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顶替上大学”背后的博弈_风闻

文 | 千叶映

　　“替上大学”事件的悲剧意味在于，只要一个社会不允许民众有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质疑权，那么不论考试纪律多么严苛细密，不论自上而下的监察巡视多么频繁，这样的事情依然会反复发生。

　　此类事件中的被顶替者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家境贫寒，父母没有文化知识，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出了事似乎只能选择认命；而顶替者一方则人多势众且非常傲慢。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教师可以拥有这样的能量，其实这不神秘。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将干部“知识化”、“专业化”写进党章，确立了新的选拔干部标准，而在基层，教师就是一个县里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在特定的年代里，教师是进入县级领导干部的主要途径之一，在一个处处讲人情关系的社会里，找到一些有权力的人并帮忙运作这件事是完全可能的。

　　这里的重点是，为什么对基层自上而下的监督是难以治本的？

　　首先，自上而下的监察往往是临时和外来的，这也难免造成了它的滞后性以及由于对本地情况不熟悉所导致的不专业，且监察人员自己就身处这个巨大系统中，因而自身也可能被腐化，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名作《钦差大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次，弱势民众对于行政技术及架构、权力的运作方式这些必要的政治常识往往无知，只能笼统地将这些人，哪怕是沾亲带故甚至是诈称有关系的人都一并称作“官家”，缺乏分辨能力，又如何能够洞察他们之间的矛盾并利用矛盾为自己维护权益呢？第三，自上而下的监督依然是建立在只有官方（尽管是高级别的官方）才有溯及正义源头的能力这一大前提下，而这本身也同样是基层官吏在弱势民众面前拥有威势的心理根源，即多数遭受侵害的人之所以尚未较量就选择忍气吞声，其原因首先在于他们认为如果不借助其他权力而只是单靠自己的力量，是绝无可能实现正义的。

　　从表面上看，自上而下的监督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谓不频繁，历朝历代统治者均从软和硬两方面对基层进行监督，“软”的一面体现在统治中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以诏令、文件的形式劝说基层管理者要“爱民”、“清廉”和“施仁政”；而“硬”的一面则体现在统治中枢从直接搞法外之法性质的运动式治理到设立回避制、举报制等纷繁复杂的防人之法，但它们的效果都很不佳，前者往往沦为了官方文件的走过场和民间的笑料，而后者则往往更加速了败坏，正如黄宗羲所说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不论统治中枢在推行自上而下的监督时其动机如何真诚，只要它将真实民权的扩张作为同样要防范的对象，那么这种监督充其量只能延缓而不可能根本上扭转衰败倾向，而弱势民众既缺乏相关的知识又缺乏道义上的自信，因而始终无法获得真正独立的权利，也无法在各阶层之间形成可重复的博弈。

　　那么，知识和信心从哪里获得？就从知情权和质疑权中获得。在对公共事务的质疑中，人们会自发地进行讨论交流，通过他人的声音，一个人可以获得道义上的信心，尽管他事实上可能仍然是势单力孤，但他在心里上却不感到那么恐惧和害怕了，他感到自己的行为是有普遍性的，因而是完全有可能被广泛接受的；而对公共事务的知情，也能够让人们了解社会运行的原理，消除对权力的崇拜感、神秘感。我不否认监考技术、身份识别技术的进步能够减少此类事件的可能，但技术最终是由人来操作执行的。没有了上述权利观念的普及，技术反而可能进一步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方面的例子已经太多了。

点击「死理性派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