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待美国的正确方式：七擒孟获式教化，使之道义化、去蛮夷化_风闻

​如何正确面对美国，是当前中国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一位盲目崇拜不对，一位叫打叫骂也不对。然而，中国面对美国的方式，似乎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最近是摆向了叫打叫骂这一极，新闻联播这两周都是对其破口大骂。

倒不是说对美国不能叫打叫骂，该打的时候当然要打，而且要狠狠地打，该骂的时候要骂，而且要狠狠地骂。但是，一如一味盲目崇拜，一味地打骂，也不是对待美国的正确方式。

那么什么才是对对待美国的正确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自古以来面对蛮夷文化的方式，就是教化的方式，即“用夏变夷”的方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方式。

其实在1894年之前，中国一直将中国之外的文化视作蛮夷，即便1840年以来屡次败给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也是如此。现代人可能忽略晚清将西方视作蛮夷的基本事实，而一股脑地认为晚清政府是昏庸的，清朝的文化是落后的。

事实上，抛开军事上的失败，晚清时期对西方认知和处理方式是非常值得称道和学习的，尤其是在文化复兴、文化自信需求高涨的当下。

但是，现代在西方学术和西方思维的影响下，却认西方文化为先进，中国传统文化为落后，认为清廷将西方视作蛮夷，是盲目自大，是中国中心主义。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不是清廷错了，而是现代人错了。现代中国人被西方文化洗脑了，或者说现代中国人被蛮夷化了。

晚清搞洋务运动，但是晚清人并不崇洋，崇洋媚外的出现，倒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是民国时期的事。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辛亥之后，却不敢称西方为蛮夷了，而改称西方为先进了。因此就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变成全盘夷化了，全盘西化实则是全盘夷化。

好在是，这种全盘夷化的思维，其鼓吹者仅仅在学术领域，在实践领域并未被接受。在此后的革命实践和经济实践中，中国所奉行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以中国实际为本位，而非外来的西方思想为本位。这种思想的代表就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事实上，正是凭借这一点，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

这样以来，从实践来看，中国依然在坚持“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但是，学术领域的西化、蛮化就比较严重。这就导致了当前中国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学术与实践背离。学术是西化的、夷化的，以西方为本位、中心，但是实践却是以中国实际、中国文化为本位。

也意味着中国当前急需解决的就是文化参照系的错位问题。应该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参照系，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实际，与中国实际相配套。而且，也只有采用中国文化参照系，才能真正理解世界，真正理解美国，看清美国文化的蛮夷本质，西方文化的蛮夷本质。因为从根本上看，中国文化要比西方文化精深地多，先进地多。

从大根大本上看，晚清人对中西文化的评判是正确的：西方的先进只是在器物上，尤其是在军事技术上，在文化上则是落后的蛮夷的。

之所以说，中国文化比其他任何文化先进，比现代的西方文化，根源在于，唯有中国文化意识到人是一个思考主体，人的本质在思考，并且提炼出高度抽象的义理、道义概念和心、性概念，义理和心性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的社会治理以及后来的学术，也都是以义理、心性为何核心。而其他任何文化，包括现代西方文化，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中国文化核心在儒家，儒家的核心在义理和心性。心是对思考活动的抽象，也是人类历史中最高程度的抽象，因为思考活动本身就是抽象的。既然人有会思考，会有思考活动，那么我们的古人就认为，应该有一个思考活动的总器官，发出所有的思考活动，这个器官就叫做心。即孟子说的：“心之官则思”。

儒家中的心是逻辑推导的结果，不仅是抽象的，而且是最高程度的抽象，因为是对思考活动的抽象。现代人所认为的抽象，只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义理、道义则是心在做思考时，在做判断和选择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这些都是天然的、内在于心的。因此，义理、道义也是心的基本属性，或者思考本身的基本属性。

所以，宋明理学说：“心即理”、“性即理”。人心和道义、义理是一个东西，心是思考功能，道义、义理是思考功能的属性。这也意味着，说心时，说思考时，是一定包含着道义、义理的，说道义理、道义时，也是一定包含着人心、思考的。

既然，人的本质在心性，在思考，在判断和选择，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充分遵循和发挥自己的本然心性，这就是《中庸》说的：“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

遵循和发挥自己的本然心性，维护自己的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这是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心性独立就是思考的独立，独立的判断、选择和行动。

更精妙的是，人在发挥心性独立心性自由的同时，其行为一定是合乎义理、道义的，即合乎“仁、义、礼、智”的。这样就可以实现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这样实现了个人心性自由与社会良好秩序间的统一。两者是一回事。而不存在现代西方观念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间的对立。

正如《大学》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就是个人的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治国、平天下是社会秩序，而且是整个人类范围内的社会秩序，两者是统一的。

要实现心性的独立和自由，即实现思考的独立和自由，最关键的就是认识心，即“正心”，这也是中国知识系统的核心，也是《大学》之要义。

进一步，需要明白几个辩题：心物之辩、道器之辩、体用之辩、义利之辩。这四大辩题实质说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侧面不同。

心物之辩和要义在区分心物，然后让心摆脱物的桎梏和干扰，实现独立和自由。即实现思考的独立和自由，而不陷入迷信，即为某种外物所束缚。

心就是思考本身，物就是思考的结果。思考的结果，思考之后所下的判断。这样一切的判断、意见、观点，都是物，一切的知识体系、宗教信仰体系、制度体系，都是属于物的范畴，当然具体的物理的物更是物。

也就是说，在心物之辩中，物的核心范畴是抽象的，而非具象的。这一点现代人比较难以理解。在近代西方哲学中，有所谓的唯心、唯物的概念，然后他们以此为标准，将中国的儒家归为唯心一类。其实，无论唯心，还是唯物，在心物之辩的参照系内，都是物。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实际上并没有发展出儒家式的独立的心的概念，有物而无心。

所以，将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用汉字“唯心”来翻译，就是一个巨大的翻译错误。显然，最初的翻译者对中国的儒家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其实，现代汉语中还存在类似的很多错误的翻译，为真正理解中西文化带来巨大的误导。这些翻译并不是中国人做的，而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学者，辛亥之后经由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大量引入中国。

《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个“形而上”所指的就是心，“形而下”所指的就是物。“形而上”、“形而下”象“唯心”、“唯物”一样，也错误的翻译。西方哲学中压根就是没有心，没有道，也没有“形而上”，而只有物、器，只有“形而下”。

心是就思考功能上说，道是就超越性上来说，两者是同一个东西。因为心是绝对抽象的，因为也具备绝对超越性，即心的独立和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受任何外物的干扰和牵绊。器的含义则是固定，思考的结果就是固定，心则是无限灵活的。

“体用之辩”是从主体性来说，心具备主体性，物只具备有用性，心是活的、主动的，用是死的、被动的。

“义利之辩”是从判断和选择标准，以及目的性上来说。义是判断和选择的标准，也是心的目的，利是则是有用性、工具性。作为心之目的，义绝对凌驾在利之上。对个人而言，应该努力捍卫作为心之目的的义，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义的重要性高于生命。因此孔孟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总之，中国文化在儒家，儒家文化在心、道、义、体。心物不二，但以心为本位；道器不二，但以道为本位；体用不二，但以体为本位；义利不二，但以义为本位。

西方文明从未达到心、道、义、体的高度，也从未有过此类的概念。如果用这四大辩题的标准，西方文明，包括的所谓的现代文明，是有物而无心，有器而无道，有利而无义，有用而无体。

这样，西方文明也就是以器物为本位的器物文明，宗教是器物，包括其神和宗教制度，现代文明中民主制度和科学，也是器物。尽管，现代文明推翻了上帝，但是，其迷信外物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只是迷信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也正是以这四大辩题为参照系，判断西方文明，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器物文明，都是基于对器物的信仰、迷信。因此，西方文明也是蛮夷。蛮夷与华夏的区分标准就是：心、道、义、体。蛮夷文化无心、无道、无义、无体。

对待蛮夷，基本方式就教化，即让其心性化、道义化，也是华夏化、中国化。提升其思维水平，能够达到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

由于中国早就认识到，蛮夷往往“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同时“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中国和蛮夷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只是，夷狄入中国是进步，中国入夷狄。因此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这样，教化蛮夷就成为历史中国的基本外交策略，只有对夷狄进行成功地教化，让夷狄心性化、道义化、道德化，才能彻底消除蛮夷，消除蛮夷对华夏的威胁，建立天下和平秩序。

《大学》八条目中，“治国”之后是“平天下”，其主要内涵就是教化蛮夷，用夏变夷。

这样武力至于蛮夷而言，就是一种教化手段，并非穷兵窦武。诸葛亮七擒孟获，是以武力教化蛮夷的典范。

美国文化也是有利无义，有物无心，有器无道，有用无体，是标准的蛮夷，无论其科技多发达，经济多强大，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因此，中国对美国的正确方式，就是诸葛亮对待孟获的方式。在武力打击美国的同时，要教化之，使之象孟获一样，对中国心服，同时自愿去进行去蛮夷化，进行心性化、道义化。这样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威胁。

事实上，就整体历史进行看，美国是最后的蛮夷。美国去蛮夷化之后，世界再无蛮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