字形本身的漫长形成史。

目前甲骨学的成果也仅仅体现在甲骨文的释读上，在甲骨文字源的确认和内涵解读上，几乎为零，甚至为负。为零是没有研究，不去研究，而为负则是进行错误的、臆断的、误导性的研究。现在学界对甲骨文字源和确认和解释99.9%都是错误的、臆断的。

作为一名传统的甲骨文专家，徐中舒的研究也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对甲骨文的释读，另一个部分则是对甲骨文字源的解读。在对甲骨文的释读上是正确的，而在对甲骨文字源的解释上则是错误的、臆断的。他对“儒”字的研究也是如此。

徐中舒正确地释读了甲骨文“儒”，即正确地建立了从“儒”字的甲骨文字形到《说文》字形之间的演变链条。但是，却错误地理解和解释了甲骨文“儒”的字源及其内涵。

儒的甲骨文字形由两部分组成，主体结构是“大”，然后是分布在大两侧的四点。有些字例中的点数不是四，这无关紧要。要正确理解儒的字源的内涵，就需要正确理解“大”，以及两侧的四点。

徐中舒将“大”解读成人，将四点理解成洗澡水。这样甲骨文儒的含义就是一个在洗澡的人。然后，徐中舒进一步发挥说，洗澡就是祭祀前的沐浴，“儒”的原型就是主持祭祀仪式的祭祀。最初的“儒家”就是一个宗教集团，宗教组织。

徐中舒对儒的甲骨文确认是正确的，但是他对字源内涵的解释是错误的、臆断的。

首先，“大”的本意的确是人，但是却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大人”。“儒”字的核心结构就是“大人”。“大”两旁的四点，也的确可以表示水，但是在甲骨文字形中，很多情况下，“水”并非是指实际上的水，而是借用水的属性，就是“遵循”、“顺应”，象水一样“遵循”、“顺应”。这样甲骨文儒的字形的意思就是“遵循大人”，或者说儒作为“大人”应该以身作则，让自己成为社会的准则和榜样，引领社会，让社会去追随、遵循。

这里的关键是“大人”和“遵循”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下面我将提供两个方面的证据。一个方面是甲骨文的，从甲骨文本身中找证据，以甲骨文证甲骨文。另一个方面则是《四书五经》的材料，尤其是《易经》的。

先以甲骨文证甲骨文。与甲骨文“儒”字形和含义非常接近的另一个甲骨文就是“法”。先看一下“法”的字形演变链条。

“法”的本字是“去”，或者说在甲骨文时期，“法”、“去”同字，到了西周，“法”字通过增加两个结构，从“去”中分离出来。

“去”的甲骨字形为上“大”，下“口”。这个“大”与“儒”中的“大”一样，都是指“大人”，“口”则代表“大人”的语言。甲骨文“去”的字形含义是，去找大人，倾听大人的语言。然后由这个具体的去，扩展到一般的去。

下面我们会进一步详细介绍，所谓倾听“大人”的语言，其实就是找德高望重的“大人”评理。现代人有了纠纷会诉诸法律，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则是去找“大人”去评理、说理。“大人”就是为人们评理的人，解决纠纷的人。而且这种纠纷主要是契约纠纷、合约纠纷。

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儒”和“需”是同字的，从目前的资料看，到了战国时期，“儒”才加“人”旁从“需”中独立出来。“儒”指的是“大人”，而“需”则是从普通民众这边来说，他们需要“大人”，在纠纷时需要“大人”去为自己解决纠纷，就象现代人需要公检法等政府部门一样。即“需”的本义是对“大人”的需求，然后再扩展到一般的需求。也就是说“去”和“需”在最初的对象都是“大人”。“去”是去找“大人”，往“大人”的方向去，“需”则需要“大人”。

“法”从“去”中独立的时间比“儒”从“需”中独立要早，发生在西周时期。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西周时期，“法”比去多了两个结构，一个是“水”，一个是“鹿”，用现代的写法就是“灋”，为“法”的异体字。但是到了战国，却又把“鹿”去掉了，只剩下“水”，即为“法”。这里的“水”与“儒”中的“水”一样，也不是指实际的水，而是指象水一样去遵循、顺应。因此，“法”的字形含义和“儒”一样，就是去以“大人”为准则，去遵循大人。即“大人”就是“法”，大人的话就是“法”。这是“法”的原始内涵，与后来的“法家”之“法”有本质区别，也与现代的“法律”之“法”有本质区别。

还需要提前说一下，“大人”在中国自文明之始就存在，远远早于政府的出现。“大人”的主要职责就是通过评理去解决社会的纠纷，而且主要是契约纠纷。更简洁地说，“大人”就是契约的第三方，帮助契约双方达成共识，消除分歧。“大人”通过帮助契约的达成，就让社会实现一种和平有序的契约秩序，从而起到治理社会的作用。这就是《周易 系辞》所说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人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和书契是中国契约的两种原始形态。

政府在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尧舜时期，但是在此之前到伏羲时代，中国的社会依然是和平有序的，也是有治理的，这个秩序和治理就是“结绳之治”，也就是“契约之治”，也可以说是“大人之治”。

那么，“法”字中在西周时期短暂存在的“鹿”字结构是什么含义，又为什么到战国时被弃置不用。这里简单提一下。

这个“鹿”不是普通的“鹿”，而是指“鹿神”，或者说指代神。民俗和历史研究显示，中国古代曾经存在过“鹿崇拜”，或者说“鹿教”。在“灋”字中，实际上存在两个需要遵循的“法”。一个是“去”中所包含的“大人”，另一个则是“鹿”神。《白鹿原》这部小说就记载了这种鹿神和白鹿崇拜。

“法”的字形演变历史，实际上也记录了白鹿崇拜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信息。“灋”出现在西周时期，这意味着西周时期的都城，就是现在的西安一带是盛行鹿崇拜的，但是，到了战国时期，这种鹿崇拜就衰落了。

还有一种可能，在西周时，使用文字的中心还是在周天子的朝廷，受到西安一带的鹿崇拜影响比较严重，因此在造字时将“鹿”引入了“法”中。到了战国时期，文字已经普及到各诸侯国，而且文化中心也发生了东移。战国时期新出现的文字是由东方六国所造，而那里并不信仰鹿神。白鹿原就位于西安东郊，距离当时西周的都城非常近。

同时，“法”字字形的演变历程还说明，在西周时期，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相互冲突的文化，一种是以鹿崇拜为代表的多神教祭祀文化，另一种则是“大人”文化，神灵和“大人”都是“法”，都受到尊崇。但是，在神灵和“大人”之间，“大人”优势超越神灵的，因为到了战国时期，“法”的字形中抛弃了鹿神，而仅仅保留了“大人”。

另一个在甲骨字形上与“儒”比较接近的是“侠”、“夹”、“筴”。“侠”、“夹”、“筴”三字在甲骨文、金文时期为同字，战国时期才分化为三个字。该字形的核心结构也是“大”，只不过，“大”的两侧不是两点，而是“人”。

也就是说，“侠”的甲骨文实际上是有三个人组成，一个“大人”，两个“人”。这个“大人”就是儒字中的那个“大人”。其字形含义是，“大人”在为两个人进行评理，让两个人都觉得公平合理。因此，“侠”的核心义项就是“侠义”，就是道义、正义、道。在武侠小说中，侠客都是劫富济贫的人。这里侠客就是那个“大”所代表的“大人”，所劫的“富人”和所济的“贫人”就是“大”两边的“人”。劫富济贫其实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进行调配，达到财富分配的“公平”。只不过，“武侠”是使用武力的，而真正的“大人”，原始的“侠”，并不诉诸武力，而仅仅靠自己所拥有的道德、道义的力量。

“侠”、“儒”实际上是同义的，只不过，“侠”字字形更直观地强调，对人与人关系的处理，对社会秩序的处理，而“儒”字字形则更强社会对儒的遵循、尊重。

同时，“筴”的含义显示，“侠”中的“大人”所处理的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契约关系，因为“筴”与“策”同，而“策”的原始意思是书契，这是古代中国契约的第二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结绳。下面来具体说明这一点。

“筴”与“策”同音同义，同时，在“刺”字战国字例中，其中的“朿”也可以被“夾”代替。因此，“夾”、“朿”同义。

“刺”、“策”、“朿”三字在甲骨文时期为同字，战国时期“策”、“刺”才分别加“竹”和“刀”旁独立出来。从甲骨字形以及综合“刺”、“策”的义项，可知“朿”的原始意思是书契。“策”被专门指代书契的物理载体，就是小木片。也被指代甲骨文的书写载体龟甲和兽骨，后来也被指代竹简的竹片。

“策”指代单片的甲骨或竹简，将单片的穿成串就是“册”。这样“策”就是微观上的“策”，而“册”则是宏观上的“策”，用一根根的竖线代替。最早的“册”并非是指竹简，而是穿成串的甲骨。甲骨文的原初目的是当做祭品用来祭祀。用作祭品的甲骨不是单片的，而是穿成串的甲骨册。同时，将“册”敬献给神时，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典”。“典”的甲骨字形就是双手捧着“册”。

书契用刻在其上的自上而下排列的横线表示数字。完整的横线组刻写在一对并排放置的书契的中间位置。这样，横线组在左右契上各保留一半，左契保留左半部分，右契保留右边的部分。当左右契分开时，左右契的一半横线组，就呈现“齿”，也被称作“齿”。《列子 说符》：“ 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

当左右契合在一起时，横线组就会完整地呈现出来。加上中间的左右契合在一起的边线，横线组就是整体上呈“丰”字形，我管这叫“双排契齿文。这个符号成为甲骨文的核心结构之一，出现在很多甲骨文字例中，如：玉、朋、礼、干等字中。

书契的这种代表数字的双排契齿文也很像鱼刺，两边的齿也成刺状。事实上，“刺”的本字是“朿”，其甲骨字形与“丰”非常接近，也指直接来自书契，包括双排契齿文。因此“刺”的原始义项之一就是指书契的齿，然后再扩展一下，用来指代所有的向契齿一样的“刺”。同时，“策”也被用来指代契齿，不过指代其所代表的数，这样“策”就是数。“筹策”的“策”本义就是契齿。上面《列子》故事中“密数其齿”其实就是“密数其策”。

“刺”不仅指契齿的“刺”，也被用来指代刻写契齿的动作，因此，“刺”有书写的、记录的义项。“刺史”的意思就是现代的“书记”。

“策”、“筴”同音、同义，实际为同字，意味着“夾”、“朿”在书契的义项上同字。也意味着在“夾”中，“大人”两侧的两个“人”，是契约关系，为契约的左右方，现在叫甲乙方。

即“大人”为契约双方的中保，凭借道德威望，通过说理、评理的方式，为契约双方消除分歧和纠纷，形成共识，从而帮助契约的签订和执行。

更能说明“大人”为契约双方中保、中介的恰恰就是“介”字。“介”的甲骨文字形与“儒”非常接近，“儒”为“大”加两侧的四点，而“介”则为“人”加两侧的四点。这个两个字实质上可以认为是同一个字，因为“大”是大人，也是人，而“介”中的人，在这个场景下也是指“大人”。

“儒”的字面意思是遵循大人，而且是契约双方去遵循作为契约中保的大人。大人作为中保通过说理、评理，为契约双方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以实现契约的签订和执行。

“介”所描述的场景与“儒”相同，用“人”去替代“大”只是为强调不同的侧面。“儒”更强调其中的“大人”，以及“大人”所代表的道理和秩序。而“介”则更强调“人”的中介地位，于是“介”的主要义项就是中介、媒介、介绍等。后来“介”加“田”形成边界之“界”。

正是因为“介”中的“人”，与“儒”中的“大”一样，也是为契约双方评理的大人，“介”在先秦文献中，象“侠”一样，也有辅助的义项。如《诗经 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还有“哲”的义项，即象“大人”一样明哲。如《老子》：“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

《说文》中记录了“价”字，即“介”加人旁。此字不是“价格”的“价”，“价格”的“价”本字为“價”，现代的简化字用“价”代“價”。《说文》将“价”解释成善，并不完全准确，“价”更可能是指契约中保这些“大人”。唯有如此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诗经 板》中的：“价人维藩”，即作为契约中保的“大人”是社会的藩篱、骨干，是支持社会秩序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