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是天空，西学是井口，以西观中是以井口之心度天空之腹_风闻

正确研判当前中国的文化格局，与个人与国家都至关重要。对个人，这是认清当前中国社会和形势的基本前提，对国家，这是正确实现文化复兴，重建文化自信的前提。

但是这也的确是一个大难题。难在哪里？难在学术届与实践届的背离。现在中国的学术在范式上属于西学，这导致，学校教材、学术专著、媒体报道、专家演讲，都是在依据西学的标准评判中国文化。但是，中国文化是独特的、精深的，其独特和精深程度远远超越西学的解释力和想象力，这导致其对中国文化的评判是自说自话的、坐井观天的，当然也是错误的、荒唐的。

要认清中国文化和现代中国文化之真实格局，必须彻底摆脱西学的影响，重新建立独立的中学系统，然后将西学系统置于中学系统的框架之中。实际上，中学系统远比西学系统大，中学系统是天空，西学系统是井口。

但是，现在的做法恰恰相反，将西学系统当真理，以井口之心度天空之腹，然后又企图把中学系统硬塞进西学系统中，即将天空硬塞入井口中。

为何说中学是天空，西学是井口，因为中学有的西学无法有，而西学有的中学可以有。可以用“心物之辩”、 “义利之辩”、“道器之辩”来说明。

这三大辩题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儒家的轴心性问题，三者说的其实都是一回事，只不过是从不同的侧面说。“心、义、道”所指的是同一个东西的三个侧面，可谓三位一体。“物、利、器”亦然。

心是思考的器官，即孟子说的：“心之官则思”。但是，心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也是人类文明中抽象程度最高的概念。现代学术中，认为数学是最高程度的抽象，但是，心的抽象程度远比数学高。心是对思考认知活动本身的抽象，而这些活动在现代学术看来本身就是抽象的。数学则是对具体的物的抽象。

儒家认为人的最重要的活动是思考认知，既然人能够进行思考活动，中国古人就进行逻辑推导，认为应该存在一个功能器官来发出所有的思考认知活动，这个器官就是心。因此，心是绝对抽象的，与任何具体的生理器官无关，与心脏无关。用心去指代心脏是引申义、第二义。

因此，在“心物之辩”中，心所指的就是思考功能本身，包括判断和选择本身。儒家认为，人的本质在心，一如宋明理学所总结，心是人的主宰。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有心，会思考。“物”则是思考的结果。

心是思考认知功能本身，物则是思考认知活动的结果。所谓思考认知的结果，就是经过思考认知活动，所形成的结论、判断、意见、印象。更系统一点，就包括所有的思想、知识、理论，包括所有的神学和宗教设计，包括所有的制度、规则，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具体的物品。

心是思考，物是思想的结果，这意味着“心物”是密切联系的。所以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物不二”。但同时，“心物”又有本质区别、严格界限。这一点王阳明没有说清楚。

心和物的区别和界限在哪里？作为思考本身，心是无限灵活、无限包容的，心之外的一切，包括天地万物，包括任何时期，都可以是心的思考对象，都可以被心所容纳。而作为心的思考的结果，物则是固定的、死的，一定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其适应性是有限的。

而且思考一旦形成结果，那么它立即就脱离心，而成为物了，成为新的心的思考对象了。因此，也可以说，心会思考，物不会思考，尽管它是思考的结果。

正是因为心具备最高的抽象性，它就拥有了对外物的绝对超越性。“道器之辩”就来讲这种超越性。

《周易 系辞》说：“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形而上”就是指思考本身、心本身，没有发出思考活动，没有形成思考的结果；“形而下”则是经过思考之后形成了结果，即形成了物，物就是“器”。“器”本义就是固定。道是超越的，器是固定的。

“义利之辩”就是从判断和选择上说。“义者，宜也”。就是判断合不合宜，合不合理。义就是判断和选择的标准，但是不是外在条款，而是内在于人心之中，即孟子所说的“义内”。当说义时，一定是包含着心的，即包含着思考、判断的。

“利”则是有利于某个目标的物。利的对象是固定的、外在的，而“义”则是综合权衡，而且是内在的。因此，有时会“义利”冲突，这时就需要“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这个时候，“义”就需要决断、魄力、勇气。

因此，尽管儒家讲“心物”、“道器”、“义利”，但是又有着本末、体用关系。心、道、义是本、是体，物、器、利是末。

儒家学说，就是讲“心、道、义”，就是在维护“心、道、义”的独立和自由，而且是绝对的独立和自由，让其摆脱“物、器、利”干扰。这种独立和自由可以称之为“心性独立”、“心性自由”。

以“心物之辩”、“道器之辩”、“义利之辩”的视角看，西方学术，无论是传统和现代，都没有意识到人的本质在独立而自由的思考认知，从而未能抽象和构造出独立的“心”、“道”、“义”等概念。这意味着，他们的文化和学术，是缺失最重要的“心”、“道”、“义”，而只有“物”、“器”、“利”。

即西方的学术都是物学、器学、利学，而无心学、道学、义理学。

注意，在“心物之辩”中，“心”思考本身，“物”是思考结果，包括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意见，一切的理论体系，一切的神学体系，一切的制度，当然也包括一切有形的物品。

也就是说，现代学术的唯心、唯物，在儒家看来，都是物，都是思考的结果，都是一种意见。上帝是人心思考的结果，各类哲学实体也是人心思考的结果，客观世界、客观规律、科学真理，也是人心的思考结果，他们都是物。

用“唯心”、“唯物”就対译西方哲学中的相关概念，显然是巨大的翻译错误，因此，西方哲学的各类哲学实体都是物，而没有心，不是心。显然，当初第一个这样翻译的人，对中国文化是无知的，至少是个半瓶醋。

那么这些最早的翻译家是谁？是日本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大量引入和翻译西方书籍，“创造”了大量的如此错误大新汉语词汇。然后在甲午之后，尤其是在民国之后，又被搬运到中国，成为现代汉语的基础词汇。

明治之前，日本的学术传统也是儒家的，而且已经有1000多年的传统了。他们是大化改新开始系统性引入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唐朝。但是，由于日本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日本学者并没有领悟和抓住儒家之精髓，是个二把刀。所以，一接触西方文明，他们马上觉得儒家绝对落后，西方绝对先进。轻率做出抛弃儒家，全盘西化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脱亚入欧”，也是明治维新的基本原则。

很讽刺和荒唐的是，在现代的中国学术中，居然用西方哲学中的“唯心-唯物”框架来评判儒家思想，把他们归为唯心一派。这是典型的以井口之心度天空之腹。

同样，用“形而上”去对弈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概念，然后把西方哲学称之为“形而上学”，也是巨大错误。当然，这还是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干的。

在《周易 系辞》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形而上”所指的是“道”，是义理，也是心、意。“形而下”是“器”，也是固定、固化的意见和结果。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压根就没有道，而只有器，压根没有形而上，而只有形而下。

这就是我反复说的现代汉语中的“西化词”、“香蕉词”问题。这些词都有着汉字的外形，甚至是原本就存在的汉语词汇，但是，他们的原本含义却消失了，被填充进去的完全是西方内涵。而且这些西方内涵与其本义并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当我们的孩子们在学习这些词汇时，他们以为学的是汉语，学的中国文化，其实学的是与中国文化截然相反的，并对中国文化构成巨大破坏的西方文化。

在西方文明之内，会把从基督教到科学看成绝对的进步，但是，在儒家看来，两者并无本质不同，都是有物而无心，有利而无义，有器而无道，只是物、利、器的具体形态有了些变化而已。

在基督教中，上帝、天堂（上帝的世界）是物，信仰上帝，希望死后进天堂，就是迷信外物。在科学中，客观规律、客观世界也是物，信仰科学，相信客观世界，也是迷信外物。

象上帝、天堂一样，客观真理、客观世界，也是一种虚构和预设，或者说是在特殊情况下西方人的思考结果。实际上，客观真理、客观世界都是在上帝、天堂的基础发展出来的，其共同特征是，预设一个绝对与人无关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人所能感知的世界有本质不同，而是位于其背后，是其后台老板，是其决定者。

因此，无论是基督教中，还是在科学中，人都不是真正的主体，而只是一个信仰者、依附者、顺从者。只是信仰、依附、顺从的对象不同，程度不同。基督教所信仰的是上帝，而且是全心全意地信仰。科学信仰的是科学真理、客观规律，只不过，人可以通过经验、实验去“发现”真理和规律，比基督教多了一些主动性、参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