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史显示，中国文明的古老和先进程度远超现代人的想象_风闻

蔡历 一

  目前所能看到的一切货币史都不是完整的货币史，而是货币片段史，只是后半段，对更重要的货币起源和早期演变的前半段，世人尚一无所知。西方和中国货币史皆然。也正因为如此，当前所存在的一切对货币的认知和定义都是盲人摸象。

  本文将提供货币史的前半段，展示真正完整的货币史，从而帮助大家更全面更真实地去认识和理解货币、信用、市场等经济因素。

首先，要区别货币和交易中的一般等价物。

并非所有的在交易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都是货币。在早期人类文明中，很多东西都曾被拿来当做交易的一般等价物，譬如牛、羊、弓箭、粮食、贝壳、金银等等，但这些并不是货币。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用抽象数学符号表达的量化信用。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抽象数学，一个是信用。

价值分具体价值和抽象价值。对于一部车来说，它的具体价值就是可以帮助人移动，当然名车也可炫耀。它的抽象价值就是它的价格，譬如20万。“20万”就是抽象价值，而且是数量化的。

你拿价值20万的现金，就可以到车行交换到一部标价20万的车。20万现金自身的价值几乎为零，而且甚至你根本不需要现金，只需要电子转账。如果说20万现金中所包含的纸多少还值点钱的话，那么电子转账过程本身就一点价值也没有。这就是信用。人们相20万现金的纸就代表实际的20万的价值，相信电子转账就代表把实际的20万的价值转移到自己手上。货币的抽象价值通过抽象数学符号来表达。

货币的出现需要两个基本前提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抽象数学的出现，第二个条件发达的信用机制的出现。同时，一个东西是否为货币，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数量化的，信用的。

 看到这里，稍微有点货币知识的同学不禁哑然失笑。你所定义的货币不就是“信用货币”吗？那是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消失后才出现的啊，历史还不满100年。你难道不知道，信用货币只是货币的最新形态吗？之前的货币都是实物货币的。

没错，目前存在的货币理论和货币史都认为，货币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过程，货币的早期形态是实物货币，直至晚近才演变出了信用货币。

现在，我要说的是，这样的说法是建立在对货币的起源史无知的基础上。货币在起源时代，最原始的货币，恰恰不是实物货币，而是信用货币，当然也是数量化价值的。

那么问题的关键是，货币起源于什么时代，最早的货币又是什么样子呢？

 西方的货币史会告诉你，货币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60年左右，为当时一个叫吕底亚的国家的国王所发明。吕底亚货币其实很简单，就是把黄金，准确地说是金银合金，铸成等量的小块，即铸币。

毫无疑问，在吕底亚铸币很早以前，黄金作为贸易中的一般等价物而存在了。吕底亚铸币更多只是因制成等量小块，免去了以往在交易中对黄金进行切割和称重的麻烦。

同时，吕底亚货币又印有狮子象，这是当时吕底亚王室的标志。用意在用王室的名义担保，货币中黄金的重量是名实相符的。也就是说，在很低程度上加入了信用成分。

为什么说是很低程度。因为铸币的价值还是由铸币本身所包含的黄金来体现的，而非吕底亚王室信用。王室的信用不是提供价值本身，而只是保证铸币的黄金是足量的。

因此，在目前的货币理论中，货币与黄金之间，以及与其他的一般等价物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马克思甚至说，“货币天然是金银”。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充当一般等价的金银就是货币，无论铸造与否。

然而，无论是说货币起源于公元前7世界的吕底亚铸币，还是说“货币天然是金银”，都与中国传统文献关于货币的记载严重相左。

《史记·平准书》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兴焉。……虞夏之币……”。《盐铁论·错币》说，“故教与俗改，币与世易。夏以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

在出现时间上，这两种说法认为货币的起源至少是在夏代，即公元前2100年之前。尤为重要的是《盐铁论》的说法，认为货币的介质是可以变化的。换个说法就是，货币的价值与货币的材质无关，材质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贝壳也行，石头也行，金属也中。

为《盐铁论》中的发言者所不知的是，后来纸也被选做了货币的介质，这就是在北宋年间出现的“交子”，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现在的考古发掘还发现，骨头，甚至泥土也可做货币的介质，这就是在商周时期大量出现的“骨贝”、“陶贝”。

这就暗示了，在中国文明中，货币出现的时间不仅远远比西方早，而且，基本理念也完全不同。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并不在货币的介质本身，而是一种人为赋予，即信用。

即便以形式上的铸币为标准，货币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吕底亚金币早好几百年。1971年在山西保德出土了100多枚铜贝，时间在商朝晚期，大约3000多年前。这中国，当然也是世界上目前出土的最早的铜贝。

然而，以铜作为货币的介质，对中国货币史而言并无特别意义，只是换了一个介质而已，这也不是第一换，而且换的也不是这一种。考古还发掘了大量的骨贝、石贝、铁贝、陶贝。

既然，各种材质的贝币都是对天然贝壳的模仿，很容易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就是天然贝壳。这样，中国的货币起源史也符合世界货币起源史的范式。拿贝壳当交易中的一般等价物在全球很多早期文明都曾出现。

1975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12枚天然海贝，以及仿海贝的石贝和骨贝。这是中国可以确信的最早的以天然贝壳做货币的证据。这个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考古学界现在一般把这个遗址当成夏代遗址。

然而，即便是这个时期，也还是出现了仿天然海贝的骨贝和石贝。如果说中国的货币起源于夏代，那么二里头的情况说明，即便在起源时代，中国的货币就是天然海贝和其他介质的仿海贝并存的。

用天然贝壳做一般等价物是全球通例，但是用其他各种不同材质仿制的贝壳做货币却为中国所独有。

如果其他各种不同材质的仿贝可以和天然贝壳拥有同样的价值，那么中国贝币的价值就不在天然贝壳本身，而是一种人为赋予。贝壳的形式只是一种符号，被拿来去赋予价值。因此，介质是什么无关紧要，是否是天然贝壳无关紧要。天然贝壳的材质只是众多不同材质的一种而已。

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在中国选用贝壳做货币之前，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货币理念，包括价值的数量化，以及发达的信用机制。

二

那么贝币之前的中国货币又是什么？

线索应该就在贝币上的符号之中。如果把不同时期的，所有材质的贝币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他们符号上共性有两点。第一点，外形轮廓上都是贝壳状；第二点，贝币的一面都存在双排齿纹，凡是被选做货币的天然贝壳也都是有齿贝壳，天然存在双排齿纹。重点就在这个双排齿纹。

很容易得出的判断是，之所以各种仿贝币都是有齿纹的，是因为被选作货币的天然贝壳也都是有齿的，齿纹本身并没别的意义。我也一直这么认为，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下面这一条材料。

《列子·说符》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

“契”是中国起源于远古，而且至今依然存在的信用工具。现在豫东一些农村集市帮人看管自行车的场地依然在使用这种古老的工具。如果你去存车，看车人就会拿出一对“契”，一个栓在自行车上，一个给车主。这种契是用木头或竹子做成，形状是长度约在3、4厘米的长方体。每只契上有一个小孔，然后用细绳拴住。每一对契上都刻有独特的条纹状符号，也只有属于这对契的两只拼合在一起，完整的符号才能呈现。车主取车，看车人需要拼对取车人交回的契与拴在车上是否为一对。成语“若合符契”就是来自契的比对。

当然，现在的契已经是文化古董了，它的信用功能已经被其他繁多的更便捷的信用工具替代，甚至包括电子化信用工具，譬如微信支付。但是在古代，尤其是“语音化文字”没有出现的时代，契是中国主流的信用工具。每对契上不仅有可检测是否相合的暗符，而且标有代表具体价值和数量的数字，这些数字是用齿来表现的。

需要对“语言化文字”稍微说明一下。在现代主流知识中，认为数字不是文字。而与日常语言相对应的文字才是文字。而且认为数字与语言化文字的产生机理是也不同的。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不仅数字就是文字，而且语言化文字的出现也是以数字为基础的。如果以语言化文字为标准，中国的文字出现的相对是很晚的，但是如果以数字文字为标准，文字在中国的出现就远远早于西亚。对此这里不宜多说，以后再详细讲。

由于契是不记名，而只有可检测是否相合的暗符，这就意味着契是可以流通的，可以充当交易媒介的，即可以充当货币的职能，或者说就是货币。上面《列子》中的故事就充分说明这点。既然，在路上捡到的契可以直接代表财富，那就意味着这种契可以理论上无限转让，可以用来交易，那它就是货币。

由于真正代表契的价值的是刻在其上的齿数，所以，对传统的契而言，齿纹才是契的最核心的部分。上述《列子》中的故事也生动形象地呈现了这一点，“归而藏之，密数其齿”。

那么契到底什么时间出现的呢？按王国维所说，通过传统文献和考古证据，可以找到确信的答案。

传统文献关于契的起源的记载很少，也很模糊，但是，却可以提供一个时代轮廓。

《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唐朝的司马贞为补续《史记》所作的《三皇本纪》也沿用此说：“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说文解字叙》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伪孔安国《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这几条记载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契从出现在结绳时代之后，远在夏代之前。具体年代还需要求助考古证据。

契的材料一般是木头，在地下很容易腐烂。所以，远古时代的契是很难保存下来。然而，幸运的是，我们的先人把一些契的齿纹刻在了陶器上，陶是不会腐烂的。现代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这种刻在陶器上的契齿纹。契齿纹的存在当然可以证明契本身的存在。

 最古老的契齿纹来自半坡遗址。在考古学上，半坡属于早期仰韶文化，其年代的上限可早至7000年前。因此，契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可以定为7000前。也就是说，远在7000年前，中国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信用工具，可以用它来指代产权，可以用来表征价值，可以用来做交易时的支付工具，即可以用作货币。

既然那么让人惊叹的古老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说7000年的契就是中国最早的信用工具。答案是否定的。

前面给出的那几条传统文献记载一致之处，书契只是对更古老的“结绳之政”的替代。书契的主要功能是充当信用工具，那么结绳也就可能不是单纯地记数记事，是否也象书契一样，具备信用功能？

传统文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东汉郑玄《周易》注说：“上古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也说：“上古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

“约”、“约誓”就是信用问题，结绳被用于“约”、“约誓”，也就是说打结的绳子象契一样，可用作信用工具，甚至主要用作信用工具。绳结的个数象契纹的齿数一样，用来指代数字化的财产或价值。

然而，绳子比木头更容易腐烂，所以不可能挖到7000年前以上的绳子。遗憾的是，也未能从出土的陶片中发现有关早期结绳记事的线索。而且，结绳记事的做法也不像契，目前在民间也没有任何遗存。关于结绳的信用功能，只存在上述的两条文字记载。因此，有关结绳信用功能的具体情况，不可过多推演。

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即便早在7000年前已经出现，但是契并不是中国最早的数字化的信用工具，而只是数字化信用工具的新的发展阶段，是一种比更古老的结绳更成熟的数字化信用工具。

注意，这里用了“数字化”这个定语去修饰绳结和契这两种信用工具。无论是绳子的结，还是契齿纹的齿，都不是都实物的模拟，而是实际是与实物脱离的抽象化的数字，都是数字符号，与现在所流行的数字符号并无本质区别，包括计算机的二进制数字。

即便是现在的数学，数字符号也有多种表现方式。譬如在中国，数字1除了阿拉伯数字以外，还可以写成：一、壹、ONE、one等。绳结或齿只是众多数字表达符号中的一种而已。也就是说在基本原理上，结绳和契都是数学化的、数理化的，也当然是现代化的。

为什么能做出这一判断？因为抽象化数学在中国的出现和应用远比结绳和契更古老，无论是结绳还是契，都是对早已存在的数学工具的应用。

那么脱离实物的抽象化数学在中国什么时间出现。答案是与易经一起出现。这里就出现了两个新问题。一是易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二是为什么说抽象数学是和易经一起出现？

三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关于易经出现的时间，我们同样采取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运用传统文献记载和地下考古资料两方面的证据来解决。

《周易·系辞》说：“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包犧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揉木为耒耜，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就是说，易经出现在伏羲时代，伏羲时代在神农时代之前。神农时代是农业出现的时代，伏羲时代则是农业出现之前，尚无农业的时代。

当前考古学已经可以证实，农业起源于大约10000年前。因此10000年前应该是神农时代的上限，也是伏羲时代的下限，即易经出现时间的下限。

这里多说一点。

对人类文明的形成以及早期文明演变有重要影响有三种农作物：大米、小米和小麦。在农业起源时期也就因此形成了三个农业中心：中国南方的大米农业中心，中国北方的小米农业中心，以及西亚新月地带的小麦农业中心。如果以农业的起源为标准，中国文明在全球文明总量中占据三分之二。事实上，无论中国南方，还是中国北方，其面积远比西亚的新月地带大的多，而且土壤也肥沃地多。这样以来，中国占据的份额可能更大。

而且，尽管距离邻近，但是，两河流域以及埃及与新月地带在地里环境上有着本质不同，这两个地方都非常干旱，并不适宜小麦的生存，也不是野生小麦的分布区。要等到灌溉技术被发明出来，并且传播到西亚，两河流域和埃及才可以借助两河及尼罗河的河水去种植作物、发展农业，孕育文明。考学证实，灌溉技术传播的西亚的时间大约在8000年前，而传播到两河流域和埃及要更晚，大约在6、7000年前。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拥有发达的信用工具契了。

古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不仅开始的时间晚，而且都不是原生文明，都是更古老的文明向这里转播的结果。

而且，考古学还发现，在农业出现之前的好几千年前，人们已经可以通过采集野生作物的谷粒，来过程度不同的定居生活了。而定居生活则很可能孕育文明，而且的确发现了野生谷物时代的发达文明遗址。也就是说，在三大农业起源中心，在农业出现之前，都有很漫长的野生采集时期。中国南方采集野生水稻，中国北方采集野生谷子，西亚的新月地带采集野生小麦。

这样以来就不能把人类文明的起源时代定在农业时代，而是在农业之前的野生谷物采集时代。正是在这个长达好几千的漫长定居或准定居时代，人类文明的种子和基因被孕育，使人类获得独立或准独立的心灵。而农业则是环境发生变化后，人类已经获得的独立和准独立心灵对变化适应的结果。也就是说，农业只是人类文明新的阶段。在197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雅克·考文也正是基于这些考古事实，提出了一个新的农业起源理论，宗教心理促进说。

然而，对此中国无需再去构造什么新的理论，因为我们的传统文献本来就是这么记载，我们的传统观念也一直这么认为。 这样的发现恰恰与《周易·系辞》所载伏羲画卦相合，与中国传统一直认为自己的文明起源于没有农业的伏羲时代相合。在全世界的传世文献中，也只有中国的文献有这样的记载。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世界的考古学无非在为中国的传统文献做注解。

四

下面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说抽象数学是与易经同时起源的，或者更进步说，为什么说易经是数学的？

在没有正式回答之前，可以先看看中国语言，甚至思维模式中的数学现象。

先列举一下基于数学、计算的语言，甚至是口头语。算命，算卦，掐指一算，人算不如天算，你算老几，算了吧，算个球，算不算数，算计，天数已定，大数一定，就数你能，数着了，计策，计谋，计划，心生一计，锦囊妙计，合计合计，对策，运筹，筹划，一心一意，三心二意，三七二十一，九九归一，十全十美，七上八下，半斤八两，二百五，二。

这些数学化的语言，尤其是俗语、口头语，说明数学是中国语言的深层基石。语言是思维的基础，因此，数学也是中国文明思维模式的深层基石。

语言以及思维模式的深度数学化是中国文明的独有现象，原因就是在于中国文明是始于易经，也是基于易经的。这就是儒家传统上上所讲的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具体而言，易经是数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一个是易理自身，另一个是卦象的考古资料，以及数字符号的考古资料。

从易理本身来看，易经是用数学运算过程所产生的数字奇偶性的变化去指代天道自然的变化，更简洁地说，是用数去指代世界的运行原理。

用现代的数学语言来说，易经实际上是为世界的运行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并通过这个数学模型来分析决定吉凶结果的关键变量，以此指导人的行为。

很多人可能会担心，你是不是在用现代数学的知识对易经进行牵强附会的理解，把易经本来没有的现代数学知识硬套在易经头上，然后反过来说数学是起源于易经。回答是，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易经是数学恰恰就体现在易经最古老的最基础的部分，即卦象上，卦象本身就是数字。

上文已经指出，易经至少出现在一万年之前，因此易经历经了很多历史时代，甚至历经了从野生作物采集时代到农业时代的跨越。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也会出现一些新的思想，人们往往会在自己时代出现的新思想重新诠释易经，因此易经也会随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会在不同历史时代被掺杂进去一些新东西，甚至与易经自身思想相违背的东西。

尽管如此，尽管历经了那么漫长的历史，承受了那么多变化，但是易经一直都坚实地存在着，原因在于，变化的是易经的外层，内核一直没有变。易经的内核不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会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失去价值，历久弥新。

也正因为易经内核的独有价值，至少10000多年以来，受到各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尊敬和重视，学习它，传承它，使得它在远在渔猎采集时代的风貌得以流传至今。

现在能看到的易经的形式是《周易》这本书，成书时间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甚至战国。卦爻辞在西周定型，易传则在晚至战国才定型。

更准确地说，《周易》是一部易经史，涵盖了10000多年来的历史演变信息。我更愿意把易经的历久不变的内核叫易经，不能把《周易》等同于易经。

介绍这些易经的背景，只是想告诉大家，不必担心后人的对易经进行附会和篡改，也不必担心我会用现代数学去附会易经，因为易经最古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了。每一个人只要充分深入地研究，就能识别出来。

按受时代影响的难以程度，《周易》内容结构包含三个层次：卦象、卦爻辞、传。其中，最容易受时代影响的是卦爻辞和传，最不容易受时代影响的是卦象。但是这并不能说卦象比卦爻辞和传更古老更重要。三者一样地古老一样地重要，只是后两者所记录的历史时代信息多，变化多，偏离易经核心的东西也多。

说卦象不容易变，但是并不是说不会变。实际上，即便是卦象，在形式上也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个是一卦的卦画数，从早期的三画卦，变成现在看到的六画卦。相应地，卦的总个数也从8个变为64个。另一重大变化是，每一爻的符号形式，由早期的直接的数字符号，变化现在所看到的整洁的阴阳符号。

尽管，卦象也可以变，但是，易经的成卦原理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变。无论从三画卦变为六画卦，还是从数字卦变成阴阳卦，但是，每一爻的产生都是数学运算的结果，都是函数求值的结果。即便是具体的运算方法，即函数的关系式可以变，但是，运算方法，函数本身没有变。如果这一点变了，易经将无从谈起，就不可能出现和存在。也正是因为如此，易经占卜叫“算卦”。每一爻每一卦都是计算出来的。

易经之所以叫“易”，就是在讲变化，更重要的，是讲人应该面对和处理不断的变化，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永不停息的变化。当伏羲时代的先民们，尤其是当时从事占卜工作的“知识分子”们，在对世界变化进行长期的仔细研究后发现，一切事物都存在矛盾性的两面，变化就是矛盾的两面之间，时刻在进行物极必反的，对立统一的，相反相成的相互转化。

更重要的是，发现人与天地间这种变化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存在密切的互动，而且人的态度和行为决定着最终互动结果。换句话说，就是人与世界是一个密切联系体，决定人与世界联系状态和结果的是人。人与世界间的联系的状态和结果，就是易经中所说的“吉凶悔吝”，最终决定“吉凶悔吝”的，不是外在的世界，而是人自身。

这就是《周易》卦辞中反复出现的“贞吉”、“贞凶”的含义所在，即真正决定最终结果的是“贞”，只要人去“贞”了，最终结果一定是吉的，无论目前的状态是“吉”还是“凶”。“贞”就是守正，就是坚守自己的本心本性。

伏羲时代的人们对天地间变化的总结，已经是超越天地万物具体变化的抽象总结。为进一步更明确地表达这一变化，他们又发明了抽象数学，并且用数字的奇偶性去代表矛盾的双方，用数字加减运算过程中运算结果所出现的奇偶性不断的变化去代表矛盾双方之间的相互转化。这也是易经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古老的部分。

易经的卦象本来就是数字符号和直接证据来自考古发现，以及对考古发现的成功解读。早在北宋时期，人们就在出土的铭文中发现由成串的数字组成符号，但一直不解其意，被视作奇字。到后来，尤其是现代考古学的兴起以来，出现了更多的同类奇字，甚至有的远远早于商周时期，可以上溯至5000多年前，譬如江苏青墩遗址所出土的。

直至1978年，此谜团才由当时社会院的历史学家张政烺最终破解。他不仅指出这些奇字是六画的数字卦，是易经卦象的早期形态，而且论证，目前看到的由阴阳符号组成的整洁的卦象是晚至战国才定型的。

数字卦的发现和论证结果是完全符合易理本身的，前面已经指出，即便是卦象由直接的数字符号改成了阴阳符号，但是，成卦原理并没有变，依然是数学运算，每一爻都是一个运算值。因此，阴阳符号实质上也是数学符号，而不是对实物的模拟符号。任何企图用实物模拟的思维去追溯阴阳符号的起源，其结果都是荒唐的。

从数学符号的考古资料看，目前出土的最早的数字符号大约在9000年前，来自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这说明至少在9000年前，抽象数学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时间已经很接近10000年前了。

以上是对抽象数学起源于易经出现的伏羲时代的证明。

但是，还需要强调一点。由于，易经数学的重心并不在数学本身，而是为了表达天地间万物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表达人与这种变化的联系和互动。因此易经数学本身并不像现代数学在形式上完美清晰，更重要的是，也不是现代数学一样的“纯粹数学”。

“纯粹数学”是现代数学的典型特征，把数看成绝对孤立、静态的存在，没个数字本身是一种绝对的独立体，与世界可以进行绝对对分离和切割。用现代数学去模拟和分析问题，就会把研究对象孤立静态化，可以与世界其他部分绝对分离和切割。因此，现代数学不会去关注世界的整体联系，更不会去关注人与整个世界的联系，而只会把整体联系进行分离和切割。这是现代数学的最大问题，也是基于现代数学的现代科学的最大问题。

而在易经数学中，数与数之间，人与数之间都是存在密切的联系。数与数会自动转化，即奇偶会自动转化。人与数的奇偶转化存在互动，即人的态度和行为会决定最终的吉凶。这样世界是一个联系整体，人与世界存在密切的联系和互动。

总之，在结绳和契这两样信用工具出现之前，抽象的易经数学已经在中国出现，这两种信用工具都是对易经数学的应用。

五

之所以花这么大篇幅来论述抽象数学即易经数学的起源，因为抽象数学对信用工具的出现太重要了。易经数学不仅为产权和价值提供计算工具，更重要是，还为信用工具提供信心支持。

信用工具的基石是人们之间所拥有的相互信任。而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事实上是基于一种对世界的普遍信心、信任。抽象数学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化计算工具，而是一种对世界高度信任的世界观。因为数学运算本身是高度稳定的，1+1永远等于2，永远值得信赖。当认为世界的变化可以用数学运算、数学模型来模拟和指代时，实际上就是认为尽管世界是永不停息的变化，但是，世界的变化本身却又高度稳定，值得绝对信赖。

反过来说，抽象的易经数学的产生，也一定出现在一个高度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人们对世界的变化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对世界本身拥有高度的信心。

如果没有这样的普遍信心、信任，不仅抽象数学不会出现，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也无从谈起，这样发达的信用工具的出现就失去了双重的基础。

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任何文明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在中国文明之外，相对于中国，抽象数学的出现是非常非常晚的，直至公元前6世纪才有，比中国至少晚7000多年，而且可以归结为一个具体的人的“发明”，这就是所谓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数学。

而仔细研究毕达哥拉斯数学就会发现，它与易经数学高度相似。除了在形态上是脱离实物的抽象数学之外，它的重心也不在技术化的数学运算上，而是更在倡导和强调一种新的世界观，基于数学的高度稳定的世界观。但是，在当时的多神教氛围中，毕达哥拉斯又对其数学做了神学化改造，改成了一种数字宗教，说世界本源于数字。基于这种新的数学化的神学原理，或者神学化的数学原理，于是毕达哥拉斯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教派，堂而皇之地当起了教主。

西方的后人们已经无法理解毕达哥拉斯了，而更多地仅仅把他看成技术上的抽象数学的“发明人”。譬如，写《西方哲学史》的罗素，直言“世界的本质是数字”的说法非常怪异，对他的教派交规也是嗤之以鼻。如果不能准确理解毕达哥拉斯，又有什么资格去写《西方哲学史》？

但凡对易经和毕达哥拉斯做过深入研究，就很容易发现，毕达哥拉斯数学不过对易经数学神学化模仿。毕达哥拉斯教实际上一种“数教合一”的宗教。易经也是“数教合一”的，但是，没有神，不是宗教。“数教合一”重点不在数，而在教。

后来，两希合一的基督教，也保留了由毕达哥拉斯所引入的数学，而且自15、6世纪近代哲学出现以来，越来越重视。牛顿和莱布尼茨都是代表人物。但是，基督教的数学却是“数教分离”的，数学于是就沦为单纯的计算和逻辑工具，最重要的教的部分是由上帝分管。数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是服务于上帝的，是神的仆人。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数学都是这样的数学，本质上属于神学的附属物。直至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是19世纪后半期之后。随着上帝的被打碎，数学才摆脱神学的羁绊，成为独立的数学。但是，却成为有数而无教的“纯粹数学”。

所以，基于此，可以肯定地说，在毕达哥拉斯时代，即公元前6世界左右的时期，中西方之间一定发生了大规模的文明交流。中国的易经思想传入了西方。做这种结论甚至无需其他的考古证据和历史证据，毕达哥拉斯数学就是最大的证据。

事实上，随着对中西历史了解的深入，以及考古学不断的新发现，这一时期中西发生大规模文明交流的证据越来越多，层出不穷。不仅仅如此，在更早的公元前2、3000年前中西之间就存在大规模文明交流的证据也越来越多。随着中国“一路一带”战略的提出，关于古代中亚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和显学，而研究越深入，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证据就越多。

本文不想罗列这些繁多的证据。而只提供一个被忽略的，但是却与本文主题相关的证据。那就是前文提及的吕底亚铸币。毕达哥拉斯所出生的萨默斯岛与吕底亚仅仅隔一个很窄的海峡，因此，与吕底亚而不是与希腊属于一个文化地理单元。毕达哥拉斯的出生时间仅仅与吕底亚铸币的出现晚100多年。更重要的是，象毕达哥拉斯数学一样，吕底亚铸币与当时的文化传统之间存在很大的断裂，都是突然冒出的新生事物。而且两者的起源线索都是不清楚的。毕达哥拉斯怎么忽然想到发明抽象数学的，吕底亚国王怎么突然冒出制造铸币的新想法的，这些都没有任何历史记载和线索。

更重要的是，象毕达哥拉斯数学一样，吕底亚货币也与当时的中国文明元素高度相似。现代人对铸币，尤其是西方铸币的一般印象是，其外形是规则圆形。然而，最初的吕底亚铸币却是不规则的“蚕豆”状。当时的吕底亚国王为什么把铸币弄成这个样子，无人知晓。

然而，如果比对当时中国出土的铜贝就会发现，两者在外形上高度相似。结合中西货币史背景，唯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解释是，吕底亚铸币是对中国铜贝，或其他材质的金属贝的模仿，包括理念上的模仿和外形上的模仿。

由于，在毕达哥拉斯“发明”抽象数学之前，中国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抽象数学，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在数学理念上非常落后，而而且他们对世界的稳定存在也缺乏信心，从而导致人们之间也缺乏一般的信任信心。因此，无法产生发达的信用工具，当然也不会有货币的出现。

有人可能不禁会发问，古巴比伦的数学不是非常发达吗，他们不仅发明了勾股定理，还发明了60进位制。古巴比伦数学的发达仅仅体现在计算技术上。由于古巴比伦社会实行的是神明“计划经济”，政府，即神庙需要承担大量的生产计划和财产分配职能，很类似于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因此需要做大量的实际运算，因此他们不断改进计算技术，也如同苏联一样。但是，在基本数学理念上古巴比伦反而是十分落后的。

这种落后甚至让人不可思议，他们的数学不是抽象数学，并没有脱离实物，而是与实物紧紧绑定的。在古巴比伦数学中，对不同单位的东西有不同的符合单位和运算体系。譬如对粮食和羊，一公斤和一只是不同的数学符号，“一”和“公斤”，“一”和“只”是绑定在一起的，是一个数学符号。不存在脱离具体单位的“一”，也不存在脱离具体单位的运算体系。

因此，当初的“希腊人”，以及现在的欧美人，认为抽象数学是毕达哥拉斯的“发明”是有合理因素的。他们的主要参照对象就是巴比伦，他们说，古巴比伦数学只有计算实践，而无抽象思考，是正确的。只是他们并不直接知道，在毕达哥拉斯之前的7000多年前，抽象数学就在中国存在了。如果没有中国，没有易经，说毕达哥拉斯发明数学就是正确的，但是，加上中国，加上易经，那么说就是可笑的。

六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论述，既然契已经是高度发达的信用工具，既然已经是货币，后来的贝币与契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贝币又为何要出现，直接使用契币不就完了。

由于契是成对存在的，具备价值的是标志债权或其他财产索取权的一半，标志债务或其他财产应付义务的一半并无价值，这一半，相当于有价值一半契的发行人。可流通的一半契的的流动性，取决于发行人的信用程度。发行人的信用越高，他所发行的契的可接受度也就是越高，流动性也就越高，货币属性也就越强。

尽管，契在功能上可以成为货币，但是它的债券，或者借据的性质更强。所以，传统上是把契理解为借据，而忽略它的货币功能。这种忽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契个度个性化，每一对契都是单独定制的。

有价值的，可流通的契，并非是完整的契，而是一对中的一半，另一半掌握在发行人手中。每一个契的价值的兑现，最终还是取决于，它与另一半相合，然后获得产权的兑现。因此，这种货币可以称为“分离式”货币。高度的个性化，决定了它无法普遍化，即便流通，范围也不可能太大，半径不会距离发行者的家太远。这是契作为货币的最大缺陷所在。

由于，契的标的的价值的多少由当时表现为一排齿纹的数学符号所写明，一对契的齿纹是相同的。两契相匹配时，价值的兑现时，在物理上就表现为一对契上两排齿纹的并排相合。价值的兑现实际上也是信用的兑现。这样以来，并排相合的齿纹这一符号就逐渐成了信用和价值的符号。这就是中文“朋”字的前身。

甚至可以推测，在契流行的远古时代，一对契的两个持有人，可能就是“朋”的关系，“朋”字这时的含义是财产上的合作信用关系，类似现在的商业伙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商业、经济含义消失，而只留下信用信任意义，于是“朋”，就从狭义上商业意义上的信用关系，扩展为一般生活上的信用关系，即成了现在的朋友之朋。

同时，很可能，“朋”也被用来指代一对契，一对契就是一朋契。这样朋就成了专门用于契的度量单位。

《诗经•小雅•菁菁者莪》：“既见君子，赐我百朋”。《周易•益卦》：“或益之十朋之龟”。

正如传统文献所在，“朋”显然是贝币的单位。但是由于对契的信用属性及货币属性缺乏足够的了解，对契上齿纹的数学含义，以及相伴的价值和信用含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传统上对“朋”字的解读是错误的。当然，对贝币的起源过程的认知也基本为零。

尽管，传统文献关于“朋”字作为货币单位是直接对应于贝币的，但是“朋”的起源过程则在远在贝币出现之前的契币时代。人们使用贝币，以及选“朋”作为贝币的单位，是对早已存在的信用和货币理念以及符号，甚至单位的运用。

既然在契币时代，一“朋”契就是一对契，就是一个完整的双排齿纹。而一个贝币上就存在完整的双排齿纹，因此，一个贝壳就相当于一对契，即一朋契。这样以来，一个贝壳就是一朋。所以，贝币时代的一朋更可能就是一个贝壳，而不是相以前研究者所猜测的“两个”、“五个”，“甚至十个”。

前文已经指出，无论是天然贝，还是各种材质的仿贝，贝币的共性和关键之处，就在于其上的双排齿纹。在对契，尤其是契的齿纹的信用含义没有足够认识之前，人们很容易认为，贝币上齿纹只是天然巧合。因为用作货币的天然贝存在双排齿纹，各种仿贝只是对天然贝双排齿纹的简单模仿，并无特别意义。

问题的关键是，并非所有的天然贝都有双排齿纹，更重要的是，后来各种仿贝的双排齿纹，更象整齐规则的契的齿纹，而不象弯弯曲曲的天然贝的齿纹。

尤其是选“朋”自作为贝币的单位更能说明这一点。朋字的原始字形就是直接来自一对契相合时所形成的双排齿纹。显然，人们只选择有双排齿纹的天然贝做货币，关键并不在于天然贝自身的价值，而是，除了自身价值外，更在于其上天然存在的双排齿纹，这不仅使得它很象一对相合的契，而且这个双排齿纹本身已经被赋予了价值和信用。

前文指出，契币由于存在太强的独特性与分离性弊端，导致其很难普遍化，很难大范围流通。而标有双排齿纹的贝币，则代表以前一对契的相合，成为合体的货币。同时他也无需单独制作，所有的同类贝可以视作标准化的。因此，贝币就克服了契币的弊端，可以普遍化，可以大范围流通。

如果天然贝贝币的价值，还需要其自己价值来支撑的话，各种仿贝贝币自身显然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骨贝、石贝、陶贝这些普通材质的仿贝，其自身价值几乎为零，与契中木头的价值一样，也与纸币中的纸的价值一样。

更为惊叹的是，仿贝贝币是没有任何额外的信用支撑的，完全凭借人们对其本身的信任，凭借用双排齿文，即朋字来表征的信用约定。因此，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三代”时期一直存在的仿贝贝币，是信用度最高的货币，也是唯一的完全信用货币。即便是现在社会的纸币，其信用实际上是来自本国政府的背书，是由国家力量来支撑的。而“三代”时期的贝币，显然，没有政府的背书，国家力量的支撑，因为直至秦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在中国出现，政府才开始试图禁止私人铸钱，以前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货币都是由个人发行。夏朝建立的4000年前以前，更是如此，因为那时中国压根没有政府。

因此，绝不能说贝币是实物货币，尤其是对各种仿贝贝币。贝币不仅是信用货币，而且，对仿贝贝币，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完全信用货币。

故而，在人类文明的货币史，就不是象现存的货币史资料所说，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到固定形式的金银货币，然后再到现代社会的信用货币，而是一开始就是信用货币，无论是7000年前出现的契币，还是4000年前出现的贝币，都是信用货币。同时，中国早期的信用货币还证实，信用货币并不一定非要有政府的背书，不一定需要国家的力量来支撑，单纯靠民间的信任，凭借私人信用，就可产生信用货币，甚至产生无需任何具体信用支撑的完全信用货币。

七

最后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一下为何如此发达的信用工具能够在如此古老的中国出现。

前文已经指出，契这种如此发达的信用工具之所以能够那么早在7000年前的中国出现，因为更早出现的易经，为其提供了两个基础，一个是抽象数学这一计算工具，另一个是普遍信心。这是单纯地从信用工具的技术层面而言，还需要从人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来更深入地解剖。

包括货币在内的信用工具的本质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生活中的一种约定和承诺，是人与人相互信任的一种凭证，而且这种约定和凭证的标的的价值或数量是用抽象数学符号来表达的。更简洁地说，是一种量化信用。

人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约定和承诺，或者社会为什么需要这样约定和承诺，人与人之间在生活中，或在经济生活中，需要相互协作。信用工具的发明就是为保障协作的顺利进行。除却投机因素，一个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协作越复杂发达，这个社会的信用工具也一定约发达。

在7000年前中国就出现契非常发达的信用工具，反过来可以证明，那时的中国社会，至少在契齿文大量出土的中原地区，个人之间的经济协作已经很复杂发达了。

有意思的是，在700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信用工具依然是全球最发达。除却投机性信用工具，当今世界最发达的信用工具是什么？是移动支付，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即可支付。目前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绝对领先全球，这也反过来说明，中国社会在经济生活的个人协作是绝对领先全球的。

与移动支付一起领先全球的是，中国的网络经济，我们的网购额是绝对领先全球的。网络经济的实质是什么？是个人协作，甚至可以说网络经济就是个人协作经济。线上的网络的技术部分只是一个技术基础，线下整个社会中个人协作的文化和意识才是关键。中国的网络经济之所以如此发达，其原因和7000年前契为何能够在中国出现一样，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是一个个人协作意识很强的社会，网络技术恰恰与个人协作文化相适应和匹配，可以大大方便和促进个人协作。

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个人协作社会，或简称协作社会，中国文明就是一个协作文明。正如货币只是信用工具的一种，或者信用工具的一种状态，譬如契，接受度高了，流通性强了就是货币。买卖化的市场合作，仅仅是整个协作系统的一种。也就是说，市场只是协作的一个特殊类型和状态，市场买卖也是一种协作。因此，协作是包含市场的，但又远远高于市场。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的社会不仅是市场化的，而是是远远高于市场化的协作化的。

 不仅中国的网络经济是协作经济，即便是网络经济兴起以前的中国经济整体也是协作经济，其个人协作特征远远领先于全球，集中体现在制造业和零售业中。

但凡对中国制造业有稍微深入的了解，就会惊叹于其间复杂精密的分工协作，很多公司都是家庭化、个人化的，而这些公司往往可能只是仅仅生产一个小小的零件。因此，中国制造业基石是一个大的复杂的个人协作系统。

不像规模庞大集中采购和销售的沃尔玛，中国零售业的主流业态是小商品城，小商品市场。在小商品市场中，分布着密密麻麻的摊位，每一个摊位都是为独立的个人或家庭所经营。一个小商品市场也是一个复杂的个人协作系统。

因此整个中国经济的基石就是这种个人化的协作系统。因为每个个人都是一个独立决策着，这种协作系统实际上也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分布式决策系统，能够充分发挥和集中每个人的智慧，致使中国经济整体的决策质量，反应灵敏度，以及抗风险能力，都是绝对领先其他经济体。一个个看似弱小的个体，组成一个紧密的协作体时，就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所在。

中国经济本来就是网络化的，这张网就是协作关系网，而互联网则可以大大促进协作关系网的深化和效率提升。

也可以这么说，在中国文明中，社会是分散化的，独立的社会单位和决策主体主要是一个个分散的独立的个人，而西方文明则是集中化的，独立的社会单位和决策主体则是集团。

在中世纪，西方的独立社会单位和决策主体是领主，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奴，在生产甚至生活上却不是独立的社会单位，也不具备对自己生产和生活独立的决策能力，要依附于领主。

在现代，西方的主要社会单位和决策主体是企业，尤其是大企业， 而个人则更愿意完全依附于企业，不愿意承担独立决策，去独立的经营产业，去创业，去当老板，而心甘情愿地一辈子都当打工者。

中国则恰恰相反。传统上，中国的主要独立社会单位是家庭甚至个人，一个个的农民家庭甚至个人，都是独立的社会单位，在生产和生活上都独立自主，具备独立的决策能力。

在现代的中国，对依然占总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来说，他们更愿意做一个独立经营独立决策的人。即便远离家乡，到陌生的城市，他们也是更原因在独立性更强的工作，做一个小小的独立经营者，而不习惯做完全依附于企业的产业工人。

他们更喜欢在菜市场或小商品市场独立经营一个摊位，甚至蹬个三轮独立地在街头摆摊卖鸡蛋灌饼、烤冷面、臭豆腐之类，或者沿街叫卖“收废品”。最能体现农民独立性的还是体现在装修和建筑行业。在中国的家装行业，80%以上的市场份额是被“马路游击队”所占领，马路游击队都是由农民装修工人做组成。即便是在大型的正规的家装公司，在具体施工时依然会交给完全独立的农民装修工。在建筑行业，农民与建筑公司之间是临时的合作关系，而非依附性的上下级关系。

在西方，工人们总是希望通过罢工等手段，与老板斗争，来稳定和提高自己作为打工者的权利。而在中国，农民们总是一有机会就会炒掉老板，而自己去做老板。

总之，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人独立的分散社会，正是因为分散，所以才需要去协作，正是因为协作才需要信用和信用工具。

在夏朝以前，中国是没有政府存在的，社会的运行和秩序是完全靠人们之间自发的协作来维持，靠信用和信用工具来维持。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唐朝的司马贞为补续《史记》所作的《三皇本纪》也沿用此说：“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说文解字叙》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

这三条信息，都认为契的功能是“政”、“治”，就是维持社会秩序。这是很正确的，在契币时代，中国是没有政府的，社会秩序的确是靠主要是靠契这种信用工具来维持。是无政府的政治。靠契并非是靠契本身，而是靠支撑契存在的信用。信用替代了政府。无政府时代实质就是信用时代。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人人独立的分散社会，协作社会，以及高信用社会？

根本答案还在易经。

前文已经指出，易经是“数教合一”，核心在教。数是数学，教是教化教育。易经是用易经数学的原理，去表达世界万物之间的联系，以及更重要的，人与世界的联系与互动。人都是希望，人与世界的互动结果是对人有利的，即“吉”，而不是有害的，即“凶”。

而易经的结论则是，人与世界的互动结果最终取决于人的态度和行为，并不取决于世界。在人与世界的联系和互动中，人处于主体和决定地位。人只要保持和坚持正确的态度行为，正确的态度行为就是“贞”，就守正，坚守本心本性。

这样易经和核心就在于教人去做一个心性独立的人，去做绝对独立的人。

在易经出现以来的至少10000年历史中，即中国文明的至少10000年的历史中，孔子和孟子对易经核心思想的阐述最为到位。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说明和强调人的心性独立和自由的绝对性、无条件性。

孔子还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孟子还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就是说明和强调，人的心性独立和自由，最终体现在“权”、“中”上。“权”即独立的思考、判断和选择。“中”是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孟子最后说：“义内”。就是在强调，人在独立的判断和选择时，所以依据的判断标准和选择标准，不是存在与人心之外，而是存在于人心之内。这种标准就是自己的“良心”、“良知”，也是“义理”、“道义”。“义理”、“道义”不是存在于人心之外，而是存在于人心之内。这就是后来宋明理学所讲的“性即理”、“心即理”。

因此，就中国文明而言，是现有人人独立的意识和理念，然后才有了后来表现为人人独立的社会形态，历史形态。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