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为体，科学为用”才是正确学术范式：儒学讲心，科学讲物_风闻

一原创 蔡历 蔡子曰 1月27日

在现代的中国，科学已经成为学术的标准，认为一切的知识和学术都应该纳入科学的框架。不符合科学的，无法纳入科学框架和系统的知识，都是非科学的，也都是坏的、落后的、迷信的。

中国传统学术，就与科学的标准不相符，也无法纳入科学的框架，因此，被认为是坏的、落后的，应该被淘汰。

事实上，从整体上、根本上看，科学是一套畸形的、残缺的知识体系，而中国的传统学术，才是健全的、完备的知识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就是整体性的学术体系，而科学则是局部性学术体系。这样，从容纳性来说，中国传统学术的容纳性要高，而科学的容纳性要低。中国传统学术是个大盒子，科学则是一个小盒子。

所以，科学不具备充当学术体系标准的能力，中国传统学术才有。科学无法容纳中国传统学术，也不可能将中国学术塞入科学的框架之中。而中国传统学术则可以容纳科学。当然，当把科学补充进中国传统学术的框架之后，可以使得中国学术体系更丰满。

科学，从形式上及中文概念上来看，是个分科之学，任何问题、任何领域，都可成为一个学科，这样就显得科学是具备无限的包容性。但是，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标准看，科学尽管在形式上可以无限分科，但是究其实质，科学仅仅是“利学”，而没有“义学”；仅仅是“物学”，而没有“心学”；仅仅是“文学”，而没有“道学”；仅仅是“用学”而没有“体学”。

中国传统学术和核心在儒家，而儒家学术的轴心则是“义利”之辩，“心物之辩”，“道器”之辩，“体用”之辩，中国传统学术也可以直接称为“义利之学”，“心物之学”，“道器之学”，“体用之学”，既有义，也有利，既有心，也有物，既有文，也有道，既有体，也有用。

而科学则仅有“利”，仅有“物”，仅有“器”，仅有“用”，是有利而无义，有物而无心，有器而无道，有用而无体，是“利学”、“物学”、“器学”、“用学”。

既然中国传统学术“义利”兼备，“心物”兼备，“道器”兼备，“体用”兼备，而科学有利无义，有物无心，有文无道，有用无体，那么中国传统学术的框架就是健全的，而科学的框架就是残缺的。

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义利”之辩、“心物之辩”、“道器”之辩、“体用”之辩，这四组辩题的实质是一样的，只是侧重有所不同。“义”就是“心”，就是“道”，就是“体”；“利”就是就是“物”，就是“器”，就是“用”。

“义利”的“义”，有两个侧重。一个是个人的正确的判断和选择，选择合理合宜的行为。因此，“义”的一个重要解读是“义者，宜也”。第二个侧重是，“义”是支撑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石，即是正义。

“利”则是基于“义”所选择的具体行为，针对和结合实际情况，所做出的最有利的选择。

“心物”之辩中，更在强调“心”的思维主体作用，强调维护“心”的自由和独立，不让其沉溺于“物”，受制于“物”。“物”是心的思考、判断和选择的结果。“心”是思考、判断和选择功能本身，但是思考、判断和选择一旦形成结果，这个结果就脱离了心，而成为“物”了。

“心”是对人类一切思维和认知活动抽象总结，因此，“心”的存在是逻辑上的、功能上的，也是软件上的、虚拟的。“心”是虚拟的思维认知器官，是一切思考认知活动的发出者。既然“心”是虚拟的，是抽象总结，就与任何具体的生理器官无关，无心脏和大脑无关。心脏和大脑是硬件，“心”是软件。

“物”则是心发挥其思维认知功能所形成结果。人类所感知的“物”，都是心所思考感知的结果。“心”是思考认知功能本身，但是心的思考认知活动一旦形成结果，这个结果便脱离了心，不再是心，而是“物”了。因此，人类所能够感知到的一切的物，都是心的思考认知结果，其存在也都经过心的赋予，包括形态、价值和意义。

因此，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物”，其对立面是心，是思考认知活动本身，是思考认知主体，在现代看来，其范畴是非常广泛，涵盖现代学术中的具象之物和抽象之物，物理之物和精神之物，宗教的神和神学是物，一切的思想和理论理念也都是物。

概而言之，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唯心”和“唯物”都是“物”，所谓的“唯心”，并非真正的中国传统学术意义上的心，而都是精神之物。

“道器”之辩的典型表述是“文以载道”。“文以载道”的直接含义是写文章是表达道义、道理，但是这种思想是根源于一个更古老的思想：人的行为要符合和呈现道义。“文”这个字的最初含义，既非指文章，也非指文字，而是指代人的一切外在行为，外在表现，包括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文”就是“器”，“器”的原始含义是固化、固定，是道的呈现，但是并非道的本身。

“道器（文）”之辩所强调的是，人的外在行为，包括社会的外在制度表现，是有着内在支撑的，这个支撑就是“道”，也是“义”、“心”，“道”、“义”、“心”也都是“体”，而“器”、“物”、“利”又都是“用”。“体用”之辩就是专门强调主体、本体，维护本体的独立自由地位，不让其沉溺于用，受制于用。

其实，不仅仅科学是“利学”、“物学”、“文学”、“用学”，有利无义，有物无心，有用无体，西方文明的一切思想学术，也都是如此。这里的西方是广义的，指的中国之外一切人类文明。人类文明是一分为二，中国和西方。

现代之前，更准确地说是科学成为主流信仰之前，这是19世纪中期的事，西方文明的学术和思想就是宗教，包括多神教和一神教，以及为之服务的哲学。一切宗教也都是“利学”、“物学”、“文学”、“用学”，科学是在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依然是“利学”、“物学”、“器学”、“用学”。

在宗教中，神是世界创造者和支撑者，也是知识之源，人对神只能去信仰和服从。人之所以要信仰和服从神，就是从神那里换取恩赐，或缺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知识利益。因此人神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在犹太教中，甚至干脆说上帝和人之间是契约关系，《圣经》就是约书，即上帝与人世间所签订的合同。上帝承诺，只要人信仰和服从自己，就会给人类一切的利益好处。

宗教不仅是“利学”，也是“物学”，因为宗教中不承认人的独立的思考、判断、选择功能，这实际上就否定心的独立存在，是无心的。一切神、神学，究其实质，不过是人心思考的结果，是“物”。但是，宗教却将这种“物”当成绝对权威实体，对人构成绝对约束。

科学原本是哲学，是宗教的附属物，服务于宗教。19世纪中期以前都是如此。因此，牛顿时代科学，与爱因斯坦时代的科学是不同的。牛顿时代科学，不讲实用，不关注科学所能够带来的物质利益，而只关注科学的宗教利益，即对神的发现，对神的智慧的发现。爱因斯坦时代科学，则更专注实际的物质利益，而不再关注宗教利益。此时上帝已经被打倒，宗教已经被抛弃，至少边缘化了。

但是，从牛顿道爱因斯坦，科学的“利学”属性则是一以贯之的。

尽管中国传统学术，兼讲“义利”、“心物”、“道器”、“体用”，讲“利者，义之和”，“心物不二”，“文以载道”，“即体即用”，但是却是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的，是重心轻物的，重体轻用的，重道轻文的。这导致中国的传统学术的中心是“义”、“心”、“道”、“体”，对“利”、“物”、“器”、“用”尽管不否定，但是却不怎么讲。

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就不断地引入西学，以补充和丰满自己的“利”、“物”、“器”、“用”的部分，近代以来科学的东传，只是这一过程的延续。

二

关于近现代对英文的不准确、甚至错误翻译问题，学界也已经有充分的认识，我此前也专门指出现代汉语中的“香蕉词”问题。下面说一说对“科学”（ science）一词的翻译问题。

所谓的“香蕉词”，就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词汇，从外表看，都是中文的，但是其内涵却是西方的。现在那些在精神和灵魂上被西化的华人被称为“香蕉人”，即黄皮白心之人。“香蕉词”是内涵上被西化的汉语词汇，也是“黄皮白心”。

大量的“香蕉词”之所以会在中国现代汉语中出现和存在，根源在中西文化了解的肤浅，甚至无知，将两个形似而实异的中英文词语认为等同，譬如将“政治”等同于“politics ”，将“自然”等同于“nature”，将“道德”等同于“morals”，等等。

其实，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从未出现和存在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自然”、“道德”，“政治”与“politics ”，“自然”与“nature”，“道德”与“morals”是在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但是，最早的汉英字典的撰写者，却生搬硬套地将两者对译。

最早的写英汉字典的人，显然是文化上的白痴。我一直纳闷，中国历史上为何能够存在如此白痴的人？当明白这些“香蕉词”的真正起源时，我的心也就释然了。原来，“发明”这些香蕉词的，即最早书写中英文字典的人，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

“香蕉词”是在明治维新时期，由当时的日本学者所“发明”。这些日本学者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崇拜西欧文化，否定中国文化，否定儒家，倡导什么“脱亚入欧”，其实就是“脱中入欧”、“脱儒入欧”。二是号称日本学习儒家1000年，有深厚的儒家传统，但是它们对儒学的理解却是非常皮毛、浅薄。三是，熟悉和使用汉字。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日本学者就用汉字与西文对译。这个对译过程就成为西方文化内涵对汉语词汇的单向注入，而不顾及这些汉字的本来内涵。用句股市的术语，这叫“借壳上市”。汉字词汇在那些日本学者眼里不过是一个壳，其本身的意义是不重要的，重要是西方文化内涵，这些壳不过是承载西方文化的工具。同时，借助这些壳，西方文化也是日本，包括后来的中国，顺利实现借壳上市。

甲午战争之后，通过当时大量的留日回国的年轻人，日本的“脱亚入欧”的明治思维传入中国，成为所谓的“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对西欧书籍的翻译也大量传入中国，“香蕉词”也随之流入。

“科学”也是由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所发明的香蕉词，这个“科”就是“科举”之“科”。20世纪初以来，中国开始以“科举”为落后，以“科学”为先进，却不知“科学”之“科”就是“科举”之“科”。民国之后，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引入，“科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普及，被广泛接受，显然要得益于“科举”之“科”在中国当时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神圣和权威。

也就是说，当初“科学”的流行，显然有对“科举”的狐假虎威，巧妙地将原本附着在科举上的神圣权威，嫁接到“科学”之上。

“科”的本来含义是分科，“举”是举荐、选举。在“科举”制中，是分科取材的意思，就是按不同专业，不同的标准去选拔官员。最开始，“科举”并不需要考试，完全是推举、举荐的。

西汉汉武帝为抗击匈奴，筹集军费，决定把盐铁等行业进行政府专营。在正式实施之前，汉武帝决定召集民间的贤达，问问他们的意见。这些民间贤达，汇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其基本结论是反对。这一会议记录被整理出来，流传了下来，形成一本经典名著《盐铁论》。在此书中，将民间的贤达人士分为两类，也是两科：文学和贤良。文学科，有点类似于后来的“明经”科，就是书本知识掌握的很好，经学学的很好，“贤良”则是品德品行好。

但是，到了唐朝，科举成为标准化的考试制度，一直持续至清朝，以致现代人一看到“科举”，就认为是考试。其实“科举”的本来含义就是官员选拔制度，并不必然与考试有关，也可以是举荐。当然，考试也是一种选拔制度。

但是无论如何，在清朝末期，及至民国，“科举”之“科”，其含义绝非中性的、技术上的分科、分类，而是包含着几千年官员选拔制度的厚重积淀，具备正统性、权威性，甚至神圣性。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学者，用“科学”一词去对译Science，显然是想让“科举”的正统性、神圣性转移到“科学”之上。

如果，单纯地从“科”的分科含义看，“科学”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憋足的译法，即“分科之学”，这是Science的非常非常边缘的特征。Science的核心特征是去发现“真理”。具体的方法则是基于经验的“实验”。

从这个意义上看，严复对Science的翻译相对更为合理：“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缩写，来自四书之首的《大学》。只不过，格致的目的是发现、体悟“义理”， Science则是发现真理。中国传统学术的“义理”，与科学“真理”，有相似之处，都是深层的神圣性的知识，但是也有本质不同。“义理”的根基在人的内在“心性”，而“真理”的根基则在外在的“客观”之物。

因此，尽管“格致”比“科学”更接近Science内核，但是依然是不准确的。

那么用哪个中文词汇对译Science更合适？答案是“利学”、“物学”、“器学”都可。

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是“义利”之辩、“心物”之辩、“道器”之辩、“体用”之辩。这四组辩题实质上是相同的，只是侧重不同。在上篇文章中，我已经做了更详细的分析。“义”就是“心”、“道”、“体”，“利”就是“物”、“器”、“用”。

“义利”，讲的“义利合一”、“义利不二”、“利以载义”、“义体利用”。在义利兼顾的同时，又严格区分体用。

较之于中国传统，整个西方学术都是残缺的，因为他们是“有利无义”、“有物无心”、“有器无道”、“有用无体”。

中国传统学术可以称之为“义利之学”、“心物之学”、“道器之学”、“体用之学”，但是西方文明则仅仅有“利学”、“物学”、“器学”、“用学”。

尽管西方文明一直是“利学”式的，但是，在近现代利的形成却出现了重大变革。现代之前的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宗教的本质也是“利学”式的。这种利是“宗教之利”，通过对神灵的信仰，换取某种利益。犹太教干脆把上帝与人的关系看成是契约关系、交易关系，即利益关系，所谓的《圣经》也被成为《约书》，包括“新约”和“旧约”。

而现代的西方文明，即欧美文明，起主流的信仰不再是宗教了，而是Science。Science的真理就是基督教的真理，Science的本质与基督教一样，也求利。只是基督教的利是宗教之利，而Science则是物质之利，可以促进技术发明和物质财富的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基督教到Science的变革过程，可以追溯至17世纪的西方近代哲学的肇始，但是，Science意识形态的真正形成则是19世纪中期的事。就连英文单词Science，以及Scientist本身的出现，也都是那个时候的事。

实际上，西方与科学相关的知识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传入中国，那是当时基督教传教士的贡献。当时的中国学者，以及西欧传教士，最著名的就是利玛窦，都将这些知识与“格致”对译。严复用“格致”去对译新出现的Science，也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

但是，在19世纪末，日本对Science的译法“科学”传入中国之后，就迅速取代此前的“格致”，而成学术之正统。除了上面指出的“科学”对“科举”的狐假虎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从“格致”到“科学”，实际上对应着西欧所发生的“利”的形态的变革：从宗教之利到物质之利的变革。这个变革也是西欧的主流信仰从基督教到Science的变革。

“格致”的译法出现于明清之际的17世纪，那时Science尚未出现，相关的知识是以哲学的存在，而且是作为基督教的奴仆。而“科学”的译法在Science出现之后。也就是说，“格致”和“科学”实际上对应着西欧社会的两个不同的时代，“格致”对应着宗教时代，而“科学”则对应着现代、科学时代。

这也意味着，明清以来，中国和西欧社会是高度同步的。

三

疾风知劲草，大潮退去才知谁在裸泳。此次空前的瘟疫，对当前的中国已经构成空前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则对相关各方的成色进行了一场真刀实枪的检测。谁是英雄劲草，谁是草包裸泳者一目了然。

战“疫”依然在继续，这场对中国社会的大检测依然在继续。就目前的情况看，以钟南山、李兰娟等领衔的医护人员经受住了检测，是劲草，是英雄，但是国家疾控中心、武汉病毒所相关的科学家们则未能通过检测。

通过这次疫情检测，这些科学家的行为所暴露出的最严重的问题，倒不在专业能力上，当然专业能力可能也有问题，而是在道德品行上。

这些被国家给与极高地位和丰厚待遇的科学家们，却对国家利益、人民的疾苦毫不关心，麻木不仁。大疫当前，不去积极研判疫情，寻找有效的防控办法，反而去抢数据，跑到外国的期刊上发论文。面对公众的质疑和指责，不但没有丝毫悔意，反而气急败坏，泼妇骂街。更有甚者，堂堂的正厅级的科研机构居然成为裙带关系筹码。

为此，在举国抗疫的关键时期，科技部甚至不得不发文劝诫：“各项目承担单位及科研人员要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要树立大局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主动担当作为，以‘功成不在我’的胸襟，发挥集智攻关、团队协作的优良传统，及时汇交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实验数据”。

科技部文件似乎只是揭开中国科学界败德之冰山一角。从这次疫情看，科学家的道德败坏、“德不配位”已经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已经不是个人问题、局部问题，而是国家问题、系统问题。在这种局面下，科学职位选拔上的品德、品行考核问题在舆论中凸显。

这就涉及到文明发展史上，也是在学术史上一个深层而根本的问题：道德与科学关系的问题。

而关于对道德与科学关系的认知，现代的学术界是很成问题的。这些问题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 现代学术道德、科学这些概念，极其相互关系的认知，都是基于西方文明的，尤其是基于近现代西欧文明，或者说，是站在西方文明的参照系中来看待这些问题的，以西方文化的标准来评判这些问题的。中国文明的参照系，中国文化的标准则被武断地排除在外。

就中国而言，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是民国之后，就开始彻底否定中国自身的文化，认为其是落后的、过时的，理应和注定被淘汰。最著名的口号就是鲁迅的“不读线装书”、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在这个局面之下，中国的学术系统开系统性地引入西方学术，导致中国当下的学习系统在范式上是西方的，在学术和文化的评价标准上，也自然选用了西方参照系和西方标准。

第二个层面是，在西方内部，或者更精确在现代的欧美，在对道德与科学关系的认知上，则是以后来出现的科学意识形态为参照系和标准，而武断地将基督教排除在外。

事实上，科学意识形态的形成，是19世界中期的事。这个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发现”进化论的达尔文与教会的大辩论，达尔文声称人是由猴子逐渐进化而来，是“客观”、“科学”的进化率创造了人类，极力否定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说。

现代文明、现代学术的核心和基石就是科学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成为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民国时期中国系统性引入西学之后，科学意识也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事实上，科学意识形态在西方和中国的出现的时滞是非常短的，相差不过几十年。

在西欧，科学意识形态是在否定基督教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是砸烂上帝后的产物。因此，科学意识形态就认为，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是落后的。而基督教则是西欧的传统，科学则代表现代，这样就形成传统落后，现代先进的观念。

西方，直至一神教的出现，才有了个人道德的观念。上帝是道义、正义的承载者，是“神以载道”，人本来没有道义，是没有道德的罪人，但是，通过信仰上帝，就可以获得道义、正义，从而可以拥有道德，成为一个“义人”、“善人”。这是一神教的核心要义所在，基督教称之为“因信称义”。

在一神教中，道德就是对神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仅可以为个人提供心灵的动力和归属，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

总之，宗教问题就是道德问题，道德就是对神的信仰，就是信神，没有信仰、不信神，就是没有道德。

现代的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之所以要反对宗教，原因在于，基督教的形而上学性，认为全知全能的上帝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因此，学习知识就是对神进行信仰，而不是对经验的学习。即基督教是否定现世的，否定对经验的学习。而科学则是基于现世的，基于对经验的学习的，尤其是基于“实验”。

毫无疑问，在一神教中，对上帝进行形而上的神话性虚构，是其败笔，但是，这绝非意味其一无是处，而是包含着极为最重要极为宝贵的东西，就是道义、道德本身。

事实上，是可以按中国“文以载道”、“以神道设教”的思维和原理，对基督教的上帝进行分解、分离的。

“以神道设教”来自《周易》“观卦”，“观”有两个主要义项，一个是自己去观察，另一个则是设计、陈列东西让别人去观察。三代时期的祭祀礼仪，也属于宗教制度，就是后一义项的“观”。在位者设计出来，以给老百姓观看。而给老百姓观看的目的，则是对其进行教化。即将礼乐制度当成教化、教育的手段。这就是“以神道设教”。

也就是说，中国的古人很明白，宗教的神学设计，只不过是一种教化工具，让老百姓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可以说是“神以载道”，也是“文以载道”。“神”其实就是一种“文”。

这样一神教的神，就包括两个部分：文的部分和道的部分。文的部分就是神学设计，包括神灵的形态，是神学的、神话的，也是形而上的，当然也是虚构的、虚设的。道的部分就是道义、正义，也是中国儒家所讲的“义理”。

如果对神做出这样的分解、分离，就可以发现，在神的两个构成部分中，作为载道工具的神学设计部分，是迷信的、错误的、落后的，也可以说是骗人的。但是，对于道义本身、义理本身，则是正确的，而且是弥足珍贵的。

因此，对基督教就不能全盘否定，而只能否定其神学的部分，而应该保留下其道义、道德的部分。

但是遗憾的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却将上帝、将基督教彻底、全盘地否定了，不仅否定了其迷信的神学部分，而且否定了其中的道义、道德部分。

这样，科学意识形态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去宗教化、去迷信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去道义化、去道德化的过程。即科学是“无道”、“无德”的，是“不道”、“缺德”的。

科学之所以反对和否定道义、道德，其根源是，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中，道义、道德一定是与宗教绑定在一起的，一定是和神绑定在一起的，要反对迷信，就必须否定虚构的神，而要否东虚构的神，也必须连道义、道德一起否定。

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无法做到对神进行“文以载道”式的分解分离，因为西方文明缺乏“文以载道”思维，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之所以如此，原因又在于，西方文明未能出现中国一样的独立的“道义”、“义理”的概念，独立的“心性”概念，道义、义理的独立源自心性的独立，道义、义理不过是人心的基本属性。这就是宋明理学所说的“心即理”、“性即理”。

人心是人的思考认知器官，也是虚拟的、抽象的，是对人的思考认知活动的抽象。这就是孟子说的：“心之官则思”。在具体表现上，道义、道理也就表现是人的共识性意念、意志。即孟子所说的“心之同然”。

总之在中国传统看来，道义、义理不是外在于人心的，而是内在于人心的，而且是生而有之的，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

人要获得对道义、义理的认知，就不是向外索求，不是从外向内地注入知识，而是认识和体悟自己的内心。因此《大学》“八条目”前四条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关键在于“诚意”，就是认知、体悟自己内心深处的最真实的想法，排除一切的外在干扰。

也就是说，儒家认为，认知道义、义理，是通过学习来实现，而这个学习的过程，恰恰是通过做事、事件来体悟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即“诚意”。

“格物”就是做事，就是通过经验积累，在经验中感悟、体悟，相当于科学系统中的“实验”。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儒家学术的核心也是道义、道德，从实质上来说，与一神教是一致的。只是，比一神教“高级”和“先进”的是，儒家的道义、道德是以真实的心性为基础，以现世的经验为基础，而一神教则是以虚构的神灵为基础，以虚构的来世和天堂为基础。

但是，在民国之后，中国在日本的误导下，而以传统的儒家学说为落后，以科学为先进，从而讴歌科学，而践踏儒学，践踏道义和道德。日本则是受到了西欧的误导，因为现代的西欧就是讴歌科学，践踏基督教，践踏道义和道德，而认为要引入科学，也必须践踏道义和道德，而当时日本的道德形态则是儒学的，而非基督教的。这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发生的事。

由于科学是反道义、道德的，其本身也是缺失道义、道德的，而是纯粹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广义上的，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也包括确定性的数理的、物理的、化学的效果。追求物质利益是求利，追求某种数理的、物理的、化学的效果也是求利。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其实就是“利学”。

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从人性来看，人类生活的重心不是“利”，而是“义”。“义利”之辩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合理的“义利”关系应该是“义本利末”、“义体利用”，重义轻利。

既然道义、道德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重心，这就意味着确实道义、道德的科学，是不可以独立存在的，不可以独立支撑社会的运行的。必须有另外一种能够提供道义、道德的系统存在。

所以，自19世纪中期科学在欧美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以来，以及自20世纪初期科学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以来，尽管科学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也努力地反对道义、道德，在欧美是反对基督教，在中国是反对儒家，但是，却没有能力真正将其消灭，基督教依然普遍地存在，而儒家的基本原则也依然在中国坚实地存在。

在欧美基督教依然是民间的主要信仰，而在中国，儒家的实际的社会实践中被贯彻着，包括解决实践和政治实践。

这样，当今世界的社会，无论欧美，还是中国，实际上被割裂为两个部分：学术界和实践界。在学术界，所信仰的是科学，反对和排斥道义和道德，也是“无道”和“缺德”的，而实践界，则是继续奉行基督教和儒家的基本原则，尊重道义和道德，是“有道”和“有德”的。

在学术界中，那些极端主义着，那些与社会实践想脱离者，就成为彻头彻尾的“科学主义”者，成为唯利是图者，成为道德败坏、麻木不仁的无道无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