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唯有中国文化拥有真正的独立性，具备独立的“文化格”_风闻

一

我上个月写过一篇文章，叫《人类所有的文字中，唯有汉字超越语言而独立，文字和语言是两回事》，首发发在今日头条上，反应还不错，目前已经有25万的阅读量，收到评论700多条，而且正面居多。这篇文章主要谈的是汉字的独立性问题，相对语言而独立。就这一点上来说，汉字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是独一档地存在。现在接续这篇文章，谈一下中国“文化”、“文明”的独立性问题。象中国的文字一样，中国的文化、文明，在人类历史中也是唯一性地存在，唯有中国的文化、文明拥有真正的独立性，具备独立的“文化格”。

正是因为拥有独立性，所以汉字可以超越语言的不同和变化，进而超越地理空间的不同和时代变迁，而普世性地永恒存在。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甚至不同时代的人，可以共享汉字，相互沟通。

也正是因为如此，悠久和偌大的中国，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一种文化，就是中国文化。

从含义上来说，“文化”就是以“文”去化，“文明”就是因“文”而明。因此，“文”实际上就是一种教化、教育工具，去教化、教育人。所以，“文化”就是“教化”、“文教”。

注意是“文化”、“文明”，而非“字化”、“字明”。这意味着用“文”去教化的过程，远在“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了。

在上述那篇文章中，我已经指出，“文”和“字”有联系，更有根本性区别。“字”是一种特殊的“文”，特殊在开始与语言相结合，开始被用来表达语言。但是，在“字”之前，“文”已经非常悠久地存在。中国文明在进入“字时代”以前，则是一个漫长的“文时代”。

在“文时代”，“文”是独立的抽象符号系统，没有发音，与语言完全无关。这个“文系统”，又包括两大子系统，契约符号系统和易经八卦符号系统，其中以契约符号系统为主体。对易经的八卦符号系统，大家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对于契约符号系统就不容易理解了。

对现代人而言，符号一定是写出来或印出来的，是二维的，契约怎么能够是符号呢？怎么能够是“文”呢？契约明明是复杂的文本嘛！现代的契约的确是复杂的文本。但是即便是现在的中国契约中，依然存在重要的契约符号，那就是印章。正规的契约一定是有印章的，而且还要盖“骑缝章”。“骑缝章”就是一个完整的印章要盖在两份合同之上，骑着两份并排放置的合同的中间的缝来盖，一份合同保留一半，即甲方乙方各一半。

印章，尤其是骑缝章的习惯，是对“文时代”契约符号的直接继承。文本式契约出现的基本前提是，是汉字的出现，这意味着甲骨文之前，中国绝不可能会有文本化的合同。实际上，文本化契约的出现是在汉字成熟和纸被发明之后，这是东汉的事。想想看，在无字时代，在“文时代”，契约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其实，“文时代”的契约，与现代的契约在结构上是相同的，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相当于印章的契约符号，另一部分则是相当于文本的契约条款。但是，不同的是，在“文时代”的作为契约符号的印章不是平面的，不是印在纸上的，而是三维的，用具体的东西来充当，就是结绳和书契。

结绳是一对打结的绳子，书契是一对刻上齿文的木片，是最原始的契约形态。绳结和齿文都是指代数字的，因此，结绳和书契本身的信息记载能力非常有限，其作用更主要是充当信用符号。更详细的契约条款则是以口耳相传的语言的形式存在，这些语言附着在结绳和书契上，与之配套。现代契约的印章就是从结绳和书契演化而来，而文本则对应着语言性条款，只是将语言文本化了。

“符号”的“符”本来就是指三维的契约符号的，就是指结绳和书契的，尤其是书契。“信陵君窃符救赵”中的“符”，就是书契，不过是一种升级版的书契。书契的材质本来是廉价的木片或竹片。但是，在五帝、三代时期出现了一种升级版的书契，用贵重的青铜或玉石来当做书契的材质，一般用于政治和宗教祭祀上。

信陵君所窃的“虎符”，就是升级版的书契，也是契约，材质应该是青铜或玉石的，而且，其形状也被雕刻成虎，这种形态的“符”属于“兵符”，用于军队的调度。但基本原理是和昔日的结绳和书契相同，都是一式二份，两者在形状或图案上是相合相同的，然后分给契约双方所持有。在履行契约时，也对来只“符”进行比对，检测是否相合同。

现代汉语还在用一个成语叫“若合符节”，这个“符”与“信陵君窃符救赵”的“符”是一回事，也是指类书契的契约，也是契约符号。

总之，“符号”的“符”原本并非是二维的，而且是特指契约符号的，特指契约的。“符”就是契约，就是契约符号。这里需要破除一个错误观念，认为二维的一定比三维的抽象、高级。符号的抽象性并不在符号本身，而在赋予给符号的“意”。《周易 系辞》说：“立象以尽意”，这个“象”在狭义上是指八卦符号，在广义上则可以指代一切符号，指代“文”。符号只是承载“意”的东西，其抽象和独立的程度，并不在其本身，而在赋予其上的“意”。下文还要对此详述。三维的算盘珠子和阿拉伯数字在表达数字上，其效果等同，并不能说算盘珠是三维的，就一定比阿拉伯数字落后。

从甲骨文和金文字形来看，“印”的字形为爪“手”加“卩”。“卩”就是“符节”的“节”之本字，也是契约符号。结合甲骨字形以及文献记载，可知“卩”的原始意思是指结绳之右绳。在书契和结绳机制中，契约双方分左右，左方为债务方，右方为债权方。右契、右绳为债权人所持有，相当于借据，有责取的权力。“印”的字形含义是，手持右绳，即手持借据凭信。《说文》：“印，执政所执信也”，说的并不完全对。“印”其实就是契约的债权方所持的凭信，或右绳，或右契。所执者并不一定为“执政”者。

关于“印”、“章”二字的字形考释，我之前已经专门写过文章，这里不能太详细展开。“章”字形含义就是指新刻写完成的书契。“印”、“章”二字，本来就是指契约、契约符号，当然是三维的，一为结绳，一为书契。

因此，“印”本来是三维的，而非印在纸上的。“印”本来也无“印刷”之“印”的含义。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及至东汉，随着汉字的成熟和普及，契约的形态也由原本的结绳、书契向文本化契约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契约符号则由三维转变为二维，由实物的结绳和书契，转化为印在纸上或布帛上的印章。在这个过程中，“印”也逐渐滋生“印刷”之“印”的义项。

以上我们花了不小的篇幅去解释“文时代”的契约符号，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的契约符号，是“文系统”的主体部分。“文时代”的“文”可以约等于契约，“文时代”其实就是契约时代。同时，从“印”“卩”、“章”这三个甲骨金文字例也可以看出，甲骨文的字形来源就是直接对契约符号的继承和借用，而非什么象形。因此，甲骨文和汉字，从根本上来说，并非象形文字，而是“借符文字”，直接借用契约符号，或者说，是“契约文字”。当然，这不是说，甲骨文中没有象形字，也有，但是很少，也很边缘。

二

前面还是主要在讨论“文”，因为，“文”不仅是“文字”的母体和基础，也是“文化”、“文明”的核心。中国文字的独特性、独立性，就是因为“字”之前的“文”的独立存在。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有中国的上古时代存在着成熟而独立的“文系统”，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文时代”。“字”所有的文明都可以有，但“文”却为中国文明所独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唯有中国的文字，有资格称为“文字”，因为只有中国字是包含着“文”的，有“字”有“文”，其他任何文明的字都仅仅是字而已，都是有“字”而无“文”。

同时，也唯有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有资格称之为“文明”、“文化”，其他任何的所谓的文明、文化都是没有资格的，因为他们都没有“文”。

与中国的文字一样，正是因为独立的“文系统”的存在，中国的“文化”、“文明”也是独立的，也唯有中国文化、文明具备真正的独立性，而具备独立的“文化格”、“文明格”。

中国文化、文明的独立性，最直观地表现就是她的永恒性和普世性上。永恒性就体现在她是可以超越朝代和时代的，是超越生产方式、产业形态的，也是超越社会制度变迁的。因此中国文化、文明，是人类历史中，唯一连续的文明，从遥远的伏羲至当下，从未中断。任由时代的变迁，任由产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发展，任由社会制度的变革，任由朝代的更迭，中国文化的内核始终坚如磐石。

中国文化、文明的普世性，就体现在她是基于“大一统”观的、“天下”观的。这种“大一统”和“天下”观，与政府无关，所依据的并非政府强权。这种观念的形成，绝非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而是远在政府在中国出现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在“文时代”已经形成了。

《论语》开篇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就是对“大一统”观，对“天下”观的口语化的表达。“远方”实质就是天下，“远方”的所有的人，都是“朋”，都是可以愉快的相处。

既然是远方而来的人，怎么就知道一定是“朋”，而不是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所在，对于远方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但是我们不去预设他是敌人，而是预设他是朋友。这是实际上是“性善”的扩展。我们预设所有的人都是善的。唯有预设所有的人都是善的，都可以做朋友，才可能实现“天下”的“大一统”。因此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而绝不说，“有可能的朋从远方来”，更不会说“有敌自远方来”。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多时候，从远方来的的确是敌人，远者如北方的戎狄、匈奴，近者如1840年之后的西欧列强。

但是，通过教化，敌人终究可以化为朋友，譬如当下之中国与西方之欧美。当然，这个教化过程目前依然在继续之中。

总之，中国“大一统”观和“天下”观的形成远在强权式政府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文时代”就存在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朋”这个字也是个契约字，其甲骨文字形直接借用了书契符号。

“朋”、“玉”的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其字形结构的核心部分是“丰”字符，或者直接用“丰”，后者是“丰”的变形。“丰”是典型的契约符号，是书契符号，来自书契的契齿文。其实“契”字中就包含着一个“丰”。因此，实际上，“丰”还是“契”的本字。“丰”的最原始意思就是书契。“朋”的原始意思就是对一对书契的称呼，一对书契就是一朋契。这样“朋”就成为一个量词，就是一对。“一朋贝”，就是两个贝币。同时，“朋”也被用来指代书契的双方，契约的双方，契约关系，书契关系，就是“朋”的关系。

“丰”字符为何用可以指代“玉”，因为玉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书契的新材料，用来制造玉质书契。这种玉质书契，是在五帝时代开始兴起，在三代时期，比较盛行，而且主要应用于政治和宗教领域。政府的政令颁布系统其实就是一个玉质书契系统。这些玉质书契就叫“玉瑞”、“瑞信”、“符节”、“符信”等，主要包括玉圭、玉璋等。因此，“玉”的本质并非玉石，而是契约。“玉”的甲骨字形就抓住了这个本质，直接借用了书契符号。

注意，“文时代”的契约于现代的契约又有本质不同，现代的契约是有一个作为绝对权威的第三方的存在，即法律和政府，而法律和政府的背后，则是军事强权。现代的契约是以暴力强权做保障的。但是，“文时代”的契约，是没有强权性的第三方存在。当然也有第三方，就是作为“大人”的“儒”。

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多次指出。“儒”就就是“文时代”的契约中介。但是，“儒”没有任何强制性权力，他只是通过“评理”、“说理”，为契约双方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帮助契约双方去签订和执行契约。但是，契约的主体唯有契约双方，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全部依赖于双方之间的直接信任。因此，契约的核心就是“诚”、“孚”。这是《周易》非常重“孚”和《中庸》非常重“诚”的原因所在。《中庸》干脆说：“诚者天之道”，“诚”就是道，就是“义”。

因此，“朋”的关系的核心就是“诚”，相互以诚相待。

这就是涉及到中国文化、文明的内核。我们必须在“文”的层次上，理解“文以载道”，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文章”的层次上，“字”的层次上。“文以载道”观念，是在文时代已经成熟了。“文以载道”的“文”就是“字”之前的“文”，就是“文系统”，主要就是契约。“文以载道”的原初意思可以约化成“契约载道”。

契约为什么能够载道？因为契约真正承载的是契约双方的“诚意”，即真实的意愿，而且是双方达成共识的共识性的“诚意”。共识性的诚意，就是“理”、“义”，也是“道”。因此“义理”、“道义”的基础是共识性的诚意。就是孟子所说的：“心之同然者，谓之义也，谓之理也”。

诚意是从哪里发出的？是从人的内心，是从人心性之中。因此，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核，并非“文”，并非契约，契约之文，只是表达“意”的工具，是“载道”的工具。《周易 系辞》说：“立象以尽意”，“象”就是“文”。“象”和“文”都是“尽意”、“载道”的工具。

所以，中国文字和文化的独立都在“文”的独立，而“文”的独立则在“意”独立，在“义”、“理”的独立，“意”、“义”、“理”又都是由心性所发出，因此，也在心性独立。

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意独立”的文化，也是“心性独立”的文化。而“意”和“心性”的独立具备绝对性，可以不依赖、依附于任何的外部条件。不依附于任何条件，并非绝对脱离外部条件。“意”和“心性”必须在具体的外部条件下才可存在。“意”和“心性”的绝对独立性是不依附于任何特定的外部条件，可以任由条件的变化。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适”就是一定要如何，“莫”是一定要不如何。“无适也，无莫也”，就是外在条件是无所谓的，关键的是“义”。即唯有“义”是独立的，外在条件则任由其变化。

三

因此，中国文化的根本在内在“意”，在内在的心性。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意独立”的文化，是“心性独立”的文化。正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内在的“意”和“心性”，而不依附和绑定于任何的外在条件。所以，可以在空间上普世，可以在时间上永恒。一旦依附于任何的外在条件，绑定于任何的外在条件，将会失去“意”的独立，失去心性的独立，也会失去其普世性和永恒性。

所以，现代有些人将中国文化说成是“农耕文化”，说成是以宗法为核心的“孝文化”，说成是依赖于封建制度的“封建文化”，等等，都是错误的。中国文化是不依赖于任何产业形态，依赖于任何的制度形态的，同时也可以适用于任何的产业形态和制度形态。

有一位研究儒学的美籍华人教授，叫余英时，此人是钱穆的学生。钱穆算是民国后期的学者，但是后来叛逃至台湾。因为“师出名门”，加之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教书，因此这个余英时一度被捧为研究儒家的“权威”。实质上，余英时和他的老师钱穆，都是二、三流货色。对中国文化貌似渊博高深，而实则浅陋无知。

为什么要在这里点名骂余英时，因为此人在70、80年代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无知谬论，但却流传甚广，贻害至深。他说，儒家思想是依附封建时代的礼法制度的，但是，辛亥革命之后，这些礼法制度崩溃了，因此，儒家思想就成为“孤魂野鬼”。

不是儒家思想成为“孤魂野鬼”，而是叛逃至台湾的钱穆，以及流落至北美的余英时自己成为“孤魂野鬼”了吧！

相反，中国之外的所有西方文明，无论出于那个历史时期，都拥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依附于某种外在的条件，或者宗教信仰，或者产业形态，或者物质财富。

以多神教为核心的古两河、古埃及文明，为何崩溃了，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是依附于多神教体系的，甚至依附于具体化的神像和神庙。后来出现的犹太一神教和希腊哲学，都是崇拜抽象的哲学实体或抽象的神灵，都主张“去偶像化”。

崇拜抽象神和抽象真理的基督教为何会被现代文明击败，因为尽管是抽象的，但是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依然是虚构的和外在的。基督教文化是依附于这个虚构的外在神学体系。

将基督教取而代之的现代文明会普世和永恒吗？当然不会，因为现代文明依然是依附于外部条件的。现代文明中的“独立”和“自由”，是依附于外在化的“权力”的独立和自由，而“权力”的核心则是财产权。最终，“独立”和“自由”就依附于财产、财富。

同时，“科学真理”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核心要件，其实这个“科学真理”，与基督教的附着于上帝之中神学、哲学真理并无二致，也是一种虚构。而且，“科学真理”是附着与外在的“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与上帝一样，也是一种虚构。

因此，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命运，与历史上任何西方文明不可能两样，只能消失和被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