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无处不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调节雇佣关系的国家角色_风闻

　　**编者按：**本期向大家推荐Chris Howell即将发布在ILR Review 上的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mployment Relations for a Neoliberal Era一文。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图景不同，本文主张，雇佣关系领域的自由化必须依靠更为积极的国家角色才能得以实现。国家角色随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而转变。不同于福特主义时代的国家角色，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国家进一步实现了中心化，其角色包括造市、取代集体调节的个体雇佣关系、国家主导的社会契约，以及重新划定工作与非工作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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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30年来，各国都普遍经历了国家主导的雇佣关系重建计划，且均以雇佣关系自由化为导向。本文想要回答的宏大问题是，如何解释国家在调节雇佣关系，及相关政治经济领域中的角色。为何各国的国家角色存在趋同性，但过程方式却各不相同？作者从资本主义增长本身的意义变迁进一步将国家角色理论化。资本主义增长的不稳定和再生产的不确定使得监管成为必然，其中就包括雇佣关系的调节机制。伴随资本主义增长体制的变迁，国家调节方式也随之改变。下文仅简要介绍福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时期，国家在雇佣关系领域的不同角色。

　　福特主义、国家和雇佣关系

　　福特主义通常指大萧条末至1970年代末这段时期的增长。它作为一种增长模式的理想类型，是指通过连接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抑制资本竞争，并确立了一套保护国民经济的监管制度，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需求问题。依靠大量工薪阶层稳定的工资增长、鼓励强大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实现集体自律，以及充分就业与强大工会造成的通胀危险，构成了福特主义的三大特点。

　　相应的，国家也扮演了三种不同角色，分别是：（1）在劳工组织强大的地方，国家可能会放弃对雇佣关系的直接监管；（2）在劳工组织较弱的地方，国家通过基本工资、扩展机制、支持行业谈判起到相当于福特主义的作用；（3）利用法团主义形式限制通胀，国家作为政治协商的助产士，用政治交换鼓励阶级妥协，从而延续福特主义的增长模式。对集体主义雇佣关系体系的根本支持连结了这三类角色，并反过来促进了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国家在雇佣关系领域的行动主要是对福特主义增长模式积累需求的回应，合法性和稳定都是次要的。

　　新自由主义、国家和雇佣关系

　　与福特主义不同，后福特主义增长模式并不依赖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相挂钩的集体规制制度。雇佣关系制度对新的增长模式来说处于边缘地位，国家在其中的角色也不再直接有助于积累，而是以合法性和稳定为主。作者通过实证资料，描述了新自由主义时期调节阶级关系的四类国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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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市

　　造市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新自由主义时代要求更大力度的国家干预以完成劳动力的再商品化，并对抗再商品化的阻力。它不仅要求废除旧有的监管机制，还要建立能够适应新兴增长模式的新的监管机制。国家独特的制度重建能力包括：

　　面对罢工等问题时，拥有巨大的强制力；

　　能够进行规制试点，将其制度化，并推广至整个经济体；

　　允许不受法律限制的例外存在，即使立法或合同有限制，但国家允许产业行动者绕开它们，在不挑战正式制度的同时打开自由化的口子；

　　在解决雇主与工会集体行动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重新构建集体利益合法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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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工会的规制

　　国家调节雇佣关系的第二个重要角色，是为工人提供适当的保护和补偿，但仍然允许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干预主义国家通常采取保护性的角色，但是仅关注工作中最低限度的权利或社会保护，而非振兴集体规制，或用国家权力刺激需求。

　　中左翼政府试图同时兼顾工人的灵活性与最低安全保障。由于工作中个体权利话语的普及，取代了集体权利以及偏好工会成员和集体谈判的公共政策，协调机制孱弱的政府衍生出一项共同战略。它通常涉及三个要素：首先，由国家机构强制实行的最低限度的个人就业权，被概念化为产业安全网；其次，以合伙制和一元论的名义，鼓励公司层面的雇员发声机制；第三，几乎不支持集体组织和集体行动，保留对罢工的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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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义协调

　　国家的第三个角色，是利用新的社会契约促进经济紧缩，并使劳动力市场和雇佣关系自由化。这里的角色一部分是合法性，以赢得阶级行动者的同意和参与，另一部分是对抗根深蒂固的劳工力量。与法团主义时期的协调不同，这些新形式的社会契约旨在增强自由化，而国家目的只是作为手段。

　　19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代初期，社会契约的目标在于争取全国工会的支持，以改革高昂的社会福利、消除僵化的工资谈判，并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契约的具体条款因各国自由化的障碍而异。事实证明，当分散的工会力量成为障碍时，社会契约能够有效推动自由化，因它利用上层契约克服了来自下层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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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规训与嵌入的市场理性

　　国家的第四个角色，是嵌入并适应市场行为，规训并消除其它行为。这关乎管理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概念影响，有点像另类的政府行为。它涉及新自由主义的规范化阶段，而非早期阶段。

　　适应市场行为的国家行动，体现在对一种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支持；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旨在让工人与公司的联系得更紧密、让工人的物质利益与公司的成功、更普遍的市场联系得更紧密。这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一元主义的政策。与此同时，还要求国家重新规训劳动力市场，使个体在资本面前更加脆弱，更加没有能力挑战资本。

　　综上，福特主义时期的国家能够进行集体规制、实现替代性功能，或管理宏观经济效应；然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国家角色涉及抵制因灵活性和全球化而起的劳工抗争、市场秩序的制度化、用最低限度的市场干预为工人提供有限保护，确保合法性和同意。

　　结论

　　文章不仅描绘出新自由主义时期国家干预雇佣关系的一套系统模式，而且试图基于实证资料检验国家何以成为调节阶级关系不可或缺的角色，从而回应资本主义增长与国家调节关系的古老问题。国家在雇佣关系领域中的角色可能恰恰反映了主要增长模式的特征和动态，并会随着增长模式的转变而变化。新自由主义时代，国家的干预主义增强，并以新的方式进行干预，从而消除雇佣关系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的障碍。在自由化的制度重建过程中，国家扮演着重要且必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框架有助于理解国家的行动模式，它不仅强调了新的增长模式下的积累意涵，而且有契合市场社会、重塑制度、规范和理性的建构主义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