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是天空,西学是井口,以西观中是以井口之心度天空之腹_风闻
甲骨书院-以义理逻辑看世界,公众号同名2020-06-24 06:20
正确研判当前中国的文化格局,与个人与国家都至关重要。对个人,这是认清当前中国社会和形势的基本前提,对国家,这是正确实现文化复兴,重建文化自信的前提。
但是这也的确是一个大难题。难在哪里?难在学术届与实践届的背离。现在中国的学术在范式上属于西学,这导致,学校教材、学术专著、媒体报道、专家演讲,都是在依据西学的标准评判中国文化。但是,中国文化是独特的、精深的,其独特和精深程度远远超越西学的解释力和想象力,这导致其对中国文化的评判是自说自话的、坐井观天的,当然也是错误的、荒唐的。
要认清中国文化和现代中国文化之真实格局,必须彻底摆脱西学的影响,重新建立独立的中学系统,然后将西学系统置于中学系统的框架之中。实际上,中学系统远比西学系统大,中学系统是天空,西学系统是井口。
但是,现在的做法恰恰相反,将西学系统当真理,以井口之心度天空之腹,然后又企图把中学系统硬塞进西学系统中,即将天空硬塞入井口中。
为何说中学是天空,西学是井口,因为中学有的西学无法有,而西学有的中学可以有。可以用“心物之辩”、 “义利之辩”、“道器之辩”来说明。
这三大辩题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儒家的轴心性问题,三者说的其实都是一回事,只不过是从不同的侧面说。“心、义、道”所指的是同一个东西的三个侧面,可谓三位一体。“物、利、器”亦然。
心是思考的器官,即孟子说的:“心之官则思”。但是,心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也是人类文明中抽象程度最高的概念。现代学术中,认为数学是最高程度的抽象,但是,心的抽象程度远比数学高。心是对思考认知活动本身的抽象,而这些活动在现代学术看来本身就是抽象的。数学则是对具体的物的抽象。
儒家认为人的最重要的活动是思考认知,既然人能够进行思考活动,中国古人就进行逻辑推导,认为应该存在一个功能器官来发出所有的思考认知活动,这个器官就是心。因此,心是绝对抽象的,与任何具体的生理器官无关,与心脏无关。用心去指代心脏是引申义、第二义。
因此,在“心物之辩”中,心所指的就是思考功能本身,包括判断和选择本身。儒家认为,人的本质在心,一如宋明理学所总结,心是人的主宰。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有心,会思考。“物”则是思考的结果。
心是思考认知功能本身,物则是思考认知活动的结果。所谓思考认知的结果,就是经过思考认知活动,所形成的结论、判断、意见、印象。更系统一点,就包括所有的思想、知识、理论,包括所有的神学和宗教设计,包括所有的制度、规则,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具体的物品。
心是思考,物是思想的结果,这意味着“心物”是密切联系的。所以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物不二”。但同时,“心物”又有本质区别、严格界限。这一点王阳明没有说清楚。
心和物的区别和界限在哪里?作为思考本身,心是无限灵活、无限包容的,心之外的一切,包括天地万物,包括任何时期,都可以是心的思考对象,都可以被心所容纳。而作为心的思考的结果,物则是固定的、死的,一定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其适应性是有限的。
而且思考一旦形成结果,那么它立即就脱离心,而成为物了,成为新的心的思考对象了。因此,也可以说,心会思考,物不会思考,尽管它是思考的结果。
正是因为心具备最高的抽象性,它就拥有了对外物的绝对超越性。“道器之辩”就来讲这种超越性。
《周易 系辞》说:“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形而上”就是指思考本身、心本身,没有发出思考活动,没有形成思考的结果;“形而下”则是经过思考之后形成了结果,即形成了物,物就是“器”。“器”本义就是固定。道是超越的,器是固定的。
“义利之辩”就是从判断和选择上说。“义者,宜也”。就是判断合不合宜,合不合理。义就是判断和选择的标准,但是不是外在条款,而是内在于人心之中,即孟子所说的“义内”。当说义时,一定是包含着心的,即包含着思考、判断的。
“利”则是有利于某个目标的物。利的对象是固定的、外在的,而“义”则是综合权衡,而且是内在的。因此,有时会“义利”冲突,这时就需要“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这个时候,“义”就需要决断、魄力、勇气。
因此,尽管儒家讲“心物”、“道器”、“义利”,但是又有着本末、体用关系。心、道、义是本、是体,物、器、利是末。
儒家学说,就是讲“心、道、义”,就是在维护“心、道、义”的独立和自由,而且是绝对的独立和自由,让其摆脱“物、器、利”干扰。这种独立和自由可以称之为“心性独立”、“心性自由”。
以“心物之辩”、“道器之辩”、“义利之辩”的视角看,西方学术,无论是传统和现代,都没有意识到人的本质在独立而自由的思考认知,从而未能抽象和构造出独立的“心”、“道”、“义”等概念。这意味着,他们的文化和学术,是缺失最重要的“心”、“道”、“义”,而只有“物”、“器”、“利”。
即西方的学术都是物学、器学、利学,而无心学、道学、义理学。
注意,在“心物之辩”中,“心”思考本身,“物”是思考结果,包括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意见,一切的理论体系,一切的神学体系,一切的制度,当然也包括一切有形的物品。
也就是说,现代学术的唯心、唯物,在儒家看来,都是物,都是思考的结果,都是一种意见。上帝是人心思考的结果,各类哲学实体也是人心思考的结果,客观世界、客观规律、科学真理,也是人心的思考结果,他们都是物。
用“唯心”、“唯物”就対译西方哲学中的相关概念,显然是巨大的翻译错误,因此,西方哲学的各类哲学实体都是物,而没有心,不是心。显然,当初第一个这样翻译的人,对中国文化是无知的,至少是个半瓶醋。
那么这些最早的翻译家是谁?是日本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大量引入和翻译西方书籍,“创造”了大量的如此错误大新汉语词汇。然后在甲午之后,尤其是在民国之后,又被搬运到中国,成为现代汉语的基础词汇。
明治之前,日本的学术传统也是儒家的,而且已经有1000多年的传统了。他们是大化改新开始系统性引入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唐朝。但是,由于日本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日本学者并没有领悟和抓住儒家之精髓,是个二把刀。所以,一接触西方文明,他们马上觉得儒家绝对落后,西方绝对先进。轻率做出抛弃儒家,全盘西化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脱亚入欧”,也是明治维新的基本原则。
很讽刺和荒唐的是,在现代的中国学术中,居然用西方哲学中的“唯心-唯物”框架来评判儒家思想,把他们归为唯心一派。这是典型的以井口之心度天空之腹。
同样,用“形而上”去对弈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概念,然后把西方哲学称之为“形而上学”,也是巨大错误。当然,这还是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干的。
在《周易 系辞》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形而上”所指的是“道”,是义理,也是心、意。“形而下”是“器”,也是固定、固化的意见和结果。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压根就没有道,而只有器,压根没有形而上,而只有形而下。
这就是我反复说的现代汉语中的“西化词”、“香蕉词”问题。这些词都有着汉字的外形,甚至是原本就存在的汉语词汇,但是,他们的原本含义却消失了,被填充进去的完全是西方内涵。而且这些西方内涵与其本义并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当我们的孩子们在学习这些词汇时,他们以为学的是汉语,学的中国文化,其实学的是与中国文化截然相反的,并对中国文化构成巨大破坏的西方文化。
在西方文明之内,会把从基督教到科学看成绝对的进步,但是,在儒家看来,两者并无本质不同,都是有物而无心,有利而无义,有器而无道,只是物、利、器的具体形态有了些变化而已。
在基督教中,上帝、天堂(上帝的世界)是物,信仰上帝,希望死后进天堂,就是迷信外物。在科学中,客观规律、客观世界也是物,信仰科学,相信客观世界,也是迷信外物。
象上帝、天堂一样,客观真理、客观世界,也是一种虚构和预设,或者说是在特殊情况下西方人的思考结果。实际上,客观真理、客观世界都是在上帝、天堂的基础发展出来的,其共同特征是,预设一个绝对与人无关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人所能感知的世界有本质不同,而是位于其背后,是其后台老板,是其决定者。
因此,无论是基督教中,还是在科学中,人都不是真正的主体,而只是一个信仰者、依附者、顺从者。只是信仰、依附、顺从的对象不同,程度不同。基督教所信仰的是上帝,而且是全心全意地信仰。科学信仰的是科学真理、客观规律,只不过,人可以通过经验、实验去“发现”真理和规律,比基督教多了一些主动性、参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