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遭受舆论攻击,伪军之害重于皇军,病根在学术和文化_风闻
甲骨书院-以义理逻辑看世界,公众号同名2020-06-24 06:43
抗疫成功的中国,而且在尽力援助全球之际,却遭遇欧美疯狂的舆论攻击,甚至扬言向中国索赔。正确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从三个层面看。
第一个层面,能够阻止舆论攻击和赔偿诉求被落地执行的,最终靠军事力量。以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会让这种舆论攻击和诉求保持在“胡闹”层面。
第二个层面,中国所承受的舆论攻击,有来自国外的,也有来自国内的,但是最严重的攻击,并不在国外,而是在萧墙之内,伪军之害重于皇军。
第三个层面,舆论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学术和文化系统的延伸。中国之所以出现舆论被动,病根不在舆论,而在学术和文化,是学术系统和文化系统存在根本问题。要彻底消除舆论被动,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重塑学术和文化系统。
下面分别展开说一下。先说第一个层面。

这次疫情把欧美国家的蛮夷属性、流氓属性、强盗属性再次暴露,欧美对中国的组团攻击,也让铭记近代史的中国人,依稀感到重回鸦片战争时代,重回八国联军时代。
事实上,晚清时期的中国正是将欧美视作蛮夷,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一点上,无疑晚清人是正确的,现代将欧美视作文化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则是错误的。
欧美依然蛮夷,但是中国早已不是晚清时的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经远超越欧洲,直逼美国。
中国在短期之内迅速战胜疫情,并尽力支援全球,包括欧美,而欧美却在两个月之后让疫情失控,然而,欧美国家不仅不反思自己的错误,感谢中国的支援,反而在以特朗普为首的政客们的鼓动下,企图嫁祸于中国,手段极其卑劣。
对付强盗属性、蛮夷属性毕露的欧美国家,最终的手段是军事。毫无疑问,如果中国的军事实力依然象晚清一样羸弱,“新八国联军”第二次火烧圆明园将成为事实。
因此,在西方的文化没有发生朝向中国的根本性变革之前,中国必须将其视作蛮夷,也必须坚持发展不动摇,不断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形成对欧美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和军事威胁。
中国应该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方式对待西方。一方面要凭借经济和军事上硬实力打击之,另一方面,打击的目的并非穷兵窦武和谋取私利霸权,而是在阻止西方撒野的基础上教化之,让其抛弃蛮夷属性,接收中国的道义文化,使其道义化、中国化。
西方的蛮夷属性一天不去除,这个世界将一天不安宁,而有能力教化西方,弱化和消除其蛮夷属性的,唯有中国。

下面说第二个层面。
长期以来,中国所承受的舆论攻击,不仅有来自国外欧美的,也有来自国内公知的,而且国内公知之害,远远重于国外。国外的政客是皇军,国内的公知则是伪军。
消除舆论攻击,应该从国内抓起,“攘外必先安内”此时是正确的。只要中国人自己能够团结在一起,并在这个基础上,维持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持续提高,让中国愈发强大,欧美的舆论攻击将会自然逐渐微弱,直至最后彻底消失。那时,欧美的舆论形势将会出现反转,转而赞扬和崇拜中国,一如17、18世纪西欧曾经兴起中国崇拜一样。

公知群体在内部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危害更大,一方面会凭借其学术身份迷惑群众、动摇民心,另一方面,一些公知是大学中的教师、教授,会将这些或显或隐的舆论攻击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毒害下一代。
可喜的变化是,最近几年人民大众正在觉醒,不仅对来自西方的舆论攻击越来越反感,也对来自公知的舆论攻击也越来越反感和敏感。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公知”一词内涵越来越贬义化。
疫情期间以写《武汉日记》“火”起来的方方,以及竭力维护方方立场的知识分子们,就是公知的典型代表。方方在国内舆论中,已成人人喊打之过街之鼠,说明在国内民众对公知派对中国所施加的舆论攻击以及极其厌恶。
说到公知派,就不得不提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第一大公知张东荪(1886-1973)。此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后来极度亲美,甚至恐美。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依然在内心反对中央的“反美亲苏”政策,对与美国敌对感到恐惧,于是就幼稚地企图通过自己的私人力量向美国传达善意,希望美国不要以中国为敌,不要攻击中国。
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而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充满了焦虑,他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
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笔勾出。不仅如此,张东荪直接掩护了与其接头的台湾保密局情报人员,并提供私藏的电台。其中最重要的情报:宋时轮率领九兵团入朝这一信息、军列的运行时间、可能的投入方向,就是通过其提供的电台传送出去的。

最后说说第三个层次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下中国之所以会外遭欧美内遭公知的舆论攻击,陷入舆论被动,原因在于中国不善于搞舆论战、媒体战。这种观点显然是把舆论当成一个独立的系统,这是不对的。
舆论并非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从属于学术系统和文化系统的,是学术和文化系统的延伸。中国长期遭遇国内和国外双重舆论攻击的病根出在学术和文化上。学术的病根一日不除,中国就一日在舆论上无法翻身,无法主动。
学术的病根处在哪里?出在当前中国的学术系统本身,在范式上就是西学的,是崇尚西方文化的。不仅崇尚西方文化,而且否定中国固有文化。概而言之,中国的学术在根本上说就是“脱中入西”的,“骂中崇西”的。这套学术范式是在民国后所建立,更准确地说,是通过新文化运动所建立。
所谓的“新文化”实质就是对当时日本明治维新文化的直接移植,而明治维新文化的基本精神则是“脱亚儒欧”,其实质是“脱中入欧”、“脱儒入欧”。开否定和辱骂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之先河,并以此为前提搞全盘西化的,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与福泽谕吉为代表。
因此,自从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理论上都是“公知”,都天然具备“脱中入西”、“骂中崇西”之思想倾向。而甲午海战之后的日本留学生,也包括少量的欧美留学生,则是“原始公知”。
尽管刚留学归来的,或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都是公知,都具备强烈的公知属性,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其身上的公知属性将出现分化。有一部分人的公知属性会逐渐消退,甚至清零,但是有一部分人的公知属性却被维持,甚至增强。这部分人将最终成为真正的公知。这种公知的分化现象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之后,乃至当下,都一直存在。
公知为何会出现分化?因为社会实践,包括生活实践、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如果一个公知真正融入了中国的实践,那么他身上的公知属性将逐渐消退。如果一个人漂在中国实践之上,没有真正融入中国实践,那么他的公知属性将会维持,甚至增强。因为,真正的公知群体主要存在学术界,以及从属于学术界的知识界、媒体界。
即学术界、知识界、媒体界,是公知泛滥的重灾区。
为何真正融合中国实践可以弱化和消除公知属性,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有两条线,一条是实践线,一条是学术线,而且实践线远比学术线更基础、更重要。实践线就是通过生活、生产和政治实践传承,学术线则通过读书做学问传承,即通过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系统传承。
民国所建立的基于西学范式的新学术系统,在学术线上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了儒家,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传承上的实践线,则依然坚固存在。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将使得中国的学生们变成公知,学会“脱中入西”、“骂中崇西”,但是,一旦离开学校,参与和荣誉社会实践,那么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教育,接受儒家的再教育,从而使得其公知属性消退。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最大不同,就在对中国实践、中国实际的参与和融入程度上。共产党参与和融入了中国最真实、最基层的实际,参与和融入了农村和农民,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而国民党则脱离作为中国最大实际的农村和农民,附在上面。
所以,整体而言,国民党的公知属性要高,而共产党的公知属性则彻底消失。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凡是跟随国民党叛逃大陆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标准的公知,哪怕他名义是“儒家”,譬如钱穆、牟宗三之流。这类儒家是“公知派儒家”,实则是反儒家的。

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学建立的西式学术体系,本身就携带着“否中入西”的公知基因,也正是因为如此,后来的毛主席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毛主席搞文革,其根本目的是建立一套反公知的新的学术系统。在这套系统中,大学、学术本身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不需要考试,而是推荐上大学。这些都是伟大的尝试。
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毛主席的建立新的学术和文化系统的努力失败了。改革开放后,彻底否定了文革,并且在学术彻底回归民国新文化系统,即回归西式学术范式。
既然,中国的学术范式本身就是“脱中入西”、“否中入西”、“骂中入西”的,所培养的学生天然就是公知。如果不是公知,反而是教育的失败。同时,在这套学术和文化系统中,中国自身的实际和文化是不具备合法性的,基于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的新中国的体制,也当然没有合法性。
因此,要彻底解决舆论被动问题,就必须继毛主席的文革之后,进行第二次建立新的学术和文化系统的努力,进行第二次学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立一套真正基础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的学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