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有四个层次，也是阻碍文化复兴的四大敌人_风闻

创 蔡历 蔡子曰 1周前我们现在要复兴中国文化，重建文化自信，是因为咱们之前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否定了中国固有的文化，我们对自己所固有文化的信心崩溃了。这并不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而是在甲午海战之后，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文化复兴、文化自信的对立面和敌人，就是文化破坏和否定，以及文化依附，即破坏和否定中国文化，依附西方文化。

文化复兴的主要工作有两点，一是否定此前对中国文化的否定，这个是重中之重；二是，对此前一味肯定甚至崇拜西方文化进行否定和批驳。

要做好否定对中国文化的否定，首先要了解对中国文化进行否定的情况。

但是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情况是复杂的，大致来看，可以分成四个层次。其中后三个层次，都有很大迷惑性、欺骗性，因为它们都打着复兴中国文化的名义。可谓是举着中国文化反中国文化，打复兴文化之名，行否定和破坏中国文化之实。

对于这些情况，真正致力于了解中国文化和文化复兴的人，不可不察。

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进行彻底的否定，全盘的否定。所有的中国文化都是落后的，但凡中国历史上存在的都不是啥好东西。

是一种最极端的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在当下之中国依然存在，其典型代表就是公知派、恨国党。不过，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也在文化上逐渐觉醒，这些一味中国媚西方的公知派、恨国党们，在中国老百姓中地位越来越差。

“公知”甚至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可谓是过街之鼠，人人喊打。在武汉日记事件中，舆论对方方的批驳，已经很明显底证实这一点。

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否定，其核心却在儒家，因为儒家是中国文化之核心。最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新文化运动，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个结果。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其教育总长叫蔡元培，1912年一上任，就发了一个政令，就是废止读经，就是传统经学进行系统性否定。

1916年，他从教育总长变成北大校长，然后北大就成为日本留学生的聚集地，成为日本文化进口至中国的总码头。像陈独秀、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人，还有胡适，他是美国回来的。他们就开始系统性的攻击中国文化，但主要攻击儒家，所以就要打倒“孔家店”。

其实这种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性攻击，最早是出现在日本，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一项重要工作。明治维新相当于咱们的洋务运动，也是对西方入侵的反应。

明治前，日本也认为自己的传统是儒家文化，因为它学中国已经1000多年了，从唐朝大化改新的时候开始，只是他们还清楚地知道，儒家来自中国。

一看到西方文化，他们很快就觉得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因为中国也被人家西方打，所以就很容易见异思迁，“脱亚入欧”。

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尽管学中国学了1000年，由于自身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导致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的只是抓住了皮毛，没抓住精髓，根基很浅，是墙上芦苇。

明治时期的日本，甚至还认为儒家传统不仅是阻碍日本进行的关键因素，也是阻碍日本引入西方文化的绊脚石，所以必须打倒和抛弃。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启蒙”“思想家”，就开始系统性的去否定和攻击中国文化，主要是攻击儒家，打倒孔家店之类思想，其实是日本人所首创。然后再由咱们回国的日本留学生们引入中国，摇身一变，成为新思潮、新文化。

这是第一个层面的否定，对中国文化进行整体的否定，诸子百家，不管你是哪一家，全部否定。总之凡是中国的都是落后的，但是其中以儒家为核心为代表，所以它主要是攻击儒家。

第二个层面的否定是什么呢？就是在诸子百家中，他们压低甚至否定儒家，而抬高其他各家。

他们抬高法家地位，抬高墨家的地位，抬高道家的地位，甚至说重新抬高佛教的地位。所以在民国时期佛教也开始兴起，譬如熊十力的“名作”就是《新唯识论》，后来叛逃至台湾的牟宗三就是其学生。

你比如胡适他否定中国文化，否定儒家，但他觉得墨家好，极力鼓吹墨家。还有鼓吹道家的，鼓吹法家的，鼓吹阴阳五行的，可谓沉渣泛起。

我们的诸子百家其实是分成两派，一派是儒家，是正统是主流，另一派涵盖其他所有各家，是边缘性的非主流、非正统。这是汉武帝至辛亥革命以来这2000多年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无论你喜欢，还是厌恶，这是基本事实。

那么汉武帝之前的中国历史又是啥样？这就需要搞清楚，汉武帝为何要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春秋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事实上，真正终结这历史时期的，正是汉武帝。“礼崩乐坏”就是礼乐崩坏，而礼乐则是三代及三代之前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形态。

因此，“礼崩乐坏”实为中国历史的大断裂，中国文化的大崩溃。这里的中国历史，指的是春秋之前的历史，即从三皇五帝到三代。这里的中国文化指的是春秋之前的中国文化，就是三代，及三代之前的中国文化。

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历史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大断裂，我们的文化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大崩溃。这样的情况一定是受外来蛮夷文化的入侵和冲击。

春秋时期，中国遭遇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伴随着这种入侵，一些与中国固有文化迥乎不同的文化因素进入中国，让中国历史中断、礼乐崩坏的，正是这些蛮夷文化，而非单纯的武力。

正是随着中国固有制度和文化的崩溃，所谓的诸子百家的局面出现了。礼崩乐坏与诸子百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受外来的蛮夷文化冲击的结果，同时也反映蛮夷文化与华夏文化激烈斗争，形成所谓的华夷之辩、夷夏之防。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献中，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并非好事，而是坏事。孟子认为是“圣王不作，处士横议”，庄子认为是“道术将为天下裂”。

儒家是什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遭遇蛮夷冲击开始出现崩溃的时候，是儒家出来努力继承之、固守之。也就是说，儒家代表春秋之前的中国固有文化。

五经是儒家经典，也是三代的历史材料，记录着三代，以及三代之前的历史。那么只有儒家对三代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整理和注解，然后拿它做教材来教给学生，这是孔子做的事。

注意只有儒家继承了咱们的五经，保留了传承了春秋前的历史。经典就在那儿，其他家为什么不去继承呢？儒家之外的各家，不仅不继承，而且还去否定和破坏，尤以法家为甚。当时蛮夷文化的核心就是法家，当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其他各家，也都存在蛮夷成分

秦始皇搞“焚书坑儒”，“焚书”就是毁灭儒家经典，毁灭中国固有文化，毁灭中国的历史。“坑儒”就是消灭那些努力学习和传承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人。

那么这个秦国为什么强大？就是因为它是蛮夷。秦国本来就是西部蛮夷，没有礼乐，不讲仁义，不讲道德道义，所以也就更适合同属蛮夷文化的法家，适合搞军国主义，所以他才能战胜东方6国。

但是战胜东方6国统一中国之后，你想把你这一套应用东方六国的头上，老百姓就不干了。东方六国，尤其是黄淮平原这一区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这里的文化才是正宗的中国文化，以仁义、道义为基石，对不讲仁义，只讲武力专制和利益的法家文化极度不适应，因此极力反对。

秦始皇活着的时候，就想方设法去刺杀之。秦始皇一死，农民们干脆起兵造反，看似不可一世的强秦迅速崩溃。

为什么到董仲舒要来个180度大转弯，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咱们现在认为这是一个思想专制，其实不是这样。

“百家”实为包含着蛮夷因素的蛮夷文化，他们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这样那样否定，是儒家的敌人。“罢黜”的并非“百家”的思想，而是政府所设置的“博士”官位。政府只设立“五经博士”，所有其他家的博士一律罢免。

所以，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汉武帝反其道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都是中国固有文化与外来蛮夷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华夷之辩。“诸子百家”中包含着华夷之辩。

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一次伟大的文化复兴，也是文化自信的回归和重建。历经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崩溃和中断，几百年打击和羞辱，中国固有文化再次回归中国社会的中心，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石。

中国历史本来就是儒家的，即是以仁义、道义、义理、心性为本位和基石的。

三代社会的核心在礼乐，礼乐的内核也是仁义、道义、义理、心性。礼乐属于实践范畴，那时也只有实践，而没有独立出来的学术。所以，那时的一流儒家都是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都是实践者。

春秋之后，礼乐崩坏，三代的制度和文化范式崩溃。此时，对中国文化的系统化学习和传承，唯有通过做学问、学术来实现。此时独立的、专门的学术出现了。在这个学术创生大潮流中，孔子是一位开路人。此后到战国，又出现了百家争鸣之局面。

因此，辛亥之前的中国历史就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礼乐阶段，从伏羲时代到春秋；第二阶段，是春秋、战国，直至汉武帝，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大崩溃、大断裂时期；第三阶段，从汉武帝到辛亥革命，是儒家阶段，以儒学作为学术之核心。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是对礼崩乐坏的终结，也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回归，这两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所以，当我们在说文化复兴、文化自信的时候，其实你就需要一次向我们中国固有化的回归，像儒家的回归。

对中国文化第一个层次的否定，是对诸子百家的全部否定。第二个层次的否定，表面是是承认和肯定中国文化的，不过只承认儒家之外的各家，而否定儒家，至少认为其他各家的某一家，地位比儒家重要。

因此，有些人开始主张法家，认为最代表中国文化的是法家；有些人主张墨家；有些人主张道家。

最近有一个叫什么叫白云先生的，他就是主张道家。此人也说在复兴中国文化，其实你是在否定中国文化，因为你在肯定传统所否定的，否定传统所肯定的。从魏晋玄学的王弼，到宋明理学，道家的弊端已经被充分揭露，也是一直为一流和主流学者所不屑。实际上，道家是包含这蛮夷因素，属于蛮夷文化。

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却披上了一个肯定中国文化的外衣，带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第三、第四个层次也是如此。

第三个层次的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是，主张诸子百家是平等的，儒家与其他各家一样，都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

主张思想平等、百家平等，貌似开明、公允，其实这种主张，不仅违背中国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且也不讲是非评判，失去是非的标准，也失去评判的能力。

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儒家是正统，是主流。孔子之前，中国只有儒家而无其他百家，即中国是礼乐社会。孔子之后，独立的学术开始出现，与礼乐原则相背离百家也开始出现。结束春秋战国的大混乱的不是秦始皇，而是汉武帝，将儒学作为正统之后，中国才重新回归稳定的秩序。此后，任由朝代更迭，而以儒家为核心的学术和制度范式基石则坚如磐石。

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甲午海战之后，中国历史又一次重演了春秋战国的故事，再次出现历史的大中断，文化的大崩溃。否定和肆意篡改中国历史，成为潮流和时髦，否定和辱骂中国固有文化可以让人显得高明。儒家不过百家之一，与其他百家平等，此类严重违背中国历史事实的观念，开始大行其道。

当你说，儒家与百家平等时，你就是在不尊重中国的历史，就是在否定中国的历史。更可笑的是，恰恰有这种主张的人，他们却声称自己在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中国传统。

儒家与百家的根本不同在哪里？为何儒家历史的中国所奉为正统？

儒家认为，人的本质在思考，人是一个思考、思维主体，并由此构造出心、心的概念，以及义、理的概念，并将心性、义理作为人生和社会的基石，后来作为学术的基石。

儒家认为，人就是心性人、义理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遵循和顺应自己的本然心性，即《中庸》说的“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

用现在的话，儒家的核心要义，就在于维护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

百家的其他任何各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理论当然存有用的地方，但是都这样或那样地在破坏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道家如此、墨家如此，法家更如此。

其实不仅中国的百家，包括人类历史中所谓的思想流派、宗教派别，也都没有意识到人的本质在心性，人的意义在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

总之，儒家与百家平等说，是对中国历史的否定，一旦被这种说法所迷惑，就会去否定中国历史所肯定的，去肯定中国历史所否定的。

譬如，在中国历史中，在传统文献中，诸子百家是坏事，而非好事，是社会混乱的表现，但是现代人却认为是好事，是“思想繁荣”。

再譬如，汉武帝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文献认为是好事，是消除混乱，消除异端邪说，但是的现代人却认为是坏事，是思想专制，压制创新。

对中国文化第四个层面的否定是最具迷惑性和欺骗性的，因为他们不仅在名义上肯定中国文化，甚至象传统一样肯定儒家，这些人也号称儒家，不过叫“新儒家”。但是，这些新儒家们，实际所做的事，却是反儒家的，被称之为儒奸也不为过。

为什么说，新儒家实质上是反儒的，因为他们做法就是让儒学屈从于西方的概念，成为西学的奴仆。

概而言之，新儒家的儒学，是修正主义的、西化的，也是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相背离的。

前面已经指出，儒家的基本精神就是认识和践行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其实新儒家，就是“西儒家”，已经沦落的与儒家外的百家一样，已经意识不到独立和自由的心性的存在了。

新儒家又分为大陆新儒家和港台美国新儒家两派。很显然，大陆新儒家的西化程度，对儒家的背叛程度稍微要轻一些，港台美国的新儒家西化的程度要重的多，背叛的程度也恶劣的多。因为港台的文化，本身就是“脱中入西”、“仇中媚美”的汉奸文化、殖民文化。

一度，尤其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在学术上，港台的新儒家比大陆活跃的多。实际上，大陆那时在学术上是彻底反儒的。因此，就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儒家文化在大陆消失了，港台，甚至美国，对儒家的继承比中国大陆好的多。这种谬论即便在当下，依然还在很多无知者的头脑里存在。

港台美国的新儒学，是反儒的儒奸式儒学，这种儒学越发达，对儒家的背离就越严重。

另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在文明伊始就存在的中国固有文化，儒家在中国社会的根基非常深厚，在社会的最基层，在于最基层的人民大众，存在于人民大众的生活生产实践。

因此，孔子说：“礼失求诸野”，《诗经》说：“先民有言，询于刍荛”。“野”和“刍荛”，都是指基层的人民、基层社会。

这样儒家文化的传承在中国大陆实际上有两条线，一条是实践线，一条是学术线，而且前者比后者更重要，更基石。

中国大陆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确在学术上否定了儒家，但是作为儒家基石的“野”和“刍荛”，在中国依然坚实地存在。从根本上决定大陆文化形态的，不是上层的学术、大学，而是下层的生活、生产实践。

学术是易变的，但是实践，支撑实践的基本精神则是不易变的，甚至是永恒的。

大陆只是在学术上否定了儒家，而在实践中，而儒家精神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构成实践活动的核心精神支撑。

学术是名，实践是实。大陆仅仅在名上否定了儒家，在实上依然是践行儒家的。是名反实不反。

港台，包括美国的新儒家，恰恰与大陆相反，仅仅在学术上是儒家的，在名上是儒家的，他们的在实践上缺乏根深蒂固的儒家土壤。在名上儒家的，在实上则是反儒家的。

1949年，有一批大陆的新儒家背叛了大陆，跑到了港台。最可笑的是，这些人是以坚守和保留儒家的名义而叛逃的。这真可谓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儒家文化的真土壤就在大陆，大陆，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核心区的黄淮平原，就是儒家文化的土壤和圣地。香港、台湾是没有儒家根基的蛮夷之地，美国就更是了。

进入蛮夷之地，这些所谓新儒家的思想也就一泻千里地蛮夷化了，西化了。

最后以叛逃至台湾的牟宗三，以及大陆的蒋庆为例，来说明为何新儒家都是西化的、反儒的，甚至是儒奸的。

牟宗三的名气很大，但是他的所做的是什么事呢？很简单，也很可恶，就是将儒学康德化，就是将儒学变成西学的奴仆，更准确地说是“科学”和“民主”的奴仆。是一个披着儒家之名的洋奴、汉奸。

较之港台的牟宗三之流，大陆的蒋庆当然也好很多，但是依然难以摆脱西化式儒学的陷阱。蒋庆说，儒学分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两种，他主张政治儒学。

其实，就儒家而言，政治即心性，心性即政治，是不可分的。孔子、《大学》都说的非常清楚。显然，蒋庆没有看懂这一点。你这么一分，就是非儒了、反儒了。

进一步看，蒋庆的政治一词，恰恰是一个西方概念，当他说政治儒学时，就是将儒学西化、蛮夷化了。讽刺的是，蒋庆还自称是原教旨主义的儒家。蒋庆也是在打着儒家反儒家，抬着孔孟反孔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