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遭受舆论攻击，伪军之害重于皇军，病根在学术和文化_风闻

抗疫成功的中国，而且在尽力援助全球之际，却遭遇欧美疯狂的舆论攻击，甚至扬言向中国索赔。正确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从三个层面看。

第一个层面，能够阻止舆论攻击和赔偿诉求被落地执行的，最终靠军事力量。以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会让这种舆论攻击和诉求保持在“胡闹”层面。

第二个层面，中国所承受的舆论攻击，有来自国外的，也有来自国内的，但是最严重的攻击，并不在国外，而是在萧墙之内，伪军之害重于皇军。

第三个层面，舆论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学术和文化系统的延伸。中国之所以出现舆论被动，病根不在舆论，而在学术和文化，是学术系统和文化系统存在根本问题。要彻底消除舆论被动，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重塑学术和文化系统。

下面分别展开说一下。先说第一个层面。

这次疫情把欧美国家的蛮夷属性、流氓属性、强盗属性再次暴露，欧美对中国的组团攻击，也让铭记近代史的中国人，依稀感到重回鸦片战争时代，重回八国联军时代。

事实上，晚清时期的中国正是将欧美视作蛮夷，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一点上，无疑晚清人是正确的，现代将欧美视作文化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则是错误的。

欧美依然蛮夷，但是中国早已不是晚清时的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经远超越欧洲，直逼美国。

中国在短期之内迅速战胜疫情，并尽力支援全球，包括欧美，而欧美却在两个月之后让疫情失控，然而，欧美国家不仅不反思自己的错误，感谢中国的支援，反而在以特朗普为首的政客们的鼓动下，企图嫁祸于中国，手段极其卑劣。

对付强盗属性、蛮夷属性毕露的欧美国家，最终的手段是军事。毫无疑问，如果中国的军事实力依然象晚清一样羸弱，“新八国联军”第二次火烧圆明园将成为事实。

因此，在西方的文化没有发生朝向中国的根本性变革之前，中国必须将其视作蛮夷，也必须坚持发展不动摇，不断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形成对欧美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和军事威胁。

中国应该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方式对待西方。一方面要凭借经济和军事上硬实力打击之，另一方面，打击的目的并非穷兵窦武和谋取私利霸权，而是在阻止西方撒野的基础上教化之，让其抛弃蛮夷属性，接收中国的道义文化，使其道义化、中国化。

西方的蛮夷属性一天不去除，这个世界将一天不安宁，而有能力教化西方，弱化和消除其蛮夷属性的，唯有中国。

下面说第二个层面。

长期以来，中国所承受的舆论攻击，不仅有来自国外欧美的，也有来自国内公知的，而且国内公知之害，远远重于国外。国外的政客是皇军，国内的公知则是伪军。

消除舆论攻击，应该从国内抓起，“攘外必先安内”此时是正确的。只要中国人自己能够团结在一起，并在这个基础上，维持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持续提高，让中国愈发强大，欧美的舆论攻击将会自然逐渐微弱，直至最后彻底消失。那时，欧美的舆论形势将会出现反转，转而赞扬和崇拜中国，一如17、18世纪西欧曾经兴起中国崇拜一样。

公知群体在内部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危害更大，一方面会凭借其学术身份迷惑群众、动摇民心，另一方面，一些公知是大学中的教师、教授，会将这些或显或隐的舆论攻击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毒害下一代。

可喜的变化是，最近几年人民大众正在觉醒，不仅对来自西方的舆论攻击越来越反感，也对来自公知的舆论攻击也越来越反感和敏感。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公知”一词内涵越来越贬义化。

疫情期间以写《武汉日记》“火”起来的方方，以及竭力维护方方立场的知识分子们，就是公知的典型代表。方方在国内舆论中，已成人人喊打之过街之鼠，说明在国内民众对公知派对中国所施加的舆论攻击以及极其厌恶。

说到公知派，就不得不提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第一大公知张东荪(1886-1973)。此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后来极度亲美，甚至恐美。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依然在内心反对中央的“反美亲苏”政策，对与美国敌对感到恐惧，于是就幼稚地企图通过自己的私人力量向美国传达善意，希望美国不要以中国为敌，不要攻击中国。

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而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充满了焦虑，他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

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笔勾出。不仅如此，张东荪直接掩护了与其接头的台湾保密局情报人员，并提供私藏的电台。其中最重要的情报：宋时轮率领九兵团入朝这一信息、军列的运行时间、可能的投入方向，就是通过其提供的电台传送出去的。

最后说说第三个层次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下中国之所以会外遭欧美内遭公知的舆论攻击，陷入舆论被动，原因在于中国不善于搞舆论战、媒体战。这种观点显然是把舆论当成一个独立的系统，这是不对的。

舆论并非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从属于学术系统和文化系统的，是学术和文化系统的延伸。中国长期遭遇国内和国外双重舆论攻击的病根出在学术和文化上。学术的病根一日不除，中国就一日在舆论上无法翻身，无法主动。

学术的病根处在哪里？出在当前中国的学术系统本身，在范式上就是西学的，是崇尚西方文化的。不仅崇尚西方文化，而且否定中国固有文化。概而言之，中国的学术在根本上说就是“脱中入西”的，“骂中崇西”的。这套学术范式是在民国后所建立，更准确地说，是通过新文化运动所建立。

所谓的“新文化”实质就是对当时日本明治维新文化的直接移植，而明治维新文化的基本精神则是“脱亚儒欧”，其实质是“脱中入欧”、“脱儒入欧”。开否定和辱骂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之先河，并以此为前提搞全盘西化的，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与福泽谕吉为代表。

因此，自从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理论上都是“公知”，都天然具备“脱中入西”、“骂中崇西”之思想倾向。而甲午海战之后的日本留学生，也包括少量的欧美留学生，则是“原始公知”。

尽管刚留学归来的，或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都是公知，都具备强烈的公知属性，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其身上的公知属性将出现分化。有一部分人的公知属性会逐渐消退，甚至清零，但是有一部分人的公知属性却被维持，甚至增强。这部分人将最终成为真正的公知。这种公知的分化现象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之后，乃至当下，都一直存在。

公知为何会出现分化？因为社会实践，包括生活实践、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如果一个公知真正融入了中国的实践，那么他身上的公知属性将逐渐消退。如果一个人漂在中国实践之上，没有真正融入中国实践，那么他的公知属性将会维持，甚至增强。因为，真正的公知群体主要存在学术界，以及从属于学术界的知识界、媒体界。

即学术界、知识界、媒体界，是公知泛滥的重灾区。

为何真正融合中国实践可以弱化和消除公知属性，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有两条线，一条是实践线，一条是学术线，而且实践线远比学术线更基础、更重要。实践线就是通过生活、生产和政治实践传承，学术线则通过读书做学问传承，即通过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系统传承。

民国所建立的基于西学范式的新学术系统，在学术线上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了儒家，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传承上的实践线，则依然坚固存在。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将使得中国的学生们变成公知，学会“脱中入西”、“骂中崇西”，但是，一旦离开学校，参与和荣誉社会实践，那么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教育，接受儒家的再教育，从而使得其公知属性消退。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最大不同，就在对中国实践、中国实际的参与和融入程度上。共产党参与和融入了中国最真实、最基层的实际，参与和融入了农村和农民，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而国民党则脱离作为中国最大实际的农村和农民，附在上面。

所以，整体而言，国民党的公知属性要高，而共产党的公知属性则彻底消失。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凡是跟随国民党叛逃大陆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标准的公知，哪怕他名义是“儒家”，譬如钱穆、牟宗三之流。这类儒家是“公知派儒家”，实则是反儒家的。

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学建立的西式学术体系，本身就携带着“否中入西”的公知基因，也正是因为如此，后来的毛主席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毛主席搞文革，其根本目的是建立一套反公知的新的学术系统。在这套系统中，大学、学术本身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不需要考试，而是推荐上大学。这些都是伟大的尝试。

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毛主席的建立新的学术和文化系统的努力失败了。改革开放后，彻底否定了文革，并且在学术彻底回归民国新文化系统，即回归西式学术范式。

既然，中国的学术范式本身就是“脱中入西”、“否中入西”、“骂中入西”的，所培养的学生天然就是公知。如果不是公知，反而是教育的失败。同时，在这套学术和文化系统中，中国自身的实际和文化是不具备合法性的，基于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的新中国的体制，也当然没有合法性。

因此，要彻底解决舆论被动问题，就必须继毛主席的文革之后，进行第二次建立新的学术和文化系统的努力，进行第二次学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立一套真正基础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的学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