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化？不！中国文化超越和适应任何经济形态_风闻

原创 蔡历 蔡子曰 2月4日

现代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流行甚广的一个误解和谬论是，中国文明是农业文明，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经济，而且是小农经济，而现代社会的经济形态则是工业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为无本之木的落后文化，注定要被淘汰，被基于工业经济的现代文明所取代。

事实是，从起源上看，中国文明是出现在农业之前的野生粮食采集时代。中国文明出现经济基础，孕育中国文明的，并非农业经济，而是渔猎采集经济。农业并非中国文明经济经历的第一个经济形态、第一个经济阶段，而是第二经济形态、第二个经济阶段。

中国文明的确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农业阶段，但这恰恰说明中国文明的高度超越性和适应性，即能适应采集经济，也能适应农业经济。就经济形态的变革程度来说，从采集经济道农业经济的变革，其程度或许比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变革还要大。

也可以说，中国文明的的抗冲击力、抗变革力非常强大，她已经经受了一场经济形态变革级别的冲击。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的变革，是对中国文明的一场压力测试，她顺利地通过了这场压力测试。

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变革，是中国文明所经历的第二场经济形态变革级别的变革，第二次如此级别的压力测试。如果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和本质有了充分地了解，就会对中国文明的适应能力、抗压能力和应变能力具备充分的信心。

然而，遗憾地是，从洋务运动以来，尤其是甲午之后，由于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和本质缺乏足够的了解，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学者们开始对中国文化失去了信心，失去了文化自信。李鸿章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国之后开始在日本的影响下，要全盘西化。

说中国文明起源于野生谷物采集时代，有两方面的证据。一方面是传统记载、记忆，另一方面则是考古资料。

根据中国的记载、记忆，中国文明起源于伏羲时代，其标志就是易经的出现，即所谓的“伏羲画卦”。伏羲是三皇之首，在神农之前。神农就是农业时代，伏羲时代在农业出现之前。

《周易》的基本思想中，甚至具体的卦爻辞中，也保留了采集时代的信息。反对人为干预，追求绝对性的自然，是《周易》的核心思想之一，这种思想唯有在不事生产的渔猎采集时代才可能出现和存在。最典型的就是“无妄卦”。

无妄卦强调的是要安于自然，不可妄想、妄动，不要苛求于自然，不要干预自然。

卦辞说：“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意思是，本来是亨通的，但是要守正、安心，如果不守正、乱来，就会有灾祸。不要轻举妄动。”

无妄卦的爻辞，在风格上与野生谷物采集时代高度吻合。而且也只有放在这个时代背景，才能真正理解之。

第一爻爻辞是：无妄，往吉。意思是，你的心中应该不要有过多要求、苛求，唯有如此，去做事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心中希望太多、要求太多，往往会得到坏的结果。

第二爻爻辞是：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对这句话，目前的解家都没有搞懂，因为他们都没有把这一卦放到野生谷物采集时代的背景中去。

“不耕获”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是不耕而获，无需农业耕作，就能收获。这是野生谷物采集时代的典型特征，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农业时代的背景，这句话就很难理解了。不耕作怎么可能收获？而且后边说“则利有攸往”，即这么做是很好的。

显然，如果放到农业时代的背景中去，要收获必须耕作，不耕作还想收获，就是痴心妄想，是万万要不得。

“不菑畲”的含义与“不耕获”是一致的。“菑”是开垦荒地，“畲”是已经开垦好的良田。按农业时代的思维，要想有良田，必须首先去开垦荒地。不开垦，还想拥有良田，是痴心妄想。

而放到野生谷物采集时代，对这句话就很容易理解。那时，粮食是从野生谷物上采集而来，的确无需耕种和开垦。

这句话，存在明显的反农耕思想，这样的思想也仅仅能够存在于野生谷物采集时代。

考古资料也越来越证实，文明更可能出现在前农业的野生谷物采集时代，而非农业时代。

考古学已经证实，农业的起源时间大约在10000年前。而且还证实，在正式进行农业种植之前，人类已经通过采集野生的谷物的方式，对粮食食用了好几千年，甚至10000多年。

当然，唯有在拥有野生谷物分布的地区，才有可能对其采集食用，进而发展出农业。这样的地区是幸运的少数地区，有三个。其中两个在中国，华南地区分布有野生大米，华北地区分布有野生小米。另外一个是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那里分布着野生小麦。

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对野生水稻进行长达几千年的采集食用的证据被找到。而在华北，则发现了25000多年前的石磨棒。石磨盘和石磨棒，是野生小米的加工工具，这意味在华北地区开始采集野生小米的时间更早。

野生谷物可以增加食物供给的稳定性，同时野生谷物的存储也需要固定的场所。因此，当野生谷物的采集量足够大时，定居的生活方式就开始出现。这是文明出现的温床。

下面简要说一说中国文化的本质。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是“义利”之辩、“心物”之辩、“道文”之辩、“体用”之辩等。这些辩题的对象实质上是一致的，甚至相同的，直至侧重不同。“义”、“心”、“道”、“体”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侧面，“利”、“物”、“文”、“用”则是另一个东西的不同侧面。

尽管，“义利”兼讲、“心物”兼讲、“道文”兼讲、“体用”兼讲，但是“义-心-道-体”在是内在的、心性的根本，而“利-物-文-用”则是外在的表现、效果。即中国文化的内核在“义-心-道-体”，这个东西是抽象的、心性的、内在的，也是永恒不变的。

“利-物-文-用”则是内在的心性对外境的反应，是永远变化的。

外在的时代、经济形态、制度形态，都是属于“利-物-文-用”的范畴、外境的范畴，内在的“义-心-道-体”对其是无限适应和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