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西欧都是中国子文明，日本明治维新搞脱亚入欧太愚蠢_风闻

历史教科书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都是大思想家，他们的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新思想”，都是来源自他们自己的思想创造。事实上，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文明，只要是突然出现了颠覆性的反传统的新思想，那么这些所谓的新思想一定是外传的，不能在其文明和社会内部自发产生。新文化运动也不例外。

当我们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进行讴歌时，往往忽略一个基本事实，都是留学生，而且几乎清一色的留学日本，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易白沙、吴虞等人都是，只有极个别的是留学欧美，譬如胡适是留美的。

这些被现代人尊为“民国大师”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思想家们，其实并非思想的创造者，而是思想的搬运工。不仅是搬运工而且是二道贩子，因为是从日本搬运，日本是一道贩子。日本先将西方文化搬运到日本，这是明治维新主要干的活。甲午之后，尤其是辛亥之后，中国又从日本搬运到中国。

并非日本是一道贩子，就意味着日本的水平就很高，恰恰相反，非常愚蠢。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吸收，集中在明治维新时期，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大致同时。明治前，日本已经拥有了1000多年的中国文化的学习传统，儒家的学习传统，然后又在明治维新时期集中学习西方文化，这让日本人产生一种错觉，他们是“学贯中西”。

其实日本是个半桶水，中国文化、儒家文化的精髓他们没有领悟到，西方文化的起源和本质他们也没有弄懂，可以说即不懂中国，又不懂西方。所以，他们才在明治维新时期弄出了一个“脱亚入欧”。所谓的“脱亚”其实就是“脱中”、“脱儒”。

“脱亚入欧”是明治维新的基本原则，也是明治维新文化的核心特征，就是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彻底否定儒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全盘西化。因为既没有懂中国，又没有懂西方，所谓，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们，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看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而且中国绝对落后，西方绝对先进，所以他们绝对彻底抛弃中国文化，彻底倒向西方文化。

实际上，近现代的西欧文化，与中国文化，与儒家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就是中国之子文化，儒家之子文化。

整体来说，西方近现代文化，包括近代哲学、启蒙运动，直至最后科学的出现，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中国文化西传的结果。西欧的近代哲学和科学，是西欧人将中国思想西欧化的结果，是将中国文化结合西欧实际的结果。也可以说，由于西欧固有的文化和社会局限，西欧人无法真正领悟和接受中国文化，对之进行了修正。

作为对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的修正，近代西欧哲学和科学，尤其是科学，固然有着胜出中国的地方，但是在根本上说，偏离了中国文化之精华，远比中国文化落后。

中国文化的轴心在“义利之辩”，有义有利，但以义为本位，义超越利，凌驾于利之上。中世纪的西欧是基督教文明，只承认虚构的上帝和上帝世界（天堂），对人和人间都是否定的。既否定人的思考认知能力，又否定利益性事物。因此，在西欧的中世纪文化中，是义利皆无，仅有一个准义的东西，就是基督教中的“义”、“真理”。

因此西欧的近现代化，其核心就是否定基督教，而开始承认人和人间，承认人的思考认知能力，以及承认人的利益。这种颠覆性变化，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但是，遗憾的是，西欧人无法理解中国文化中“义利之辩”的玄妙，而只能机械地理解和接受“利”的部分，而实在无法理解和接受“义”的部分。

所谓的科学，在义利之辩的角度，不过是“利学”。放在西方的宗教化的历史中，“科学”固然为最先进，但是，放在中国“义利之辩”的历史中，“科学”不过是“利学”，有利而无义，尽管可以导致器物的发达和财富的增多，但究其本质，实属蛮夷。

可以显示中国文化精微和博大的，还有另外三个辩题：道器之辩、心物之辩、体用之辩。这三个辩题与“义利之辩”所讲的是同一回事，知识侧面不同。义就是心、道、体，利就是物、器、用。

中国文化有义有利，有道有器，有心有物，有体有用，但是又是以义、道、心、体为本位，重义轻利，重道轻器，重心轻物，重体轻用。

但是，现代的科学则是有利而无义，有物而无心，有器而无道，有用而无体。

日本在中国之东，西欧在中国之西，两者都是蛮夷，又都受中国文化之影响。日本离中国近，因此直接受中国文化影响已长达千余年，从唐朝开始，即日本大化改新时期。西欧离中国较远，受中国的直接影响也较晚，始于明清之际。在新教的压力下，罗马天主教决定派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以扩大势力范围。这些乘商船远道来到中国的基督教教士们，在中国传教的事业失败了，但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成为直接联系和传播中西方文化的桥梁，他们把当时的西欧文化搬运到中国，同时又把中国文化搬运到西欧。

当中国文化通过传教士传到西欧之后，引发了近代西欧哲学的出现、启蒙运动，乃至后来科学系统成形。作为近代西欧哲学的两大“创始人”，英国培根，法国笛卡尔，其“新思想”其实都是来自传教士所搬运的中国文化。中国对西欧的影响在18世纪达到高潮，法国的魁奈、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都是中国文化的狂热信徒。

魁奈依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模型，后来亚当斯密进行了系统化，写成了《国富论》。莱布尼茨根据邵雍的先天卦图的64卦排序“发明”了二进制，这是后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基石。沃尔夫则是莱布尼茨的学生和康德的师爷。康德之所以被称为最伟大的近代哲学家，就是因为他“发明”了“道德自律”，其实不过是儒家道德的劣质翻版。

因此，近代中国、西方、日本三文明之间，存在紧密而复杂的三角关系，应从郑和下西洋说起。

郑和的下西洋的船队是当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术最先进的，因此，其跨大洋的航行距离，也是创历史的。

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是，哥伦布的环球航行是在郑和下西洋的60年之后，而且哥伦布船队的技术和规模远远逊色于郑和。这意味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哥伦布可以通过跨洋航行到达中国的想法，来自郑和船队。也就是说，真正的大航海之父不是哥伦布，而是郑和。

有一位退休的英国海军军官，叫孟席斯，基于对航海图的兴趣，注意到了西欧大航海的兴起与郑和船队的密切关系。他的出发点很简单，在达伽马、哥伦布等人决定跨洋航行之前，手中已经有了航海图，那么这些图是谁画的？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结论只可能有一个，就是郑和船队。基于对这个线索，孟席斯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追溯和大胆猜想，写了两本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

郑和教育和启发了哥伦布，而哥伦布则开启了“大航海时代”，通过海路使得全球建立直接的联系，包括让遥远的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建立直接联系，从位于大西洋东岸西欧，可以直接坐船到达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国。

明清之际，西欧的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在新教的压力下，罗马天主教教廷决定，派出传教士向中国传教，扩大势力。于是这些传教士，搭乘商船，沿着哥伦布、达伽马们所开辟的新航线，从西欧来到中国，于是中国和西方文明发生了直接交流和联系。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西欧开启了近现代化的过程，最先是近代哲学，然后是启蒙运动，接着是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的兴起，再接着是科学的最终形成，最后民主制度的成熟。 

在直接接触中国文化之前，西欧文明也是一个混合文明：基督教因素和日耳曼游牧因素的混合。更准确地表述，是基督教对拥有强烈游牧野蛮习性的日耳曼人进行教化。而且，基督教和日耳曼游牧对西欧都是外传的，并非西欧所本有。日耳曼游牧因素是公元4、5世纪，随着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而传入。基督教则出现于公元1世纪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

但是，基督教对西欧日耳曼游牧的教化最终是失败的，因为西欧不仅依靠暴力瓜分世界，并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而且还否定了基督教。

日耳曼游牧可以不顺服基督教，但是他们的文化绝无能力去否定基督教。有能力对基督教进行否定的，是17世纪开始直接传入的中国文化因素、儒家因素。此后西欧进入所谓的近现代阶段。

现在西方所流行的历史分期方法是，将哥伦布开启的“大航海”作为西方近现代史的开端，这是错误的。“大航海”只是西方进入近现代的交通条件，真正使得西方开始近现代化的，是通过新开辟的航线所传入的中国文化。

西方有学者曾经提出一个“哥伦布大交换”的概念，指的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美洲新大陆与亚欧非旧大陆之间的农产品的大交换，尤其是美洲的土豆、玉米等作物传到旧大陆，使得食物供给的突然增加，最终导致人口的大增长，世界的面貌得以改变。

实际上，最重要的“哥伦布大交换”并非发生新旧大陆之间，也非农业性的物质交换，而是发生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之间，而且交换的内容是文化。即亚欧大陆最西端的西欧于最东端的中国之间直接的文化交流，可以称之为“哥伦布文化大交换”。开启西欧近现代化历程的，就是这个“哥伦布文化大交换”。

因此，现代西方文明，事实是中国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以及日耳曼游牧文明相融合的产物，有基督教的因素，有中国因素，也有游牧野蛮因素。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西欧通过学习中国文化，有效地抑制甚至否定了基督教，但是，遗憾的是，其日耳曼游牧野蛮因素，非但没有被有效抑制，反而得到强化，他们利用从中国来的立足于现世经验的新技术和新理念，发展出威力更强大的军事武器，然后去侵略和瓜分世界。

基督教因素尽管被抑制了甚至否定了，但是，并没有彻底消失，其最深层、最基础的理念恰恰被科学所继承。科学真理的假设，客观世界、客观规律的假设，都是继承自基督教的真理和上帝假设。科学中重视经验、实验的部分则来自中国。

总之现代西方文明中包含着三重要素。中国的经验要素、基督教的迷信要素、日耳曼游牧的野蛮暴力要素。其中基督教的迷信要素被压倒最低，也最隐秘，以致很多人意识不到其存在。

既然现代西方文明中包含着暴力因素和迷信因素，所以从根本上说，既是野蛮落后的，而且也是高度不稳定的，甚至极具破坏力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现代美国所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摧毁世界几十次就是明证，美国内部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种族分化就是明证。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没有看清现代西方文明的起源和本质，错误地把其当成一个与中国文明完全不同的新东西，而且被其表面性、暂时性的物质强大所迷惑，然后决定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然后进行全盘西化。

日本的确学习西方学的很到位，在军事迅速强大之后，也学的象西方一样，开始殖民侵略，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作为其1000多年的文化母国中国。

二战后，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日本也能实现快速的经济崛起。但是，一旦其地位开始威胁美国，便遭遇美国的打压。

但是，让日本经济永远性失去优势和动能的，并非仅仅美国一国的打压，更主要的，是来自中国经济的崛起。由于与美国在文化甚至军事上紧紧绑定在一起，而与中国割裂，这是明治时期“脱亚入欧”的自然结果，日本一方面受到来自美国的打压，另一方面又无法与中国经济融合，自然就一蹶不振、江河日下了。

中国经济与日本的不同，不仅仅在体量上，而是在文化内核上。中国在学习西方时，并没有象日本一样一边倒，而是努力地固守着自己的本有文化，保持着文化独立。尽管这使得中国的道路颇为艰难，但是，一旦摸准了路子，就会势如破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发生故事。

由于文化内核不同，中国的经济模式与西方存在本质不同，当然也包括日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儒家，儒家文化的核心则在“义利之辩”，主张以义为本，以利为末。在这个理念之下，形成以道义、仁义为基础的政府。政府代表道义，不仅在与经济隔离，而且超越于经济之上。

中国学习西方，发展经济，依然是固守“义利之辩”理念的，尽管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依然要服从于道义，而不允许其凌驾于道义之上，破坏道义，凌辱人民。

因此，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日本经济的崛起有着本质不同，不仅仅在数量上，构成对美国的压迫，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和发展方式。

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绝非是在现有体系下替代美国的问题，而是要彻底摧毁现有体系的问题，当然也包括摧毁美国。这是当下中美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遗憾的是，因为短视和愚蠢，一心要脱亚入欧，在这一轮世界大变革中，日本只能死死抱紧美国，与之一起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