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治、政府正名（上）_风闻

一

之所以要为政治、政府正名，因为在欧美文化的影响下，政治、政府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正在承受着污名，甚至正在被妖魔化。因为在欧美文明的认知中，政治无义，政府是恶，政府的权力是恶，必须象防贼一样提防着政府。

尤其是在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眼中，政府与市场、经济、企业天然为敌，势如水火。政府不能参与经济，不能干预市场，不能染指企业。按亚当斯密的说法：“政府只能做一个守夜人”。以经济的名义，对政治和政府进行绝对的否定。

然而，中国是个政府对经济参与度非常高的经济体，在欧美人的理解中，这有违逻辑，不科学，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也导致此前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出现两种典型误判：中国崩溃论与和平演变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经济前景唯有两个可能，要么崩溃，要么倒向欧美，采纳欧美的“民主”的政治、政府模式。

而最终事实却让欧美大失所望，大惊失色，在中国经济迅速实现崛起，甚至锋芒直指美国时，在政治形态上，并无倒向欧美的迹象。总之，既没有崩溃，也没有被和平演变，而是保持自身模式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一事实说明，在中国，政府并非是经济、市场、企业的敌对面，而是很好的协作者。政府的参与，不是阻碍了，而是保障和促进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政府控制的企业也可很高效，很有竞争力，同时又可贯彻政府的要求，保障社会的公平，贯彻社会正义。譬如在移动通讯、基建、高铁等领域。

中国的成功让欧美社会倍感疑惑、沮丧和恐惧，然后开始竭斯底里地谴责和妖魔化中国，甚至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譬如，堂堂的彭博社居然相信和制造如此荒唐的谣言，说中国政府在中国所出口的每一个芯片中都写入了控制程序，可以对使用者进行监控。堂堂美国政府居然在正式宣称，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对美国偷窃的结果。同时，美国政府也正在严厉打压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原因就是，中国的企业是服从政府的，因此就是不安全的。

欧美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妖魔化，并非是单纯地针对中国，而是基于他们对政治、政府本身的病态恐惧和妖魔化。因此，要彻底消除欧美国家对中国经济模式的病态恐惧，必须治愈欧美社会自身所患的政治、政府恐惧症，改变他们政治、政府的错误认知。如果，不把欧美社会的政治恐惧症治好，单纯地靠沟通，中国怎么做都将无济于事。

也就是说，中国不能将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当成正常的沟通对象，而只能将其看成病人，政治、政府恐惧症患者。中国与他们不是正常人之间的沟通，而是医患关系，是医生在帮助病患治病。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就是来自西方的因病态恐惧而对政府所产生的妖魔化压力。在欧美推动下，妖魔化政府（即所谓的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正确”。

譬如，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有个“名著”叫《通往奴役之路》，直接说，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必将导致对人民的奴役。然而讽刺的是，现在最有奴役感倒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民主政治下的美国人民，西欧人民，正是这种强烈的被奴役感，导致欧美兴起了所谓“民粹主义”，从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目前依然在持续的法国黄马甲运动，都属于民粹主义的运动。

中国政府的压力不仅有直接来自欧美国家的，还有来自国内的西化派，自由派人士。其典型的代表之一就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此人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过一篇文章，叫“为钱正名”。毫不奇怪的是，张维迎是采取否定甚至妖魔化政府的方式以实现“为钱正名”。他认为，为钱带来污名的，挡住别人财路的就是政府，总之，政府就是钱的敌人。最终张维迎主张极端的、绝对的私有化，政府不能对经济、市场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就是错。

也就是说，不仅欧美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不合法，不守规矩，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自身，甚至包括一部分政府官自身，也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不合法，不守规矩。

中国需要对自身的经济、政治模式进行合法性确认，要完成这一确认，就必须为政治、政府正名，不仅是为中国的政治、政府，而且是为全世界的政治、政府正名，当然也包括美国的。就必须从根本上否定“民主政治”，指出其政治、政府恐惧症的病态本质。指出标榜程序正义和象防贼提防政府的“民主政治”，实质是一架没有灵魂的政治躯壳，最终只不过是被资本豪强所任意玩弄，是资本豪强实现私利、私意的工具。

事实也证明，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通往奴役之路，资本豪强对普通民众的奴役，当下的欧美人民正在为自身所遭受的奴役而抗争，这就是所谓的“民粹主义”，从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到2018年的法国黄马甲，均在此之列。为政治、政府正名，也是“民粹”的欧美民众所急需。

二

孔子认为“正名”很重要，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但是，孔子所说的“名”，并非现代汉语中名字的名，而是包含着“实”的，包含着“理”的。《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显然，第一个道是道本身，第二个道是对道的表达。而第一个名则相当于第一个道，为名本身，为实，为理，第二个名则是对实对理的表达。“非常道”、“非常名”是在说对道对名的表达往往会出现偏差、失真。

因此，“正名”绝非是虚名的，名义上的，而是实质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因此，战国时期还有一个学派叫“名学”，很相当于现代的逻辑学。也正是由于中国文化更重视实质，而轻视技术意义上的表达，因此，“名学”很快就消失了。

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老子说的“道可道，名可名”在表述方式上是一致的，两个同样的字，一个为实，另一个则是对实的表达。“君君”中前一个君是名，后一个君是实，是在说，作为一个承担君之名的人，其行为应该符合君之实。说的更通俗一点就是，君就应该象个君的样子，臣就应该象个臣的样子，父就应该象个父的样子，子就应该象个子的样子。

所谓的“君的样子”、“臣的样子”、“父的样子”、“子的样子”，其实就是君臣父子的实质、标准。因此，“正名”的实质含义就是，探求其实质，确立其标准。

总之，“正名”的实质是“正实”、“正理”、“正道”，“名不正言不顺”的实质是，“名不正则实不正、理不正、道不正”。

混乱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行为与标准的不符，另一个层面则是标准本身的混乱。显然，后一种混乱才是真正的大混乱。“正名”所针对的，更是后者，即针对标准本身的混乱，就是要确定清晰的标准。

要判断是否“君不君”，其前提是君的标准要明确，如果标准不明确，就无从判断。孔子所痛心的，并非君与君标准的不符所造成的“君不君”，而是君标准本身的混乱和缺失所造成的“君不君”。也就是说，孔子关注的并非君，而是君的标准，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标准，就是要为君立个明确的标准、“样子”，为世界立个明确的标准、样子，这是儒家的要义所在。

现在我们说要为“政治、政府”正名，一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为明确其实质、道理和标准，明确政治应该是什么样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官员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能说：“政治要象个政治的样子，政府要象个政府的样子，官员要象个官员的样子”。

我们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在政治，而政治最大的问题则在政治标准的混乱和缺失，在对政治的道理和实质认识不清。现代人都在孜孜于对政治现象、政府行为进行指责和批判，却疏于研究政治、政府的实质、道理和标准。在实质不明、道理不清、标准混乱的情况下，去批判政治和政府，是无的放矢，只能制造新的更大的混乱。

当下世界所日益呈现的混乱无序状态，正是对政治的实质不明、道理不清、标准混乱所造成。用孔子的话就是：“政治不政治，政府不政府。官员不官员”，通俗版是：“政治不像个政治的样子，政府不像个政府的样子，官员不像个官员的样子”。一个原本是超级富豪的政治素人，通过所谓的民主选举，居然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元首。一个堂堂大国的政府居然可以因为官员之间的私见争议而随时关门。这是什么样的政治，这是什么样的政府，这是什么样的官员。

那么怎么才能弄明白政治的实质和标准？答案是研究历史，追根溯源。中国喜欢讲“初心”，认为“初心”是最真实的。这与中国的尊古、崇古传统是一致的。最古的，就是最初的，就是最真的、最纯的。遗憾的是，自近现代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影响下，逐渐开始接受另一种相反的观念，认为越古越落后，越今越先进。要研究政治、政府的实质，订立政治、政府的标准，确立政治、政府的“样子”，就是要通过历史追溯，寻找政治的“初心”，寻找其历史之初的最纯粹、最真实的状态。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完整的政治、政府起源和演变史只有中国有，其他任何文明、任何地区都没有，欧美国家更没有。其他任何文明中的政治、政府史都是局部的、片段的，只有中国的是完整的。因此，对于对政治和政府进行追根溯源，寻找政治、政府的初心这件事，中国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甚至只有中国人有资格去做，因为这个初心就存在于，且仅仅存在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中，为其他任何文明的历史所无。

正因为其他任何文明缺乏政治、政府的完整历史，所以这些文明对政治、政府的理解也都是盲人摸象的，欧美文明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的历史更短，政治和政府史更短。他们对政治、政府的理解只能用坐井观天来形容，以自身所看到的井口，当成政治、政府之天。

然而讽刺和荒唐的是，近代以来，拥有政治、政府史之全部的中国，偏偏相信仅仅拥有极小片段史的欧美对政治、政府的理解是正确，而中国传统对政治、政府的理解则是错误的。然后，纷纷跑到堪称政治、政府荒地的欧美去取经，去留学，一如当年的唐僧。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结局是，最终人们发现，西天的经其实都不是真经，不是谛说，真经、谛说在哪里，在中国自身，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之中。于是，佛教衰败，儒学复兴。现代中国之于欧美文化，一如当前的中国之于印度佛教，欧美文化在中国的最终命运也会与印度佛教等同。中国政治、政府的合法性，乃至全球的政治、政府的合法性，都会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立足于仅仅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政治和政府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