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改变这些年轻人的命运了吗？_风闻

作者：黄灯（中山大学文学博士）

062111班

四任班长

2006年6月16日，在原来经济贸易系文秘教研室的基础上，学校决定成立财经传媒系。我当初之所以进入广东F学院，也是因为学校要申报新的专业——汉语言文学。作为第一个中文博士，通过人事处的招聘信息得知，我实际上是以申报新的专业“急需人才”的名义而入职的。

从大一到大四，班上一共选举产生了四任班长。让我惊讶的是，尽管人数不到三成，但选出来的班长竟然都是男生。

曾刚是第一任班长，毕业以后就进入了一家银行；王国伟是第二任班长，在银行工作一年后，考上了公务员，现在四会监狱办公室当文员；吴志勇是第三任班长，没有考研、考公务员，也没有进入银行，辗转了很多单位，现和哥哥在天河区开了一家饮食店；石磊是最后一任班长，毕业以后，在广州居留多年，在诸多单位辗转后，最后决定考公务员，现在梅州国税局上班。回过头看，四位班长毕业以后的选择和现在的处境，实际上代表了十年前二本院校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机遇和可能。

曾刚的特点是适应社会的能力强，很早认同社会的一些现实规则，在校读书期间，就和老师的关系极为亲密。从个人素养看，尽管笔头能力比不上随后的两任班长王国伟、吴志勇，但他口头表达能力强，也愿意和人交往，懂得怎样和别人处理关系。毕业以后，他选择了一家银行，很快就进入了较好的工作状态，也很快成家立业，在广州买房立足。他属于最能适应现实的年轻群体，往往也能最快、最直接地获得较多的发展资源和现实利益。

和曾刚比起来，石磊的成长路径颇为不同。石磊在大四那年选为班长，也是062111班最后一任班长。他出生于潮州市，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经营一家摄影店，母亲为家庭主妇。石磊家属于广东常见的城市出生、自主经营的市民家庭。因为从小衣食无忧，他一直懵懵懂懂，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识到要毕业了，需要找一份工作。而班上大部分同学在大一、大二就给自己做了可靠的职业规划。因为事前没有太多的准备，而他学业上的唯一优势又是英语，大学毕业后，他错过了含金量颇高的秋招和春招，最后进入了广州遍布街头的各类培训机构。

“四年之内换了六家单位，大一点的机构，诸如新东方又进不去。”离开学生宿舍后，他一直住在龙洞的迎福公寓，在学校附近逗留了一千多天，并且依旧履行着一个班长的职责。几年来，班上来来往往到广州的同学，都以他租住的房子为据点。

毕业后折腾的四年，在石磊看来，是他人生的低谷期。2014年，他突然意识到，若再这样下去，他的人生看不到任何确定的希望。广州待不下，家乡潮州那个古老却沉闷的城市，除非学经济或管理专业还有点就业机会，别的专业，几乎没有太多发展空间。摆在面前的选择逐渐明朗：只有一条路，回家考公务员。他非常认真地备考，仅仅复习了一个月，幸运地考到了梅州国税局。

毫无疑问，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一次过关纯属偶然，但这次偶然却给他的人生带来了确定。他很快结婚，父母一辈子打点摄影店，最大的意义就是在儿子成家时，心安理得地拿出所有积蓄，给儿子的新房当首付。结婚不久，他很快就有了孩子，尽管他将每月的日子描述为“信用卡先还两三千，然后支付宝、蚂蚁花呗再还两三千，房子供两三千”，但以前的迷惑烟消云散，不明朗的前途突然清晰。因为有英语特长，日子安定后，他念在职研究生的计划，已经成了小家庭的共识，并被提上日程。

大学毕业时，他并不喜欢体制。他曾经为了迎合父亲的心愿，回到家乡参加公务员的裸考，但他故意不做任何准备，随随便便地应付，不过是以一种明朗的结果，给自己一个留在广州的理由。而广州四年的辗转，仅仅一个二本院校的文凭，并没给他挣得一席之地。独生子女背负的传统责任，让他意识到确定的人生轨迹对父母的重要意义。说到底，还是回家考公务员，让他并不坚挺的大学文凭获得了饱满的汁液，成为支撑他此后人生的坚实依靠。

作为第三任班长，吴志勇的人生选择和石磊有几年完全重合，他们甚至在毕业后，共同居住在迎福公寓多年。志勇性格沉静，但不属于那种本分的人，在校念书期间，有一段时间不愿意上课，曾是辅导员头疼的角色。因为同学信任，被选为班长后，他立即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班上的事务。

毕业后，他和很多同学不同，没有选择进入银行，而是坚持进了一家社工机构，在NGO组织中任职，尽管收入极低，还是坚持了三年多。考虑到他家庭的经济状况和他这个年龄所面临的实际压力，2010年左右，通过朋友的介绍，我竭力推荐他进入珠三角一个经济发展不错城市的公安局。他听从建议，辞掉了社工机构的工作，但没想到仅仅在公安局待了不到十天，就断然辞职，还是回到了社工机构，并坚持了很长时间。

细数他毕业以后的职业，做过网店，在网上卖过时装，后来还曾加入一个美容机构，专做文绣行业的培训师。他的朋友圈会有一些与自己职业相关的内容，但凭对他的了解，我知道，很多场合他不会喜欢。在最近的一次电话聊天中，我得知他已放弃了文绣项目。他和我谈起文绣行业时说：“都是套路，都是包装。成本只要二三十元的项目，可以包装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项目。美容搭配玄学，诸如文眉，一定要和人的运势联系，这样，上钩的人就会很多。”

毕业多年，他性格中的敏感、自尊还是如此显眼，没有被生活打磨得哪怕圆滑一点点。但生活还得继续，尤其在结婚生子以后，看得见的压力和开支，已成为他每天睁开眼就能感受到的现实。经过八九年的摸爬滚打，他深切体会到人必须首先活着、必须为生存打拼的残酷律令。想起在社工机构的多年生活，他不后悔，却觉得遥远而不真实。

因为毕业的时间过于久远，对志勇而言，像石磊一样回到家乡，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寻找稳定，已变得不太可能。骨子里，他也不喜欢这种生活，哪怕处于现实的一地鸡毛中，这种僵化的稳定，依然激不起他内心半点渴望。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和在外打工多年的哥哥，合伙开了一家饮食店。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利润也不丰厚，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任何利润”的境地。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为完成网络和电话订单，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志勇出生在粤西北的一个普通山村，家境不太好，毕业八年后，“上有老下有小”的具体担子，终于沉沉地压在了一个男人的肩头。孩子已经两岁九个月，父母年龄已大，一家人的生活，就靠共同守着的这家店。

电话中，他和我说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钱控制。”他和石磊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便不会去尝试那些东西，贫瘠山村给予他的倔强，让他在进入喧嚣的城市后，依然在个体的人格中保留了一份坚守。他始终难以对生活做出真正的妥协，而这种不妥协的结局，落实到个体的生存上，便是看得见的漂泊和弥散到下一代身上的与他人确定的差距。

比较而言，王国伟的经历和成长，代表了典型的农家子弟的成长路径。

他性格腼腆，不爱多言，黝黑的脸庞，看起来非常朴实。刚进校的时候，他和其他农村来的孩子一样，不是特别擅长和老师打交道，也不懂得去刻意经营人际关系。2006年10月18日，我在学校值班，在和学生聊天的过程中，意外得知国伟曾写过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这让我颇为惊讶。军训过后，他们的学习逐渐步入正轨，在随后的新生作文训练中，我发现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已经有了较高的起点。

后来才得知，因为痴迷写小说，他第一次高考失败，复读一年后，才考上广东F学院。他曾提到自己的写作动机：“在读过了金庸所有作品后，随着年纪慢慢增长，所读的小说越来越多，其情节越来越不能满足我的欲望，于是，便萌生了自己创作的想法。”

尽管我不会评价武侠小说，但从他的文笔中，可以感知到良好的文字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真正被兴趣吸引的人，是一个有目标和梦想的人，这在我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凤毛麟角，难以寻觅。

王国伟出生在广东四会一个叫邓村的地方。那里环境优美，“青山若黛、绿水如碧”。祖辈以种田为生，到爷爷那一代，开始做一些小买卖，此后父亲一直延续爷爷的路子。父亲高中毕业，除了种田，在孩子还未出生时，曾经向信用社贷款，经营起一家土制的砖瓦厂，但没过几年，因经营不善，砖瓦厂倒闭。此后，他重拾邓村的古老手艺，经营了一家古法造纸的小作坊。在国伟的讲述里，父亲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他不安分，动手能力极强，也愿意尝试各种营生，除了种田和造纸外，还会养殖、电工、泥瓦、针织……其中的收益，都用来供他和妹妹读书。

1995年，为了孩子的前途，父亲斥资在四会市区购买了一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这成为国伟求学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尽管在乡村念书的时候，他有更快乐的童年，放学回家可以干农活、玩耍，到了晚上才花一个小时左右去复习功课，根本感受不到学习的压力。而进入市区后，他猛然感到学习压力倍增，不但作业多了很多，同学之间的竞争压力也加剧。

突然的变化，让他无所适从，更何况还要忍受和父母的分离，他曾经哭着求父亲让他重回乡下念书，但理智的父亲，一眼就看到了城市和乡村教育资源的差距。父母坚守乡下的作坊和田地，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起早摸黑，将兄妹俩交给奶奶在城里照顾，这种选择，恰恰和内地外出打工农民的选择相反。国伟始终记得，让孩子走出穷乡僻壤，是小学尚未毕业的母亲一生最大的心愿。

因为国伟的写作热情和天赋，这么多年来，他是我唯一期盼能够继续深造念研究生的学生，我知道他一旦走向社会，必然会被现实和工作绊住。有意思的是，他到大学后，相比高中写作的狂热，仿佛多了一份冷静。国伟性格中的务实，在大学的平凡日常中显露无遗。目睹了父母在生活中的挣扎，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大学毕业以后的首要任务，不是坚持武侠梦，而是解决生存。

“梦想，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我在大学期间，就知道自己不能把梦想照进现实，至少短期内不可以。我很清楚地认识到，大学毕业后，我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我和家人的生活问题。”

他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为了揽储，为了顺利度过12月31号“银行从业者的解难日”，他不得不过上陪酒应酬的生活。他不爱应酬，但必须应酬，到了年底，为了完成任务，“天天喝，天天醉，睡醒第二天再喝”。银行的工作仅仅坚持了一年，尽管收入不错，毕业第二年，他毅然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考试，成为四会监狱的一名狱警。他的务实，帮助他再一次成功实现了转型，之所以报考这个单位，主要是因为它招录人数比较多，容易考。尽管因为环境的变化，这份工作比之银行风险要大，但他身心却获得了更多自由。“在这里，我不用为了取悦别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至少不用去应酬。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工资更稳定些，并且能够给我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和石磊一样，他一旦进入体制，工作稳定下来后，很快就结婚生子，并立即在四会买房买车。他高中时代的狂热梦想是武侠小说，并为此练就了良好的文笔，但他大学并没有沿着高中的梦想前进，而是通过大学的桥梁，获得了进入体制的起点和机会。对一个农家孩子而言，进入体制获得稳定工作，比之虚无缥缈的作家梦，显然更能让父母尽早挺直被生活压弯多年的腰。

尽管国伟认为，“梦想离我渐渐远去，生活如同一个复杂的课题，要我们用一辈子去研究”，但在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中，王国伟是不动声色的一个，也是最为真实的一员。

四任班长，从出身而言，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一个家境特别优越，也没有一个孩子在大学毕业后，得到过家庭的庇护和资源。对曾刚、石磊和王国伟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在社会立足，并顺利过上让父辈放心、安心的稳定生活，要么是早早认清了现实的规则，顺着社会去经营生活，要么是经过现实的碰壁后，终于认清进入体制的优势，选择毕业后回炉考公务员。

唯独志勇，客观而言，从各方面的综合条件讲，四任班长中，他算得上佼佼者，但他毕业以后的九年经历却证明，现实留给他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年轻人坚守梦想的空间，是狭窄而拥挤的。他内心不愿屈从一条常见的个人成功路径，但现实中，他还是不得不听从父辈的召唤，结婚生子，选择一种最为常规的活法。但这条常规的通道，在他放弃“考公”、考研之后，志勇猛然发现，他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夹缝中的光芒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文凭贬值的呼声越来越高，“读书改变命运”也日渐被人怀疑，但我的直觉是，尽管跨越了二十四年的光景，062111班学生的命运，和我1995年大学毕业的班级——岳阳大学九二中文二班同学的整体命运，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我以前总认为，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大学的扩招，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进入具体的分析和审视可以发现，至少对于毕业于2010年的062111班，这一结论并不成立。

我之所以拿我大学毕业的班级和062111班相比，是基于以下几点：从大学层次看，两所大学都属于二本（两所学校都经历了校名更替的过程，岳阳大学现改名为湖南理工学院，广东F学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地方院校）。从专业看，都是最为常见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从招生特点看，两所大学都隶属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所招学生几乎都来自本地区。从招生难度看，我的学生2006年考入广东F学院的难度系数，和我1992年考入岳阳大学的难度系数大致相当。两所普普通通的学校，接纳的都是当地一些普普通通的孩子。

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从地域分布而言，我所毕业的学校地处湖南岳阳，是一个中等发达省份的内陆城市，班上的同学全部来自岳阳地区。而我学生的学校地处广州，占有沿海发达地区一线城市的区位优势，班上的学生，全部来自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省。从学历层次而言，我所念的岳阳大学，当时还是专科层次，直到1998年左右，才和别的学校合并，升为本科院校。而我的学生进入广东F学院时，学校早在2005年就已升为本科层次，他们的学制是完整的四年全日制本科。剔除生源的相似状况，由此恰好可以窥视学历的含金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毕业二十四年后，我的大学同学都在干什么呢？以2005年毕业十周年聚会上来的三十六人为例，其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有二十九人，占到八成，在国有企业的有六人，在外资企业的有一人。整体而言，对于七成来自农村的大学同学而言，通过高考，确实改变了一个群体的命运。

有意思的是，除了四位同学在工作中发生变故，存在二次就业，八成的同学一直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这种状况，充分显示了高校在市场化以前的就业特点：在国家包分配的前提下，个人和国家及单位的粘连非常紧密。尽管人才流动性相对较弱，但人才的稳定性极强，个体对单位的情感认同深厚，对单位的忠诚度非常高。

从同学的生存状态看，他们通过高等教育获得干部身份后，在单位早已成为骨干，有不少同学甚至已是单位的主要领导，个人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在当地都属于上等水平，生活稳定、安逸。从就业地点看，班上的同学除了一名在北京定居、两名在广东定居外，其他同学都在湖南落户，在当地就业的比例超过九成，充分显示了地方院校就业分布的特点。

1995年到2010年，中间横亘了十五年时空，我第一次当班主任的062111班面临毕业。2018年7月，在学生毕业八年后，我统计了一下，班上五十二名同学，全部在广东就业，其中居住在广州的有十七名，居住在深圳的有四名，分布在珠三角一带的还有八名。其余的则大多回了生源地，遍布广东各个地区，其中潮汕地区四名、湛江三名、肇庆两名。有意思的是，五十二名学生在毕业时没有一人选择考研，八年过去，除了石磊在读在职研究生，依然没有一名去考全脱产的研究生。由此可以推断，他们整体对自己的就业状况较为满意，并不需要通过文凭的提升去改变生存状况。

如果说，岳阳大学九二中文二班的同学，得益于时代所提供的机遇，在文凭并未贬值、高校依然坚守精英教育的时代，哪怕出身乡村，也能通过高考得以改变命运，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以此为对照，我发现062111班的学生，尽管面临教育大众化的整体背景，但因为他们地处广东，整体上，通过高考依然获得了在社会立足的根基。如果将前者的整体状况，形容为幸运的70后一代，那么，作为80后的后者，同样享受到了时代夹缝中的光芒。

从062111班学生的家庭背景分析，他们的出生和成长，既带有国家近几十年来转型期的特点，也带有广东的地区特点。概而言之，来自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不多，仅有六人，剩下的都来自非珠三角地区诸如韶关、化州、新兴、连州、肇庆、雷州、河源、阳江、四会、兴宁等地。

不少孩子，在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切身感受到了乡村城镇化过程带来的冲击。他们一方面享受到了城镇化带来的好处、便利，诸如更好的教育资源，以及因为交通便利所致的流动可能，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代价，诸如日渐加大的教育投入、因为外出打工和亲人之间的分离、社会贫富差距给他们带来的内心冲击。

钟梦兰出生于广东省吴川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兄弟姐妹五人，这种多子女的状况，在广东的乡村极为常见。父亲高中文化程度，从事建筑行业，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负责照看一家老小的日常起居，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父亲。

尽管家庭开支极大，养育五个孩子的成本不低，但得益于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父亲所在的建筑行业，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他一个人的收入，足够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支。梦兰回忆，尽管出生在农村，但父母并没有让孩子们在贫穷中长大，家里的经济条件，在当地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梦兰的小学阶段，在村里度过。小学毕业后，她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到了镇上的中学。母亲为了照顾孩子们的学业，租房住在镇上，陪伴梦兰度过了六年的中学时光。在母亲陪读的过程中，父亲决定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市里购地建房，并在梦兰高二那年，将此变为现实。一年后，梦兰考上大学，他们全家也彻底告别乡村，开始了在小城市的生活。

梦兰一家的经历，对观照纯粹的农村家庭如何迈进城市化的门槛，具有极为典型的样板意义。十几年前，对经济条件尚可的农村家庭而言，坚定地走向城市，是他们常见的共同选择。中国乡村城镇化的进程，更多的时候，不是在刻意为之的行政意志下生硬地完成，而是渗透进千家万户的细部，伴随家庭的需求和孩子们成长的路径，不知不觉中自动完成。

从前面国伟的叙述可知，他们一家的生存转折，同样得益于父亲及时、主动地融入了城市化进程。国伟不止一次提到，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来自父亲1995年在四会市买房的决策，这和梦兰一家的状况如出一辙。

潘海燕的情况与王国伟、钟梦兰不同，代表了农村家庭在城镇化转型期的另一种遭遇。海燕刚进初中时，父母为了增加收入，决定远走他乡，外出打工。母亲去了佛山，在一家茶餐厅当服务员，父亲则去广州开车。他们一家的状况，代表了普通农民家庭一种更为普遍的选择：为了增加收入，进城打工。这种选择的结果，除了增加家庭收入，伴随而来的现状不是夫妻分居，就是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海燕记得上初一时，不论是接到妈妈的第一封信，还是接到妈妈的第一个电话，都因为思念父母而泣不成声。

但她对此没有任何抱怨，依旧理解父母的选择，“对于妈妈外出打工，我当时也没太多想法，因为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就知道妈妈要外出挣钱交学费。”进入大学后，她发自内心地感激父母的选择，“他们这种希望教育能改变生活、命运的想法，给我们打开了前进的道路之门，并让我拥有感知外面更美好世界的机会。”

父母务工的收入，保证了三姊妹的教育费用。她没有延续母亲的命运，也没有重蹈村里贫困家庭长女的遭遇。海燕知道，如果父母不外出挣钱，和村里别的女孩一样照顾弟弟妹妹，而后早早辍学、嫁人生子，将是她最可能的轮回。海燕的成长，将在后面有更多的叙述。

显然，在梦兰、国伟和海燕成长的过程中，中国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同样作用到了他们身上。三个家庭的起点相似，尽管在不同节点的选择，对孩子们此后的命运和人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不能否认，正是父母主动融入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他们才得以拥有机会，获得教育资源，并迈进大学的校门。

对梦兰和国伟而言，父母在城里购房的举动，不但为他们此后在城里立足打下了较好的经济基础，更让他们避开了乡村教育发展的短板，及时转到城市，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对海燕而言，尽管和父母的分离给她带来了情感困惑，但父母外出打工的选择，则保障了她的教育费用，为她通过高考走出乡村、顺利进入金融行业提供了可能。

我留意到，和我大学时候就读的九二中文二班比较起来，062111班不少学生家庭，都曾开过工厂或小作坊，这一点，和内地的乡村家庭构成了很大差别。这种状况，显然得益于广东更为发达的经济条件和更为成熟的市场意识。除了前面提到的王国伟家曾开过古法造纸厂，来自潮汕地区的学生，家里开办工厂的情况则更为普遍。

在潮汕，各个不同的乡镇，都有不同的经营特色，诸如枫溪镇，算得上潮州工艺瓷的发源地，古巷镇则主要经营厨卫洁具，彩塘镇经营不锈钢，庵埠镇则经营食品、果脯和肉脯加工。

与此相对应的是，和我大学时代的同学更热衷于进机关、事业及国有企业等稳定的单位不同，062111班的学生，则并无如此强烈的愿望。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大学毕业后根本不找工作，而是直接回家和父母或者家族亲人一起打理和经营自家的作坊、工厂。女孩子嫁人后，有些也会直接进入丈夫家的厂子，帮助一起打点。

陈倩是一个样貌秀气的女孩，说话快言快语。她出生于潮州古巷镇，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爸爸一直在枫溪做工艺瓷，家里也开了一家陶瓷厂。大学毕业那年，爸爸因为年事已高，将家里的工厂出租给了别人，自己则待在家里画画，同时指导弟弟作画。陈倩毕业后，和班上很多同学一样，最开始在珠三角一带活动。她曾在佛山工作过一年，因为找不到归属感，最后回了潮州。

陈倩曾经尝试在潮州找一份工作，对中文专业的她而言，找一份普通的文员工作并不难，但文员的工资极低，2011年时，月薪只有两千左右。摆在她面前的现实是，潮州工厂遍地，但大的公司极少，稍微好一点的公司，诸如创佳电视，如果要进去，必须通过关系才能达成。她的人脉，没有办法帮助她找到满意的工作。

和同样出生于古巷镇的丈夫结识后，她决定此后不再外出，安心在潮州定居。丈夫没有念大学，但勤奋好学，极为聪敏。丈夫家和自己家一样，经营了一家陶瓷厂。1997年，公公婆婆看准了即将到来的市场，辞掉了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作，开办了这家厂子，火爆的行情一直延续到2008年之前。在丈夫的讲述中，订单根本接不过来。陈倩结婚后，彻底放弃了外面的工作机会，她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成为丈夫家族企业的一员。

很快，她便成了全面工作的参与者和管理者，从设计、跟单一直到与客户的联系、货款的跟踪、产品的维护，每一个环节，她都了然于胸。和十几年前的市场比较起来，陈倩明显感到，近几年，工厂受汇率、环保、人工成本各方面的影响非常明显。更大的挑战在于，对于产品，消费者个性化要求越来越高，工厂无法做到像以前那样批量生产。这些新的变化，毫无疑问，已成为这家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家族企业的现实难题。

陈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对潮汕甚至广东的学生而言，极为常见。家里有厂子的，父辈经营得好，子女会接过来，完成学业后，成为继任者；家里没有工厂的，相比进一家固定单位，他们更倾向从事商业活动。汕头出生的大顺，就曾经和我谈起他爸爸的态度：“宁愿开厂，也不愿给别人打工。”国伟也曾和我聊过，父亲在四会买房以后，母亲曾劝他放弃纸厂的生意，到市区谋一份工作，但父亲的看法是：“打工没有自由，还不如自己做个小老板。”对于内地出生的我而言，这种职业观念的差异，让我颇为惊讶。

几种去向

从职业分布和毕业去向看，相比我大学班级就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占绝对优势的状况，062111班的职业分布则要丰富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业流动也频繁得多。

从前面的叙述可知，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待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的人数，占到了八成，而062111班，根据我到目前了解的情况，除了刘素婷一直待在初次就业的温泉公司，再也没有一人守着大学毕业后签约的第一份工作。王国伟在考入四会监狱当文员前，曾在银行工作，像他这种仅仅折腾了两次工作的学生都不多。黄施敏毕业后去了英德联社，又去了省行，最后考进了广东农信粤北审计中心，到目前为止，换了三次工作。

石磊在进入梅州国税局以前，曾创下四年换六次工作的纪录。吴志勇干过的工作门类更多，从卖衣服的网店到社工机构，从公安局到文绣培训师，再到目前和哥哥开办的饮食店，在他所从事的职业门类中，压根就没有稳定一说。从毕业八年的统计情况看，062111班学生的毕业去向大致有如下几种：

传统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黄春燕毕业后，考进了潮州市广播电视台，成了潮州电视台知名的节目主持人，是班上耀眼的明星，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学生。张健父母是机关公务员，他听从父母建议，很早就下决心“考公”，大学毕业后，顺利考进博罗县机关，现在下面一家镇政府工作。因为是独生子，他一直和父母同住，工作落实后，很快结婚生子，现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更多的学生，像王国伟和石磊一样，经过不同工作的尝试后，最后还是决定回到“考公”的路上，并获得了成功，马丽颖就是如此。班上共有十二人做出如此选择。

丽颖出生于广州市从化区，来自一个普通的警察家庭，有一个弟弟。父亲1966年出生，大专学历，在公安系统工作了将近三十年，干过交警、刑警、治安警察，是一个性格沉默，喜怒不形于色的男人。母亲比父亲大一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为了照顾孩子，她当起了家庭主妇，每天除了买菜，几乎不出门，对着四堵墙，犹如井底之蛙。

直到2003年丽颖初中毕业，母亲突然意识到，“不工作就没有发言权，不工作就无法独立”，于是拜托熟人，在公安局找了一份后勤服务的工作。丽颖高中时候，曾写过一篇作文《三十岁的我》，她梦想的生活是：“三十岁的我，微胖，育有自己的乖女儿，同时继续在职场打滚，生活虽然平淡，然而却无比幸福。”可以说，除了生育的孩子是男孩，她现在的生活，几乎完全实现了高中时代的愿望。她是我所知的第一个明确表达实现了梦想的学生。

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丽颖性格极为独立，所有的事情，从高考的志愿、专业的选择到人生规划，都自己做主。独立带来的副产品，是孤独感的滋生。有一段时间，她几乎掉进了抑郁的阴霾中，直到遇见现在当医生的丈夫，才结束了整个青春期游离、困惑的情感状态。她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经过层层选拔后，进入某地方电视台当一名播音主持，主持的方向包括新闻时政、热点问题、家庭教育、儿童节目等。这一份工作貌似光鲜，但在市场化运营过程中，为了减少成本，对刚毕业的年轻人而言，单位不承诺给予编制，只是劳务派遣形式。

尽管干的活儿并不比正式编制的职工少半点，但丽颖能明显感到，领导并不尊重她们。加上地方小媒体行政化管理手段与市场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一次忍无可忍的冲突后，她毅然辞去了电台的工作，参加了广州某区规划局的招聘，并顺利通过“考公”，来到了新单位。

来到新单位后，她最大的困扰是工作中的喝酒应酬，而最大的改变，则是从纯粹的行政人员变成了懂规划的半个技术人员。回首自己历经媒体到机关的职业生涯，在见识了媒体的混乱和行政部门的官僚作风后，她感叹说：“作为专门被坑的80后，如何混战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如何通过我们这一代人去改变大环境，我觉得还没能给出一个答案，我希望能在彷徨与摸爬滚打中找到答案。”丽颖的经历，在班上的女生中颇有代表性。很多女生，诸如黄施敏、陈燕腾、蔡慧娴、郑友鑫，无不是毕业经过折腾后，通过“考公”得以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尽管工作中也有新的挑战，但相比此前的动荡，“考公”的尝试，还是让她们获得了一份安稳的生活。

常见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从整体而言，这是广东F学院学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从历史沿革来说，广东F学院的前身是广东银行学校，隶属中国人民银行，在没有划归省管之前，是一家金融特色非常明显的院校。

2000年划归地方管理后，先后经历了广东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和广东F学院两个阶段，据说珠三角一带的银行，百分之六十的行长都出身于此，这为毕业生大量进入金融系统就业，提供了校友优势。尽管中文专业属于这所财经为主的学校之内的“非主流”，地位相对边缘，但得益于金融行业提供的就业惯性，062111班的学生，还是有不少进入了金融、保险机构。班长曾刚一直坚持在这一领域，王国伟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银行，喜欢舞蹈的梁景军，最终回到了家乡遂溪，就职当地农信社，过上了一份安稳的生活。

前面提到的潘海燕，显然也受益于学校这一大的就业环境。海燕1986年出生于广东省连州市大路边镇黄太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爸爸念到了初一，妈妈因为外婆去世早，考上了高中，但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外公一起养家糊口。父母结婚后，爸爸买了一辆拖拉机，外出连州市区运输建筑材料挣钱养家；妈妈留在家，和爷爷一起下地务农，主要种植水果、庄稼；奶奶则待在家里做饭，负责照看孙子孙女。在海燕看来，他们家的生活依循的路径，正是村里绝大部分家庭的生活模式。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家里负担陡然增重，三个孩子读书的学费、伙食费，爷爷奶奶的生活费、医药费，大大小小，都落在了父母身上。光靠待在家里讨生活，已无法满足基本开支，父母经过慎重思考，决定外出。到海燕上初中时，妈妈跟随一个远房亲戚到佛山打工，在一个叫周记的茶餐厅当服务员，爸爸随后也转移了阵地，决定去广州开车。海燕则被寄养在姑姑家，没有念寄宿。姑姑待她极好，她感觉自己上了初中父母才外出，已不能算作留守儿童，但弟弟、妹妹年龄尚小，父母一离开，就直接沦为不折不扣的留守儿童，并对他们此后的性格养成有直接的影响。

父亲到广州开车后，月收入比之以前有了一点增长，一般能拿到三五千元。但因为主要从事运货，根据行业规矩，往往要先垫付货款，一旦有什么闪失，就面临追讨货款的风险。妈妈的收入较为稳定，每月工资有两千五百元，另外还会有些补贴。为了省钱，她在佛山和自己的弟弟、弟媳合租了一间老旧的大房子，每晚在餐厅洗漱完毕后，只是回来睡睡觉。算起来，妈妈的开销，已压缩到最低限度，除了每月一百元的房租，她将各种花费控制在五百元以内，剩下的钱，和爸爸的收入一起，供一家人的开支。

海燕上大学后，妈妈从佛山来到广州，在广州找了一家茶餐厅，一家人得以团聚。每到周末，对海燕而言，最开心的事情是从广州东北角的龙洞坐地铁，穿越半个广州，从天河经越秀直达荔湾，来到父母的出租房，帮着煮中午饭给爸爸吃，帮忙洗洗衣服。大学时光，对别的孩子而言，意味着爱情、玩耍和交际，对海燕而言，则是“一个农村孩子，开阔眼界、补缺父母陪伴的改变期”。比起外面的灯红酒绿，她更愿意待在有父母笑声、讨论声的出租屋里，并通过自己的劳动，帮父母减轻一些生活负担。

海燕的工作充满了戏剧性。毕业时，她参加了清远农信社的公开应聘，但第一轮就落选。她随后通过了广州移动萝岗分公司的招聘笔试、面试，成为营业厅营销代表实习生，并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成了公司的一员。“劳务派遣”是当下大学生就业的一种重要形式，也算得上高等教育市场化在就业层面的直接体现。虽然这种形式弹性大，有时有较高的业绩，但晋升的平台并不明朗。更重要的是，海燕发现，在移动公司，除了完成工作任务，“学会应酬、说漂亮话，学会左右逢源、处事圆滑”的职场潜规则，同样非常重要。这对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萝岗移动公司实习四十五天后，她接到了失而复得的清远农信社的电话，心情激动而复杂，曾经缥缈的期待，竟然神奇而真实地降临，她的身份立马获得了根本的改变，从一名劳务派遣的漂泊女孩，变成了一名金融系统的正式员工。经过几年的历练，她已成为清远农商银行银盏支行的运营主管，她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额外应酬，而家庭给予她的朴实、勤奋、吃苦耐劳等品行，对她目前的岗位尤为重要。尽管银行业的发展，已让她意识到了金融行业的挑战和危机，但这份工作，不但让她迅速稳定下来，获得了个体的快速成长，也让她顺利地成家立业，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海燕对自己的现状极为满意，她认为自己出生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无权无势”，但通过读大学，赶上较好的就业形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破除了落后山区长女辍学早嫁的宿命。不可否认，正是金融行业近二十年的超级火爆，给无数海燕一样的农村大学生提供了可观的收入和稳定的生活。对广东F学院更多的学生而言，这份没有多少诗情画意的职业，在经济上行阶段，确实给个体提供了最为可靠的支撑，帮助他们得以在城市立足。

国营、民营及各类私营企业。相比内地的大学生，广东地区丰富的企业资源，为他们提供了就业的重要渠道，也改变了他们的就业观念。朱柱球大学毕业后，和石磊一样，一直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工作。2011年夏天，我记得他和吴志勇到过我家，和我聊起了大学毕业一年后的境况，还顺便拜托我帮他留意工作机会。我认识的人少，终究没能帮上他。经过几年折腾，他最后回到家乡一家中海油所属的燃气公司，负责给企业安装管道，干起了和中文专业没有太多关系的业务，日子总算稳定下来。事实上，和柱球一样，在企业就职，也成为班上学生的重要去向，刘素婷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位。

素婷出生在广东西北怀集县的一个工人家庭，大学期间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参加毕业合影。毕业后，她进入一家温泉公司，因为遇上了好的领导和工作氛围，“没有经历职场上的钩心斗角，更不需要担心同事间的尔虞我诈”，她一直没有想过跳槽。显然，她对这份工作非常满意，感觉收获了很多快乐和成长。她记得自己最先应聘的岗位是文案策划，后来则更多倾向于项目管理。由于她所在的公司，在温泉行业算得上佼佼者，很多后起的温泉企业，一般都会找他们咨询。

素婷在工作中获得了不少外出见识的机会，也学会了和各类人物打交道。她深谙服务行业的精髓，懂得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知道与人打交道讲究的是一种巧劲：“有时哪怕掌握了再多的理，也应该给别人留个面子，因为这个世界上，只要对方不想被说服，你永远都说服不了他。人家根本不是觉得你的理不对，而是反感你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成熟的处事方式是，在表达自己的同时，亦要照顾对方的感受。如何在别人不难堪的情况下交往，在说理的同时也不会让对方不痛快，是一门高深的技术，也是一门艺术。”

素婷的温婉、厚道，还有善解人意的性格，让她在单位获得了实在的归属感。在跳槽极为普遍的地区和行业，她并不觉得跳槽是提升个人身价的最好方式。她疼惜父母，深知在小城镇生活了半辈子的父母，生怕给子女添麻烦，总也不肯闲下来。素婷的最大心愿，是“努力赚钱，趁父母健康，带他们出去见识一下，吃各种好吃的东西”。

她还没有结婚，不想过早步入婚姻生活。她也没有买房，觉得精神上的追求，比拥有一套让自己变成房奴的房子更重要。她有空会去旅游、学古筝、学韩语、练习毛笔字。

她内心有着成熟职业女性对自己的认知：“年龄困不住一个女人，如果一个女人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独立个体，一个有能力、有勇气、有资本的人，就不会惧怕衰老。作为女人，应该告诉自己，无论到哪个年龄段，你最好的年龄，就是你现在的年龄。”“岁月对女人来说，从来都不是敌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以男人的眼光来要求自己，是将自己的梦想构建在男人身上，是穿着最时尚的衣服，却有着最传统的内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到死都能优雅，我认为这些是作为一个女人的最大追求。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喜好，有能力去负担自己的兴趣，便会成为最好的自己。”

素婷的淡定，显然和她在温泉公司舒心、安定的工作氛围有着密切的关联。她是一个野心不大、安安分分的姑娘，她的成长和工作经历，代表了班上很大一部分女孩的选择和生活。

自己创业。在2010年左右，尽管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不多，但却成为班上就业的最大特色。我在前面曾提到，对062111班的同学而言，和我大学毕业的时代相比，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职业的流动极为频繁。70后一代对稳定职业的追求，是长在骨子里的东西，而80后一代，对职业的稳定早已没有太多的执念，开放的就业环境，更多的职业尝试，不过是为他们下一个选择奠定根底，甚至成为跳槽的资本和前提。在这种频繁的职业流动中，一些人会选择更为稳定的工作，重新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进入体制，而另一些人，则会越来越远离体制，最后自己创业，张梅怡就是其中的代表。

梅怡1987年出生于广州，有一个比她小六岁的弟弟。父亲生于1959年，高中毕业，母亲生于1962年，初中毕业，父母都是个体户。对于父母的收入，她并不清楚，弟弟目前报读成人大专，在广汽本田任职，月收入有七千多。毕业以后，她换了很多工作，掰手指头一算，至少有六份，最长的两年，最短的三个月。2010年的毕业季，尽管有很多银行、证券公司来招聘，但她没有去参加一次面试，而是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互联网行业，做起了和中文专业对口的网络编辑。实习的公司算得上互联网巨头，实习期满原本有机会留下转正，因为不喜欢公司明争暗斗的氛围，她以公司离家太远为由，选择了离开。

离职后，她断断续续找了几份文案工作，写过各种广告软文、伪原创、产品书，最后进了一家行业类的B2B互联网公司。公司不大，老板是佛教徒，同事关系融洽，她应聘的职位是高级编辑，尽管工资不高，但很快获得了各类锻炼机会。比如刚一入公司，便接受了就“欧盟反倾销首次获胜”案件电话采访中国行业协会会长的挑战，并因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公司对她的认可。这份工作持续了两年，在熟悉了各类工作流程，掌握了网站的内容、线下刊物的编辑事宜后，她毅然辞职，自己创业。对她而言，创业以前的所有历练，都是为了独当一面单干。

第一次创业尽管热血澎湃，但异常艰辛。“别人说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对于我，每天叫醒我的只有坚强。办公环境很差，在城中村租了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月租两千元，七个人办公，其中有三个是兼职，三十八度的天气我们是没有空调的，电脑都是自己带的手提。

为了离公司近，我在附近租了一个单间，房租六百元，算上水电费每个月八百元不到。因为当时是草根创业，为了降低个人的日常开销，拿着两千元一个月的工资，算上水电费、吃喝，每个月基本没有剩余。”公司坚持了两年，团队从最初的七人变成了四人，为了不给团队成员造成压力，在亏空了所有积蓄后，她决定解散第一次创业的公司。

第二次，梅怡选择和一个英国留学念硕士的闺蜜合作。闺蜜看好留学项目，但她对公司运作缺乏了解，梅怡则对公司的运作有一定经验，对留学项目一窍不通，两个人刚好互补。梅怡吸取上次创业的教训，对项目的风险、未来的收益进行了评估，“能否戳到目标客户的痛点”成为她们推进创业的核心动力。恰逢国内教育需求的快速释放，公司进展还算顺利。

“截至目前，虽然不算发展迅猛，但基本上能有稳定的收入，目前合伙人在英国驻点，寻求更多合作项目，我在国内负责网站运营、推广和客服咨询，偶尔兼职美工设计。我们目前并不需要养着一群员工，所以成本不是很高，公司网站这个月准备上线，上线之后我们计划寻求国外的风投。”

在梅怡的就业观中，她从来没有动过固守一份稳定工作的心思。张扬个性、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她敢于自主创业的心理动因。毫无疑问，她的选择和父母的精神鼓励分不开，和她在大城市出生、长大积累的见识分不开，更和她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分不开。她不像国伟，大学毕业后，“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我和家人的生活问题”，也不像志勇，总在梦想和职业的纠缠中，横亘了一个需要他支撑的贫寒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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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湖南汨罗人。中山大学文学博士。著有《大地上的亲人》等。曾获琦君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曾引发全国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