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欧美式市场经济的真实起源史，认清其特权经济本质_风闻

一

欧美式市场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权主义。

特权是就是允许我有，不允许别人有。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以资本为支撑的特权主义，特权是依附在资本之上，取得了资本就获得了这种特权。

资本主义世界所讲的人权、财产权，实质上都是一种特权。当他们在讲人权、财产权的时候，真正的意图，和实际上结果，并不是涵盖所有人的，而是特指自己，或自己所置身其中的某个小集团的。

现在美国人总爱指责别国，尤其是中国没有人权，并堂而皇之以此去干涉别人内政，已达到为美国谋求某种利益的真正意图。现在地球人都知道，当美国人说人权时，并非他们发自肺腑地关心别国劳苦大众的利益，发自肺腑地关心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人权只是一种借口和工具，一种为自己谋权特权的借口和工具。

人权意味着特权和工具，并非当现在才这样，也并非仅仅对外国人才这样，而是自这个概念被西欧人提出来时，就是这样，在欧美内部自己人对自己人也这样。人权、财产权概念的提出，一开始就是为小部分人争取权力或特权而服务的。

实质上，权力和特权是一个同义词，权力一定是特权，一定是我有而别人没有，允许我有，而不允许别人有的。如果真的是你有我有大家有，那就称其不上权力了，也压根不会产生权力的思维和概念。

这些东西单纯地从概念上讨论比较抽象，看一下欧美的历史，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史，理解起来就比较清楚和容易。

二

当我看印度历史时，有一个事实上我很震惊，很不解。印度被英国人侵占和统治时，统治印度这个国家的竟然是一个公司，即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上都读过的东印度公司。印度整个国家竟然只是区区一家公司的私产，为其赚取利润的资产！

一开始，我只是认为，英国人只是对外国才这样，对其侵吞的殖民地才这样。当我了解更多的英国历史，整个西欧的历史，乃至整个全球史时，我才清晰地发现，英国自己人对自己人也这样。英国也只是英王的私产，法国也只是法王的私产，其他西欧国家也是如此。

在阅读西欧的中世界史时，也让我震惊和不解的是，一个国家居然可以当做一份遗产来继承，当做一件嫁妆来配送。如果你取了西班牙的公主，那么整个西班牙就可以作为一件嫁妆带到婆家，其女婿就名正言顺地成为西班牙国王！

作为一个中国人，是真的很难很难理解这样的历史事实，国家怎么可以作为借以牟利的公司资产，怎么可以作为随便赠送和陪送的物品。这将这个国内里的那么多的民众置身何地？他们为什么象空气一样不存在？

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的主要资产和生产资料是土地。在中世纪的西欧，一个国家的土地仅仅属于少数的几个人，就是国王和另外几个贵族。而国王的土地一定是最多。至于种地的农民，他们不仅不拥有土地，而且他们与土地相比什么都不是，只是土地的附属品，是一种会耕地的活工具，与土地一起，是属于那几个土地所有者的，即属于国王和其他几个贵族的。在希腊罗马时期，作为土地的附属品，这些农民被称为奴隶，在中世纪则换了一个名号，叫隶农。

所以，在中世纪乃至希腊罗马的欧洲，国家就化约为土地，土地又为仅少数几个私人所拥有，整个国家也就是一个被几个人所有的私人国家。国家不过一份财产、资产，一份被几个人所有的资产。

财产、资产重于人民，重于人，是欧洲社会的一贯特征。资本主义的核心要件之一就是资本至上，资本重于人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并非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新生事物，而是一直存在于欧洲的历史之中。传统的欧洲社会中的资产是不可以自由交易的，而现代资本主义的资产是可以自由交易的。所以，更准确地说，传统的欧洲是资产主义的，土地主义的。

也就是说，现代欧洲和传统的欧洲相比，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多了一个资产的自由交易的机制，即多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机制。特权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传统的欧洲一直是特权主义的，这种特权是以资产为支撑的，以土地的拥有为支撑的。拥有土地就拥有特权，当然，拥有土地本身也是一种特权。

从起源上看，这种特权来源于武力侵夺。所以，在欧洲，战争也是一种特权，是属于贵族的特权，农民们是没有成为一个士兵的权力的，而只可以做士兵的奴仆。这个事实同样为中国人所难以理解。

这种特权一旦形成后，又为宗教因素所强化，即所谓的“君权神授”，这些特权是上帝赐予的，是神给我的。而特权的转移则主要是靠遗传和赠送，而不是市场交易。

所以，传统的欧洲不仅没有自由交易、自由市场，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概念，因为整个国家只是少数几个人的私产，甚至是国王一个人的私产，那么在这个国家做任何事，必须取得国王和贵族的同意。不仅土地是私产，土地上的农民们也是私产，他们压根不是真正的人，自由的人，没有资格进行自由交易，不是自由交易的主体，不是自由市场的主体，而且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去交易，对于最主要的资产土地，他们无权拥有。

三

马克思对西方社会有一个著名的观察，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他把西方历史区分成四个阶段：原始社会（农业部落）、奴隶社会（希腊罗马）、封建社会（中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引入市场经济，尤其是工业革命后）。其中在，奴隶、封建、资本主义这三个历史阶段中，生产资料是私有制，且为人数极少的人所私有，这部分人就构成了特权阶级、统治阶级，对剩余的绝大多数无权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口拥有特权和实施剥削。

生产资料实际上就是财产、资产、财富，且是最主要的财产、资产、财富，生产资料为人数极少的统治阶级所占有，实际上就是在说社会财富、资产的集中的问题，即财富、资产、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对在西欧历史中，现代的资本社会与传统的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特权社会，社会财富、资产都是高度集中的，高度集中于特权阶级，分配都是严重两极分化的，财富和收入的绝大部分被人数极少的特权阶级所占有。

前文已经指出，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与奴隶和封建社会的最大区别之处在于，资本主义引入了市场机制。马克思的论断包含着一个重要推论是，市场机制无法改变和消灭特权，让社会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只是在于让特权发生交易和转移，从人数极少的一小撮人转移到人数极少的另一小撮人，让特权的形式发生改变，而不会改变特权的本质。

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不同意马克思的判断，他们对市场机制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幻象，认为市场机制的自由交易会自动打破特权，而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所以，主流经济学也被简称为自由主义，包括从18世纪亚当斯密所开启的老自由主义，以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

如何看待市场机制的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所在。马克思认为市场的自由机制无法消除特权，自动实现社会的平等与自由，自动实现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均等；而主流经济学则相反，认为市场机制可以消除特权，自动实现社会的平等与自由，自动市场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均等。

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给出了新的全面的事实证据，证明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正确的，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是错误的。此书全球范围内长达数个世纪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数据，最终显示，市场机制会倾向于维持和扩大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程度。

西方发达国家的确在70年代以前的20世纪，出现财富和收入分配两极程度的大幅度下降，均等的程度大幅度提升，这恰恰是在一系列战争和政治因素对市场机制的干预所形成的，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以及后来罗斯福新政之类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政策。

1980年代后，随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西方开始去国有化，去马克思化，而实行重新重视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结果却是，西方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程度开始大规模重新反弹，至今已经恢复到20实际初期的水平。也正是这种局面使得欧美的普通民众怨声载道，反对主流的“政治正确”的民粹主义开始高涨。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喊出了堪称经典的“1%对99%”的口号。

四

回顾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史，市场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引入和演变的历史，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局限，看出它是作用主要在让特权发生交易和转移，而非消除特权本身。

在中国之外，市场经济的形态首先出现在西欧。对中国而言，市场经济自古有之，与中国文明同时起源。只是中国传统的市场经济与在西欧出现的市场经济在形态上是不同的。市场机制是一种利用市场的交易机制，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之物，必须内嵌于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之中。因不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形态也是不同的，自由的程度也是不同的。

中国传统的市场经济是以儒家道德观为支撑的。儒家道德观的核心是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认为人天生是一个心性主体，而心性天然具备可以统称为“性善”的情感模式、判断模式和选择模式，即孟子说说的“四端之心”：恻隐之心（情感模式）、羞恶之心（情感、选择模式）、辞让之心（选择模式）、是非之心（判断模式）。人生的意义在于，最大程度地顺应和发挥本心本性，即《中庸》开篇所说的“率性之谓道”。

由于儒家道德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性，而轻视心性之外的外物，即重心轻物、重义轻利，所以，尽管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市场经济的，都存在市场机制，但是市场机制的地位是很低的，很少人去关注和重视它。

传统的中国所关注的自由是心性层面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获得更主要地是靠每个人自身的心性修炼、道德修炼，即修心养性，而不是靠市场机制来获得。市场所关注的是物质层面，远低于心性层面、道德层面。事实上，过度关注市场交易，反而会让人沉溺于物，发生“物化”，最终破坏心性自由。

中国传统的市场经济形态可以称之为心性市场经济，或者儒家市场经济。

尽管市场机制被称为西欧、欧美的最主要的现代性要素之一，但是市场机制在西欧出现的时间远早于现代的年代范畴。市场经济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0世纪，这也是所谓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起源年代。

目前有关西欧社会市场机制与封建制度的关系的主流知识是错误的。主流知识认为，西欧的市场机制和封建制度是一个线性关系。在时间上是先后的，中世纪封建制度早于现代化的市场机制。在性质上，现代化的市场机制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革命和颠覆。事实上，对欧洲历史而言，市场机制与封建制度是同时出现和起源的，于10世纪左右同时出现。而且，两者都更可能是从外部输入的，而非内部进化的。

五

10世纪是个什么年代，是一个全球黑暗年代。

中国是唐末加后来的五代十国。但凡了解中国历史的都清楚，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最残酷的年代，甚至要比5世纪左右的东晋南北朝还要恶劣。五代十国的典型特征是军人干政，军阀上位。而且这些军阀大都有北方游牧的血统和文化背景。所以，从根本上说，五代十国是外族武力和文化入侵的结果，是从外部输入的，而非内部演化的。

整个阿拉伯世界则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奴隶时代”。这个“奴隶时代”的实际内涵是，奴隶当政，奴隶翻身做了统治者，做了国王，成了“哈里发”。什么样的奴隶有这么大的能量？原来他们都不是一般的奴隶，而是军事奴隶，就是军人。而且这些军人大都拥有统一个背景，就是“突厥”，他们和中国北方的游牧拥有同一个血统和文化背景。也就是说，阿拉伯世界的“奴隶时代”与同期中国的五代十国有共同之处，都是军人干政，而这些军人都同时突厥人，都是中亚游牧。

后期的阿拉伯扩张，能量和主力早已不是来自阿拉伯本土，而是来自中亚游牧，中亚游牧替代了阿拉伯游牧，成了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和扩张动力。无论塞尔柱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其统治者都是突厥人，最后演化现在的土耳其。

尽管此时的西欧尚且处于当时世界文明的边缘，可谓是穷乡僻壤，化外之地，但是同样遭遇了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中亚游牧的冲击波，而进入了一个“维京时代”。维京是指来自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凶残海盗，包括丹麦人、瑞典人。实际上，除了北欧海盗之外，西欧还遭遇了另外两股势力的入侵，一个是与中亚游牧有深厚渊源的马尔扎人，另一个则是阿拉伯的撒拉逊人，此时的阿拉同样与中亚游牧有密切关系。

毫无疑问，北欧人此时突然大规模南下，入侵西欧，主要是法国和英国，很可能是受到中亚游牧对外扩张的压力和影响所致。所以，十世纪西欧的历史与当时的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是同步的，都是因遭遇中亚突厥的入侵而进入了一个军人干政时代。只是直接侵入西欧的突厥人并不多，原因是那里太偏僻、太穷了，只有对更穷更偏僻的北欧人才具备吸引力。

五代十国的军人干政，相对中国自身悠久而强大的历史和文化，是脆弱而短暂的，随着宋朝的统一就消失了。事实上，正是在宋朝，中国实现了文化上再次伟大复兴，不仅消灭了游牧人的军人干政，而且消除了生命更持久的佛教的文化影响力，更新和纯化了儒家思想，让其再次回归文化主体地位。用朱熹他们的话说，让从孟子就中断的道统得以接续。

与中国相比，西欧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太为短暂和薄弱，他们没有能力来迅速消除因外族入侵而带来了军人干政、军阀林立的状态，而是让这种状态成为了社会和历史的常态。从此，西欧社会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阶段。

用中文“封建”一词来翻译和形容欧洲这个历史阶段，为当代中国人学习历史带来了巨大的误导和混乱。中国的“封建”是指夏、商、周，尤其是周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封是分封，建是建国建侯。封建更多是一种逻辑上行政区划，里边并不包含丝毫的现代政治学中“统治”的意义。

将一个区域分封给一个人，只是将这一区域的行政上的权力和义务交给他，绝非是说这个区域归他个人私有和统治。在中国的任何历史时期，天子、皇帝、国君、贵族这些人都不拥有自己的私人土地，甚至也不拥有任何的私有产业，官员绝对不可以再去经营自己的私人产业。这就是“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利”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基石，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宪法”。

在中国的任何历史时期，“统治者”都是不占有土地的，即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也不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拥有自己的任何产业。土地唯有农民才有资格拥有，也唯有主要包括农民在人民才可以经营产业，拥有产业。统治者的收入都不是来自自己的私人产业，而是来自公共的税收。在中国任何的主要历史时期，都不存在认为土地重于人民的情况，从来不存在以土地为本的情况，从来不存在农民只是土地的附属物，只是耕地的工具的概念，而是一直认为人民重于土地，以人民为本。从来不说“得土地者得天下”，而只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是中国历史不同西欧历史的地方，以及不同中国之外任何文明历史的地方。马克思所说的极少数统治者占有生产资料，占有土地的情况在中国历史的任何时期都不曾出现。从他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中国的历史完全超越马克思的认识和理解之外，也超越任何西方人的认识和理解之外。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统治者、统治阶级，不存西方意义上的封建领主和封建政府。

总之，中国的历史完全与西方相反，是一部无特权的历史。

其实，用军人干政和军阀割据都不足以形容西欧封建社会的黑暗，因为当时西欧的农民并非象历史上的中国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是独立自主的，而是两方面毫无独立自主性，因严重依附于土地而严重依附于土地的主人，即领主。中国的统治者，无论多么残暴，从未想过要把农民的土地占为己用，而只是加重税率。农民一直保持着生产和生活的独立自主。

六

总结一下，前面对历史进行了大段的回顾和解析，是想说明两点。一是，西欧的封建制度起源于公元10世纪左右；二是，西欧的封建制度是从外部输入的，源于外族入侵；三是，西欧10世纪所遭遇的外族入侵，具备全球性，当时整个世界都在遭遇外族的入侵和困扰，这个外族主要是中亚游牧，主要是突厥人。中国也遭遇了突厥的入侵，阿拉伯世界也在承受突厥奴隶所带来的黑暗。

从另外的角度看，当中亚游牧在10世纪冲击全球的时候，让全球都变成军人干政、军阀林立的同时，也推动了全球的一体化，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文明文化交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此时，西欧不仅出现了黑暗的封建制度，而且也出现了一种光明的崭新文明要素和文明现象，那就是自由市场的理念和依赖市场机制的职业群体——现代商人，以及现代商人的聚集区——现代城市。

从全球文明史看，市场机制，以及凭借市场机制而从事服务日常用品交易的独立的商业职业群体，在10世纪以前，唯有在中国存在，而且历史非常悠久。在这之前，中国之外的任何地区、任何文明，都不存在自由市场机制和独立的商业职业群体。

所以，10世纪在西欧突然出现的商业职业群体，以及自由市场和自由交易的理念，其来源只有唯一一种可能，那就是来自遥远的中国。中国的自由市场理念和独立的商业职业文化之所以能够西传欧洲，要拜中亚游牧的扩张所赐，他们的扩张，推动了全球范围的文化交流。

10世纪之前，在人类文明中，中国之外的所有文明都是特权社会，土地为极少数人所私有，他们构成了特权阶级、统治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无权拥有土地，更重要的是，他们却极端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在生产和生活都不能够独立自主，而是依附于土地，依附于领主，依附于某种宗教。在特权社会中，是不可能有自由交易的行为和理念的，也不可能出现独立自主的商人群体。

所以，自由市场的理念以及商人职业群体一经在10世纪的西欧出现，便置身于特权的汪洋大海之中，要成长和发展，必须突破特权阶级的种种障碍。西欧的历史事实显示，市场和商业群体的成长过程，并非一个消灭特权的过程，而是一个与特权不断交易的过程，是一个钱权交易的过程。所谓的钱权交易，就是商业阶层用金钱向特权阶层购买特权，购买特许经营权。这样购买特权的商业群体自身变成了新的特权阶层。在这个过程中，西欧的商业群体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特权思维，而西欧的市场机制本身也是特权式的，不仅特权本身就是交易物，而且，市场的参与者都想谋求和建立特权。

从组织形式上看，西欧的市场经济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行会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公司阶段。

行会阶段的微观经营主体主要是家庭，单个家庭的力量在强大的特权面前是微弱的，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形成行会，以行会为单位去和统治阶层谈判、斗争和交易。行会在保护本会会员的权益的同时，也成为一个特权者，因为本会的权益并不对行业以外的人员开放。

中国人很难真正理解欧洲历史上的行会，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这样东西，总会把它看成中国历史上的商会之类的联谊会。同时，欧美人也会对中国历史从无行会感到不解，他们就认为由于缺乏行会，中国的历史上商业群体的权益一定会无法保障。

出现这种认知差异的根源对中西的一个基本背景缺乏认知，中国社会历来是无特权的，个人拥有自由交易的权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并没有遭遇西欧或中国之外其他任何地区历史上所遭遇的破坏和限制，所以，无需在个人之上再成立一个组织去争取和保障自己的交易权。而在西欧，个人起初没有自由交易的权力，没有自由经商的权力，要获得这种权力，必须向特权阶级斗争、谈判和购买，所以，欧洲的商业阶层必须结成一个团体，否则无法与强大的特权阶级进行斗争、谈判和交易。

所以，对于商业群体中的家庭和个人而言，他们并不具备真正的独立性，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业实体，反而真正独立的是行会，行会更象是真正的商业群实体。家庭和个人的交易行为不仅需要得到行会的保护，而且也受到行业的严格的约束。这些行会不仅拥有由选举而产生的实权性的管理机构，严格法律，甚至还有自己的军队。

在行会市场经济阶段，很多新兴城市的主体是商人，这些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行会，行会的管理组织就是城市的政府，他们通过向当地的特权者购买，而获得自由管理的特权，这样就成为独立的城市。同时，为了维护更大利益和特权，这些行会城市之间，也会结成一个更大的同盟，譬如著名的汉撒同盟。

当做一项规模很大的新业务时，也必须取得特权阶级的授权，有些公司甚至需要取得国王的授权，当然，特权阶级之所以授权，因为他们会从中得到经济利益。也就是说，公司在西方的产生也是钱权交易的结果。所以，西方的公司实质上也是一个特权者，其思维方式也是特权的。

哥伦布要做环球航行去寻找东方的黄金之地中国时，就得到西班牙国王的授权，而成立了一个特许公司。东印度公司也是英王授权的一个特许公司。当中国的印刷术传播到西欧后，一个德国人想做印书的生意，他也不得不向特权者申请特许公司，这也是所谓的知识产权的前身。知识产权本身就是特权。现代主流的理论认为知识产权可以促进知识的创新，是为促进和保护创新而设。然而讽刺的是，西欧最早的知识产权没有一个是西欧自身的创新，而都是盗版，譬如印刷术。从历史起源上看，知识产权的出现，是为了谋求一种经营特权。

在本质上公司与行会是相同的，都是钱权交易的结果，是特权从特权者向商人阶层转移的结果。这样转移并未打破特权本身，而只是让特权发生了转移。行会和公司都是特权的新形态。

在行会阶段，也有公司，只是从整体而言，还是行会占据统治性地位。只是到了工业革命后，主流的生产方式开始从家庭手工业向企业工业化转移，公司的势力开始超越行会，行会也就迅速衰落和消失了，成了当今社会的最主要的特权形式。

另外一个主要的特权组织形式是大学。西欧的大学出现在11世纪左右，也就是说，市场理念和商业职业文化传播到西欧不久便出现了。事实上，大学本身也是这股潮流的产物。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甚至会觉得不可思议，大学的本身就是行会，而且是两个行会的联合。一个行会是教师行会，一个行会是学生行会，当然主要是教师行会。

教师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群体的出现，是商业职业群体在西欧出现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师也是小商人，只是他售卖的商品是知识和课程。向其他行业的小商人一样，任何单个的个体在强大的特权面前都是弱小的，所以，要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联合起来，组成行会。

作为一种行会，大学也具备一般行会的基本特征，在谋求和保护自身权力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一个特权者，而企图垄断知识特权。大学毕业证的前身就是教师行会办法的教师资格证，也是一种授权证，特权证。

现代很多人将大学视为先进之物，就质疑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大学，将没有大学视作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落后，这其实是很可笑的。中国没有产生大学的原因是和没有产生行会的原因是一样的，中国无需一个教师行会，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做教师权力完全没有遭遇破坏和干扰，一个做不做教师完全是他个人的自由，完全在有没有学生愿意跟他学。而且自孔夫子以来，中国教育的最主要形式就是私人化的，最主要的教育机构就是私塾。而私塾的开办完全是自由的，无需向官方申请批准和特许。总之在传统的中国，学习和传播知识、做学问是完全自由的。

八

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是无特权的，而资本主义则是特权的，这是中国一直努力抵制西方文明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马克思主义是产生在西方内部的一个异类，一个特权世界中的反特权者。

然而，在坚船利炮的迫胁之下，中国又不得不向西方文明低头，因为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遭遇了亡国灭族之险境。正是本着救亡图存之目的，中国开始逐渐学习和引入西方文明，引入资本主义。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改革，到康有为孙中山的政治改革和革命，然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的成立，共产主义的实践，改革开放和引入新自由主义，最终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和中国和平崛起。

然而，在学习西方，实现自身强大的同时，中国也在不觉中已经习染资本主义的恶习，那就是特权主义。

眼下中国的特权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崇拜，二是基于知识崇拜的名校崇拜。

现在中国人在衡量和判断一个人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身价多少，收入多少，工资多少。金钱和资本已经成为一个人人格的基本支撑。同时，一个人积累了资本之后，又会想着用自己的资本去为自己和孩子去建立某种特权。譬如，企图通过买房去建立某种收入特权，去购买学区房去为自己孩子建立教育特权。

更严重的是，包括大学在内的西方教育系统是特权化的，当中国系统引入西方教育后自然就引入了特权教育。这种教育在灌输知识的同时，还会教会孩子一种特权思维，培养孩子的特权人格。

几年前北大的一位教授说，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名校，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为自己谋求特权者，不是中国的大学如此，而是大学本身就如此。因为作为西欧文化的一个产物，从起源和历史看，大学本身就是一个特权者，其基本思维就是特权化的。

总之，中国已经成分一个半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准特权社会。这是和自身悠久而璀璨的文化和历史不相容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在内心深处不愿意看到的，感觉到不舒服的。

其实，实现强大和崛起并不是中国人真正想要的生活，而是西方的压力和胁迫所致，强大和崛起只是为消除这种压力和胁迫。当在中国经济和军事已经充分强大的今天，来自西方的压力和胁迫已经大大缓解，那么中国的下一个阶段的任何是，放松心情，去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

所以，中国未来必然的趋势是，重新认识历史和传统，向历史和传统回归，因为那里才有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