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中国文化的两大障碍：混同历史和文化，文化投降主义_风闻

经济崛起之后，中国正迎来传统文化复兴的大潮。中国文化将再次复兴的大趋势已经很明朗了，无可阻挡。在大趋势上，我是乐观的。

但是，在复兴进度的具体进展上，我又是很悲观的。自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学术界，以及社会主流，都是在不遗余力的否定中国文化，甚至加给了她太多太多的污名。历经100多年的否定和辱骂之后，现代人在认知上，已经对中国文化已经非常非常的陌生，搞不清什么是中国文化，无法认知中国文化的要义所在。

因此，文化复兴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认知。这一点对当下的中国，的确非常难。当前，在对中国文化建立正确的认知上，存在两大障碍。

第一大障碍是，将历史与文化等同、混同，无法在历史和文化间建立正确的区分，没有正确区分历史和文化的辨识能力、判断能力。把中国历史上所存在的事物和现象都说成是中国文化。譬如京剧被称为国粹，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说相声的人也相声说成中国传统文化。

第二大障碍，是进一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投降主义。何谓文化投降主义？就是理所当然地、习而不察地认定和预设，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西方文化是先进的，落后的中国文化理应向先进的西方文化学习和转型。

文化投降主义认为，西方文化的皇冠就是“科学”和“民主”，这两者具备绝对的真理性和先进性，具有绝对崇高的价值，而且也不容置疑，将成为人类文明的永恒核心。在这种基本前提下，中国文化的发展目标，就是只能设法引入和发育科学和民主，形成一个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在这样的新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当然只能是科学和民主的附庸、打杂的。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伊始，陈独秀等人，就是以“德”、“赛”两先生去否定和攻击中国传统文化，去否定和攻击儒家的。自此，文化投降主义的思维定势就牢牢确立，直至当下。这种思维定势，依然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的学术界，牢牢控制着中国的主流精英，被认为是想当然的真理。谁敢质疑这一点，就是不可理喻，就是反智反文明，就是低级业余的民科。

混同历史和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商业领域，很多产品和服务都努力往传统文化上靠。但凡在解放前就有的，统统地说自己是传统文化。当然，存在的越久，传统文化的含量就越高。是就是把历史直接与文化混同。

那些把京剧称国粹的人，把相声也叫传统文化的人，你们可知道。在中国传统的价值判断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中，这些都是“戏子无义”的“下九流”。当然，在现代文明中，在当今的中国，唱戏的说相声的都不再是下九流了，而是“艺术家”，是明星、大腕。

当然，你可以当你的艺术家、明星、大腕，但是，你说京剧是国粹就不对了，说相声是传统文化就不对了。如果非要往传统文化上靠，你们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是“无义”的“下九流”。当你们在说京剧和相声是传统文化的同时，有把演员由“下九流”拉升到“艺术家”，那你们就是在篡改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历史中本来不是传统文化，甚至反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错指为传统文化。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现代人在口头上大倡传统文化的同时，却实质上却在堂而皇之地在否定中国文化。他们一方面将京剧和相声归入传统文化，一方面则又主张说，传统文化将演员和妓女并列，以他们是“无义”之人的做法是落后的，这是职业歧视，是封建糟粕。他们认为职业是平等，这是现代文明的观念，也是先进的观念。

关于中国传统为何歧视演员和妓女两个职业义理分析，本文不能展开，以后再专文详述。只指出两点。一是，其实传统真正歧视的不是职业本身，而是“无义”的行为。演员的表演和妓女的卖身被认为是“无义”。第二点，现代文明所倡导的职业平等，与人的平等一样，是虚假的、虚构的。在身份和职业上进行区分和区别对待，现代文明依然存在。

实际上，有时候对职业的歧视，现代文明也比传统的中国更严重和极端。譬如，在现代中国妓女是一个法律禁止的职业，但是历史上却并不禁止。偷盗在全球都是被绝对禁止的。但是，在中国传统中，偷盗不一定不是好的，盗贼也不一定不是好人。梁山好汉就是著名的盗贼团伙，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对其褒扬。“劫富济贫”的盗窃是正义的，这些盗窃者都是侠客。

还有一种将历史和文化混同，表现在学术上、思想上。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学派和思想统统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把百家的每一家的学说都说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子的是，韩非的也是；孟子是，荀子也是；墨子的是，杨子的也是；商鞅的是，老庄的也是。

其实，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史可以发现，任何一个文明，只要是大规模地突然地出现新思想、新文化，一定是文明交流的结果，这些新思想、新文化，都是其他文明传来的，都是不符合自己的文明传统的。

在诸子百家中，除了孔子的儒家是对当时中国传统的直接继承外，其他任何一家，其学说中都或多或少有明显的外来因素，这些因素都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甚至相悖。其中尤其典型者，就是法家。法家的核心思想肇始于西亚的亚述帝国，成熟于波斯帝国。法家在中国的出现，只可能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结果。儒家和法家的对立，实际上也是当时中西文化的对立。

因此，决不能将法家也当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它在2500多年就已经出现了。法家自在中国出现伊始，对法家的反对和抵抗便立即出现了，而且一刻也没有停息。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秦汉以后依然存在。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法之争。春秋之后的中国历史，总体上，其实就是儒法之争的历史。

可以这么来比喻，儒家是中国文明的健康状态、正常状态，而法家则是一种病毒，而且是感染力非常强，极难消除的病毒。春秋之后的中国历史，就是感染上法家病毒的病人。儒法之争，就是中国所作出的抗击病毒、救治病症的努力。对于一个病人，显然我们不能把病症当成他的本质，把病症当成他本身，健康正常的状态才是其本质。同样，我们也不能把法家看成是中国文化，不能把法家当成中国文化的本质。与之对抗的儒家才是。

但是，现代秉持现代文明中的所谓的“平等”理念，而将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看成是平等学派，平等的思想流派，而罔顾此前的中国历史中只有儒家而并无其他百家的基本事实，罔顾诸子百家期间，尤其是汉武帝之后，儒家也是一直是中国主导性的思想，他们百家则居于边缘。因此，现代人的这种将历史与文化混同的行为，其他百家与儒家混同的行为，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和篡改。

下面谈在解释一下阻碍对中国文化建立正确的认知第二大障碍：文化投降主义。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学术界，包括港澳台，以及其他海外华人学者，就被文化投降主义牢牢控制。学术研究的目标就被预定为，如何发展出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要达此目的，要么彻底否定中国自身的文化，要么去修正和篡改中国文化，然后纳入西方的文化体系。

在中国大陆，是长期内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否定儒家。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亦然如此。只是最近几年，在民间传统复兴、儒学复兴的大潮下，政府也开始转变观念，明确提出文化复兴、文化自信的政策纲领。同时，在学术界一个叫“新儒家”的群体也逐渐兴起。儒家之外，其他各家都被人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名义而倡导。

在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海外华人学术界，并没有象中国大陆一样彻底否定儒家，而一直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研究。其实，他们与中国大陆不过是50步与100步，因为他们的儒学都是修正主义的，都是在研究如何让儒学嵌入西方的学术体系，如何在科学和民主之下找一个安身之所。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让儒学更好地做西方文化的附庸和仆人。在实质上，也是否定儒家的。

无论昔日港台海外新儒家，还是当下的大陆新儒家，统统都是修正主义者，都是实质上的儒家否定者、破坏者。

因此，我不仅坚决要与当下形形色色的打着中国传统文化旗号的人划清界限，还要与形形色色的“新儒家”划清界限。恕我眼拙，我还没有见过有哪一位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是在违背中国传统文化，我爱没有见过有哪一位号称“新儒家”的人不是在做着实际上违背和否定儒家的事。

那么儒家的真意究竟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究竟何在？下面我给出一个概要性的说明，不能做详细分析了。

历史地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要义在于，倡导和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倡导和维护意的独立和自由，倡导和维护道义的独立和自由。“心性、意、道义”是则为同一个东西，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可以用中间的“意”代表这三者。因此，儒家文化的要义就在于：意的独立和自由。

“心”是人的思考、思维主体。但是，这个主体并非物理上实有，而只是一个逻辑推导的结构。因为人总是在思考和判断，总是在发出决定去行动的意志指令，中国的古人认为，这些思考、判断和意志，应该有一个主体，并称之为“心”。“心”具备情感感知能力、思考判断能力，以及发出意志的能力。

“心”的存在时逻辑上的，而非生理上的。在生理上，并不存在一个“心”。生理上的心是心脏，脑子尽管有思考功能，但是脑子是硬件，“心”是从功能和软件上说的。

因此，对于“心”人是无法感知的，人能够感知的，唯有 “意”。包括知识之“意”，和行为之“意”。知识之“意”就是《大学》“致知”之“知”。行为之“意”就是“诚意”之“意”。过分地强调心，很容易陷入错误的虚构。

道义、义理，是共识化的意。但是，道义很容易被外化，外化成外在的规则。

“意”介于心和道义之间的意，就连接心和义，可以涵盖两者。意本于人心，为人心所发出，道义则为公共性的意。因此，意的独立和自由更能避免过往之弊端，更能彰显儒家之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