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治、政府正名(上)_风闻
甲骨书院-以义理逻辑看世界,公众号同名2020-06-28 05:26
一
之所以要为政治、政府正名,因为在欧美文化的影响下,政治、政府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正在承受着污名,甚至正在被妖魔化。因为在欧美文明的认知中,政治无义,政府是恶,政府的权力是恶,必须象防贼一样提防着政府。
尤其是在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眼中,政府与市场、经济、企业天然为敌,势如水火。政府不能参与经济,不能干预市场,不能染指企业。按亚当斯密的说法:“政府只能做一个守夜人”。以经济的名义,对政治和政府进行绝对的否定。
然而,中国是个政府对经济参与度非常高的经济体,在欧美人的理解中,这有违逻辑,不科学,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也导致此前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出现两种典型误判:中国崩溃论与和平演变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经济前景唯有两个可能,要么崩溃,要么倒向欧美,采纳欧美的“民主”的政治、政府模式。
而最终事实却让欧美大失所望,大惊失色,在中国经济迅速实现崛起,甚至锋芒直指美国时,在政治形态上,并无倒向欧美的迹象。总之,既没有崩溃,也没有被和平演变,而是保持自身模式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一事实说明,在中国,政府并非是经济、市场、企业的敌对面,而是很好的协作者。政府的参与,不是阻碍了,而是保障和促进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政府控制的企业也可很高效,很有竞争力,同时又可贯彻政府的要求,保障社会的公平,贯彻社会正义。譬如在移动通讯、基建、高铁等领域。
中国的成功让欧美社会倍感疑惑、沮丧和恐惧,然后开始竭斯底里地谴责和妖魔化中国,甚至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譬如,堂堂的彭博社居然相信和制造如此荒唐的谣言,说中国政府在中国所出口的每一个芯片中都写入了控制程序,可以对使用者进行监控。堂堂美国政府居然在正式宣称,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对美国偷窃的结果。同时,美国政府也正在严厉打压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原因就是,中国的企业是服从政府的,因此就是不安全的。
欧美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妖魔化,并非是单纯地针对中国,而是基于他们对政治、政府本身的病态恐惧和妖魔化。因此,要彻底消除欧美国家对中国经济模式的病态恐惧,必须治愈欧美社会自身所患的政治、政府恐惧症,改变他们政治、政府的错误认知。如果,不把欧美社会的政治恐惧症治好,单纯地靠沟通,中国怎么做都将无济于事。
也就是说,中国不能将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当成正常的沟通对象,而只能将其看成病人,政治、政府恐惧症患者。中国与他们不是正常人之间的沟通,而是医患关系,是医生在帮助病患治病。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就是来自西方的因病态恐惧而对政府所产生的妖魔化压力。在欧美推动下,妖魔化政府(即所谓的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正确”。
譬如,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有个“名著”叫《通往奴役之路》,直接说,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必将导致对人民的奴役。然而讽刺的是,现在最有奴役感倒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民主政治下的美国人民,西欧人民,正是这种强烈的被奴役感,导致欧美兴起了所谓“民粹主义”,从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目前依然在持续的法国黄马甲运动,都属于民粹主义的运动。
中国政府的压力不仅有直接来自欧美国家的,还有来自国内的西化派,自由派人士。其典型的代表之一就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此人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过一篇文章,叫“为钱正名”。毫不奇怪的是,张维迎是采取否定甚至妖魔化政府的方式以实现“为钱正名”。他认为,为钱带来污名的,挡住别人财路的就是政府,总之,政府就是钱的敌人。最终张维迎主张极端的、绝对的私有化,政府不能对经济、市场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就是错。
也就是说,不仅欧美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不合法,不守规矩,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自身,甚至包括一部分政府官自身,也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不合法,不守规矩。
中国需要对自身的经济、政治模式进行合法性确认,要完成这一确认,就必须为政治、政府正名,不仅是为中国的政治、政府,而且是为全世界的政治、政府正名,当然也包括美国的。就必须从根本上否定“民主政治”,指出其政治、政府恐惧症的病态本质。指出标榜程序正义和象防贼提防政府的“民主政治”,实质是一架没有灵魂的政治躯壳,最终只不过是被资本豪强所任意玩弄,是资本豪强实现私利、私意的工具。
事实也证明,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通往奴役之路,资本豪强对普通民众的奴役,当下的欧美人民正在为自身所遭受的奴役而抗争,这就是所谓的“民粹主义”,从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到2018年的法国黄马甲,均在此之列。为政治、政府正名,也是“民粹”的欧美民众所急需。
二
孔子认为“正名”很重要,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但是,孔子所说的“名”,并非现代汉语中名字的名,而是包含着“实”的,包含着“理”的。《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显然,第一个道是道本身,第二个道是对道的表达。而第一个名则相当于第一个道,为名本身,为实,为理,第二个名则是对实对理的表达。“非常道”、“非常名”是在说对道对名的表达往往会出现偏差、失真。
因此,“正名”绝非是虚名的,名义上的,而是实质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因此,战国时期还有一个学派叫“名学”,很相当于现代的逻辑学。也正是由于中国文化更重视实质,而轻视技术意义上的表达,因此,“名学”很快就消失了。
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老子说的“道可道,名可名”在表述方式上是一致的,两个同样的字,一个为实,另一个则是对实的表达。“君君”中前一个君是名,后一个君是实,是在说,作为一个承担君之名的人,其行为应该符合君之实。说的更通俗一点就是,君就应该象个君的样子,臣就应该象个臣的样子,父就应该象个父的样子,子就应该象个子的样子。
所谓的“君的样子”、“臣的样子”、“父的样子”、“子的样子”,其实就是君臣父子的实质、标准。因此,“正名”的实质含义就是,探求其实质,确立其标准。
总之,“正名”的实质是“正实”、“正理”、“正道”,“名不正言不顺”的实质是,“名不正则实不正、理不正、道不正”。
混乱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行为与标准的不符,另一个层面则是标准本身的混乱。显然,后一种混乱才是真正的大混乱。“正名”所针对的,更是后者,即针对标准本身的混乱,就是要确定清晰的标准。
要判断是否“君不君”,其前提是君的标准要明确,如果标准不明确,就无从判断。孔子所痛心的,并非君与君标准的不符所造成的“君不君”,而是君标准本身的混乱和缺失所造成的“君不君”。也就是说,孔子关注的并非君,而是君的标准,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标准,就是要为君立个明确的标准、“样子”,为世界立个明确的标准、样子,这是儒家的要义所在。
现在我们说要为“政治、政府”正名,一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为明确其实质、道理和标准,明确政治应该是什么样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官员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能说:“政治要象个政治的样子,政府要象个政府的样子,官员要象个官员的样子”。
我们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在政治,而政治最大的问题则在政治标准的混乱和缺失,在对政治的道理和实质认识不清。现代人都在孜孜于对政治现象、政府行为进行指责和批判,却疏于研究政治、政府的实质、道理和标准。在实质不明、道理不清、标准混乱的情况下,去批判政治和政府,是无的放矢,只能制造新的更大的混乱。
当下世界所日益呈现的混乱无序状态,正是对政治的实质不明、道理不清、标准混乱所造成。用孔子的话就是:“政治不政治,政府不政府。官员不官员”,通俗版是:“政治不像个政治的样子,政府不像个政府的样子,官员不像个官员的样子”。一个原本是超级富豪的政治素人,通过所谓的民主选举,居然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元首。一个堂堂大国的政府居然可以因为官员之间的私见争议而随时关门。这是什么样的政治,这是什么样的政府,这是什么样的官员。
那么怎么才能弄明白政治的实质和标准?答案是研究历史,追根溯源。中国喜欢讲“初心”,认为“初心”是最真实的。这与中国的尊古、崇古传统是一致的。最古的,就是最初的,就是最真的、最纯的。遗憾的是,自近现代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影响下,逐渐开始接受另一种相反的观念,认为越古越落后,越今越先进。要研究政治、政府的实质,订立政治、政府的标准,确立政治、政府的“样子”,就是要通过历史追溯,寻找政治的“初心”,寻找其历史之初的最纯粹、最真实的状态。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完整的政治、政府起源和演变史只有中国有,其他任何文明、任何地区都没有,欧美国家更没有。其他任何文明中的政治、政府史都是局部的、片段的,只有中国的是完整的。因此,对于对政治和政府进行追根溯源,寻找政治、政府的初心这件事,中国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甚至只有中国人有资格去做,因为这个初心就存在于,且仅仅存在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中,为其他任何文明的历史所无。
正因为其他任何文明缺乏政治、政府的完整历史,所以这些文明对政治、政府的理解也都是盲人摸象的,欧美文明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的历史更短,政治和政府史更短。他们对政治、政府的理解只能用坐井观天来形容,以自身所看到的井口,当成政治、政府之天。
然而讽刺和荒唐的是,近代以来,拥有政治、政府史之全部的中国,偏偏相信仅仅拥有极小片段史的欧美对政治、政府的理解是正确,而中国传统对政治、政府的理解则是错误的。然后,纷纷跑到堪称政治、政府荒地的欧美去取经,去留学,一如当年的唐僧。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结局是,最终人们发现,西天的经其实都不是真经,不是谛说,真经、谛说在哪里,在中国自身,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之中。于是,佛教衰败,儒学复兴。现代中国之于欧美文化,一如当前的中国之于印度佛教,欧美文化在中国的最终命运也会与印度佛教等同。中国政治、政府的合法性,乃至全球的政治、政府的合法性,都会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立足于仅仅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政治和政府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