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这五年，我们的工作是让孩子吃顿饱饭_风闻

　　编者按

　　你曾经长时间饿肚子吗？对于大多数中国年轻人来说，除了减肥，这样的经验几乎为零。

　　饥饿正在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退，但在非洲，五分之一的人口正在忍受营养不良。联合国5家机构联合发布的2019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全球饥饿人口连续三年增长至8.2亿。而今年，在蝗灾和疫情的夹击下，这一数字恐怕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吃一顿饱饭，对于正在忍受饥饿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解决吃饭的事情，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区来说究竟有多难？

　　本次“世界我说”的讲述者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埃塞办公室的国别主任刘丰蔚。从2015年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埃塞俄比亚开展了“微笑儿童”供餐项目，致力于为当地的贫困饥饿儿童提供免费餐食或发放粮食，助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2017年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后，刘丰蔚和她的同事们一直在埃塞负责基金会在当地援助发展类项目的管理与执行，微笑儿童供餐项目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在埃塞的这几年，刘丰蔚和她的同事们亲历了当地的贫穷和饥饿，也为解决饥饿问题做出了点滴贡献。

　　以下是刘丰蔚的讲述。

　　2017年，我第一次踏入非洲。埃塞俄比亚（下文简称埃塞）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这里一点也不热，还特别冷，6到9月雨季的时候，每天气温不足10度，在家呆着也得开暖气。放眼望去，看到的不是草木茂盛的热带草原，而是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埃塞的人们不仅不热情豪放，还比较害羞内敛。

　　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正在改变埃塞俄比亚。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下文简称亚的斯）就像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到处都在大兴土木。摩天大楼从市中心崛起，奢侈品商店和高端服务业开始萌芽。某种意义上说，亚的斯的基建狂热承载着整个埃塞俄比亚旧貌换新颜的雄心。在一次《金融时报》的采访中，埃塞首相阿比·艾哈迈德（Abby Ahmed）自信地讲到：“如果我们改变了亚的斯，那我们就一定能改变埃塞俄比亚。”

　　●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一处建筑工地 / 网络

　　但改变需要时间。如果你真的来到埃塞的街头，最常见的景象，仍然是大片大片的铁皮房。

　　首都的基建潮渴求劳动力。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希望能够获取更多生存的机会，或者更准确地说，唯一的生存机会。因为战争冲突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歉收，他们中不少人失去了家乡的土地，已经无法继续在农村生存。而这些简陋的铁皮房，就是他们在城里安顿的居所。

　　● 亚的斯亚贝巴随处可见的铁皮房 / 中国扶贫基金会

　　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打在铁皮上的声音特别响。我的同事住在临近的宾馆，常常因为这个声音难以入眠，当时就在想，住在里面的人们该怎么办？铁皮房中常常挤着一两个家庭，每家可能都有五、六个孩子。父母平时微薄的日薪已经很难喂饱这么多小孩，更不用说其他的生活变故，比如这次的新冠疫情来临后，家里大人工作不了，一家人根本吃不上饭。

　　好在埃塞推行十年义务教育，这些孩子还上得起免费的公立学校。不过，很多孩子正因为在学校吃不上饭而面临失学的困境。听当地的老师说，曾经有个学生上课的时候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老师以为学生睡着了，但怎么也推不醒，结果发现是饿晕过去了。没有饭吃，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就会辍学，另外一些孩子吃不饱饭就逃学，在街上游荡。有人一掏钱，哗啦一下就围上去。

　　想要让孩子们继续学业，就要给他们提供一餐饱饭。

　　摸索和尝试

　　中午12点半，通常是学校午饭开饭的时间。这个时候，学生们会排好长队，准备进入供餐的教室领取今天的午餐。教室里面，穿着白色围裙的妈妈团成员们已经准备好午饭。一大勺土豆咖喱盛在英吉拉上，这就是学校简单的一餐。

　　● 孩子们午饭前排队洗手 / 中国扶贫基金会

　　英吉拉是一种用发酵的苔麸粉制作的大饼，看起来很像毛巾，是当地常见的主食。目前埃塞微笑儿童项目的供餐标准是人民币4.2元/天/学生，为受益学生提供早饭和午饭。早饭基本上就是一个面包，一杯甜茶。午饭一般是英吉拉，配上磨成泥的鹰嘴豆泥酱或者是其他酱料，当地人叫它：Shiro。

　　● 当地流行的午餐：英吉拉配shiro咖喱，白色的是煮鸡蛋 / 中国扶贫基金会

　　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一日两餐模式，我们其实已经摸索了很多年。

　　还记得第一次去亚的斯的供餐学校，孩子们看着我的脸其实挺愣的，不知道我是哪来的，来干嘛，看我就像游客一样。对于当地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家。反过来对我们来说，埃塞也是一样。想要在当地做公益，直接套用自己惯用的方式，总免不了水土不服。

　　出于一系列的考虑，我们决定先和当地的一家NGO合作。这个NGO叫“母性之本”，组织成员是来自亚的斯一些公立学校的女老师，因为不忍心看着学生挨饿，就决定募资开展供餐项目。不过，她们平时得教书，无法全程参与项目，于是就聘请一些学生的母亲来到学校组成供餐团队。

　　母亲们组成的团队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妈妈团”。她们不仅负责做饭，还负责食材的采购和储存。但是这样的模式并不稳定，由老师们组成的团队缺乏管理知识，供餐也有一搭没一搭的，没法持续下去。

　　● 周一到周五的食堂菜单 / 中国扶贫基金会

　　和“母性之本”合作以后，我们沿用了“妈妈团”的模式，为供餐项目设计了新流程。基金会定期拨钱给供餐的妈妈，让她们自己去市场采购，买一些适合孩子吃的食物。”母性之本“的老师们，就帮忙监督和反馈，供餐情况怎么样？花了多少钱？供了多少学生？妈妈们领钱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抱怨学校哪块没组织好，哪个老师没做好。这样形成一个相互制衡的关系，也算比较稳定。

　　供餐项目最初开始时，由于资金有限，我们只能在一些学校里面选最贫困的孩子供餐。他们要么没有父母，要么家里有人得了艾滋病，没有外界资助实在过不下去。但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这样做相当于给孩子身上贴了个“我家特别穷”标签。所以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会主动避开学校里其他小孩，去一个小屋子里吃。虽然午饭有了保障，但我觉得他们并不开心。

　　● 妈妈们正在准备午餐 / 中国扶贫基金会

　　其实，在亚的斯公立学校里的孩子，家里基本都非常穷。但凡家长有点钱，都会把孩子送到条件相对较好的私立学校。那边的私立学校不像我们想得那么高大上，一个月的学费差不多也就几十块人民币。但对于极度贫困的家庭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后来来自各方的捐赠渐渐多了起来，项目有了一些影响力，于是我们就做出一个改变，把供餐学校里的学生全面覆盖，基于整校覆盖的原则，新增的学校一旦被选为受益学校，也就会为所有的学生供餐。

　　孩子和妈妈们

　　渐渐地，我们和孩子们熟悉了起来，他们英语其实都不太好，但我们交流也只能用英语。有好几个孩子会拿个小本写下来要说的话，要问的问题，等我来跟我对话。对完话他们就特别高兴，下次继续这样。还有个男孩，一直拿奖学金，然后就去尼日利亚留学了，那边对埃塞来说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

　　相处久了，孩子们也都知道是中国人给他们供餐。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刻，一个来自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姑娘曾经去那边的学校援助，跟我说学校里的小孩见着她就叫“China”。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应该是用这个词，来形容眼中所有特别友好的大哥哥大姐姐。

　　● 妈妈团成员和学生们 / 中国扶贫基金会

　　因为这个项目成果还不错，亚的斯市政府也决定参与进来，拿出一些资金来给当地学生供餐。去年，我们就慢慢退出了一部分在亚的斯的项目，去旁边的奥罗米亚州供餐，之后还去到埃塞和索马里边境上的索马里州，给难民营里面的3000多个孩子提供食物。

　　我们最初也没想到，除了供餐，这个项目还能让一些埃塞妇女受益。“妈妈团”的母亲们基本都是家庭妇女，而且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维持生计的技能。开始供餐后，她们就有了工作，也有了收入，在这个过程中还能获得一些技能。比如她们出去采购，慢慢就明白买东西的时候可以讨价还价，还学会了一些简单财务知识。

　　当时的埃塞第一夫人罗曼·塔斯法耶也很支持这个项目，她组织政府部门给这些供餐的妈妈发放类似我们的个体户的营业执照。过一段时间后，妈妈们就能用执照开个食品店自力更生。有个妈妈在供餐做了几年后，就自己开了个小卖部卖英吉拉，有了属于自己的收入。

　　● 正在制作英吉拉的妈妈 / 中国扶贫基金会

　　去年，随着几个项目在埃塞规模的扩大，基金会在当地注册了国别办公室，还派了同事过来跟我一起常驻，也有了几个当地员工。疫情之前，我们两个中国员工和当地团队都会定期去供餐学校做例行监测，检查食物原材料、仓储条件、厨房和餐具的清洁情况，了解学生吃饭、学校和社区的近况。等学生来食堂排队领餐的时候，还要观察她们是否有按规定洗手，顺便给妈妈团搭把手什么的。学生吃饭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加入聊天，他们总是喂我们吃饭，经常吃着吃着就饱了。

　　疫情爆发之后

　　今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学校很快就停课了，供餐项目也不得已被中断，我和同事去埃塞的计划也受到影响，暂时先留在了国内。亚的斯从3月15号开始关闭学校，暑假是6月开始，这些孩子今年可能都不会开学了，至少到10月份。而且因为疫情，他们家里的大人也被限制出行了，没法出去打工。

　　这是供餐项目开始后第一次大规模停课，好在我们预想到了这样的情形。从2月、3月开始，我们手调整供餐方案，不过这中间程序还是挺繁琐的，等到真正落实，已经是5月中旬。我们把供餐改成了粮食包发放的形式，安排当地员工在那边直接采购苔麸或者面粉，把一、两个月的食物一次性发给原来供餐的那些小孩跟家长。因为埃塞目前还是不能聚集，所以孩子们还是要尽量少来学校。

　　● 当地居民正在领取粮食包 / 中国扶贫基金会

　　这次疫情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加上今年非洲的蝗灾，埃塞的饥饿问题也加重了。我们员工去发粮食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女孩，她说因为疫情她家所在的社区都隔离了，但她老是偷偷跑出来，去学校看有没有开学，就怕开学了没人通知她，因为家里一直没饭吃。

　　饥饿在非洲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分布、气候、土地、资源，还有殖民历史，都是重要的原因。2018年国际援助那么多，科技跟农业不断发展，大家都以为这个世界在变好。但实际上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8年全球饥饿人口达8.2亿，比2017年增加了约1000万。

　　整个非洲又是各种粮食问题的重灾区，2017年联合国粮农署的报告显示，非洲营养不良的人口比例达20%，而埃塞所在的东非，这一数字接近三分之一，情况更加严重。非洲国家本身就底子薄，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下游，这次疫情让它们经济受损特别严重，有很多失业人口。另外，今年蝗灾导致粮食减产，已经有国际机构预测，非洲之后可能会发生大饥荒。

　　新冠和蝗灾确实对埃塞，也对我们的项目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会努力把这个项目维持下去。其实在埃塞，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学校有供餐，让孩子转来上学。有了免费的餐食，越来越多的孩子就能够安心地留在学校里上课。

　　或许把孩子留在学校无法立刻改变所有事情，但教育总是能润物细无声，学校正使这个脆弱的国家慢慢变化。这样的改变，值得我们等待。（责编/张涵宇 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