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一节（3） 孙中山的困惑 - 《苦难辉煌》- 金一南_风闻

第一章-第一节（3） 孙中山的困惑

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1896年旅居伦敦的时候就知道了马克思。后来他对中国最早的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介绍说：

有德国麦克司者，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纯真的孙中山自信而又自愿地以社会主义自许。

就如毛泽东当初分不清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区别一样，孙中山也分不清马克思、恩格斯与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区别。1905年初，他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接纳他成为“党的成员”。他见到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向他们说明“中国社会主义的者的目标和纲领”。面对这两位泰斗，孙中山大胆预言：中国将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度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个小人物。

小人物孙中山热衷于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倒不是因为曾被第二国际拒之门外。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更合乎中国的国情。

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并不妨碍他崇敬列宁。

比驻俄公使刘镜人的电报晚三天，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出现大标题：“美克齐美党

（Maxim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这是孙中山看到的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后开他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致函，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列宁称孙中山这份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给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我们遭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

可惜这封信被耽误了。孙中山没有看到这些令他激动不已的话语。

但1920年11月，他见到列宁的第一个使者维京斯基。

维京斯基1920年4月来华，首要任务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其中既包括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甚至隐现着后来国共合作的身影。

孙中山提出进一步建议。据维京斯基记述，孙中山直接了当地说，广州的位置无法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应该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一个可以互相联系的大功率电台。

列宁的第二个使者是马林。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颇得列宁的赏识，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亲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一次会议上一口气作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发言。“一大”代表们对他印象不错。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说他“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但是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却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从来不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对国民党，马林倒充满乐观和希望，认为他们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结论是：“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

所以马林很快从举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1921年1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

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

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认为，这是列宁给他传递过来的声音。

这三条建议，后来成为孙中山“联俄、联共、扶住工农”三大政策的起源。

孙中山注意到列宁，是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注意到孙中山，是通过中国的辛亥革命。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在一篇临别演说词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机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

列宁对这篇演说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是“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人民的真正伟大思想”；“迫使我们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互相关系问题”。

列宁把中国革命的希望放，主要地放在孙中山身上。

1918年，当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帝国主义干涉者压得喘不过气，而通向中国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拉夫军团、社会革命党人、高尔察克匪帮切断的时候，列宁就询问过，在被十月革命唤醒的旅俄中国工人中间，是否可以找到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勇士。

列宁与孙中山两人虽未谋面，但息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