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预言贸易战将加速美国将走向苏联式崩溃_风闻

蔡历 蔡子曰 3月13日 

按：此文写于两年前，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更值得去读。

近日在与朋友关于美国贸易战的讨论中，我提到了一个观点，美国会发生苏联式崩溃，而与中国的贸易战将加速这种崩溃。把这一观点放到公众号里后，反应强烈，但却普遍对美国会崩溃感到很难理解，很难接受。为消除误解，这里略作说明，更详细的说明要等到我把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和解读工作完成以后。

最近一段时间，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甲骨文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字形的研究和解释上。只所以做这个事，因为这些字形中隐藏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涉及到夏代之前中国上古社会的方方面面，唯有把这些信息破译了，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明，包括中国的政治模式。这个破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整理出来，也会在公众号内发布。这个工作完成后，将会把精力转向对当下社会的解读，包括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

说美国会崩溃，是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治制度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文化信仰层面。当然，这两个层面是二而一的，政治制度不可以孤立存在，需要与其模式和形态相配套的文化信仰做支撑，而支撑美国政治制度的的文化信仰，就是现代文明。因此，所美国要崩溃，需要从政治制度和现代文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说美国必然崩溃，也就是说美国当前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坏的制度，而且坏透了，无法再继续维持了。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判断政治制度好和坏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说美国的制度是一个坏透的制度。

从更长远的历史时空看，政治制度好坏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它的调整能力和适应能力，具备充分调整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制度好的制度，而失去调整能力的制度，僵化的制度就是坏的制度。

而一个具备无限调整能力的制度，一定是一个没有任何独立主张和目的制度。一旦有了任何的独立主张和目的，那么这个特定的主张和目的将会成为这一制度的制约，这一制度也一定会时间的推移而僵化，因为任何特定的主张和目的都是针对具体的社会矛盾的，而社会的具体矛盾则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特定的主张和目的也会随之丧事针对性。

这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无为”，“无为”的内核就是当政者、政府、政策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意见和主张，而是以人民的意见为意见，以人民的主张为主张。也是《尚书》中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一传统的思想也被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所继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

“无为”的政治制度的制度，实质上就是以民心民意为中心的制度，也是与民心民意保持直接联系的制度，能够直接反应民意，并且迅速把民意转化为政策。一旦政治制度本身有自己独立的主张，这一独立的主张一定是偏离民意本身的。民意是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持续不断地变化的，特定的主张至多只能反映特定时期的特定民意。而特定时期的特定民意并非民意本身。

这也意味者基于任何形式的主义，任何政治承诺的政治制度，一定是偏离民意本身的。也许在特定的时期，这一制度会与这一时期的特定民意相符，而随着时间的变化，民意一定会发生变化，而一旦民意发生了变化，而基于特定时期特定民意的政治制度就会偏离已经发生变化了民意，就会与民意相违背。

之所以判断美国的政治制度会崩溃，就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无为”的制度，而是基于民主主义的制度，有着自己独立的主张，这一主张的内涵是民主。而所谓的民主，其根本目的并非直接反应民意，而是反对“暴政”，反对政府对人民的专制。因此，它的制度设计的着重点是放在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上，而非直接反应民意上。

当然，暴政和专制也的确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反对暴政和专制也是符合民意的，但是，绝不能把反对暴政专制当成民意本身。事实上，反暴政反专制只是一种非常消极意义上的民意，也是很粗线条的民意。这譬如说，任何人都不想生病，但是绝不能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不生病。不生病只是一种非常消极意义上人生目的，而真正的人生目的一定是积极意义上的，某种形式的实现自我。事实上，如果健康人老是想着不生病，老想着如何预防着不生病，他的心理上一定是不健康的，病态的。

因此，把反暴政和反专制这一消极的民意当成根本目的政治制度，犹如一个健康的人把不生病当成自己的根本人生目的，是病态的，不健康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制度不仅是僵化的，也是病态的。

正是因为僵化和病态，面对当前已经发生变化的美国民意，面对美国社会当前所涌现出来的新矛盾，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得无能为力，导致民怨集聚，民粹兴起，最终也必然会被美国人民所废弃，一如28年前苏联的制度，以及当时苏联人民的做法。

当下美国的处境，与28年前的苏联并无二致。

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人将责任推到戈尔巴乔夫身上，回过头看，所有人都可以说戈氏愚蠢，都可以认为自己比他聪明。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戈氏的决策并非独断专行，而是代表着苏联当局的主流看法，至少是压到性看法，否则，独立后的俄罗斯也不会再次“愚蠢”地接受美国经济学家的推销，采取目前已经成为笑柄的“休克疗法”，即一夜之间完成私有化。

而且，当时向俄罗斯推销“休克疗法”的美国经济学家们也绝非有意要搞垮俄罗斯，他们只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水平，过高地估计了“新自由经济学”的能力而已。

苏联崩溃的关键原因在于，其所谓的共产主义体制，与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体制一样，也是一个基于特定主张的制度，反应特定时期特定民意的制度，也是一个僵化的坏制度。面对已经发生变化的人民的新民意，社会的新矛盾，无法完成调整，去反应之和解决之。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事，就是在努力去调整，去解决当时苏联的新矛盾。但是，调整最终却滑向了彻底放弃原先的体制，即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体制。这个事实说明真正错的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当时苏联的体制，它已经太僵化了，无法接受调整，无力面对和解决当时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某种程度上，戈氏成了苏联僵化体制的替罪羊。

苏联社会当时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不公平，由财富分配极度不均所体现出来的极度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体现在两个层面，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在国内层面，是苏联民众相对苏联特权阶层的不公平。普通民众所面对的是物资短缺，社区商店空空如也，而特权阶层却可以凭借操控计划分配的指令，而生活富足，甚至极度奢华。在国际层面，则是苏联人民的贫穷对美国、西德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富足。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将苏联的问题归因于物资短缺，事实上，单纯的物资短缺并不一定导致不公平。如果苏联的特权阶层的生活也象老百姓一样短缺，如果当时其他国家也象苏联一样短缺，苏联人民是感觉不到短缺，感觉不到不公平的。因此，苏联的问题并非一般的短缺，而是只是苏联老百姓的短缺，但苏联老百姓之外的人却不短缺。即苏联问题的关键并非短缺，而是不公平。

事实上，不公平成为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并非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才出现。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当局也试图做出种种努力，去解决这一问题，当都毫无成效。戈氏所做的事，只是在延续这种无果和无望的调整。

那么苏联的体制为何僵化？答案是，它切断了自己与人民的联系，不去直接反应民意。在苏联的体制中，它的决策是自上而下的，集权的，是没有人民的地位的，人民是完全的被动者，政府指令的接受者。这个系统无法接纳和包容民意，无法把民意转化成政策。

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苏联体制如此忽视和漠视人民？肤浅者会想当然地归因于马克思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部分是什么？马克思的目的又是什么？是反资本主义，是建立“人本主义”，而共产只是反资本主义，实现人本主义的一个手段。尽管将共产当作反资本主义和实现人本主义的最好甚至唯一手段，的确是马克思之失，但这还不足以成为苏联建立隔绝人民的僵化体制的主要理由。

共产主义之于苏联，主要是俄罗斯，只是一个抽象理念和概念，尽管可以带来新鲜活力，但并不足以成为苏联体制的基石。苏联体制的基石不是别的，正是以俄罗斯为主体的苏联加盟国的历史和传统政治文化。

在俄罗斯的历史中，在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文化中，从无尊重人民的历史，从无尊重民意的理念。但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并不在俄罗斯历史上的统治者的残暴，尽管他们大都的确很残暴，而是在历史以来的俄罗斯人民，普遍缺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理念，更缺乏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的意识。

二

回过头来看当下的美国。美国社会当下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一如当前的苏联，也是不公平，由财富分配极度不均所体现的不公平。由此可见，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而是在本质上相同的一条道路，都殊途同归地制造不公平，制造严重的不公平。

不公平在当下的美国成为主要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2008年，没错，次债危机之后。

次债危机撕掉了美国的底裤，让真实的美国暴露于世，不仅对外国人如此，对美国人自己也是如此。次债危机之前，美国是公平而普遍富足甚至普遍土豪的美国。次债危机之后，人们才发现美国只是一个1%的人富足甚至土豪，而99%的人却不富足，甚至贫穷的美国。

于是，美国人民不干了，2011年他们发动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大骂华尔街是骗子一条街。同时，2014年左右，揭露当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财富分配不均的《21世纪资本论》成为西方世界，乃至全球的畅享书。然后，美国人让世人大跌眼镜地选了一个反美国政治传统的超级土豪做了总统。这些情绪和事件最终汇总为一个潮流，被称之为反政治正确的“民粹主义”。

在西方的语境中，尤其是在西方精英的意识中，“民粹”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义和团”，在内涵上又本质不同。“民粹”和“义和团”相同的地方有两点。一是，都是来自民间的、老百姓的，对所遭遇的不公平的自发反抗；二是，都代表着传统。

二者内涵的本质不同就在其所代表的传统的不同。“义和团”所代表的传统是中国传统，“民粹”所代表的传统则是西方传统，或者说中世纪传统。中国传统是心性-道义传统，而中世纪传统则是基督教传统。

“义和团”在中国之所以被嘲笑，尤其是被“精英”阶层嘲笑，只是在于其对新技术的排斥，更相信自己内在的精神，以为自己的精神，以及以精神为支撑的肉体能够抵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事实上，相信自己内在的精神，轻视外物，轻视技术，正是中国传统之精神内核，只是“义和团”的英雄们做的有点机械了。此后，中国正是凭借这样的精神，在技术明显不利的条件下，终于赶走西方列强，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建国后，也是凭借这种精神，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完备的工业体系，搞出原子弹、氢弹。改革开放后，还是凭借这股精神，中国让自己的产品畅销世界，迅速实现经济的崛起，成为唯一一个仅凭贸易，不搞侵略，就晋身超级经济体的国家。

因此，义和团之后至今，在对抗西方上，中国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无论是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中国传统的胜利，不是任何外来的这主义那主义的胜利，也非这技术那技术的胜利。

如果概括性地总结一下，中国传统精神的精髓有两点，一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无限开放。

我们管离乡背井到城市挣钱的农民叫“农民工”，这是不对的，更准确的应该叫“农民老板”。但凡了解农民的人都知道，他们进城最不喜欢的就是进工厂当工人，挣钱不多不说，更重要的是缺乏自由，管束太多，让农民很不适应。于是一有机会，进城农民更愿意去做没有人给自己下命令、定规矩的职业，譬如走街串巷收废品，街头摆摊卖小吃水果，拎个锤子搞家装；一旦积累了经验、技术、资金，农民们也更愿意自己开店开场，哪怕经营非常之辛苦，规模非常之微小。

为什么读书很少，甚至不读书的中国农民，更愿意去做自己承担一切风险的老板，而非包吃包住无风险的产业工人。原因无他，传统精神传统教育使然，而传统精神传统教育的内核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最典型的话就是“不吃馒头争口气”，“你要争气”，“你咋不争气”，这是世世代代以来，每一个中国人在孩提时代必然会收到的来自父母长辈的告诫，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现代人一提到“开放”、“封闭”，就想当然地认为是国家层面的事，社会层面的事，其实不然。从根本上来说，是个人层面的事。真正的开放是心态、心灵的开放，而心态、心灵开放的标准是你是否真正考虑别人的感受，你是否把别人当成和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就这个标准而言，在至今的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传统的中国做到了真正的开放，因为唯有传统的中国用“仁”，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定义人。也唯有传统的中国，世世代代以来，用“仁”，用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

从字形上看，“仁”就是二人，其中一个人是你自己，另外一个人，则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将会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包括你的家人，你的同乡，你的同胞，以及全天下其他的任何一个人，总之，“仁”就是你和你之外的任何一个人，仁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二人”何以为“仁”，因为，“仁”的意思就是，你应该把你之外的任何一个人，看成和你一样的人，你的心要和他们的心相互感应，要考虑他们的感受。

充分接纳别人，充分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是“仁”，只有“仁”了，才是人。否则，把自己与别人割裂开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是“麻木不仁”，就不是人。“麻木不仁”本来是医学术语，是说你的身体器官麻木了，失去了感觉能力，“不仁”就是不能去感觉、感知了。

“仁”就是开放，是真正的开放，也唯有仁才是真正的、无限的开放。对于仁，对于这种开放，中国还有一个比较通俗，比较民间的说法，是“将心比心”。

中国人的以“仁”为内核的开放精神，还体现在对人，尤其是对陌生人的称呼上。在当今世界，唯有中国人以家庭成员的称呼，去称呼一个陌生人。譬如，对于同年龄段的人，一律以兄弟姐妹相称，对与父辈年龄的人，一律以叔叔、阿姨相称，对年老人一律以爷爷奶奶相称。即便对于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陌生人，一位中国父母也依然会对孩子说，这是小哥哥、小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之类。

前不久，有媒体将英国女首相称之为“梅姨”，梅姨听了以后，非常开心，欣然接受。在感到温暖、亲密的同时，想必梅姨也一定很惊讶，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家庭关系的中国人怎么叫自己姨。

中国人为什么用家庭称谓去称呼全天下人，原因无他，在中国人心目中，全天下的人，都是和自己家庭成员一样的人，真真正正地把天下，把世界看成一个大家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具备家天下的情怀，用现在的话说，都是世界主义者。事实上，家天下比世界主义要深刻地多，真实地多。同时，在全球隔离主义横行的当下，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家天下情怀弥足珍贵。

回过头，来看看当下西方民粹主义所代表的中世纪传统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恰恰与中国传统相反，中世纪传统的特征也可以概括为两条，一个是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依附依赖性，另一个就是封闭性。

从中世纪至当下，西方民众的精神一直存在严重的依附依赖性，缺乏中国传统所一直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中世纪是一个基督教时代，而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无限地信仰上帝，无限地信赖和依靠上帝。唯有上帝才具备独立性，而人是没有任何独立性而言，人唯有信仰和依赖上帝才可以获取独立。正是在这种严重依附依赖的宗教思想之下，中世纪的欧洲也采用了严重依附依赖的政治和经济形态，农民依附于领主的“封建”的政治和解决形态。

现代人对中世纪欧洲政治和经济形态的最大误解是，他们之所以采用这种形态，农民之所以依附于封建领主，完全是以领主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暴力压迫所致。用马克思的话，是阶级斗争所致。领主统治阶级的暴力压迫固然的确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局面的造成，从根本上还是取决的农民自身，他们缺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具备严重的依附依赖性。

从人口数量上来说，领主的人数是极少数，可能连1%都不到，如果，当时的欧洲农民真的象传统的中国农民那样，具备强烈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1%的领主，即便再暴力，怎么可能比99%的他们还暴力，如果他们起来造反，领主们将毫无反击之力。如果单纯地基于暴力，被统治的，成为农奴的将是1%的领主，而非99%的农民。

然而遗憾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农奴们却从未搞过任何一次像样的起义，不是不能，而是不想。因此，他们的农奴地位从根本上来说，并非被迫的，而是自愿的。与中国相比，这种差异是惊人的。历史教材把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当成中国农民起义的肇始，这是不对的，此前商汤反对夏桀，周武反对商纣，也都是农民战争，农民起义。也就是说，自政府在中国出现以来，农民起义就一直存在。也可以说，政府和农民起义在中国是同时出现的，是中国政治史的一体两面。

了解这个事实以后，就可以知道，向在西方盛行的奴隶制、农奴制，绝不可能在中国历史中出现。但是，难以置信的是，中国的历史教材却偏偏把中国的历史分成什么奴隶阶段、封建阶段，这些作者简直是历史白痴。

然而，在中世纪后期，西欧却突然出现了一股新思想，这种新思想一方面开始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呼吁民众起来造反。这一新思想最开始是由一小部分商人所带来，经由意大利商业繁荣，然后引发“文艺复兴”，再到由德国人所引发的新教改革，然后是哲学革命，最后汇聚为19世纪的“启蒙运动”。也正是在启蒙运动精神的指引下，欧洲终于爆发了一次像样的农民起义，更准确地说是平民起义，叫“法国大革命”。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成为“现代文明”的东西逐渐得以在西欧形成，其主要构件有两个，一个是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一个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西欧现代化的过程，或者说现代文明的产生过程，其起点是商业，最初是由一小撮不起眼的商人所带来。商人带来了商业繁荣这叫“商业革命”。商人聚集在一起成为城市，叫“城市革命”。

最初的商人都是贩卖者、搬运工，他们自己并不生产商品，而只是把商品从生产地到市场地进行搬运和贩卖。就西欧中世纪时期的整个世界而言，西欧是一个贫瘠和贫穷的地方，那么并不存在值得贩卖和搬运的商品，当时西欧商人做主要贩卖和搬运的商品是来自欧洲之外，其中最主要的货源地则是中国。

为什么西欧的商业首先在意大利兴起，进而所谓的“文以复兴”也在这里出现，原因无他，就是这里的水上交通更方便，更容易直接和间接接受来自中国的商品。也正是在中国商品的影响下，以致在当时的西欧人心目中产生一种观念，一种图景，遥远的中国是一个富裕的天堂，是一个财富之源。

正是在这种观念和图景的支撑下，元朝时期，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不远万里，从陆路来到中国，留下了一部《马可波罗游记》。无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可以代表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真实看法。

明朝时期，就在整合下西洋不久，哥伦布同样为追寻中国的财富，将生死置之度外，破天荒地要西行，从海上绕地球一周，到达中国。正是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哥伦布遇到一个“新大陆”，正是在这个大陆的北部，后来成立了一个国家，叫美国。目前这个新国家的新当选的老板总统，正在谋划要与中国打贸易战。

从这个意义上，美国也可称之为中国的孩子，没有中国存在，西欧人也绝不会想到去冒险横穿太平洋，也就不可能发现和移民美洲。

中国为哥伦布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精神动力，还包括实实在在的航海技术，包括航海新理念，以及具体的航海技术，甚至直接包括航海图。在哥伦布出发前，他手里是拿着一张全球航行的航海图的。那么在当时的世界，谁有能力画出这样一张航海图，唯一的可能是来自中国的郑和船队。哥伦布西行跨洋中国之行，恰恰是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50多年之后。正是基于哥伦布手中的航海图，英国的海军军官，也是航海图的发烧友孟席斯合理考证和推断，哥伦布的海图和航海理念和知识，不仅直接来自郑和船队，而且，郑和可能实际上已经达到美洲。

以独立自由为内核的西方现代文明是与商业繁荣，以及由商业繁荣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同时出现的，这一历史现象给现代欧美人造成很大的误解，错误地认为，现代文明是由商业孕育的，由经济孕育的，于是在现代的西方形成一股强大的商业崇拜和经济崇拜。

独立自由精神与商业同时出现，并不能说明商业是独立自由精神的制造者。那时的欧洲商人，连有形的商品都不会生产，而只会贩卖和搬运，更不要说去生产比有形商品难一万倍的独立自由的精神了，以及建立于其之上的现代文明了。象有形的商品一样，也是和商品一起，独立自主的精神，也是经由商人们贩卖和搬运至西欧。

然而，在当今历史研究中，却只注意到中世纪西欧商人对商品的贩卖和搬运，却忽视了他们对精神和思想的贩卖和搬运。错误地认为，这些新精神新思想是由商人们所创造，因为商业的繁荣，以及经济的繁荣是发生在西欧，于是，就错误地认为，这些伴随这商业的兴起而出现的新精神新思想，以及由这些新精神和新思想所推动的西欧社会学术的变革和社会的变革，都是内生于西欧，是西欧天才们的创造和发明。

尽管商业的繁荣是由西欧的商人所推动，但是，他们经营的商品却并不来自西欧本土，而是主要来自遥远的中国。同样，那些和商品一起被搬运至西欧的新思想新精神，其来源地也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中国。

因此，从文艺复兴，到基督教的新教，到西欧的近代哲学，再到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其精神内核与中国自古以来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和仁爱精神，并无二致。整部所谓的西欧近代哲学，不过是对中国儒家思想这么课程的学习笔记。当然近现代西欧社会中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还是有明显差别的，差别就在于，西欧人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由于主要是基于二手资料，甚至三手四手资料的学习，这些资料主要经由商人之手，而且多次转手，甚至有些资料还经由阿拉伯商人之手，因此，他们的学习成果是很不到位的，很肤浅的。

也正因为这些资料不是一手的，是多次转手，甚至经由阿拉伯商人之手，在加上西欧人的虚伪，故意掩盖和毁灭资料的真实来源，以将思想的版权归之于己，导致，西欧人并不知道这些资料的真实来源地是遥远的中国。而对现代的历史研究来说，有形的物品的追溯和考证相对比较容易，而对无形的精神和思想的追溯和考证就比较难，以致现代人以讹传讹，现代文明为何在西欧出现和兴起仍然是“未解之谜”。

也就是说，以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科学为内核的现代文明并非是西欧社会内生的，更非什么西欧思想天才们的创造和发明，而是经由商人，与商品一起从中国传入的。更准确地说，现代文明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欧中世纪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一方面，它相对西欧的中世界传统，是反传统的，是革命的、崭新的。另一方面，也正是被混入了西欧中世纪因素，现代文明与原汁原味的，正宗的中国传统思想又有本质不同。

因此，现代文明实际上是一种悬空的中间状态，这种状态是极度不稳定的，非常类似与当年印度的佛教。佛教和现代文明一样，也是受中国传统精神的影响而产生的，是中国思想和当时印度文化的结合体。由于接受来来自中国的新思想，因此佛教对当时的印度而言，是一种反传统的新思想，但对中国而言，由于结合了印度元素，也是一个异类。正是因为佛教是印度和中国思想的混合体，一度它风弥中印两地。但也正因为它是一个不中不印的混合体，处于悬空的不稳定状态，也最终被中印两地抛弃，尤其是印度，从13世纪以后就彻底消失，没有再留下任何痕迹，以致现代的印度人写佛教史时，不得不从印度以外，尤其是中国找资料。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佛教在其产生地印度很早就彻底消失了，反而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有余存。答案其实很简单，佛教的最核心思想的产生地并非印度，而是中国。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并非完全的进口，而是出口转内销。现代文明从西欧传入中国也是如此。

作为悬空的、折中的、两不靠现代文明，也一定是高度不稳定的，注定难以长久，而只是一种过渡，一定会象佛教一样被抛弃，被中国和西方所抛弃。也就是说，整个现代文明注定会崩溃，这是我预测美国的政治制度会崩溃的更深层的基点。

三

总之，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框架来看，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以及科学为内核的现代文明，对于西欧是一个反传统的新东西，事实上，现代文明在西欧（包括美国）主导性地位的确立，只是19世纪后半期以后的事，到现在不过100多年。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在欧美社会内部的传播，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缓慢过程，至今，真正信仰现代文明的只是社会上层的极少数的精英，而对普通民众，其更主要的信仰依然是传统的基督教，保留和延续着中世纪传统。

在普遍受到西方学术思维和学术范式的影响下，现代人考虑问题的方式变得极其浅薄，习惯于用标签式抽象概念和理论去判断社会和历史。譬如把欧美社会说成是现代文明，是资本主义，把苏联和中国说成是共产主义，事实上诸如现代文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类只是一个标签，远远不足以反应社会的复杂性。社会的决定力量绝非是浮在表面的这些标签，而更是其历史和文化。

实际上，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共产主义、科学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可划归为现代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元素。而现代文明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新生事物，对中国如此，对苏联如此，对欧美也是如此。万万不可把西欧当成现代文明的创生地，万万不可把欧美社会的整体当成是现代文明，万万不可把现代文明当成人类社会之必然，万万不可把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当成是一个现代文明由西欧逐渐向其他各地的传播过程。

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在现代文明面前，不是一个有先后次序的线性序列，而是一个基本同时引进的并行序列。就世界整体而言，实际上是两张皮，一张皮是现代文明要素，另一张皮是历史传统。对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也是如此，也都有这样的两张皮，中国如此，俄罗斯如此，印度如此，阿拉伯世界如此，美国、西欧也是如此。

在现代文明和历史传统的两张皮中，现代文明要素只是浮在表现的那一张，而历史传统则是深入社会根基的那一张。对任何国家和社会而言，其决定力量的并非浮在表面的现代文明要素，而是处于社会深层的历史文化。

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而言，诸如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乃至科学技术，这些现代文明要素，只是其社会的表层，其内里依然是继承自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也是两张皮。但是，现代人，尤其是中国人，却错误地把现代文明当时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全部，甚至是其本质。这是大错特错的。

19世纪下半开始的全球现代化过程，也并非一个现代文明单兵突进的过程，并非一个现代文明战胜和替代历史传统的过程，而是一个现代文明和历史传统冲突和并存的过程，只是在21世纪之前，现代文明的历史占优。

然而，21世纪之后，拐点出现，现代文明的推进越来越举步维艰，而历史传统则呈复兴之势头。这种逆转典型地表现在三个社会的三种现象，一个是中东阿拉伯社会的恐怖主义，一个是中国的民族复兴主义，一个是欧美社会民粹主义。这三大主义、三大现象的共同特征都是回向传统。

为什么从21世纪开始，现代文明开始式微，历史传统开始复兴，原因在于，全球现代化150年的历史证明，现代文明存在巨大缺陷，就是制造不公平，激起民怨和民愤。

人民一度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条截然相反的路线，然而讽刺的是，苏联和美国的实践事实说明，无论是向左的共产主义，还是向右的资本主义，最终结果却都是制造不公平。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属于现代文明的范畴，既然在现代文明中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却都指向不公平的同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尊重这一历史事实，那么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不公平是现代文明的本质属性。

由现代文明所制造的不公平表现为两个层面：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国际层面的不公平主要通过殖民战争和国际间的经济垄断做造成，而国内层面不公则主要由特权操纵和国内企业间的经济垄断所造成。在前半段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国际间，而后半段则主要表现在国内。当由现代文明所制造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国际时，获益方主要是西方国家，而损失方则是非西方国家。这时西方世界的人民对现代文明是大家讴歌的，而到了后半段，当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国内时，包括美国国内，西方世界的人民开始大叫了。

既然拥有最发达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苏联已经倒下了，那么拥有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还能走多远。

本来我只想写个短文，但是真要说透这个话题，势必需要很大的篇幅，因此，一不留神，就10000多字了。尽管觉得半半拉拉，但是真的没时间往下写了，想必能耐心读到这里的也是少数。前面说的都是美国将会崩毁，无论有无对中国的贸易战。下面想点一下，为什么与中国的贸易战将加速美国的崩溃。

美国当前问题的实质是不公平，而中国经济模式的特质则是公平。与中国经济保持密切联系将弱化美国的不公平，而与中国经济相隔离则强化美国国内的不公平。这是我的基本逻辑。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模式的特质是公平，最主要的原因并非中国存在相当规模的国有经济，而是在民营经济部分，中国民营的经济的特质就是公平。为什么说中国民营经济的特质是公平，原因在于中国民营经济的模式是人民经济模式。中国民营经济的人民经济特征体现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

在供给方面，中国民营经济的供给主体是人民式的，而非西方世界的大企业式的。着在制造和零售业表现的很明显。在制造业中，基础力量并非大型企业，而是由密密麻麻个人化的微小企业所组成的产业集群。在零售中，基础力量并非大型超市，而是由密密麻麻的个人化店铺所组成的小商品市场。之所以中国的在线零售绝对领先于全球，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零售模式是个人化的，这些个人化的店铺更愿意也更方便地搬到网上。因此，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商并非自己直接经营产品，而只是为密密麻麻的个人店铺提供平台，这就是淘宝。

在需求方面，中国制造业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是人民。普通老百姓最在意的是什么？是价格，或者说性价比。于是，中国制造以不断地降低价格，来服务人民，走进全球的千家万户。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是以公平为特质的人民经济，象政治制度一样，又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质所决定。现代经济学最大的误导是，认为存在与历史文化，与道德无关的“纯经济”，这是西方经济学肤浅和无知。从不存在什么纯经济问题，任何经济模式已经建立在其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决定经济模式的不是什么纯经济制度，而是更深层的历史文化。因此，中国的经济模式与西方经济模式之间存在本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