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吉坷德：王振华案，民意与法律的对撞_风闻

                                                                                     （图片来自网络）

“法律要讲天理”，这个天理的现实反映就是民意。

 王振华案激发的广泛民意，正在掀起了全社会的评判和质疑。

 一句话，不是民意出了问题，就是法律出了问题。

 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维护民意中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出了问题，民意就有权力矫正法律。只有建构在民意基础上的法律，才会带来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民意就是最高的法律，法律和民意是社会价值观的底座；当法律和民意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社会价值观就会轰然坍塌，就会带来法治和社会的堕落。

对王振华来讲，当此案被定性为猥亵幼女罪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赢了。

一个58岁的恶棍，性侵了被拐骗来的九岁幼女，然后说是嫖娼。他不但赢了，不但要讨回自己政协委员、全国劳模等一切光环，而且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无罪。这是对5000年文明的亵渎，是对天理人伦的践踏，也是对法律的最大嘲讽。

性侵幼女，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人类的最大禁忌，都是对天理人伦的最大悖逆，都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戒。为什么一个简单到连小学生都会迅速做出判断的问题，却引起了全社会火山迸发般的民意，这才应该是关注的焦点。

几十年来，有些法律经常会令人瞠目结舌，比如开胸验肺、带套不是强奸，嫖宿幼女，不主动配合强奸被判刑等等等等。只要不是神经错乱，你都无法从这样的法律中找到任何民意。法律失去了民意，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稳定系统。王振华案正在最好地诠释这一因果关系。

掏鸟窝、写小黄文、拿走ATM机多吐出来钱可以判十年以上，而一个恶魔摧残拐骗来的九岁幼女却只能获刑五年并坚称自己无罪。法律的精髓和灵魂就是情理法的高度统一，情理就是道德，就是民意。没有建构在民意上的法律，不但一文不值，而且贻害无穷。这样的法律有多少，是个必须追问的大问题。

中华民族是崇尚天道正义的民族，民意滔天就是天意。这种民意不仅是法律的来源，不仅是统治合法性的来源，而且是社会秩序的来源。失去民意的法律越多，社会公平公正的保障就越少。

精英立法替代大众立法是法律溃败的源头。精英立法的最大问题就是用少数人的利益置换了立法基础的民意，使法律成为实现利益集团愿望的文字游戏而不再具有惩恶扬善的功能。几十年来大量法律法规缺乏民意的基础，甚至明显侵害人民权益，过度保护权贵利益，肇事者就在这里。

此案中突破人类良知底线的王振华，无论作为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在当今社会，都是精英民主状态下“立法团”的天然成员，享有一定程度的法外豁免权。2016年1月就明确拥有外国国籍、永居权的人不得入选人大和政协，但这不妨碍加拿大永久居民的王振华2018年成为上海市的政协委员，给没有人能够凌驾在法律之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污渍。

法律是为人服务的，在精英立法中变成了人为法律服务。精英垄断立法把法律完全变成了不需要民意认同，只有法律逻辑没有法律正义的“自动售货机”。这样的法律不再保护善良，不再维护正义，成了“懂法的人”饕餮横行的原始丛林。

顶级的财富就会驱使顶级的法学家和律师为其服务，这一规定套路屡见不鲜。今天那些为王振华向法律讨还公道的专家同当年“沈阳刘涌案”中的专家一样，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傻子都懂。法律离民意越远，越模糊越朦胧，他们肆虐的空间就越大，吃的就越饱。就人品而论，无论是鉴宝节目还是推销保健品的骗子专家都比他们人格高尚，都比他们对社会的危害要小。

精英大叫的“司法独立”，没有独立于权势，没有独立于资本，没有独立于王振华的天价律师费，唯一独立在民意之外。司法独立的基本前提是公众立法和公众判决。不客气的说，没有民意基础的“司法独立”，正在制造一种“新封建主义”。缺乏民意的法律和漠视民意的“司法独立”使刑不上权贵再次滥觞，有钱人的犯罪成本太低，权钱可以肆无忌惮地玩弄一切社会秩序。

当大贪官成克杰、胡长青、黑恶资本家刘涌人头落地，老百姓奔走呼号，拍手称快的时候。“非暴力不死刑”迅即出台，让精英们顿时安下心来。对于仅仅剩下暴力的杨佳、张扣扣、夏俊峰等底层人士来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能是来生争取的一个美好愿望。

很烦正义不会缺席这样的屁话，当法律远离民意，当人民利益和意志无法在法律上得到体现，到哪里去寻找正义？

去年7月3日，上海《新民晚报》率先报道了王振华的恶行，随之被有关方面要求撤稿。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个公众平台，如果权贵们完全控制了舆论，如果没有铺天盖地的民意，王振华的案子甚至可能进入不了司法程序。又哪里来的正义？升斗小民和巨富大豪之间的公平正义，如果没有一个叙事史诗般的宏大时代，永远都只能是法制幻想。

中国很多“先富起来的人”有不敬畏法律的习惯。“可抓可不抓的不抓，可罚可不罚的不罚”，法律对富人的宽容毋庸多言。如何找回法律抑制豪强，锄强扶弱的天性，这才是今天法律的方向。

九岁女童被拐骗、被性侵正在拷问着全社会的良知，这是民意滔天的法律觉醒，凸显着社会大众对公平和正义的渴望。实践验证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大众政治、大众民主、大众立法的回归，只有人民真正成为立法主体，才能把法律交还给人民，才能形成全民自觉的法律信仰，才能让法律尊重人民的一切。

王振华案是猥亵还是强奸，是否属于“特别恶劣情节”，带来了法律和民意严重的冲突和对撞。法律认为判刑五年已经为社会寻找到了公正，民意要求采取更严厉的刑事惩罚。谁会最终胜出，在经济回归民生，法律回归天理的今天，对中国的法治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本案中罪犯王振华不管是用身体的哪个部分性侵了九岁女童，哪怕是用眼睛，都是典型的强奸。中国不是有很多人在大讲“国际惯例”吗，这就是“国际惯例”，是公平和正义的惯例，也是人类的惯例。这个我们曾经长期适用的法律，经过那个臭名昭著的“嫖宿幼女罪”的罪恶勾兑，致使性侵幼女有罪无罪到成了扑朔迷离的问题，这是毫无异议的法律倒退。

还有那个王振华同案的周燕芬，这个女人不仅长期为王振华提供女性淫乱，仅仅在此案中，她就犯有典型的拐骗儿童、组织和强迫卖淫罪、强奸罪三项罪名。对这样一个比古代“王婆”邪恶百倍的当代“王婆”，区区四年的判刑能堵住悠悠众口吗。对比一下湖南“唐慧案”的判例，会不会发出天上地下的惊叹。

没有人要求法律一定要尽善尽美，但是当法律明显的违背天理人伦，违背人类道德常识，那就不仅仅是条款的模糊有待清晰，而是要追究这样的法律到底来自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与民意严重冲突的法律。

法律就是一个风向标。法律一旦与民意严重冲突，表明法律被少数人绑架，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王振华案将向善还是向恶的法律拷问推向了社会，每个人毫无选择的要做出回答。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连九岁被拐骗，被性侵的幼女都无法保护，就没有资格侈谈文明。

法律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范，民意才是终极审判。王振华是猥亵还是强奸，只有面对这个终极审判，其结果才会被社会接受。

民意不能获胜，则法律已经死亡。

最悲哀的结果是，舆情的热度一过，人们便很快地忘记了这个事情。王振华和他的同类们仍然会享受着法律的庇佑和社会的崇拜，“法律党”会拿着大把的佣金欢快地奔向下一个目标，我们仍然行走在由丛林回归人类的路上。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先例而是有着太多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