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印度海关抵制中国货？——以史为鉴，正确的应对姿势是......_风闻

（本帖图片转自网络）

       印度海关扣下来自中国的集装箱？

       理由是“中国某城市疫情第二次爆发”？

       印度在发小脾气。

       加上极少数不理智的印度愤青、愤老在砸中国造的电视，这些情况在我们这里的舆论场引发了一些波澜。而印度商品，印度实在没有商品值得我们去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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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商品

是弱者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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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如此吊诡，想当年，大约一百年前我们也抵制过日货。当然，当时日本是国联公认的明明白白的侵略者，中日矛盾也不是什么边界纠纷，这和当今中印矛盾有本质不同。

       当时，作为东亚格局中较弱的一方，我们对付日本的主要手段就是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的运动大致从1919年开始，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

       日本在这段时间内的对华政策有两派：

       一派是和平扩张经济派“菊分根”，尊重中国主权和民族觉醒，和中国做生意，用日本商品的性价比占领中国市场，采购中国的资源，

       一派就是军国主义派，主张一旦中国抵制日货，反日情绪高涨，就在军事上“教训”中国。

       两派都认为日本市场有限，资源不足，必须拉上中国，实现中日经济一体化，只是两派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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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两种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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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派不光存在于日本政府中，更存在于日本军队中。

       脑回路神奇的石原莞尔甚至“神反转”，从后面这派“横跳”到前面“菊分根”这派，他认为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应该尊重中国主权，主要集中精力对付北面的苏联。

       卢沟桥事变后，不可挽回的转折点，竟然是日军驻华北（准确说是驻天津）的司令——“中国通”田代皖一郎突然发病、被免职、病故，而他长期身处中日对抗一线，他是卢沟桥事件中的“反对扩大派”！

       他的判断是——“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

       石原莞尔和田代皖一郎当然都不是善类，但是他们看到了中国虽然现代化水平、组织水平很差，军队规模大战斗力很弱，但是中国民族情绪、凝聚力不可低估，加上英美苏等国为了牵制日本，都会给蒋委员长各种支持，拖住日军。

       再说，中国当时反日舆论高涨，已经有很多不受南京控制的反日运动、小年轻、军中少壮派站出来，蒋委员长如果说“对日和解”已未必管用，蒋委员长已经被国内反日情绪推着走，“不抗日，亡国！”……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战略纵深大，打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才见得到“底”。

       所以，在1937年，石原莞尔、田代皖一郎认为，对付中国“抵制日货”反日运动日本最好的应对方法是尊重中国主权、民族尊严，然后挑拨中国和英美苏的关系，然后和中国做生意，用日本有一定性价比优势的纺织品、自行车、轻工业品、水泥、造船、机械等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竞争扩张，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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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死亡，冒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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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日本国运不幸，不早不晚，卢沟桥事件发生第四天，田代皖一郎被免职、调到闲职，八天后，田代皖一郎——他——心脏病发作——死了，石原莞尔也被“军部愤青”边缘化了，为了压服中国，日本的战车开动了。

       到了1939年后，日本陷入中国战场泥潭，军费开支浩大，从中国抢掠的资源有限，战乱中的中国市场又消化不了日本商品，于是，日军中又有“和解派”主张主动撤兵，日军收缩到上海、平津一带，节约兵力，准备“北上”，甚至军部已经制订了收缩方案。

       此时，“惊喜”传来，德国在1940年打垮了法国，法国海军被解除武装，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成了“熟透的果子”，德国对英美威胁极度升高，英美有可能对日和解？……日本不但没有执行上述在中国收缩的方案，还南下占了印度支那，和泰国勾勾搭搭，商量反英，瓜分缅甸、法属印度支那土地，日本在刺激英美的神经，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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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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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1930年这个时间点，最正确的政策是看到中国民族复兴大势所趋，然后学美国，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然后用自己在远东有一定性价比优势的工业品争夺中国市场，为日本的资金找到投资方向。

       在战略上，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不妨在“中东路事件”后扶持、挑拨东北军继续挑战苏联，让日本成为中苏矛盾中的第三方。

       同时日本还可以利用高层和国民党政军界良好的人脉、同学关系挑拨、支持国民政府收回英美法在中国的租界，日本在一旁看戏，这样一来，中国将和英美法矛盾升级，日本鼓吹的“亚洲团结”、“东亚共荣”就更有说服力。

       以此，日本可以谋取更好的在华投资条件、商业机会，等1939年新的世界大战开打的时候，经过近十年时间在中国市场的投资、拓展，获得友善的中国市场，日本经济将得到恢复，在战略上更主动，自然可以在轴心国和盟国之间投机、做生意、“战成金”、待价而沽。

       其实，以上这就是日本在二十年代中后期的对华政策，四两拨千斤，以华制苏，以华制英美，自己可以不耗费自己的军力、军费，即可在中国市场上收获很多。

        在北伐战争1927年的“南京事件”中，北伐军和南京的英美日侨民发生冲突，北伐军和英国舰队干了起来，日本驻华公使强行压制了日本长江舰队开火报复北伐军的计划。

       因为这个公使敏锐地观察到，北伐军反对外国租界、侨民的过激举动，背后有鲍罗廷挑拨的迹象，鲍罗廷很可能是希望造成北伐军和英美日撕破脸的局面，让英美日军舰炮打北伐军，从而逼迫蒋介石不能和莫斯科翻脸。

       在南京事件中，中英、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影响，然后蒋介石开始“412政变”，和苏联翻脸，日本的目的达到了。这也多亏“南京事件”当时在场的是日本海军，日本海军受到英国海军影响，其军官的文化水平、知识水平、国际视野比日本陆军强，能够理解一点当时日本的“菊分根”经济侵略对华政策。

       到了“济南惨案”的时候，喜欢“独走”，军纪较差的日本陆军就向北伐军开枪，造成了济南惨案，“济南惨案”是中日关系恶化的第一个拐点，在当时，这揭示了一条日本陆军中“激进侵华”暗线，但是到了最后，在日本政府、日本元老的督促下，日本军队还是撤出了山东、青岛，日本政府、元老还能控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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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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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全球经济危机打断了日本的这一“菊分根”对华政策，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日本陆军开始冒险、下克上、“激进侵华”成为明线，试图造成既成事实逼日本政府认账，凡是阻挠陆军的政客都可能被杀掉。

       日本仓促间走上了军事扩张的冒险之路，而中国，体量太大，太有韧性，中国可以借用的大国支援很多，事实证明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

        战后日本也有人反思，为何日本不能忍住，坚持1929全球经济危机之前正确的战略判断，严格执行战略，换一种更高明的方法渡过经济危机，比如维持二十年的中后期正确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市场竞争？投资参与中国的建设？有意识地将中国民族复兴的火焰引向苏联、英美法国？

        兴许操作得当，还能把“八年抗战”引导成中国抗英（香港？）、抗美、抗苏？

       日本民族性格有一点小问题，就是太注重过程，宁可冒险，追求戏剧性“以小博大”的效果，战略定力很差，即使有了比较有远见、睿智的战略，也无法坚持到底。

       说到底，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德意日后来铤而走险走向军事侵略，占领别国的领土，这已是过时的扩张方式。美国的“尊重你主权，在金融经济上控制你”全新扩张方式明显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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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战略，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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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当年的日本，印度也不是当年的中国，我们没有侵略任何邻居，但是，坚持与邻为善、互相理解、化解纷争的正确外交政策永远不会过时。

邻居之间，做生意，永远比作仇人更好。

到了今天，连金融和经济上的扩张也已过时，

当今时世，已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你的银行可以来我这里投资，我的银行也可以去你那里开分行。

亚太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每个国家都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更快的发展，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提升本国人民的自尊心。

我们有了正确的战略，就要保持战略定力，破除干扰，理解对方看上去混乱的独特国情，将正确的战略贯彻到底。

       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印度是有一些缺点，有一些困难，包括在国内舆论场、国内政治上一些根本的体制性困难，为了度过难关，印度不得不做出一些表态，但是，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问题呢？

        特朗普刚刚废除H-1B签证，夺走印度年轻人在美国的几十万个高薪工作岗位，这不光是五十万份工作，更是五十万个印度家庭的生计，美国在背后捅了印度一刀，这比拉达克高原上的纠纷对印度的影响更大。

       为了保住美国人的工作岗位，美国正在加速排外，驱逐知识移民，加速经济“内卷”，在“去全球化”，谁是印度在经贸上的敌人，已经清清楚楚。

       所谓“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同盟，就是从白宫传出的口是心非的鬼话，蓬佩奥之流满嘴都是价值观，背地里都是利益！

       每个国家都有自尊，都应自己在挫折中寻找解决本国深层次问题、进步的办法和路径。

印度的失败，也就是亚洲的失败，印度的成功，也就是亚洲的成功、人类的成功。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对美斗争，对外开放，包括对印度开放，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结束，

空气中没有痕迹，而鸟儿已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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