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格局：民族窗口，中美支点_风闻

一、香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二、窗口，冲破封锁的地下道

三、支点，中美角逐的新战场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编辑 | Arti

本文仅为信息交流之用，不构成任何交易建议

1872年（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2年12月26日，清廷批准李鸿章奏折，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李自掏腰包拿了5万两银子，以“李积善”的名义入股。

第二年的1月17日，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轮船招商局上海总局开业。北面与之遥遥相对的正是英法租界。

上海总局成立的第二天，轮船招商局香港分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境外企业。

同年，招商局轮船“伊敦”号由上海首航，开辟了中国第一条近海商业航线。首航目的地便是，香港。

从此，香港，逐渐成为民族命运的窗口，以及各种势力角逐的支点。

百年之后，中美博弈升级，脱钩风险加剧。瑞幸造假东窗事发，美国国会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网易、京东等企业集体避险，纷纷回香港二次上市。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纷乱时局中再次凸显出其难以替代的特殊地位。

本文从历史角度，透视香港在抗日战争、改革开放及当下三个时期，对中国内地及中华民族的历史作用。

本文逻辑：

一、香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二、窗口，冲破封锁的地下道

三、支点，中美角逐的新战场

香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在1930年代之前，上海，依然是远东的“十里洋场”。

轮船招商局坐镇上海，与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三大洋行争夺长江水系的控制权，香港及海运市场并非战略重点。不过，1938年，招商局、上海、香港及中国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日本先后集结30万兵力强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中日两国进入绞肉机般的鏖战状态。此时，香港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关系国家命运的战略支点。当时，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英国尚未对日及法西斯轴心国宣战。因此，英殖香港，成为中国唯一可能安全的城市。

上海滩商人、文人、名流以及大量难民，纷纷涌入香港。香港，立即成为移民和流亡者的城市。

30岁的秦邦礼随着南移人潮，悄悄来到香港，化名杨廉安，成立了一家名叫“联和行”（Liow&Co）的公司。这就是华润的前身。

秦邦礼是博古（秦邦宪）的胞弟，带着一副眼镜，操着一口吴侬软语，儒雅斯文。早在1931年，他就拿着陈云交给他的两根金条，在上海、汕头等地开办六家“中法药房”。以药房为掩护，秦邦礼将重要文件、药品、无线电器材及战略物资，从上海、香港，走广东汕头、大浦、福建永定、上杭，再徒步走山路才能到中央苏区瑞金。

抗战爆发后，陈云指派秦邦礼化名为杨廉安，拿着转让药房的结余资金，赶赴香港在最热闹的中环毕打街毕打行六楼成立了“联和行”。

在他的家乡话无锡方言中，“联和”与“廉安”发音相近。在这座拱形门廊的英式骑楼里，“联和行”如大隐隐于市。这一次国难当头，杨廉安身负重担。最开始，杨廉安的主要任务是，与廖承志、潘汉年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及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联手在香港和海外开展了大规模的战略物资输送及抗日募捐活动。

后来，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被英港政府查封后，这一工作的重任全部落到了联和行身上。杨廉安不辱使命，将募捐到的钱物，经秘密通道登陆广州后，辗转运抵武汉、重庆办事处，再分批转运到抗日前线，为浴血奋战的将士输送了大批西药、通讯器材、棉纺鞋袜、运输车及军需用品。

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几十名医术精良的国外医生，也是从联和行这个隐秘通道北上的。

香港，成为中国抗战的一条重要生命线。

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大量战略物资严重依赖进口。日本想方设法地切断中国的军用物资的海外供给，在淞沪会战前便派出精锐武装封锁了中国沿海口岸。

1937年12月，中国万里海疆除了澳门、香港及广州湾，全部被日军封锁。中国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只有三条：

一是经由新疆地区通往苏联的西北公路。但当时苏联正在筹谋西线战事，无暇东顾。

二是法属印度支那通道。但法属印度支那先对中国实行武器弹药、飞机及航空材料禁运，后因日本施压，关闭了该通道。

剩下的唯一一条通道，那就是香港。

香港，背靠中国大陆，面朝南海，为珠江内河与南海交通的咽喉，是南中国的门户，是连接东南亚的重要据点及世界的航海要冲。

在远东大都市、中国最大海港上海沦陷后，香港立即成为中国抗战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转运通道。

1937年9月，香港进出口货物激增，因长江口被敌人封锁，大量原运沪货物改道香港。这一年，经香港入口的货物，中国内地占到了34.2%[1]。

抗战初期，“约75%的外援物质都是从香港经广九铁路运送到广东和全国各地。[2]”广九铁路隶属于西南运输公司，是中国抗战的运输大动脉。该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处，仅1938年2-10月，由铁路输入的物资就达13万余吨，其中军需用品占四分之一，其余为五金、油类、机件等战略物资。

香港，俨然成为中国对日经济战的最前沿阵地，是破解日本经济封锁的的关键支点。“香港港湾仓库里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2]”，日本不断就香港转运抗战物资一事对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关闭香港通道。

英国方面则认为：“保持该线路（指香港通道）开放对中国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下去，香港作为转运中心的作用是一个关键因素。

英国政府基于远东利益考虑，坚持香港的开放地位，保持运输通道作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本进一步施压英国，后者迫于压力于1939年7月宣布禁止从香港运出军火、卡车、石油等物质。

当时，日军已经封锁香港，经常轰炸珠江及深圳一带，封锁所有河流和铁路，以切断香港这条通往中国大陆的物资供应线。香港通道遭受打击，不得不转入地下，变成一条隐蔽而迂回的抗战生命线：

一部分是通过走私，将石油由帆船从香港运往惠州、淡水、大亚湾及粤战时省会曲江，再输送到内地，仅1941年就达到150万加仑以上。一部分则是先用轮船从香港运到越南北部港口海防或缅甸的仰光，再通过滇越公路或滇缅公路运到中国。

“截止到1940年5月为止的10个月里，除了通过走私将汽油和煤油运到国内外，相当数量的卡车和飞机是从香港运到海防再转运到中国的未沦陷区，但仍有382辆卡车和60架飞机是从香港直接运送到中国的未沦陷区。[3]”

除了物资外援，金融也极为关键。

上海沦陷后，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沦为“孤岛”。中国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快速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央行在海外印制的钞券“均以运抵香港为终点，而本行之加印签章事务，亦由中华书局在港设厂办理。[4]”

中央银行在香港设立了通讯处，主要负责外汇管理、侨汇、口岸汇款、印制法币等业务。在1941年下半年之前，内地汇往上海的款项，必须先绕道香港，由香港中行出面联系上海的收款人，转由在香港的其他机构或商号，代为取款或转汇上海。

考虑到钞票安全及质量，国民政府委托国外公司印制，香港成为战时四大行法币印制的重要基地。

“嘱各行在香港方面与各印制钞公司洽印钞券，计中央银行向中华书局接洽订印，中国、交通两行向商务、大东两家订印，中国农民银行向大业公司订印。[5]”

1939年2月至1941年6月，中美签订了4次易货借款，中英签订了2次信用借款，基本上都是通过香港输入。中央银行口岸汇款七八成都是购买战时用品，借款最多之处也是香港。仅1940年达3600余万法币，上海次之，为1530余万元[4]。

1941年抗战形势危急，国内物资极为匮乏，通货膨胀高企。四大行开放沪港商业汇款，仅下半年重庆14家商业银行，由沪港汇入6079万余元，其中香港为2228万元。同期后方各地方四大行承汇港沪款项共计5297.5万元，其中香港为3351万余元，超过一半[5]。

为了增加外汇收入，维持外汇稳定及提升进口能力，国民政府财政部成立贸易委员会，管理下辖富华贸易、复兴商业、中国茶叶，与隶属于实业部的中植公司，着力出口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羊毛、肠衣等。

此时隶属于财政部的轮船招商局，一部分由总经理蔡增基率员撤迁至香港；另一部分则直接投入抗战，在长江要塞沉船24艘，共34520吨位，占招商局江海传播总吨位的40%。

沉船抗日，山河悲壮。

中植公司以驻港机构为据点，开展桐油贸易，短短数年间，营业额达1.24亿元，其中外销占70%，直到香港沦陷业务才被迫中止。

贸易委员会决定“将东南各省所产之茶，全部运抵香港交苏”，驻港富华贸易公司向苏联输送大量的茶叶、桐油、猪鬃，换回了重要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中国向美方借款2500万美元，以7万吨桐油偿还，贸易及收付款皆由复兴公司香港分公司办理。

原定5年期，复兴公司三年便还清全部贷款，“博得美国朝野的同情与赞赏，树立了我国债信，将来于对外借款上关系甚大。[6]”

另外，西南公司仅1939年从香港输向欧洲的钨砂、锡、锌、纯锑、生锑等矿产达12640吨，赚取不少外汇。

1939年度中国外汇结进港币只有92.4万余元，到1941年11月底接近1639万港币，增幅之大、数额之高，远远超过英镑、美元、越币的额度[4]。

当时的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命脉，是经济抗战的最前线。

日本攻占上海后，日伪银行在沦陷区发行了“满洲国券”、“联银券”、“华兴券”等纸币，严重扰乱了上海外汇市场，大量法币外逃，国民政府在1938年前后半年内就损失了1000万英镑，接近外汇储备的五分之一[7]。

外汇市场损失惨重，直接威胁到公共信用，法币快速贬值，货币及金融体系危在旦夕。这是一场极为艰巨又不容有失的货币战争。这时，中英美经济会议多次在香港举行，三国为维持法币而在香港成立了汇兑平准基金委员会。

1940年，德国闪袭比利时、荷兰，欧战扩大化，国际资金疯狂涌入上海，来自东南亚的20亿法币外汇返回中国，成功狙击了日伪货币。

这时，香港设立的汇兑平衡资金委员会趁机收复失地，中英美三方分别出资2000万美元、5000万美元和500万英镑，打击外汇投机和黑市交易，日伪“华兴银行”倒闭，日伪货币疯狂出逃。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胜利。“香港真正是经济抗战的中心。[8]”

不过，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在同时间，日本大举围攻香港，不久香港沦陷。

香港沦陷后，中国唯一个对外窗口、贸易基地及金融中心被捣毁，中国在港资产损失惨重。日本开始南北夹击，全面封锁中国，抗战开始进入最为艰难时期。

山河破碎之际，香港与祖国同在，两地人共赴国难，可歌可泣。

窗口，冲破封锁的地下道

日本投降后，中华大地风云再起。

联和行再次扮演着香港贸易通道的关键角色。战役打到哪里，联和行的物资就供给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联和行就供给什么。

只是此时，联和行有一个今日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华润。1948年，联和行，与一并在香港创建的“党产”，以及广大华行、五丰行等，共同组成“华润公司”。“华”代表中国，“润”取自“润之”，蕴含“中华大地，雨露滋润”的美好寓意[9]。

这一年，辽沈战役打响，华润的主要任务是打通香港与东北的贸易通道。这年秋天，华润购买了自己的第一条轮船，命名为 “东方号”。

主持东北财政工作的陈云与杨廉安密切配合，“东方号”以及租用的苏联货轮，满载着货物，不断航行在香港—大连、香港—天津之间；为前线运送军需物资，也为后方城市运输民用原料及商品，以支持恢复生产、平抑物价。

此时，东北局实行战时统购统销政策，统管进口，需要什么由华润从香港进口；出口则由市场决定，华润负责将东北的大豆、皮毛等特产，经由朝鲜运往香港出口；换取的外汇再用于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军备及军用物资。

华润，也就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规则的创始者。如此模式，在战时被大规模复制，战后成为计划经济的雏形。曾经有位华润领导说过：“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百万支前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小车里装的许多军需物资则是华润提供的。”

1948年9月，周恩来致电钱之光（华润首任董事长），让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几经周旋，华润分四批将柳亚子、章伯钧、沈钧儒、谭平山、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等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从香港秘密运送到东北解放区。他们随后进入北平，参加首届政协会议[9]。

后来，朝鲜硝烟弥漫，西方国家对中国全面经济封锁及禁运。中国，再次遭遇封锁，只是对手从日本变成了西方阵营。在这个关乎国运的历史节点上，当时的领导对香港作出了一个关键决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早在1949年10月14日，第4野战军15兵团集结在宝安县，正等待命令向对面的香港挺进。但解放军最终还是没有迈过深圳河，为何留下香港这个“尾巴”，很多人表示不解。

一年之后，香港的作用，就立即凸显出来。香港的特殊身份，可以作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冲带；在特殊时期，“尾巴”还能成为中国对外的隐秘通道。

于是，香港，再次成为突破经济封锁的前线窗口。

但是，当时的形势极为严峻。国家领导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华润，不得不再次成为外贸领域“冲封锁，反禁运”的先锋。

作为内地在海外最大的现汇来源窗口，华润不仅要在西方封锁的夹缝中把战略物资引进来，还要将中国内地的原料、商品卖出去，以换取更多外汇。

1951年，华润公司成立了运输公司兴隆行，在香港组织人员，将物资运往澳门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转运至珠海拱北进入内地。当时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钢板、汽车轮胎、橡胶、盘尼西林、烧碱、铁皮等军用物资，以支援朝鲜战争及内地经济。

当时，华润代理了150类、上千种出口物资，但是港澳商人、西方商人不方便直接进入内地实地考察。华润只能将样品摆在香港办公室，以方便客户看货。华润出口部时任经理吕虞堂回忆：“我们在办公楼里做了七个陈列柜，将国内七个出口总公司的展品放在这里，买家来了先看货、后签合同。[9]”如此，前来看货的商人逐渐多了起来。

受展柜的启发，华润公司时任总经理张平同意出口部，在香港开辟一个展室并试办一次大型展览。1956年元旦，华润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开幕，吸引了不少香港商人、市民和海外游客。此次展览带来了大量订单，甚至超出了当时国内的生产供应能力。

香港展销会的成功，引起了外贸部的极大关注。

这年春季，时任副总理李先念批准在广州筹办一场规模更大的出口商品展会，华润公司则负责邀请港澳和海外商人。同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开幕。这就是广交会的序曲。

1962年3月20日，751次快车从武汉江岸出发，行程1254公里历时53小时，满载着运往香港的出口商品，开进深圳。在751次快车开行100列时，在上海、郑州加开两列快车（753、755次）。

这“三趟快车”，开了20年，没有间断，成为中国在特殊年代物资进口、出口创汇的生命线。而这 “三趟快车”的终点站都是香港，都是华润五丰行。

华润的进出口贸易额，从1950年的5000万美元一路激增至1978年的30.5亿美元，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一度占30%的份额。当时主要进口国内紧缺的五金、机械仪器、化工等工业制成品、半成品及原料；出口矿产、食品、杂品、丝绸、茶叶、粮油、畜产、土特产等农产品。

陈云评价：“华润就是第二外贸部。”

香港，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资金往来、信息互通、技术引进的关键窗口。中苏关系恶化后，香港几乎成了中国与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通道。其实，幸好有香港，这把“漏勺”在西方经济封锁的铁幕底下挖开了一个漏洞，为中国照进了一米阳光，帮助了这个新成立不久的国家。

香港，它的特殊身份及地位，每次中国最艰难时候，都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一个关键“出口”。

当年，满清天朝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半个多世纪后，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同盟会跃跃欲试，他们多以香港为据点，或革命资金多来自香港这一隐秘的通道。

满清天朝最终掉入火坑，我们这个民族得以浴火重生，这与香港的力量是分不开的。抗战时期，大量的物资、资金，源源不断地从香港进入内地。香港再一次挽救民族于危难。

当时香港的各界工会、青年团、妇女会、学生赈济会、同乡会、华商会纷纷成立，以金钱或物质支援抗战。各种捐款、献金、义卖、义演、募捐物质、购买救国公债，轰轰烈烈，群情激昂，令人动容。

1937-1940年，港澳同胞对广州等地支援抗战的汇款分别达到，3.8亿元、5.1亿元、10.2亿元。1941年，香港华商总会募得债款1000万元。70多名中环及深水的小贩合力举行义卖，众多小贩及商人也纷纷加入，结果一个月内便筹得款项超过一百万港元。

在西方经济封锁中，香港，依然发挥着其独特而关键的作用。

1978年，国门打开，西方世界无比好奇、望而却步，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带来第一投资的的，还是香港。

支点，中美角逐的新战场

1978年12月26日，一位名叫袁庚的“香港公司领导”，乘坐交通艇“海燕八号”，从香港中环码头出发，短短45分钟就抵达蛇口码头，踏上了这块农田遍布的土地。

不久之后，这个地方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区——蛇口工业区。

承担建设蛇口工业区的公司，正是天字一号招商局，这家书写中国百年商业跌宕史的传奇公司。然而，这也是一家命运多舛的公司。1949年，招商局在时代变局中一分为三，留在上海的被接管并改造，去台湾的日后销声匿迹，在香港的被成功策反，保留了招商局之血脉。

当时，华润公司派员进入香港的招商局、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均成功策反起义。招商局“海辽”轮从香港赴汕头应差途中，船长方枕流宣告起义。香港招商局13艘货轮、两家航空公司数十架飞机变成内地资产。

不过，在经济封锁年代，招商局处境极为艰难。

招商局的元老之一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开创性地写道：“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欲自强”的招商局不再秉承创始人李鸿章“师夷长技”遗志，而是学习郑观应的“敢为天下先”。106岁的招商局再一次率先闻到了时代的脚步声，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

袁庚，正是招商局二十九代掌门人、时任常务副董事长，他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袁庚是深圳客家人，出身在宝安大鹏区王母圩村中和里，早年参军，后参加过解放驻珠江三角洲战役。1949年，已经是炮兵团长的他率部解放了深圳。

袁庚任职招商局时，公司正处于蛰伏期，但他却大胆地向中央提出，建设蛇口工业开放区的构想。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深圳特区还要一年之后才成立。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点，袁庚赶到中南海，拿出所有带上的地图，请中央领导批示工业开放区用地。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准备将整整36平方公里的南头半岛都划给他。袁庚吓了一跳，立马说：“我怎么敢要这么多。”袁庚做了一件让他终身后悔的事，他只要了2.14平方公里。

李先念又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圈，笑着对袁庚说：“那就给你这个半岛吧。”这个半岛就是后来的蛇口工业区。

“蛇口”是一个珠江汇海口延伸出来的半岛，与香港元朗仅一弯之隔。在特殊的年代，不少人为偷渡香港而葬身海湾。但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的那一天开始，这一悲剧也就成为了历史。在这个仅仅2.14平方公里的半岛上，袁庚做得第一项大工程便是移山填海兴建码头。

一年后，一个600米泊位、可停靠5000吨以下货轮的蛇口码头建成，工业区与香港通航，打开对外开放的第一道闸门，从此货船商客穿行航道。袁庚在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竖立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召唤时代的十二个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当时中央对改革试验田的态度是，不纳入中央计划、不拨款，通过松绑政策支持。中央给予袁庚的“松绑政策”是拥有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和允许对外资银行举债。

袁庚没有像当年唐廷枢公开募股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而是回到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来15亿元资金，这笔钱用来平整土地和建设工业区基础设施。

这15亿港资，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改革开放，特区成立，蛇口破土，华润等香港中资公司纷纷回内地搞建设，荣毅仁成立的香港中信等“窗口公司”成为中国招商引资的桥梁，大量港资进入内地兴建工厂，中国大地再次被香港点燃。

1978年9月，东莞虎门太平手袋厂拿到工商批文号“粤字001号”。这家工厂是中国“三来一补”企业的开山鼻祖。

这家工厂的老板是香港商人张子弥。

当时，濒临破产的张子弥，带着几个手袋和一些碎片，乘车穿越连绵的绿色原野，来到虎门。他的香港信孚手袋厂与太平服装厂达成了合作协议：张子弥提供原材料和设备，东莞方面出厂房、人力，赚取加工费，每个月加工费的20%偿还给张做设备款。

虎门太平手袋厂的投产，拉开了香港生产线北迁、港资投资内地的帷幕。从此，粤港共同打造珠三角制造业基地，东莞日渐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多数来大陆投资的港商都是解放之前或者后期，逃荒或偷渡进入香港的“移民”。他们成为了大陆第一批投资客，他们中包括霍英东、李嘉诚、李兆基等巨商。

1980年伊始，香港商人霍英东向广东省政府提出兴建一家五星级宾馆的设想。几乎同一时期（1980年1月1日），一位叫刘天就的香港商人与政府签订了深圳第一个土地租赁协议。

他计划在这块地上建一栋房子，并取了一个完全没有革命色彩的名字“东湖丽苑”，不久他拿着房子的设计图纸到香港，仅仅三天就将“纸上”的108套房子销售一空。

香港的资金、香港的经验、香港的土地拍卖制度，顶着“出卖领土主权”的帽子出发，中国房地产40年一路走来，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小。三年之后，霍英东旗下的维昌公司投资兴建的白天鹅酒店，赫然矗立在风光旖旎、曾作为英法租界的广州沙面岛上。

港资在中国内地的成功，才逐渐吸引了90年代的美资、日资、台资、韩资大举进入。

香港，作为自由港，之于中国是那样的独特。

1986年4月23日，WTO关贸总协定确认香港作为一个单独的关税地区。所谓单独关税区，就是指非主权国家仍可以决定自己的关税水平。目前在WTO中存在四个单独关税区，即欧洲联盟、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北。

中国香港的关税几乎为零，是世界自由港，也是中国出口的贸易支点。

作为单独关税区，香港在国际自由贸易市场中，享受更多的配额及优惠税率。很多大陆的产品，先进入香港，更换上香港“马甲”，然后再从香港自由港出口到全球各国。如此，一定程度上可以绕过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限制。

尤其是发生贸易摩擦时，香港的“漏勺”功能无比重要。目前，中国内地对外最大贸易地区，排名第一的是美国，总比占19%；第二便是香港，中国内地对香港贸易总比占14%。

这是什么水平呢？对日、对韩、对德三国贸易总和才勉强达到对特别行政区香港的贸易。2018年中国内地有价值331亿美元的通讯设备，258亿美元的集成电路设备，167亿美元的计算机设备出口到香港[10]。

香港，如今已是全球重要的贸易、航运及金融中心。如今，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企业融资最重要的海外渠道。在港交所中，内地的上市公司数量占比为60%左右，总市值占比为70%左右，成交额占比更达80%左右。

2018年，港交所新上市公司218家，融资规模达2880亿港元，其中包括来自内地的小米、中梁、海底捞、美团、映客、中国铁塔等。

中美博弈之特殊时期，网易、京东纷纷回香港二次上市。香港，再次成为中国企业国际融资的重要基地，其地位难以撼动。

1997年至今，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集资规模超过六万亿。

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它是特殊的，只有以历史视角、世界格局、香港情怀，才能真正感知其沧桑与芳华。

参考文献：

[1]一九三七年香港对外贸易概况，中行月刊第16卷第3期，1938年3月；

[2]香港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作战史室，中华书局；

[3] China,Britain and HongKong,1895-1945，陈刘洁；

[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凤凰出版社；

[5]四联总处史料下册，重庆档案馆，中国档案出版社；

[6]财政部三十年度重要工作之检讨与今后之改进办法，孔祥熙，财政评论，1942；

[7]抗战通胀简史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法币十万难，清和，智本社；

[8]香港·海南岛之建设，秀岛达雄，东京：松山房，1942年版；

[9]红色华润，吴学先，中华书局；

[10]中美贸易战中的“香港支点”，白格尔，量子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