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是一部中西文明周期交流史，500年一周期，中国是主导_风闻

 蔡历 蔡子曰 3月24日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而且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被注意到。《诗·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是历史周期率之雏形。

孔子对此也高度重视，他甚至专门收集资料进行研究。《礼记·礼运》：“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最后孔子得出结论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至此，历史周期率已经成型。

孟子则直接为历史周期率的周期进行了界定，指出历史的循环周期是500年。《孟子·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公孙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现在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向天再借500年”，其数据就是来源于此。

到了西汉，董仲舒和司马迁都对历史周期率有所进一步发明。董仲舒提出了制度上历史是“夏、商、周”周流循环的著名的“通三统”理论。司马迁则这种历史循环的内涵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历史周期率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周期性更迭现象。在汉朝之后，这种朝代更迭规律依然在发挥着作用。又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

抗日战争时期，黄炎培与毛主席就历史周期率问题进行过探讨，希望能够找到打破周期率的办法。也正是在他们讨论中，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现象才被正式命名为“历史周期率”，并引起普遍关注。

总体来看，历史周期率有三大特征。第一大特征是稳定性、连续性。中国的历史总体上是连续的，存在内在的深层的稳定因素；第二大因素是变化性。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并非直线的、绝对的，而是曲线、的相对的。期间也是有中断和变化，但是起主导性作用的，不是这些中断和变化，而是历史深层中的稳定因素。最终，内在的稳定因素又会把中断和变化修复。第三大特征则是变化周期性，变化和中断是周期性发生，同时稳定因素对变化和中断的修复也是周期性的，这样，中国的历史就是周期性循环的。

实际上孔子对这种历史模式的分析已经相当深刻和精准，就是前面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明确地将中国历史决定因素分成两类，一类就是“虽百世可知也”的内在稳定因素，这个是主导性的。另一类则是“损益”性的变化，这个是次要性的。

那么中国历史中的内在稳定因素究竟是什么？答案就是“春秋大义”。《春秋》是我国的第一部历史，但是，中国传统却一直认为，“春秋”的内核并不在历史事实，而是在事实背后的“大义”。“大义”就是“义”、“道义”、“义理”。

了解中国传统经学的人都知道，经学的内核不在文字、文章，而文字、文章所表达和承载的“义理”，经学也可以直接叫做“义理之学”。同时，在中国传统看来，史学和经学是一致的，关键都在“义理”。

清朝的著名大儒，也是中国历史上排的上号的史学家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史义（意）”的概念。他认为历史的轴心是“史义”，记载历史，也是以“史义”为中心，“史实”是用来呈现和承载“史义”的。章学诚实际明确了历史的模式：史以载义（道）模式，或者说“大义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章学诚所提出的“史义”概念，以及“史以载道”的历史模式，并非思想创新，而只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国的传统历史观念的总结。

总之，中国历史中的内在稳定因素就是“道义”、“义理”、“大义”。

本文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来了，中国历史中作为内在稳定因素的道义是中国历史所固有的，那么，导致中国历史发生周期性循环的变化性因素来自哪里？

传统上，将这种历史的变化和朝代更替的因素归因于天子、国君们的道德败坏。认为，朝代之所以败落，完全是天子的败德、无道所致。到了西周，这种思想已经成为很系统的政治理念，可以概括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种思想在《诗经》、《尚书》中有很多具体的记载。大意是，天子是上天选择的，选择的标准就是“德”。如果天子丧失了德，上天就会剥夺其天子之位，而重新选择更有德的人。

秦汉以后，这种因天子失德、无道而导致朝代更迭的观念被很好地继承，一直在此后的历史中居于主导地位。实际上，在黄炎培和毛主席在讨论历史周期率时，他们也是沿用了这一观点。

但是，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历史存在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就是当中国历史因朝代更迭而发生周期性变化时，与当时的中国所对应的西方文明，也会发生高度同步的变化。也就是说，历史的周期性变化，不仅中国存在，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中也同样存在，而且，西方的历史周期与中国的历史周期高度同步。

不同是，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变化，是朝代更迭，而西方文明的历史则更多地是文明的更迭。因此，整体上中国的历史是连续的，变化的只是朝代、时代，但是文明、文化并没有变。而西方的历史则是间断的，由一种文明跃升至另一个文明。

而且，通过考古资料，以及历史记录，可以发现，当中西文明发生周期性的同步变化时，中西文明之间是存在文明交流和互动的。因此，可以判断，导致中国和西方文明发生周期性同步变化的因素，可能是同一个。这意味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其历史发生周期性变化的因素，更可能是外来的。

在对中西文明同步周期性变化的原因进一步分析之前，先来具体地了解一下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中西文明周期性交流现象。

基于考古资料，并参照中国的文献记载。我对5500年前以来，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历次中西文明交流，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并绘制了上图（中西文明交流和历史曲线图）。从5500年前至1840年这5340年中，共发生了13次中西文明交流，平均445年一次。其中，公元前的周期稍长一点，500年一次，公元后的稍短一些368年一次。

实际上，可以识别出的最早的中西文明交流发生在8000年前左右，其重要的证据就是原产于中国的小米的西传，其他的证据还包括，彩陶在中国和西亚的同时出现。

但是，可以确认，大约5500年之后，中西文明的交流才常态化、周期化。我稍微详细地列举其中的10次，从中国尧舜唐虞时期开始，以让大家建立一个更具体的印象和认知。

第十次，尧舜时期至夏朝成立

这是正式的政府在中国出现的时期，尧舜之前中国没有正式的政府。同时这个时期也是古两河和古埃及文明中正式政府出现的时期，在此之前那里也没有正式的政府。时间在大约公元前4200年前至于公元前2000年之间。

政府包含三大元素：对和平的人间秩序的认知和维护，对权威的宗教式虔诚，暴力专制。可以简称为：秩序元素、宗教元素、暴力元素。自开始至今，政府都包含着这三大元素，只是不同要件的比例，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明中是不同的。

但是，这三大元素并非在一个地方出现的，而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秩序元素起源于东亚中国，宗教元素起源于西亚，而暴力元素则起源于中亚游牧。文明的交流将这原本分布在三个地方的东西得以融合在一起。这种首次大融合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其结果就是政府在中国和西亚的同时出现。

人类社会自身可以自然自发地维持良好秩序，这种理念起源于中国。在尧舜之前，中国就早已形成这样的秩序。《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说的就是处于这种秩序状态的上古社会。

“结绳”和“书契”是契约的最原始的两种形态，“结绳”是一对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是一对刻有契齿文的木片或竹片。“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在政府出现之前，中国的上古历史是一个漫长的契约秩序时代。

而在政府出现之前，西亚则是一个多神教社会，没有独立的人间秩序的概念，而只有神的秩序。中亚游牧也没有秩序的概念，而只有暴力和暴力掠夺。

只有契约秩序，不可能会有政府。只有多神教，也不可能有政府。只有暴力，更不可能有政府。唯有三者结合起来，才导致政府的出现。这就是尧舜时期中国发生的事情。同一时期，同样的事情也在古两河，即古埃及文明发生。

对古两河文明而言，政府出现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成文法的出现。法律是用来维持人间秩序的，这对他们而言是个崭新的东西。法律起源于契约。在中国的语言中，法律和契约的亲密关系，依然被保留着。“法”就是“约”，“公约”。“约”就是绳子、结绳，也是契约。我在此前已经对“法”和“律”的甲骨字形做过详细考释，他们都直接来自契约机制，都是契约文字。

因为西亚缺乏契约实践，也缺乏独立的契约精神，因此，当中国的契约传播至古两河文明时，他们把契约多神教化了，从而就成为所谓的“法律”。在中国，契约是契约双方之间的事，基于两者的直接信任，即基于“诚”。但是，古两河文明却引入了一个具备绝对权威的第三方——神。他们把作为契约参与者共识的“公约”，说成是神的意志和指令。

古两河最早的成文法是《乌尔纳姆法典》，出现在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2006年）。最完整的则有后来古巴比伦的《汉姆拉比法典》。乌尔第三王朝对应于中国的尧舜时代，古巴比伦王朝则对应于夏朝。

同时，中国也对来自西方的多神教加以改造，形成具备一神教核心元素的“上帝教”，同时，将其边缘化。中国的“上帝教”是后来的一神教的最初状态。

第九次 商代夏

时间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中国出现商代夏，古两河和古埃及同步出现朝代更迭。古两河的巴比伦王朝被加喜特人摧毁，进入加喜特王朝。加喜特人是来自中亚草原的游牧人。而且加喜特王朝的存续时间也与商朝高度一致。古埃及则进入新王国时代。

同时，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亚该亚人进入希腊，出现迈锡尼文明，与加喜特人一样，他们都有中亚游牧背景。

中国的“上帝教”传入西方，一神教开始在西方出现。包括犹太教、埃及新王国时期埃赫那吞搞的失败的“新教”，以及印度雅利安人所信的婆罗门教。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是一神化的，但却失败了。婆罗门教是一种准一神教，有着多神教的外表，但是其内在精神是一神化的。

同时，中国的商朝比夏朝在宗教上更虔诚了，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祭祀方式，就是以文字为祭品的“策祝”、“策祭”，而文字的形态就是甲骨文。显然，甲骨文的出现是作为一种祭祀手段，而从当时的古两河、古埃及引入的。

但这绝不是说，甲骨文本身对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全部外来。我在以前文章已经专门讨论过从“文”到“字”的演变过程。甲骨文只是借用了古两河的用符号表达语言的做法，但是在字形构造上，却主要是继承和借用了早已在中国存在的“文系统”，包括契约符号系统和易经符号系统，以前者为主。“文系统”直接表达“意”的独立的抽象符号系统，与语言无关。

中国在“字”上的出现的确比古两河为晚，但是，在“字”之前，中国所存在的成熟的“文系统”，却仅仅为中国所有，而为古两河所无。即中国有“文”有“字”，但是古两河却只有“字”，而没有“文”。

上古中国的“文系统”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独立的抽象符号系统，而且为中国所独有。“字”在古两河的出现尽管比中国早，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中西文明交流和历史曲线图》中，处于第十二个次交流周期，但是，“字”并非最早的符号系统，“文”才是。只不过“文”是表达“意”的工具，但是，“字”下沉了一个档次，是表达语言的工具。综合各种资料，可以判断，“字”在古两河的出现，是中国的“文系统”西传的结果。符号系统的理念和习惯来自中国。

第八次 周代商

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当中国发生周代商的朝代更迭时。西方也同步出现了类似的变化。古两河的加喜特王朝被推翻，此后北方的亚述崛起，进入了亚述帝国时代。古埃及的新王国时代结束。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也在同期被终结。

整个世界都在遭遇新一轮的来自中亚东欧游牧人的野蛮攻击，同时也深受暴力的影响，此后政府中的暴力因素强化，专制形政府开始出现。最典型的就是以残酷征服而著称的，亚述帝国。中国周朝的暴力专制因素也明显比夏、商为高，开国之初，周武王的亲兄弟之间甚至自相残杀，系统的封建制就是在周朝形成。

第七次 春秋

春秋之后，中国开始经历“礼崩乐坏”式的空前社会剧变。周朝崩溃，而进入诸侯混战的时代。在社会制度发生系统性崩溃的同时，新学术和新思想开始突发式的出现，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最后这个过程被秦帝国的出现而终结。

类似的变化也同步在西方上演，而且比中国还要惨烈，他们不是制度的崩溃，更非朝代的更迭，而是文明的彻底消失。古两河古埃及文明，这两个与中国并存了4000多年的文明，从此踏上不归之路，最终彻底消失。同时，西方也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现象，不过已经不在古两河古埃及了，而是在希腊和印度。新哲学和新的宗教理念出现了。

帝国作为新兴的政治形态开始出现。帝国有三大特征：一是重视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重视暴力，三是以国家为国王个人私产。波斯帝国的出现是帝国式政治形态成熟的标志。然后又出现了三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印度的孔雀帝国，以及中国的秦帝国。

显然，帝国式政治形态在中国的出现，是受当时西方的影响，主要是波斯帝国的影响。而全球范围内“诸子百家”的出现，也是中西文明的结果。深入研究当时的各家思想，可以看到，希腊哲学和佛教的内核都来自中国的儒家，而中国非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其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西方元素，尤其是法家，明显是受到了亚述-波斯文化影响的结果。

总之，中国的诸子百家以儒家为核心，而全球的诸子百家则以中国为核心。全球诸子百家只是中国诸子百家的放大。

第六次，两汉之际，公元1世纪左右

三个新帝国同时形成：西方的罗马帝国、连接中国和印度的贵霜帝国，以及中国的东汉。

中国的经学初步成形，印度佛教开始经贵霜帝国而传入中国，西方则出现了基督教。当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的经学实际上也影响了佛教。同时，基督教的出现显然是受佛教和中国经学双重影响的结果。

大乘佛教的出现，是印度再次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更强调佛教的“天下”性，更注重人的内在心性。基督教相对于犹太教，也是更注重内在的心性，更强调人对上帝的信仰和情感。同时，基督教的“基督”为“王”说，“道成肉身”说，显然都是来自汉朝的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传》。

第五次，魏晋南北朝，公元五世纪左右开始

这是中国历史上再一次面临大混乱。最典型的事件就是“五胡乱华”，在北方游牧的攻击下，东晋政府惨败，被迫往南方迁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南渡”。

罗马帝国也同样遭遇了游牧人的攻击，并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印度的笈多王朝也在同期因为游牧入侵而崩溃。

在学术上，全球也发生高度一致的变化，都是更注重人的内在心性。中国出现了魏晋玄学，佛教出现了大乘有宗，基督教则出现了奥古斯丁主义。

魏晋玄学的目的就是反对汉朝经学中的“象数主义”、“文字主义”。“象数主义”认为，易经的根本在象数，即易经的八卦符号，易理根源于这些符号。这实际上是一种迷信的神秘主义。这样的看法在整个经学中，就表现为“文字主义”、“章句主义”，认为经学中的“义理”，是本于这样章句和文字的。魏晋玄学的最大贡献，就破除了这种学术上的神秘主义，尤其以破除易学上的“象数主义”为代表。对此作出卓越贡献的就是王弼，他提出的“得意忘象”的观点，让易学和经学的研究重心回归到“意”、“义理”。

而魏晋玄学的出现，是在佛教已经传入中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也是吸收了佛教更注重内心觉悟的理念。这就涉及到中西文明交流的相互性和反复性。佛教本身是受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而出现的，但是，当佛教传入中国时，却可以反过来影响中国，帮助中国破除新出现的迷信。

同时，佛教则再次接受中国思想的影响，而变得更进一步心性化。其标志就是大乘有宗的出现。释迦摩尼时代的原始佛教讲“因、果”，整个世界都是“因、果”的流变。这个“因、果”非常类似于《易经》中的“阴阳”。但是，佛祖却认为“因、果”流变是无常，无常就是苦。到了大乘时期，不讲“因果”流变了，而讲“空”。即“四大皆空”，佛教成为“悟空”的学问。但是，在中国的魏晋时期，一个新的佛教流派出现了，就是“大乘有宗”。

“大乘有宗”承认人内在的心性的存在，并以这种内在的心性为研究中心。不过他们不叫心性，而叫“佛性”。这一新兴派别在印度佛教是非常边缘化的，但是在中国却大行其道。实质上，佛性论的出现，就是受中国心性论的影响的结果，当然也出现了异化。

中国心性论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佛教，而且影响了基督教。作为基督教神学基石的奥古斯丁主义，就是受中国心性学影响的结果。奥古斯丁之后，基督教的神学体系才真正成型。奥古斯丁强调两点，一是上帝的绝对的善，可以概括为“神善”，或“神本善”，对应于中国儒家的“性善”、“性本善”。二是，人应该对神发自内心的信仰。

具体到神学设计上，奥古斯丁反对“事功救赎说”，而坚持“上帝预定论”。人能不能得救，并不受到其外在的事功的影响，而是上帝已经预定好的。这一看似严酷的神学设计，实际上逼迫人将对上帝的信仰化为内在的，而不能仅仅将上帝看成一个得救的工具。在将上帝内在化的同时，也就是将上帝之善内在化了。因此奥古斯丁实际上是基督教版的孟子。其实理论实质与孟子相通。

第四次，唐末、五代十国，公元八、九世纪

有人认为，五代十国的军阀干政时期，是秦汉之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我同意。但是，如果放眼全球，当时陷入黑暗的不仅是中国，而是全球同此黑暗。这个时期，是一个全球大黑暗时期。

当时的世界已经成三足鼎立之势：东方的儒家中国，西方基督教西欧，中间大片是伊斯兰，包括西亚北非、南亚印度的大部、以及正在伊斯兰化的中亚。导致这次全球性混乱和黑暗的，依然是主要是中亚游牧，这次是突厥人。

7、8世纪后，伊斯兰的扩张动力已经不是原来的阿拉伯游牧了，而是被新加入的中亚游牧所替代。主导阿拉伯世界的，不是原来的阿拉伯人，而是新加入的突厥人。表现上是，突厥人伊斯兰化，而实质则是，突厥人利用伊斯兰教这个平台，向世界扩张。突厥人的加入，也改变了伊斯兰教本身。

同时，中亚突厥向西、南、东三个方向扩张。向西是攻打残存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以及欧洲，向南则进入印度，向东是攻击中国。在西线和南线，突厥人都加入了伊斯兰教，以伊斯兰教为平台。东线的则没有。

正是突厥人的渗透，导致伊斯兰世界暴力倾向进一步升级，军人干政盛行。事实上，由于突厥的扩张是全球性的，也导致这种一状况全球化。

当时的西欧，只是世界的边缘，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是落后的。尽管如此，依然遭遇了突厥阿拉伯人的攻击。事实上，当时的西欧遭遇三股力量的攻击，除阿拉伯人之外，还有马尔扎人和北欧海盗的维京人，其中遭遇维京人攻击最为惨烈。因此，现代欧洲历史将这西欧的这一时期称为“维京时代”。但是，无论维京人，还是马尔扎人，显然都是受了中亚突厥的影响。这也是所谓的“黑暗中世纪”的起点。

在文明交流上，最突出的是，中国文化通过中亚游牧而西传。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纸的西传。其实除了纸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儒家思想。中国的儒家思想传到阿拉伯世界后，就成为他们的新哲学。其中有两位当时最为著名的哲学家，直接来自中亚，一位是法拉比（872年- 950年），另一位就是更著名的阿维森纳（980-1037）。这两位的出生地都是与中国毗邻的中亚。在唐朝时那里是中国的附庸国。在文化上显然都受到中国的教化。

现在中国的民间学界开始怀疑古希腊哲学的真伪问题。实际上古希腊哲学的最先出现不是在西欧，而是在阿拉伯，西欧人也是通过阿拉伯人才知道希腊哲学的存在。是阿拉伯人先对其进行重视，并进行解释。但是，尤为重要的是，后来的西欧的研究指出，阿拉伯对希腊哲学的诠释是加入了新思想的。而这些新思想，其实就是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当时流入阿拉伯的不仅仅有希腊哲学，而且还有中国的学术。但是，在当时所谓的阿拉伯哲学中，最前沿最革命性的新思想，其实都是来自中国。当时的阿拉伯哲学家也正是用来自中国的新思想，对希腊哲学做了重新的诠释。现代的西欧人往往将阿拉伯说成是西欧与希腊哲学之间的中介，其实是中国和西方的中介。

西欧则是通过阿拉伯才知道希腊哲学的存在。显然，经过阿拉伯传入西方的实则是中国化的希腊哲学。因此，才导致西欧的思想当时出现革命性变化。而开始用“理性”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从而形成了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中心的“经院哲学”。

同时，在进入黑暗的封建时代的西欧，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就是独立商人。这也是后来资本家的前身。商人群体在最初，居于很边缘的地位。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他们开始成群聚集，成为城市中独立的商人区，甚至独立的商人城市。商人阶级逐渐崛起，并最终成为社会中的重要和主导力量。这对西欧的近现代化非常重要。仔细深入研究可以发现，欧洲独立商人群体的出现，更可能是受到中国的商人的影响。因为，那时，唯有中国存在独立的商人群体，独立的商业职业。

在当时的世界，商品的主要来源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欧洲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商品。从根本上来说，当时欧洲的商人是以经营中国的商品为业的。这是后来为什么意大利的威尼斯商业最为发达的原因所在。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威尼斯成为中国商品在欧洲主要入口。中国的商品经由阿拉伯或拜占庭，然后再经过威尼斯进入欧洲。后来直通中国的海上航线被发现后，威尼斯便迅速衰落，则从反面证明这一点。

第三次，蒙古人建立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元朝，公元十三世纪

这次的主角依然是中亚游牧人，不过换成了蒙古人。蒙古人所建立的横跨亚欧的大帝国，让中国和西欧第一次直接发生了联系。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马可波罗的来华。

马可波罗之所以不畏艰险，从陆路去中国，因为此前通过经营中国的商品，威尼斯人早已知道中国的存在，认为那里是一个财富之都。

毫无疑问，蒙古人的行为，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和西欧之间的文明交流。我认为这是所谓的“文艺复兴”的真正原因。有一位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叫孟席斯，处于对航海海图的兴趣，他开始研究早期航海史。他的结论是惊人的，在哥伦布决定要发现直通中国的新航线时，他手中是拿着已经画好的航海图的。那么当时谁有能力和资格画这种全球性的航海图，答案是中国明朝的郑和船队。

进一步，孟席斯还认为，是郑和船队到达了意大利，并且带来了以《永乐大典》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从而引发意大利出现“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的出现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不过，孟席斯的基本观点是没有问题的，中国文化的传入是文艺复兴的重要原因。不过不是通过海路，而是主要通过陆路。这以过程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就开始了。

第二次，郑和下西洋，西欧大航海，西欧直通中国海路的发现

现代西欧人在鼓吹所谓的“大航海”时，却对两个基本的事实避而不谈。一个是，哥伦布决定航海冒险的时间距离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仅仅60年。另一个是，哥伦布航海冒险的基本动因，就是开辟直通中国的新航线。这意味着，西欧“大航海”无论在是航海理念和技术上，还是大冒险的基本动力上，都是来自中国的影响。

中国和西欧之间的文明交流并非从“大航海”之后才开始，但是，直通中国海路的发现，的确大大加快了中国和西欧之间的文明交流。除了商业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传教士。

“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新文化，再加上教会的腐败，两种因素叠加，导致基督教的“新教革命”出现。所谓的“新教”，其实不过是基督教的再一次“心性化”运动，更强调信仰的个人性、内在性。表面上是回归奥古斯丁主义，而实质则是西欧再次受到中国心性文化影响的结果。因此，“新教”与奥古斯丁主义还是有根本不同的。“新教”更强调去“中介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可以自主地去信仰上帝，而无需教会的中介。

为了抵御“新教”，天主教会决定发展新地盘，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一个叫“耶稣会士”的新团体。于是，耶稣会士就开始随着商人，坐上大船，沿着新航线而进入中国。此时正值中国的明清之际。

就传教的目的来说，耶稣会士是失败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惨败，因为，当他们将中国文化的资料传回西欧时，却意外地引发巨大热情，更多的西欧人感兴趣的不是如何让中国信仰基督教，而是如何让欧洲变成中国的样子。而中国的文化是非宗教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都是立足于人自然属性，立足于人的心性。因此，欧洲不仅再次经历一次心性化运动，而且这次的心性化还是完全脱离昔日的宗教系统的。因此，最终西欧推翻了上帝，抛弃了宗教，形成了所谓的“现代文明”。

西欧的近现代化过程，是以学术为核心展开的。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欧，包括整个西方，逐渐开始有了真正独立的学术，此前的学术都是依附于宗教的。包括他们极度讴歌的希腊哲学。他们也管自己的学术叫“哲学”，就是现代被中国学术界成为“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东西。

仔细研究就不难发现，所谓的“西方近现代哲学”不过是对中国心性学，尤其是对宋明理学的学习笔记，而且学的不太好。西方近现代哲学不过是异化的，甚至有点伪劣的心性学。尽管如此，西欧还是藉此以“启蒙”，而大胆地否定了基督教，进行自认为很光明的“现代文明”。

同时，这次文明交流，还影响了中国。现代中国和西欧都忽略了彼此的影响。西欧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明末清初儒家的影响，著名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限制君权的“民主”思想，实际上就是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但却被现代人说成是思想创新。王船山、顾炎武的所谓新思想，也都是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在明朝亡国、清兵入关的压力下，清初大儒更加羡慕西欧的不讲道义、义理，而只注重实效的文化。于是，他们开始明确地反对偏重义理、心性的宋明理学。这一幕极具戏剧性，当西欧人拥抱中国的宋明理学时，清初的大儒却在极力抛弃。

最终，清儒将“实学”的精神，引入学术之中，他们决定以实证的文字考据，绕开宋明，直指两汉，企图恢复汉学，以及恢复真正的孔孟之道。

从学术上来说，清朝考据学实际是包含着西方文明要素的，这是这种因素，导致一心复兴经学的清儒，实际上缺乏对经学的真诚的尊重。这让看似严谨的清儒，实则非常轻率、轻浮，凭借文字考据，而动辄否定中国传统的经典。说这部书是假的，那部书是假的。

清儒的这种轻率、轻浮在晚清的康有为身上表现的尤为卓著。他们“名著”《心学伪经考》直接说王莽之后的《五经》全部为伪造。这本书出版三年之后，甲午海战爆发。在当时特殊情况下，中国人对《五经》的信心骤然崩塌。辛亥之后，孙中山临时政府的临时教育部长蔡元培宣布，废止读经。

因此，中国文化信心的崩溃，实则为西方文化两次入侵的叠加结果。第一次是和平的传教带来的，第二次才是鸦片战争之后。

第一次，鸦片战争

目前鸦片战争不过180年，此前的平均文明交流周期为445年，公元之后的要短一点，也为368年。因此目前依然处于这次文明的交流周期之后，尚不能下结论。

同时，按公元之后的文明交流周期，现在恰恰处于这次交流中期的中点。刚刚结束上半段，进入下半段。从中西文明的当前态势看，也正在面临巨大的反转。

过去的180年，中国迫于亡国灭种的压力，最终彻底否定了自身的文化，以日本为中介和模板，而引入了“全盘西化”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开后至今的40年里，中国迅速实现了经济的崛起。目前，不仅亡国灭种的压力已经解除，而且中国也由昔日的弱国，迅速晋身为世界唯二的新列强。昔日的西欧列强，在中国面前已成“列弱”。

中国发展重心正在发生转移，由重视硬经济实力，而转向重视文化自信；由经济崛起转向文化崛起。当前中国思想的最前沿，是历史反思和文化反思。不仅重新认识和反思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也在重新认识和反思西方的历史和文化。

180年之后，在中国面前，欧美失去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优势，而且还有文化和制度上的。在欧美内部，贫富差距二战以来再次戏剧性的加大，这引发普通百姓的普遍不满。开始出现反对欧美主流价值观，反对“政治正确”的“民粹主义”。

可以预期的是，下一个180年，中国将向自身文化的回归，而西方则会再一次地向中国靠拢，正如过去历次文明交流中所发生的那样。

最后做一个简短总结。

从5500年前以来，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中西文明的周期交流史。平均周期为445年一次，其中公元前500年一次，公元后368年一次。

在历次文明交流中，尽管交流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却是以中国为主导的。在每一次文明交流周期中，中国先是受西方文明影响，偏离自身的文化，而后又会努力回归。因此，整体而言，中国文明是循环的。

西方文明则不然，每一次文明交流，都是一次向着中国文明的跃迁。因此，西方文明整体是一个阶梯式上升过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但是，西方不断前进的总方向，不过是中国文明的起点。当然中国文明的起点已经包含着中国文明的核心要素，正是这些要素支撑着中国历史永恒性延续。这个永恒性的核心要素就是“道义”、“义理”、“大义”。

在5500年前，人类文明已成三足鼎立之势，但是三者独立存在，但是，此后却开始周期性交流和融合。这三大块分别是：东亚的中国秩序文明、西亚古两河的宗教文明、中亚游牧的暴力文明。推动这种交流周期性发生的，是中亚游牧的周期性扩张。中亚游牧周期性扩张的原因，可能在人口增长。草原的人口承载能力远比比农业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