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率统计与充分就业的实现_风闻

        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大致有几种，一是充分就业，二是稳定物价，三是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四是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五是经济的名义增长率。传统凯恩斯理论侧重于充分就业的实现，货币理论偏好货币供给（对于何种货币则有争议，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货币当局常用M2），我国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最看重的是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在笔者看来，经济的名义增长可能最为重要，因为名义增长是一种综合，是实际增长与一般物价变动直接计算的结果，也是就业与货币供给间接作用的体现。

         2020年，在国际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经济冲击下，政府的政策目标备受考验。年度的实际经济增长目标不再提及，而稳就业已成为“六稳”之首。然而，“稳就业”不等于就业优先，更不等于将充分就业视为最优先的目标。这里有不少含糊其辞的空间。在货币政策上，政府又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融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的具体目标。

        稳就业之难，一是难在失业率统计。城镇调查失业率，由人社部每月公布。该指标指通过劳动力调查或相关抽样调查推算得到的失业人口占全部劳动力（就业与失业人口之和）的百分比，其统计范围过窄，仅含城镇常住人口。疫情下的一季度，经济同比负增长6.8%，调查失业率在5.2%至6.2%之间波动，降幅不到一个点，明显失真。农民工返乡，是大衰退中受冲击最大的群体，没有纳入指标统计。返乡农民工重操农业，没有失业保险，也没有定义为失业。农民在老家的农田简单视作失业保险，然而有田的农民工数量却在减少。

        国家统计局4月20日付凌晖文透露，3月就业人员规模比1月下降6%以上，约18.3%的就业人员在职未上班状态。观察就业状况既要看失业率，也要看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是指全部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付文透露的数据，大概也是抽样调查推算出来，就业规模下降6%，就是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假设劳动力基数不变，也意味着真实失业率上升约6%（合计11~12%）。另有部分在职未上班人员（18.3%）。然而，这些数据并非政府常规公布的数据，政府抑或社会，均难以持续追踪，也难以作为失业率的参考。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抓住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通过国统局不定期公布的这一线索，作为决策的辅助。2月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为12251万人（4月17日公布）。而去年3月末，为17651万人，去年年底为17425万人，大约减少5000万人。

        稳就业之难，二是难在充分就业的标准没有确定。经济学理论中，一般低于3%的失业率就认为是充分就业。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主导政策以来，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目标已基本放弃，诸国的真实失业率在最好的年份也无法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一方面，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还没有完成，充分就业的标准也不宜拔得过高。另一方面，以缺乏可行的失业率统计为由，拒绝任何充分就业的衡量标准，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在现行失业率指标全面完善前，我们依然可以参考过往几年的数据，列出城镇调查失业率5%，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8000万人，作为暂行的标准。其中劳动力总量应结合城镇化及人口变动而有所变化，如每年增长1%。

        稳就业之难，三是难在降低失业率的政策应对。就业市场的严重状况凸显了当下所处的衰退状况。随着疫情的受控，二季度经济正在改善，但失业水平仍然较高。在短期内，政策制定者需要果断的行动，综合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率的提升。目前，已采取的财政措施，如年度财政赤字率3.6%以上，赤字规模增加1万亿，同时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货币政策方面，M2增速明显高于去年等。相关政策效力应与就业市场状况挂钩。当就业市场明显好转时，各项刺激政策可逐步退出；当就业率距离完全就业之标准较大时，刺激政策需要维持乃至进一步的强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疫情的因素逐渐淡出，分配正义的因素则显著增强。没有一个更加平等和更加正义的分配与再分配政策，充分就业的目标恐怕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