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一个自比屈原的理想主义者丨贾行家专栏_风闻

　　端午节将至，人们在手捧粽子的同时，多少也会想起两千年前的那位卓尔不群的楚人，屈原。在屈原仙逝一百年后，一位名叫贾谊的年轻人来到楚地，途径湘水，写下一篇《吊屈原赋》，自比屈原。贾谊有此资格，他们一样秉性高洁，一样才华横溢，也一样生不逢时。今天的贾行家专栏，我们随作家一起，来到湘水之畔，走入屈原、贾谊的世界，在两千年的跨度里，捕捉到了历史与生活的隐秘联系。

　　误解，镜子

　　撰文：贾行家

　　十年前你追逐它们，十年后你被追逐

　　因为月亮就是高高悬向南方的镜子

　　——张枣

　　狂人龚自珍仕路蹭蹬，提到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庄子和屈原如此不同，却合在了李白身上。庄子在寓言之间的话称为卮言，宋人是战国地域歧视的靶子，但好歹算“亡国之余”，位于语言和文化中心区，王化中人能听清楚这卮言，只是听不太明白。屈原的唱诵是明白不清楚，字句中有巫鬼出入，雍容妩媚，让人神魂缭乱到不敢多听，又忍不住要听。

　　他以最坦然的高傲宣布：“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讲述自己如同讲述神灵，他以香草为披肩，以秋兰为配饰，他清晨在山上采木兰，傍晚在沙洲摘宿莽，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黄金珠玉配不上他，他只与至清至洁的草木为伍。他是沈从文写到过的王子，“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权威，是力，是光。其他的德行则与美一样，得天比平常人都多……女人不敢把他当成目标，做那荒唐艳丽的梦”，那故事是在小小的寨子里，而屈原是广阔楚地上唯一的王子。他在草木零落之间，望到了自己无从推卸的职责：楚地唯一的王子，要守卫自有传说就有的王室，还要学中原的圣贤，温柔地放牧百姓，要“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他的丰神俊美让群臣妒忌了，他忠直的话，让君王猜疑了。于是他踌躇于“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司马迁兴高采烈时会转向小说家言：屈原披发行吟江边，遇到一个渔父。渔父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能与世推移。你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何妨随波逐流。你说‘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怎么就不能自己也跟着喝上一杯？”渔父大概算庄子之徒，但只学到了皮毛，见识平庸、也可以说是便宜许多。“庄学”的内涵，本来就有不断堕落的趋势。按最近的考证，庄子只比屈原年长二十来岁。那么，渔父也不算庄子门徒，属于当时常见的一类人，专门出来挖苦圣贤，庄子只是其中最高明的一个。

　　渔父的主意，屈原早已想得周遍：“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可以远游四荒之地，也可以退回少年时满兰草的河岸。然而，那唯一的王子真的“与世推移”了，就落入了污浊的谣言。连天生的使命都不敢面对，“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凭什么再穿用菱叶荷花做的昔日衣裙？贵族的高傲，要肯为这高傲而死，所以贵族很早就死绝了。“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仿佛还在说进取，实在已经决意要归去另一个世界。

　　屈原和庄子并不真如龚自珍所说完全“不可以并”——王国维说：“（东周的）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屈原和庄子的不同，如同散文和诗歌不同，如同宋国的平坦固执和楚地的山泽剽轻不同，而他俩的浪漫和散漫，又共同属于南方派。庄子从玄想里碰撞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屈原从感情里碰撞出另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他的命运来自天赋，必须入世，他的歌用不着像儒生那样言志，也就是反复申说理由，他那南方的想象和声音注入北方的咏言歌，写成了从前写不成的长度。这全新的东西，流出楚地，流入历史，还要等到最聪明的北方“舌人”来转达，用同样的歌喉唱和。一百年后，贾谊渡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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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贯县城的这三条路，没一条好走的，日后都值得说说。三条路在北面汇集到一个大镇子上，那镇子过去归林场管辖，经济采伐中止，跟着死了一半，旧广场和运木材的火车站周围被开成了菜地。比起县城，村里的男人们更爱到这个镇买东西和嫖娼，这里的长途汽车来回走高速，来回省城比县城快小半天，在外面少吃一顿饭。

　　那三条路烂得差不多，村子在县的腹地，我每次都走南边的省道，这条路沿水，有五六十分钟的路程是贴着和缓的江湾，最开阔处看不到对岸。每次走这路，我都重新想一句傻话：生在渔村真和生在只有枯河的村子不一样。冬天，渔船冻在江里，还可以用电镐砸开冰，下网进窟窿里，鱼在跃出冰面的瞬间冻住，保持着最后的姿势。我搭讪着想买几条，他们咧咧嘴——是冻的，不是在跟我客气，说：“不卖，自己家吃。”

　　他们的客气，要等到江面化冻，四月至十月之间，村里经营食宿的时候。沿路的各家都叫什么渔村、什么度假庄园，东北缺水，人就特别渴望水，渴望全家开车到江边来吃两顿鱼，打一宿麻将。周一到周五，从中午起，渔船陆续在公路另一边靠岸，把一盆盆的鱼虾端到马路牙子上来卖。这时，就轮到我不客气了，摇下车窗问价钱，瞎指半天，啥也不买。东北人问“你到底诚不诚心”，十回里有八回不是说修身治国和恋爱，而是问顾客想不想买。我求索的是条四斤多的牛尾巴，或者够炖一大锅的嘎牙子，也就是南方的“昂刺”。我向我姥姥学的炖法是关里农村的熬鱼，不是东北的酱焖。在快进县境的地方，江水掉头了，只能草草买了两条雅罗，渔夫看快四点了，好说歹说，又卖了两条鲶鱼给我，把剩下的一条也白饶了。

　　抄一段在别处写的：灶台上坐着口八印的锅——东北卖锅论印，八印大概是直径七十来公分，我没量过。在家家只有这一口大锅时，做菜、烧水、蒸干粮蒸饭都使它。所以推崇“一锅出”，就是锅底下炖菜，锅边贴饼子。看着容易，真贴就知道了。“凉锅贴饼子——蔫溜儿”说的就是这事儿。灶坑的火比煤气炉难把握。东北农村烧苞米秸秆，家家院里都有个老高的垛子，抽一抱，一节节探进灶坑，这顿饭就够了。还烧荄子（玉米晒干脱粒之后的棒子），荄子不像秸秆疏松，但扛烧，适合取暖。说烧煤那不是过日子的话，一冬天得多少吨煤？种一亩苞米才挣那几个钱，全屯子没几家烧得起煤的……那几间房，应该是很早盖的：进门是灶台，左手一大间住人。灶台连着火炕……农村男人不做饭，老婆不在家，宁可揣起手无烟向隅，很有气节的饿着。

　　我拎着鱼进村，房东老徐正有气节地坐在门前条石上。老徐是勤快人，我不在的时候也常进院来扫地收拾，不是“要个情”，就是看不下去。他大概六十了吧，因为劳作和晒得黑，农村这个年纪的男人不大显老，寿命还是比城市人短，是在突然间衰颓的，也没什么机会抢救，短的是“挎筐”半身不遂的那一段。村里，从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到老头儿，就算差辈，互相说话也不客气。我说：老徐，你要想跟着吃鱼，就给我把火烧上吧，我烧柴火比你费。他咧嘴笑了，说：对啊，你们城里男的在家做饭。走过来看有鲶鱼，说咋是鲶鱼呢，这是江边上吃死人的鱼。我说：你就说你吃不吃吧？他说：吃呗，吃也中，我回家拿几个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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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水当然也是好水。不知怎的，或者说自然而然，贾谊乘舟走在上面时，就从水里照到了屈原的影子。

　　虽然相隔不久，但他是新朝里的新一代，生于汉高祖七年。这洛阳少年十八岁以文章成名，二十二岁被召为博士。他老师吴公是李斯的学生，他又向丞相张苍学过《左传》，张苍是荀子的弟子。贾谊论证的儒法兼备是荀子一派，霸气淋漓，有李斯的风格——秦代文章，杀得也只剩下个李斯。

　　他在这年的《过秦论》里写道：“兼并者高诈立，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也就是说秦的速亡不是由于残暴和基建的规模都太大，而是在以取天下的政治来守天下，不懂自我削减，越求刚强整齐，败亡得越快。“可立而待也”也许是后见之明，恐怕连摸着石头起义的诸国也想不到：秦国竟然败得干干净净，连基业都丢了。所以刘邦才要问：“到底是为什么啊？”

　　有今人说，秦国灭亡之快，因为摧毁了六国货币，“物贱钱贵”扩算得比民乱快，而且波及到文帝时代才逐渐止住。无论如何，贾谊的持论跳出了陆贾以来的窠臼，达到汉代政见的高点。这洛阳少年雏凤清于，展露出王霸杂用的头角。同为少壮的文帝当然看着可爱，后世儒生幻想起被明主拍着后背乃至搂着肩膀的情景，也无不觉得可爱，隐约间，自己好像也多了什么盼头似的。

　　贾谊的时论被迅速经典化，《史记》《汉书》直接以《过秦》为论、为赞，都自以为发不出更好的见解。宋代人还留意到它的文体，说《过秦》是“以赋体为文”、“作论而似赋”。从技术上看，是，又不全是。汉人浑厚，文章是有大体无定体，或者说“破体”。篇头“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句，惯熟四六的后人，会习惯性地写成“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意；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然而气韵近似，还来说这句：有人说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是一个意思，说一对也就罢了，怎么还要说上四遍？简直如“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赋家的最高愿望，是有个嗓门亮堂的人把文章念给皇帝听。这在记载里，就会变成皇帝就着煤油灯反复读了一宿，读完之后发誓说：若能拜这贤人为师，死也无憾了。法家、儒家的文字里，都有这类修辞技术。文字铺陈一些，悠扬一些，皇帝的脑袋才好跟着多摇上几摇。连被秦国灭掉的国家都不止四个，席卷、并吞，怎么就不能说上四遍呢？钱锺书说，像“比权量力，不可同年而语”这种以时间拟程度的修辞，也是贾谊创造的。这类细节，代表着贾谊的文坛地位：古文家模仿的秦汉风格，是以他的“西汉鸿文”为标榜，骈文家推崇的赋体，也是以他为创始。

　　过湘水时，贾谊就拿这写什么像什么的本领来模拟屈原了。他此行的心情，相当的不大好。在长安做了太中大夫以后，他又写《论积贮疏》，又要改正朔，兴礼乐，易服色官名，又要主张遣返列候回封地抓地方经济，又怂恿皇帝就从周勃开始。文帝刚清理过吕氏，和诸王、老臣的关系一动不如一静，但不妨先火力侦察，自己不便说又想说出来试试的话，已经被贾谊主动说出来了，感动肯定是有一些的。老臣们反弹激烈，又有点儿被动，那自然要让贾谊来顶缸。文帝是宽厚之人，只把他调到了楚地。看起来是疏远，也是让他远离矛盾，可以说是更深远的关怀。长沙王已经是最后一个异姓王，把主张集权削藩的贾谊派给他，文帝岂止宽厚，还很幽默。

　　我常在此处出神：为什么向帝王献上这等宰割天下利剑的，前有韩非，后有贾谊，往往是性格单纯、品行端正的人呢？说他是为自己的话，韩非怎么死的，李斯怎么死的，更远的商鞅怎么死的，他比谁都清楚，文赋里也写过；看来，他真觉得自己和那些人不同，确定自己属于这利剑的把手；真信皇帝的“人品”比皇帝的利益重要，而文帝的人品是好的；真认为重复地做一件错事，只要心意够诚，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后世儒生哀叹贾谊早死，但就算他身体和老徐一样好，情绪和广大群众一样稳定，脑袋也未必始终长在脖子上；儒生主动把脚下的路越走越窄，好像也是从他开始的。说他是为民，他说“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完全是利害视角，相比之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虽然意思类似，还是显得温柔敦厚一些。如果他就是单纯地为皇帝，那我就不关心他的情感归宿了。

　　贾谊此时写的《吊屈原赋》，是一面由误解和精铜铸造的镜子。除了文学才能，我并没有看出他和屈原有多像。

　　他自己是坚信和屈原互为镜像，乃至“互通庆吊”的。以祭文抒情，这是贾谊的儒生本色。儒法两道，在他身上的共处方式，是君王最喜爱的，从前的法家纵横家阴鸷如狼，儒生们绕来绕去，又穷又倔，半天说不到点子上。我上坟烧纸，常看到新下葬的人家闹丧。一个女人拍着大腿边哭边骂，说自己如何问心无愧，不怕现在天突然阴下来，打雷不一定劈死谁呢。从还活着的公爹，到大嫂大哥、四弟媳，想必二嫂还不坏或者死了，然而小姑子又格外可恨。他男人只在旁边不怎么积极地喝骂几句，应该是觉得她闹得有理。我第一次看这场面，担心这家人后来不好见面。结果在山下看那女人重新有说有笑，才知道死丧在地、家产没分完时大闹会酿成积怨，到了坟地如同上了酒桌，谁愿意说两句那就说两句吧。自家尚且如此，哭外人更是有益无害的排解，高秀敏称为“正经坟不哭，哭乱葬岗子”。

　　贾谊这镜子，是以楚辞为像，但楚辞也许不算文体，因为屈原之后不再有楚辞了。《吊屈原赋》的四五言类似《怀沙》，形容和字词摘自《卜居》等篇。情境好像也可以比较：屈原是“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他是“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屈原感慨“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他悲愤于“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今天来看，方正和廉贞还是不大相同的。屈原学兼北方，思想里仍然有南方的奔逸。《天问》对天地人神开列出一百多个问题，如：是谁测量了天穹？地为什么从西北斜向东南？月亮为什么死而复生？太阳每日奔行多少里？天门关上时，它又藏身何处？水流向东方，怎么没有满溢？这些问题，全被贾谊的同道视为“以泄愤懑，舒写愁思”，或者小孩子乱发脾气，屈原问得奇奇怪怪，那也是由于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才有这等凿空之谈、谬悠之语。他们这么看，因为自己擅长哭乱葬岗。

　　屈原在悲愤于“我又何言”之前，提出过真正的思想命题，发现了认识中的悖论：“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谁能说清楚明暗混沌的来历？谁又能完全认识弥漫无形的宇宙？既然人不知道自己的来历，那人生的意义从何说起？后面的疑虑是：我们到底能知道什么？我现在问苍天，这苍天真值得被问吗？后世儒家大概还在沿用东周的地域歧视，视屈原为半个蛮夷，怀疑他那一身花草衣裳下面，还刺着一身好花绣，其实不足与语。贾谊对这些也不大上心，他文章里点缀的问题属于设问，紧跟着就有准备好的答案，读起来也是酣畅淋漓，相当的自洽。

　　这不同更在于：屈原是高阳苗裔，是楚歌里唱到的王子，掌管楚国王族三姓的事务。他望见过庄子的那个世界，但决心不走过去，楚地的贵族，向来就有退无可退的宿命。对这一层，贾谊恐怕没想过。因为《史记·日者列传》里，他问过长安的卜人司马季主：“像你这样的高明之士，为什么从事如此低贱的行业？”随即被对方嘲弄：“贤人侍奉君主，劝谏不被采纳就会隐退，不至于去低声下气地趋奉……拿着华丽的空文欺瞒君主以骗取尊崇，享受俸禄。”虽然说得不全是贾谊，他也“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把头低低地埋进车横梁下面，大气都不好意思喘。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恶作剧，贾谊在《吊屈原赋》里说“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骖蹇驴兮，骥垂两耳”。卜人挖苦他的话里，也有相同的比喻：“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这几句话，在《离骚》里也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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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续）